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事实角度，个体不能脱离一定形式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社会都是人群的第一种组织形式。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生其中并居于其上的力量，社会不仅是有别于，又是先于国家的领域[86]。对于传统中国，只是专制王朝体制后来居上，并以政治强力包揽基层，乃至民众生活的主要领域，但政治力永远不可能填补皇帝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所有生活场。生存所需，民众仍然通过血缘、地缘、信仰、业缘等形式组织起来，表现为宗族、邻里、民间信仰团体、行会等基层单位，通过各种机制与秩序运作，与国家之兴衰浮沉相表里[87]。这种组织，这种介于朝廷、州县、乡村的生活场，就是本书所谓的“社会史”。
赵世瑜、邓庆平在回顾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基础上，概括社会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当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宏观范畴以及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具体问题[88]。在本书拟定的时间（唐代）、空间（京畿）范围，限于材料，社会史研究的展开不是面面俱到的，重点希望达到两个目标：第一，用改良化的朝廷、州县、乡村三层构造模式[89]解构京畿乡村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包括皇权如何统治核心区的乡村；在政治高压下，本区域的民间是否存在自身的运转逻辑及“非官方”组织？第二，致力于通过史学分析、量化分析、人生史、田野考察等各种手段，揭示京畿地域的各种社会特质；思考这些特质与唐帝国齐整律令，与统治力之间的张力，以及京畿如何在张力下完成有唐一代核心区的角色。
具体来讲，本书将重点关注下面一些话题：
1. 帝国行政建制与京畿基层社会自有的组织形式。唐帝国基层行政编制县、乡、里在京畿的推行情况，与村、坊自然地域划分的并行、糅合，促成基层管理单元的重组；京畿基层社会的组成单元，包括因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邻保等组织，因血缘结合而成的家庭、宗族，因共同信仰，在佛、道名义下从事公共活动的组织，等等。
2. 皇权深入本区乡村而形成的社会控制格局。京畿区域与外州县相比，皇权的影响力巨大，这一方面表现为皇帝意志可通过行政控制层级迅速下达至近畿，而处于行政金字塔下层的乡野民情能便捷上达统治者，推动区域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由皇权衍生的附加力量亦由城内溢出城外，或代表皇权，或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乡村争夺资源，挑战日常统治秩序；皇权的直接与间接“下乡”，与乡村本地的非官方力量相叠加，形成多元的权力网络与复杂的利益格局。
3. 京畿基层社会的组成单元在帝国政治力与乡里强干之家的交互影响下，遵循特定的秩序而形成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大姓宗族的经营策略在长安城、乡间的变化；士人地主群体为谋求进身之路在城、乡的居住选择与心理活动；小农家庭的谋生方式、日常农事安排、收入、支出；在地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与信仰世界等。
三 关于书名
基于前述各种理由，本书将对唐都长安及其周边区域（畿县、乡、村）进行统合研究。在展开观察与讨论之前，我们当然最关心历史现场与历史人物的实际感受，即在唐代京畿区域居住或活动的人群，是如何看待、描述畿内与长安的关系的。
农、工、商阶层应为京畿社会之大众[90]，由于服役、纳税、营生、市易等各种活动，他们参与了长安与畿内、城坊与乡村之间的人员流动；但如“研究对象”部分指出的，大众处于“失语”状态，较难复原他们的生活轨迹，亦难推知他们转徙城、乡的心理感受。探讨时人的长安、畿内生活体验，有一个良好的样本群体——京畿县官。赤、畿县萃处京师，地位崇高，其令、丞、主簿、尉等为美官，是有唐士人竞相求取的对象；赤、畿令属中高层文官，而丞、主簿、尉品级虽不高，却是通往御史、拾遗、补阙、郎官的捷径，经迁转可官至中书舍人甚至宰执，仕宦前景辉煌。这类职位不是士人的释褐官（流外与视品官出身者亦被禁止充任），一般的入仕途径是进士及第或门荫出身——初任官——转任此官，或进士及第——中制科或博学宏词——授此官[91]；这也意味着，这类职位基本上由唐代知识水平较高的青年才俊出任，他们有着当时一流的诗、赋、策、判的写作能力；而当他们走出书斋，初为抚民之官时，就开始直面长安之外，近畿的乡土与民情，必有感而作。
据相关学者统计，自天宝末至大历初，元和末至长庆初，畿县官吏诗人代出不穷[92]，如柳宗元[93]、白居易[94]、沈亚之[95]等。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心境来观察、体味、书写近畿，并以近畿与长安做比较。白居易作尉盩厔时的生活与心态，本书第7章有摹写。这里首先关注中唐文人官员王建的京畿生活。
王建以诗知名，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关于其生平事迹与仕宦经历，史料记载有限，既有研究多据《唐才子传》[96]等文献及诗人作品推测，围绕其是否进士及第，是否任校书郎、渭南尉，任职的具体时间等，各执一词[97]。这里综合各家之说，略述王建的早期仕宦经历。
贞元后期，年逾三十的青年文士王建为求取功名，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开始了“从军走马十三年”[98]的藩幕生活；贞元末，得随刘济北伐奚人；至迟于元和五年（810），离幽州赴魏博镇，入节度使田季安幕；此后数年间，历“五侯三任”[99]，经过魏博军将争夺节钺的斗争，深受新任节度使田弘正的赏识；至迟于元和八年，由田氏举荐，离魏博，赴京师参加铨选，取得了与京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但选官一事并不顺利，滞留京师经年，自言“长安寄食半年余，重向人边乞荐书”[100]；元和九年方得授昭应丞；至元和十二年底离任入京[101]，官昭应的时间三年有余。
昭应为赤县（或言次赤），在长安城东五十余里，处京师东出趋潼关的交通要道[102]，昭应丞官从七品上，是京畿县官中的美缺，且入补京官的可能性较大。官昭应的时间内，王建曾寄诗友人张籍，谈及自己的处境及对长安的看法，见《寄广文张博士》[103]：
春明门外作卑官，病友经年不得看。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
王诗校注者多以此诗表达了郊野小县官的卑微心态及对功名所寄地——长安的向往，对“莫道长安近于日”句，解释为，长安，用以指代帝京；日，用以指代帝王；长安为帝王所居，昭应距长安仅一驿路程，故曰“近于日”[104]。
细究此句的结构，牵涉出唐人诗文中常见的“长安”与“日”的比喻，如刘禹锡《谪居悼往》之二描述贬谪长沙卑湿之地的心境“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105]，权德舆《惠昭皇太子挽歌词二首》曰“天归京兆新，日与长安远”等[106]。再究用典，又牵涉出永嘉之乱、司马氏南渡后，围绕晋元帝与其太子（后之晋明帝）之间发生的一段对话，《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记：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107]
与王敦、王导共天下，偏安江左的司马睿，对晋王室重振基业，还于长安、洛下旧都的前景盘桓未卜，借用孔子对两小儿日初、中远近之问[108]，以日与长安之远近，询诸膝上爱子。幼童之明帝初以常识断之，次日群臣宴集时，又改口“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可以说敏锐捕捉到了其父及南渡衣冠对北方故土的怀念。后世由此衍生出“日近长安远”的典故，用以比喻帝京遥远，虽向往而不可至，寓指功名难遂[109]。
明了此典基础上，再玩味王建此诗之旨趣，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承认其为官的昭应“喜得近京城”[110]，近在春明门外（长安城东出的重要城门），即长安近。另一方面，强调以昭应为代表的近畿与长安的区隔，即长安似近实远；所谓区隔，于诗人而言，主要是仕宦层面的，虽然赤县佐官的理想迁出官是侍御史、郎官等京官，但回转入京，有相当的难度，需要特殊契机。王建本人沉沦昭应县多年，自然慨叹“升天却易到城难”；但他的仕途旋即出现了转机，元和十二年底，得授太府丞（从六品上）；当“谢恩身入凤凰城”[111]，再入长安时，这位新任京官，应亦跻身高颂皇恩近的朝臣队伍了。
王建的昭应—长安经历只是唐人长安城、乡生活经历的一个剪影，却折射了京畿区域的社会特质——近长安。与外州县相比，这种“近”，首先是道里（地理距离）的近，王建所在之昭应为长安东出近县；而京兆府所属诸县中较偏远的盩厔，到长安亦不过一百余唐里，依照唐人行程，快马一日可至[112]；畿内则以距京师五百里为限。政治距离的近，也是京畿的突出特点，最高统治者及其侧近者阶层因执行相关礼仪与事务，频繁踏足畿内，甚至对畿县、乡、村实行直达式指导，而民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高层政治人物，将下情迅速上达，这里“天高皇帝近”。对于王建、辅恒这样的仕宦求取者而言，京畿的魅力更在于功名近而易得，长安是“凤凰城”，是“名利地”[113]；如果不能直跨帝京，选择先寄居畿县、乡、村，在此探求长安官场态势，把握政治机遇，寻求多元化的进身渠道[114]，实为唐人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
本书虽然提倡走出长安，关注近畿乡村区域的聚落地理与社会形态，自视为长安学的“另类”作品，但并不赞成“去长安化”。京畿乡村最近长安，与长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习等层面阴晴相依，不应在京华烟云之外。从事京畿地域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帝国核心区的特质来孤立地看长安繁华，更不能刻意回避长安以及京畿近长安的特质；这种辩证性，是本书展开研究的前提。
综上，我们采用以王建为代表的当时在地者对长安—京畿关系的表述，以“长安未远”作为本书的书名。
四 相关研究回顾
本书对唐代京畿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涵盖基层行政、地理、人口、经济、社会信仰等子课题，与每个话题相关的研究情况，于各编、各章开头做简要提示；这里仅对有关于总课题的研究予以简要回顾。
魏晋隋唐乡村史研究回顾
唐代京畿乡村社会研究议题的展开，无法避开中国上古、中古史领域关于乡村与地域社会诸问题业已积累的学术土壤。以往战国秦汉至唐宋“村”的研究中，中外学者论著纷出，关注点集中在三个问题：1. 村的起源与聚落形态，2. 村与豪族的关系，3. 国家对乡村的控制[115]。
魏晋南北朝乡村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宫川尚志和谷川道雄。宫川氏《六朝时代的村》一文，是关注所说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认为六朝时代村十分普遍，前身是汉代的“聚”，魏晋动乱时期废弃的县城也是村来源之一，村是对人口新聚居地的称呼，主要分布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六朝时期的坞壁是人们认为“村”的一个原型，由此出现了由坞壁而北朝村落，由聚而南朝村落的南北差别现象[116]。宫崎市定亦指出由先秦至魏晋六朝，乡村聚落经历了由城居为代表的集聚居住至以散村为代表的分散居住这一转变[117]；何兹全、韩昇、陈琳国等都支持此说，以为从两汉的聚落到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可视为由城市到乡村的变化，坞壁是由秦汉乡里亭到隋唐村落制的过渡形态，乡村组织由此而产生[118]。
对魏晋南北朝“散村论”，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鲁西奇依据对汉水流域古聚落、城址的实地考察，结合《水经注》等文献记载，指出六朝时长江中下游河谷地带的聚落形态普遍表现为规模较大，四周围以城垣或壕栅等安全防御措施的集居聚落；而在北方，中原地区为坞堡所占据，有如聚落之城，两汉以来散居于平原之村落无存[119]。这与宫川氏观点全然相反。有学者着重对战乱时产生的坞壁之形态、功能、类型等进行了探析，以其为一种类似城堡的封闭式集居共同体，亦不同意其形同散村[120]。
而谷川道雄则侧重于上述第二个问题，他以日本近世的村社共同体为参照系，在对村的研究中构建了“地域共同体”理论，认为六朝的地域社会是以名望家为中心建立的。地方宗族以名望家为中心，通过村的形式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乡党。豪族通过乡论获得做官资格，并参与国家政治，六朝名望家与宗族、乡党构成的地域连带关系，被称为“豪族共同体”[121]。
上述研究理路，与其说是关注乡村聚落的形态、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等问题，莫如说是服务于社会分期，为揭示乡村在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预设之讨论。在理论争锋中，学者的思路难免僵化，乡村社会研究中可以开展的多种话题被忽视。
避开旧有理路，独辟蹊径地研究北朝乡村基层社会的是侯旭东。他在关注北朝乡里制、聚落形态的基础上，引入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概念，由形态、机制而及于“人”，用北朝石刻造像及其他材料，探讨北朝村民的家庭结构、日常生活，从造像发愿文中玩味村民的国家观念与认同，并以并州安鹿交村为个案，对北朝的村进行了剖析[122]。上述工作在魏晋乡村研究中尤显鲜活可爱[123]。
隋唐基层社会研究亦受到上述理路的影响，喜好讨论城、乡的外部构造与聚落形态。由于唐时城址多有遗迹可寻，便于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对地方城市形态的研究较多，如宿白将隋唐城址分为京城、都城、大型州府城、中型州府城和县城五种类型，对其形制、规模予以介绍[124]；爱宕元对太原府城、扬州城、蒲州河中府城、河阳三城，以及华中、华南、京畿地区县城城郭构造，筑城、改造、扩张年代有系列考察[125]；李孝聪讨论了坊里制在幽州、苏州、扬州、敦煌县城、成都府城的实施，以太原、扬州城等为例探究了唐代城市的地域结构，以魏州、常州等为例考察了坊市制崩溃过程中城市外廓形态之变化[126]；鲁西奇则依实地考察梳理了汉水流域十四州州城规模，城内之里坊或坊市，县级治所的规模，得出唐前中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城市中并不存在封闭式里坊制的结论[127]。
遗憾的是，唐代考古中并未发现类似内黄三杨庄那样的汉代乡村聚落遗址，对于乡村聚落形态及名称、分布的研究，集中在个别区域，显得较为零散。如李正宇依据敦煌地志复原了唐宋时期敦煌县城诸乡的位置及渠系分布[128]，吐鲁番绿洲王国的县、乡、里皆树城郭的聚落特质，也引起了学界注意[129]。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了其来华后在东部沿海地带乡里村聚的生活点滴，学界据之讨论唐代山东半岛等地乡村的名称、聚落形态[130]；刘再聪对唐朝村制度的起源、“村”与“野”的关系、“村”的命名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探讨，并系统考察了村制在正州、羁縻州的实施[131]。西安、洛阳出土唐人墓志中的地理记述推动了对京兆府万年、长安二县，河南府洛阳、河南二县下辖乡、里、村名称、位置的考订[132]；赵其昌利用房山石经对唐幽州幽都县、蓟县下的乡村进行了还原[133]。
隋唐乡村研究中，学者还着重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早期的成果如清水盛光、气贺泽保规等的研究[134]。中村治兵卫讨论唐代的乡，认为唐初曾设有乡长，尔后并无乡一级的官员，开元中设置的望乡只是乡村的耆老，承担教化任务，并不是官员，乡级单位造籍、征税、维持治安事务等，均由里正承担[135]；孔祥星则借助敦煌吐鲁番所出西州、沙州两地行政文书，系统讨论了唐代里正的行政级别、职掌、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等，亦认为里正的工作重心在乡，可称为乡官[136]；赵吕甫的观点与中村、孔二氏相反，认为唐代依然存在乡一级的行政管理者，虽然今天看来判断有偏差，但他条梳了乡级行政管理者在造籍、均田、催督赋役、协助司法、参加重大典礼、办乡学等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乡里行政与控制的研究，仍有示范作用[137]；杉井一臣借助《金刚经碑》《百门陂碑》等石刻资料讨论了唐代乡村社会呼为“乡望”者的身份、地位、人选，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以及与开元二十九年（741）设置的望乡的关系[138]。在此基础上，近年来，相关学者继续发掘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的资料，讨论里正与基层政务运行的关系，细化了其在县、乡两级政权中的表现[139]。
隋唐乡村史研究，由于资料较上古丰富，思路并未局限于聚落形态或乡村基层控制。例如，学者们也关注唐代乡村生活与风俗，讨论乡村中的农耕生活、祭祀活动、社日，利用唐诗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透视乡村的聚落形态、自然环境、民间礼俗等[140]。齐涛从村落管理、命名、规模，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水利事业、草市、农业生产等诸方面，铺开了一幅唐代乡村的全景[141]，而刘兴云则把目光投向地域上所谓的“中州”，关注中州乡村民众的社会与生活状态[142]。借敦煌、吐鲁番文书之助，唐沙州、西州成为探讨唐代乡村民众家庭结构、生计、衣食住行、世俗文化、信仰、禁忌、结社活动的园地，涌现出众多研究成果[143]。
唐代县乡基层社会研究中，个案研究还不充分，值得一提的是爱宕元利用仁井田陞提及的《周村十八家造像塔记》中记录的家族成员题名，展开唐前期河南修武县周村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村落的地理形势、家庭结构、人口规模、官僚化人口诸问题[144]；而刘淑芬则借助河北获鹿本愿寺的九方唐代石刻，讨论了一座地方寺院的发展史，由此折射出地域社会的官员、家族、普通僧人的生活与互动，获鹿地区经济的荣枯，居民成分的变化，等等[145]，这种拉近焦距式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146]，值得借鉴。
总体上说，唐代乡村史的研究，尚未完全跳出上古乡村研究喜好理论争鸣的窠臼，新话题有待拓展，以展现乡村世界丰富多彩之样貌。
对京畿地域的著录与先行研究
长安作为唐帝国首都三百年间，鼎盛繁华一时，唐代的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图志》曾对京兆各县行政沿革、县内地理、名胜略做介绍[147]。宋、元、明、清人都乐于描绘唐都的街道坊里、宫室苑囿，周边山川风物，产生了数部介绍古都的图、志及游记，我们称之为“长安”文献。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成书的《长安志》中，有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对于唐长安周边城、台、祠庙、山川、原谷、漕河、陂池、渠道、驿路的描述，宋敏求用十卷的篇幅介绍了北宋时万年、长安、咸阳、兴平、武功、临潼、鄠、蓝田、醴泉、栎阳、泾阳、高陵、乾祐、渭南、蒲城、盩厔、奉天、好畤、华原、富平、云阳、同官、美原诸县的行政沿革、人口，乡、村、里建制等，并重点关注各县保留的汉唐名胜遗迹[148]。
元丰三年（1080），任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的吕大防考长安故图时觉其讹误，率京兆府户曹参军刘景阳及弟吕大临等重新考察测量，绘成新的《长安图》，又别为《唐太极宫图》《唐大明宫图》《唐兴庆宫图》（称《三宫图》）。长安全图中除了汉都城、三宫、北郊近苑、皇城、城内里坊外，尚有渭河周围区域，以及城南外终南山麓的部分，是研究城外的第一手资料[149]。
哲宗元祐元年（1086），浙人张礼与友人陈明微相约同游京兆城南，从宋代安上门南出，游历唐皇城以南外郭城，并出唐启夏门，走唐外郭城外，直至终南山下，最后由含光门再入，沿途考求唐长安城南的地理、风物、聚落形态，汇成《游城南记》[150]。
至南宋初，程大昌有介绍关中古迹的《雍录》，内容仍偏重唐代，其中卷六“汉唐都城要水说”之“长安诸水、桥梁河津”等条目，介绍到唐代京郊的河道与水利设施，卷七介绍到京郊唐县到宋县的演变[151]。
元人李好文在宋吕大防长安故图的基础上制作长安图二十二幅，分为三卷，其中上卷之《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中卷之《唐昭陵图》（分上下两幅）《唐建陵图》《唐乾陵图》，所附《唐陵图说》，以及《图志杂说》十八篇之“小儿原”“邨名”“樊川”“杜陵”“前代陵冢”“关中碑刻”等；下卷之《泾渠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内容涉及唐长安郊县的离宫、帝陵、庄园、村落、碑刻、水利设施等[152]。
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成书的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十卷，意在广集宋金以前长安地区故事，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骆《志》在内容上主要承宋敏求《长安志》，但打破街坊属县的体系，分“京城”“宫殿室庭”“圜丘郊社”“山水”“川谷”“泉渠”“镇聚”“邮驿”“石刻”等共31类，每类以周、秦、汉、唐、宋为序，有则述之，无则阙，涉及唐代京畿郊县自然和人文景观[153]。
从传世长安文献中对唐代长安城外的著录与介绍不难看出，不论是宋敏求实用主义的地志书写，吕大防、李好文的考察、测绘，还是张礼充满文人浪漫的游记，皆笼罩在一种考求汉唐长安形胜、旧日繁华的情绪下，对长安都市的书写、描绘是主体，对城外郊县、乡村的介绍是余绪。介绍仅及于唐人遗留下的名胜古迹，于其风土民情、社会经济、人事等均很少注意。
长安的周边并未被现代学术研究忽视。历史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关中平原与汉唐长安周边地理、自然环境，气候、水利建设的考察与探讨，并重构了唐长安附近水路、陆路、馆驿、都亭交织而成的交通网络[154]；另热衷于借助出土墓志考订长安、万年两县城外的乡、里、村名及其形态位置[155]，爱宕元从事这项工作时间较长，收集材料亦较广，考订范围扩展至京兆、河南府界内所有县下的乡、里、村[156]。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唐长安外郭城及城内建筑遗址同时，在长安城外也进行了许多工作。包括：1. 对京郊离宫的调查与发掘。如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华清宫遗址、玉华宫遗址、翠微宫遗址[157]等。2. 长安城与外界沟通的桥梁遗址。1994、2002年在西安东郊发掘了隋灞桥遗址[158]，1980年代初发掘了唐东渭桥遗址[159]。2012年后在西安未央区汉长安城厨城门、洛城门附近发现5处汉唐间使用的木质结构桥梁遗址[160]。3. 长安周边的帝陵考古。1950年代至今对太宗昭陵等十余座帝陵进行了发掘或勘查、测绘工作；对其陪葬墓也进行发掘清理工作，成果丰富[161]。唐代墓葬的考古发掘并不局限在帝陵及皇室、贵族墓，也兼及长安东郊、南郊、北郊的中小型唐墓[162]，为研究唐都郊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考古、历史地理学研究信息提供了京畿乡村区域的外部图景，但很少触及其社会变动与人群结构。近年来，长安社会史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人群在城外的活动，如福山敏男、妹尾达彦等关注城内精英在城外经营别业、两栖生活的情况；武伯纶尝试利用数目不多的平民墓砖来讨论郊区人民的居住环境、生活与生计[163]；詹宗祐探讨城南终南山区士、庶民众的生活、赋役等[164]。不过，作为城市社会史话题的延伸，乡村社会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1]参读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004年第2期，收入荣新江《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第203—234页。
[2]“长安学”的发展情况与学科内涵，参《长安学研究》（第一辑）发刊词的介绍，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页。
[3]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五八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0—351页。下文所引《辅恒墓志》释文及标点皆依该书。
[4]人生史（Life History）是以被选择的人物生死之间的全部生活为考察对象的一种研究途径，是人类学家为纠正田野考察的碎片化而对“人”这一研究主角的回归，不同于西方已有的对日常生活（daily life）和过渡阶段（life passage）的研究，关注的不是人零散的生命片段，而是其整体一生；王铭铭认为接近于中国历史学中“人物志”的概念。除史传文献外，述死者世系、岁月与生平的墓志，更应是开展人生史研究的绝佳材料，但目前较少被利用。相关理论与实践参读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5]《长安志》卷二〇，宋敏求、李好文《长安志 长安志图》，辛德勇、郎洁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589—590页。
[6]铭文部分述辅恒“昭々祖考，彬々文质。半刺多裕，参卿降秩”。
[7]唐制：“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其织纴、组紃之类，非也。）”《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4页。
[8]此承赖瑞和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9]以上永淳至弘道年间帝王行踪，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的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113页。
[10]《新唐书》卷一〇七《陈子昂传》载其“文明初，举进士。时高宗崩，将迁梓宫长安，于是，关中无岁，子昂盛言东都胜垲，可营山陵。上书曰（下略）”，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67页。
[11]关于高宗生前是否选定陵址，乾陵的营修时间、营修主持者，学界有争议，可参杨东晨、李爽《乾陵营修和安葬等问题考辨》，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2—49页；李阿能、赵维娜《也论唐乾陵的营建者及始建时间——兼与杨东晨等先生商榷》，《文博》2015年第1期。本书从高宗驾崩后始营乾陵说。
[12]《旧唐书》卷六四《霍王元轨传》记：“高宗崩，（李元轨）与侍中刘齐贤等知山陵葬事，齐贤服其识练故事，每谓人曰：‘非我辈所及也。’”第2430—2431页。
[13]《旧唐书》卷一八九下《韦叔夏传》记：“高宗崩，山陵旧仪多废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裴守贞等草创撰定，由是授春官员外郎。”第4964页。
[14]参《资治通鉴》卷二〇三高宗“弘道元年”至则天后“光宅元年”条所记武则天对高宗葬事的安排，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30—6536页。
[15]《大唐故使持节怀州诸军事怀州刺史上柱国临都县开国男京兆韦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垂拱0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1页。
[16]王溥撰《唐会要》卷二〇《陵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8—459页。
[17]高宗武皇后《改元光宅赦文》，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5页。
[18]《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九九四，第10301页。
[19]《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351页。
[20]《唐六典》卷二六《左右春坊内官》，第656—658页。
[21]志文全文作：“大周故司礼寺太医正直左春坊药藏局巢思玄神灵。久视元年五月十三日亡。”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7页。
[22]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初探》，原载《国学研究》3，1995年，收入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一部《唐代直官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23]《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第561页。
[24]李锦绣《唐代直官补考（下）——以墓志为中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62页。
[25]赖瑞和先生认为此处直左春坊应为使职，2017年9月25日来函。
[26]据《唐六典》，太子弘文馆与司经局皆有校书，其中弘文馆校书郎官从九品上，而司经局校书郎官正九品下，辅恒为何司校书，难断。《唐六典》卷八，第255页；卷二六，第666页。
[27]可参读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第一章《校书郎》，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69页。
[28]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第7页。
[29]对于武则天长住洛阳的事实与原因，已有众多学者辨析，参朴汉济《武则天和东都洛阳——试论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原因和都城构造的变化》，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0页；牛致功《武则天与洛阳》，《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30]《御定子史精华》卷一九《帝王部•符命》：“（连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鱼，珍祥瑞物杂沓其间者无不必备）同心瓜，五采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08册，第207页。
[31]参《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二〇九对神龙元年至三年史事的记载，第6700—6756页。
[32]唐段公路纂、崔龟图注《北户录》卷二“斑皮竹笋”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第3021册，叶19。
[33]《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载长庆年间（821—824）梁州（山南东道）土贡物中即有冬笋，第1034页。
[34]对唐人出身法的梳理，详参宁欣《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35]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卷一〇“郑良士”条记其因自表献诗而得敕授补阙，周绍良《唐才子传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02页。
[36]据赖瑞和先生推测，校书郎满任后不需守选，参所著《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30页。
[37]白居易《朱陈村》，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11页。
[38]《唐摭言》所谓“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两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页。
[39]《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第117页。
[40]《唐六典》卷九“匦使院”条：“匦使院，知匦使一人。知匦使掌申天下之冤滞，以达万人之情状。立匦之制，一房四面，各以方色。东曰‘廷恩’，怀材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南曰‘招谏’，匡正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怀冤负屈，无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玄’，献赋作颂，谕以大道及涉于玄象者投之。其匦出以辰前，入以未后。”第282页。
[41]《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杜甫传》，第5054页。
[42]参《长安志》卷一九至卷二〇对渭北诸县自然地理的介绍，《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562—607页。
[43]吴丽娱对唐帝的山陵礼仪程序、山陵职事人员等进行了梳理，详参所撰《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110—137页。
[44]《唐（七世纪后期）判集》记，虽然“雍州申称地狭”，“每经申请，无地可给”，“其人并是白丁卫士，身役不轻”，但“即欲迁就宽乡，百姓情又不愿”。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01页。
[45]《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618页；并参读介永强《武则天与祥瑞》，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第160—167页。
[46]相关数据据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5—167页。
[47]如唐人沈既济《枕中记》所载田间少年卢生由进士登第而出入中外、徘翔台阁的梦境，据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二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0—466页。
[48]参拙文《对近年来唐代区域史研究的概览与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7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1—260页。
[49]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七章《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1—115页。
[50]布罗代尔在研究法兰西的国家特性时，倾向于采取一种总体史的视野，他做了如下比喻：“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顾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75页。
[51]《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384页。
[52]《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0页。
[53]《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一》，第1766页。
[54]《唐六典》，第72—73页。
[55]赤县与畿县之间有次赤的等级。次赤县多由畿县升级而来，唐前期只有一个次赤县奉先，而唐后期不同时段增设的次赤县，在京畿的有醴泉、云阳、富平、三原四县。关于唐代的州县等第及前后期的变化，参考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56]参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第二章二节“京兆府辖区”，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16—24页；吴松弟《〈新唐书•地理志〉京兆府部分纠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贾玉英《唐宋京畿管理制度变迁初探》，《中州学刊》2007年第6期。
[57]李锦绣《唐赋役令复原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9—461页。
[58]《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第225页。
[59]《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第3457页。
[60]李德裕《赐回鹘书意》，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61]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3—64页。
[62]《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第216页。
[63]参读愛宕元《唐代関內道の城郭規模と構造——畿内の边境化との関連を中心にして》，氏著《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97年，第155—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