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新考
一 前续考订
万年、长安两县是唐代京畿地区的两个重要属县，县治设于长安城内，而县域突破了外郭城限制，延伸至近郊，两县在城内以朱雀大街为分界，街东为万年县，街西为长安县，城外亦依此，城西郊西至沣水一带归长安县，万年县占据城外东部，直抵蓝田县西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1]依自然聚落划分，两县在外郭城内分别领有45个坊及市，而在城外领有附郭之村。乡里是按户口数编制的基层行政单位，本应普遍推行于城郭内外，但由于长安城市建设、管理的特殊性，在城内，坊里既是实有空间，又是行政、人口编制，乡里制未得推行；在城外，乡里制则与村聚并行，在地名上出现乡、里、村并称的情况[2]。
自成书于开元年间的《两京新记》以降，韦述、宋敏求、徐松等文士，嗜以史籍小说按证长安城之坊里巷曲，书写都市内部构造[3]，承此余绪，对城外万年、长安两县所辖乡、里、村名、位置的考订，也成为古、今学人接续未断的一项工作。
宋敏求在《长安志》万年、长安县部分，主要罗列宋代乡里村社，亦略追溯唐乡，记万年县“唐四十五乡。灞桥东有大陵乡，元载祖墓在黄台乡，真光（贞观）中有霸城乡，余不传”，长安县“唐五十九乡，有渭阴乡见于下，余不传”[4]。此后陆续有清人毕沅、陆耀遹、毛凤枝的增订，已有文论及，不赘[5]。
近人考证万年、长安乡里，始于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武伯纶，他利用西安附近出土墓、砖志，举证出唐万年县40乡、30里、11村，长安县30乡、8里、7村[6]；此后又做补充，在万年县下增加金龟乡卧龙里，在长安县下增3乡（归化乡、昆明乡、安国乡）1里（长乐乡王柴里）[7]，还以《华阳国志》载汉有建章乡，疑唐亦有同名之乡（然迄今资料未见）。同时，武氏还利用墓志出土地信息，将志主葬地中的唐代乡、里、村名与今地对应，每考证出一新乡，必试述其今分布范围。武伯纶的工作模式及结果，在唐长安近郊乡、里、村考订这一学术领域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意义[8]，但并未立即引起反响。约20年之后，爱宕元氏才重拾这一课题，除墓志外，他把目光扩大至碑刻、史籍、佛教文献、小说等，共考证出万年县42乡，比武氏增加积福乡、崇德乡；长安县33乡，比武氏增加梁升乡、弘政乡、合郊乡（后二为隋乡）[9]；此后该研究结集出版时，又有增补，列《万年县所管》表中乡数为43，《长安县所管》表中乡数为36，同时也收集了未明所属县或所属乡的里与村。在辑补名称基础上，爱宕元对比了敦博藏地志残卷与《太平寰宇记》《长安志》所记万年、长安乡数异同，推想有唐三百年间两县基层区划应进行过调整，后期乡数缩减；他还讨论了乡、里、村名各自的命名规则，以及考证中万年县得乡率高于长安县的原因[10]。
1996年出版的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专列《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一幅，将之前纸面文字的考订按诸图像，其中涉及万年县的乡约41个，长安县的乡32个，在武伯纶、爱宕元基础上，实际万年县增补了金龟乡卧龙里，而长安县增补昆明、福阳二乡，唯史氏态度严谨，万年县黄台、安福、上好、平原、青盖5乡，因位置难以确定，未绘入图，而山北、大明、安盛3乡，仅知为隋乡，故删去[11]。1998年西安碑林博物馆对馆藏360余方西安出土隋唐墓志的发现时、地信息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亦列举了长安乡名、村名、原（地势高处称为原）名，但无新补[12]。1999年，杜文玉于万年县下新补长安、滋川、卢陵3乡，于长安县下新补新昌、弘政、布政、弘安4乡，并确定了它们在地图上的方位，重新考订了黄台乡与崇道乡的位置，讨论了《安万通砖志铭》中安国乡、普宁坊连称的原因[13]。2004年，尚民杰又有推进，共考证出万年县45乡，长安县37乡，较以上研究增补了万年县鹑首乡、丰润乡，长安县神泉乡，他也关注了各乡下辖的里与村，对于万年县45乡名已全获知，而长安县有差距的事实，以《长安志》所记59乡或为误记，长安县之乡或许在50左右[14]。
随着西安周边墓志的新发现，2006年，程义广采新资料并综合前说，对两县辖乡里情况进行了总结，程文第一次系统区分隋乡与唐乡，由于隋唐之间乡、里、村名有很大的继承性，此前的考订工作采用墓志，并不注意时代，程文注意到隋、唐间乡名有变化，补出隋大兴县10乡2里，长安县9乡6里。唐乡，程文言新补万年县5乡，实际新乡名仅永寿乡，较大的突破在于长安县，增补14乡，实际新乡名有务德、高平、洞口、积德、福民、务道，至此，长安县乡名达到48[15]，长安县仅50乡的推测或不能成立。程文对两县下的村与里也做了大量补充；其理论思考也值得重视，以往考订两县下乡，皆是以《长安志》所记乡数为基准，但实际《长安志》记载只是某个时间点的情况，程文以为近于《两京新记》成书之开元十年（722）[16]。
程义后，又可见户崎哲彦、高铁泰两人之见解，户崎氏补万年县2乡，淳风乡与凤栖乡，通观前人考订成果，提出几点意见：1. 以长安、万年两县下皆有永寿乡，实际上永寿乡姜村应属长安县；2. 墓志中所记“万年县长安乡”令人生疑，或为长乐乡之讹；3. 万年县鹑首乡，疑为龙首乡之讹；4. 前人通列安盛乡、大明乡、山北乡于唐，但其为隋乡，应删；5. 否定唐万年县有少陵乡，以其为宋乡；6. 质疑见于宋人记载的苑东、东陵、薄陵三乡为唐乡[17]。高铁泰与户崎商榷，提醒最早记录两县乡数的是敦博天宝地志，以薄陵三乡应为唐乡；对义善乡位置重新厘定[18]。
二 新出墓志对乡、里、村的订补
从程义进行总结式研究的2006年至今十余年时间，可称为唐人墓志爆炸式发现期，仅陆续问世的以长安、洛阳两地为主的墓志出版物，就不下十种。本书将主要据此开展万年、长安乡、里、村的订补工作，同时通检传世文献及此前刊布的唐代碑刻，查找遗漏；按照先万年、再长安，先乡名，再里、村名的顺序，逐一介绍新考得之成果。订补中使用的墓志资料均为缩略语，详附表-2。
唐万年县乡、里、村补
到户崎哲彦为止，学界实际考证出乡名计52个，但对其中若干乡存疑，或否定。如上述户崎氏意见，永寿乡应属长安县，质疑
长安、鹑首、少陵、安盛、大明、山北、苑东、东陵、薄陵诸乡[19]，又程义新增之步昌乡，出土墓志中只有步昌原[20]，由乡而原，猜想成分太大。先剔除永寿、步昌二乡，对有存疑而无确证者姑且保留，剩余50乡（见附表-3：1-50），下面新增补：
1. 鄷国乡沩汭里
唐《韦湑墓镇墓文》前有道教符箓，后志文为：“大唐镇国大将军行左羽林卫大将军修文馆大学士上柱国谯国公赠司徒使持节并州大都督韦湑，灭度五仙，讬质大阴，今于雍州万年县鄷国乡沩汭里中庇形。”[21]鄷国或鄷国乡，未见于唐代长安周边乡里名、地名，考《长安志》《类编长安志》所记宋、金（元）长安乡名，亦无迹可寻。“沩汭”又作“妫汭”，古水名，郑樵《通志•氏族略》言：“虞有二姓，曰姚曰妫。舜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因而史称妫、陈、田、姚、胡为妫汭五姓。”[22]妫水源于历山，西流入黄河，在今山西永济南。墓主终并州大都督，或此乡此里应属并州？然镇墓文明言“雍州万年县”，当信从其为万年县下之乡里。
2. 细柳乡
据《李□倩墓志》，志主葬万年县细柳乡细柳原[23]；《唐刘辟恶墓志》记其显庆三年（658）与妻“合葬于万年县细柳乡之原”[24]，《宋公夫人张氏墓志》记其元和六年（811）“归葬于万年县细柳乡新店原，近给事故夫茔侧置一坟墓”[25]。
细柳这一地名汉代即有，《汉书•文帝纪》后元六年（前158）冬下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对其具体位置，汉唐间诸注家争执不定，或以在渭北，或以在渭南阿房宫西北，或以在渭南昆明池南[26]。《太平寰宇记》卷二五记“细柳原，在（长安）县西南三十三里”[27]，《长安志》卷一二、《类编长安志》卷七记细柳位置、里数[28]皆与《寰宇记》一致，《长安志》记交水流程：“东自万年县界流入，《水经注》曰：交水又西南流，与丰水支津合，其北又有汉故渠出焉，又西至石堨，分为二水。一水西流注丰，一水自石堨北经细柳诸原，北流入昆明池。”[29]三书同于渭南昆明池之旧说，所言之细柳原，在唐长安西南，今西安王寺村附近，正是唐人墓志中较常出现的长安县细柳原/细柳乡地。
唐长安周边以细柳原为名者非此一处，又有在万年县者，《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记：“细柳营，在（万年）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30]而《奉天皇帝长子新平郡王墓志铭》载其永泰元年（765）“迁窆于万年县龟川乡细柳原”[31]。龟川乡属万年县，在霸（灞）河之东，今邵平店北一带，是万年县最东界，这与《元和志》所记细柳营的位置正相符。此“细柳原”上散布的唐乡，除龟川乡外，据上引诸墓志，还有细柳乡。
3. 智原乡
《徐德墓志》，志主“粤以显庆三年岁次戊午十月庚戌朔廿四日
癸酉，安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之智原乡”[32]。检索《长安志》《类编长安志》未见此乡，据墓志知该乡在少陵原上。少陵原是樊川北的一个大原，据史念海考证，名本自汉宣帝许后之少陵，距宣帝杜陵甚近，原上有洪固、高平、大陵、洪原、少陵乡，南至义川乡[33]。智原乡大致在此范围。
4. 尚书乡
《段文楚墓志》记志主广明元年（880）四月葬，嫡孙“敛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尚书乡细柳原，从先茔，礼也”[34]，则细柳原上还有尚书乡。据本书下一章考证，唐昭应县下亦有乡名尚书。细柳原在万年县最东，紧邻昭应县，推测此尚书乡正处两县交界处。
5. 少陵乡为唐乡
此前学者已据《长安志》记载推测唐有少陵乡。唯户崎哲彦疑其不见于唐代记载，应为宋乡，举出四点理由[35]。但新出唐人墓志如《韦应墓志》即言其开成二年（837）“葬万年县少陵原少陵乡临川里”[36]，而西市藏《刘真仪墓志》更出现了唐少陵乡下的村名，志主以咸通七年（866）“归葬于万年县少陵乡中刘村”[37]。少陵乡当然是唐乡。
6. 平泉乡
《刘夫人裴氏墓表》载志主安史之乱中殁，六十余年后迁葬，“以元和九年（814）正月廿五日改卜于万年县平泉乡焦村高原，礼也”[38]。传世文献及其他石刻中皆未载万年县此乡名，据本书下章，唐云阳县下有乡名平泉，应与此处无关。又据下文考证，万年县高平乡下有平泉里、有焦村，则此处之平泉乡，或为平泉里之误记？若确有乡名平泉，或应与高平乡毗邻？姑置于此。
万年县辖里名与村名，还可增补：
1. 浐川乡有北姚里、上傅里，古城村
《赵恭墓志》记其咸通十五年（874）“归葬于万年县浐川乡北姚里先茔也”[39]，按浐川乡下已知有北姚村，这里系同名之里。《韩处章墓志》记其乾符三年（876）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浐川乡上傅里，浐川乡下已知有上傅村，此系同名之里[40]。《赵文信墓志》记志主会昌六年（846）“葬于万年县浐川乡古城村，祔于先茔，礼也”[41]，长乐乡下亦有古城村，则此村当处两乡交界处。
2. 长乐乡有陈张里，有陈张村、郑村，或有长乐村？
《张德之墓志》记其会昌中葬于万年县长乐乡陈张里□原[42]。《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三藏法师义净“于京延兴门东陈张村阁院内葬”[43]，唐长乐乡在长安城东春明门外，隋长乐宫旧址，离延兴门亦不远，此处之陈张村，当属长乐乡。《唐韩孝恭玄堂铭》记其大中十三年（859）五月“窆于京兆万年县长乐村陈张村”[44]，由于地理记载中往往县、乡、里、村逐级排列，此处“长乐村”之“村”或为“乡”之误写。但文献记载中亦有“长乐村”，如《太平广记》“长乐村圣僧”：“开元二十二年（734），京城东长乐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给僧食。”[45]乡下往往有同名之里与村，长乐乡下或有长乐村[46]。《郭传则墓志》中有“京兆万年县长乐乡郑村”[47]，则长乐乡下补一郑村。
3. 龙首乡有东陈村、西陈村、南陈村
《唐赵仕良墓志》，志主“大中六年（852）三月，迁奉于京兆府万年县龙首乡东陈村之原”[48]。《何贞裕墓志》记其大中八年窆于京兆府万年县龙首乡西陈村[49]。《李行素墓志》记志主于“咸通十年十二月葬于京兆府万年县龙首乡南陈村，祔先茔”[50]。
4. 崇道乡有崇道里，有崇道村、李姚村，或有滋阳村
唐《严令元墓志》称其与妻“合祔于万年县崇道里白鹿原蛇村”[51]，此前已知崇道乡下有蛇村，则崇道里应为乡下同名之里；《屠公墓志》记其开元十年（722）迁奉于崇道村北百步之原[52]，则崇道乡下不仅有同名里，亦有同名村。《梁承政墓志》记志主于咸通十二年窆于京兆万年县崇道乡李姚村[53]。据王昌龄诗《灞上闲居》“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54]，武伯纶以此村在崇道乡[55]，而李浩则以为在浐川乡[56]，滋阳或即芷阳，姑置于此。
5. 义丰乡有更始里，孙村
《吕翁归墓志》记会昌五年（845）：“以府君归葬于京兆万年县义丰乡更始里，夫人弘农杨氏合祔焉。”[57]《董媛墓志》记其开成四年（839）“葬于万年县义丰乡孙村”[58]。
6. 霸城乡有细柳里
《朱士幹墓志》记大中八年朱府君“葬于万年县霸城乡细柳坊”[59]，据上乡名增补条目2“细柳乡”，万年县亦有细柳原，在县东北霸水以东，此附近数乡如龟川乡、细柳乡、霸城乡皆应在细柳原上，故霸城乡下有“细柳”地名。墓志葬地记为“坊”，与唐制郭内为坊、郊外为村不符，查志文下曰“里人张逢观其存殁”，可知细柳当为里名，朱氏葬于晚唐，基层统治单位的名称或已不甚严格。
7. 宁安乡有青明里，有王角村、方赵村
《路谠墓志》记其咸通七年“殡于长安城南之宁安乡青明里三赵村”[60]，补宁安乡下一里名青明，亦知三赵村属青明里。据《清源县君王氏墓志》，志主大和九年（835）“权窆万年县宁安乡王角村”[61]；《唐徐公妻王慕光墓志》，志主大中八年十二月“卜宅兆京兆府万年县宁安乡方赵村凤栖原”[62]，知宁安乡下有王角村、方赵村。
8. 洪固乡有黄沟里、洪固里
《王客卿墓志》记其贞观二十三年（649）与妻“合窆乎雍州万年县洪固乡黄沟里之神和源”[63]，而据唐《衡智玚墓志》，志主“窆葬于雍州城南少陵原洪固里”[64]，此洪固里应为与乡同名之里。
9. 高平乡有平泉里，夏侯村
《柳雄亮暨妻费氏墓志》记志主显庆三年“葬于雍州万年县高平乡平泉里少陵原”[65]，《唐韦羽及夫人崔成简墓志》记二人于元和十四年：“祔迁于万年县少陵原高平乡夏侯村先府君之茔，礼也。”[66]可知高平乡在少陵原上。
10. 山北乡有长原（元）里[67]、归明里
《韦君妻故成德县主（李瑶）墓志铭》记其显庆四年，“厝于万年县北山乡长原里神和之原”[68]。《牛名俊墓志》记其以元和五年“卜兆于京兆府万年县山北乡归明里，从周制也”[69]。按户崎哲彦曾疑山北乡仅见于隋代墓志记载，或非唐乡[70]，不确。实际上山北（北山）一名在北朝就曾作为长安地名而存在，北京图书馆藏北魏熙平元年（516）三月四日《王文爱铭记》砖志有“雍州京兆郡山北县民”字样[71]，至隋以乡分县[72]，方更名为“山北乡”。
11. 洪原乡有丰仁里、黄渠里、洪济里、揖阳里、延信里，有大赵村、张村、张屈村、小赵村、司马村、曹村、庞流村
该乡隋时已有，下有洪原里，《长孙汪墓志》记其与妻大业十二年（616）“合葬于京兆郡大兴县洪原乡洪原里”[73]。西市藏《张弼墓志》及其妻《杨芷墓志》分别记载两人以调露元年（679）十月十四日：“合窆于雍州明堂县洪原乡丰仁里，礼也。”“丰仁”为唐里名[74]。又有黄渠里，毕沅据权德舆撰《右仆射姚南仲神道碑》“与夫人之殡合祔于少陵原黄渠里”推测其属唐少陵乡[75]，而据新刊《杨守澹暨妻独孤法王墓志》，龙朔三年（663），夫妻“合葬于雍州万年县洪原乡黄渠里”[76]，实际上该里应属洪原乡。洪原乡在少陵乡南，为黄渠西北行经，故有此里名。又有延信里，据《赵纂墓志》，其于大和六年正月“葬于万年县洪源乡延信里西”[77]；洪济里，《韦君夫人崔氏墓志》记其大中六年五月“祔于万年县洪原乡洪济里少陵原之西，神禾原之北”[78]；又有里名揖阳，见《韦楚客墓志》，志主元和九年十月“葬于万年县洪源乡少陵原揖阳里”[79]，但不知与乡下邑阳里是否为同一里。
《唐柳积墓志》记其龙朔二年（662）三月“窆于万年县洪原乡黄渠里大赵村西北一里”，知黄渠里下有大赵村[80]。《卢婉墓志》记其开元廿七年“殡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原乡张村之南”[81]。《崔侱墓志》记志主以大和二年“归葬于长安城南洪源乡张屈村，礼也”[82]。《周涯墓志》，志主大和四年“迁窆于万年县洪原乡小赵村”[83]。《杜式方妻李氏墓志》记李氏大和七年七月“奉裳帷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原乡司马村，奉续遵合祔之礼也”[84]。《崔文龟墓志》记其以大中十二年“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源乡曹村少陵原，从先槚，礼也”[85]。《杜光义妻李绰墓志》记其文德元年（888）十一月“葬于长安县之东南弘原乡庞流村”[86]。
12. 义善乡有兴寿里、鸿原里、高望里、小仵里、义善里、鲍陂里，有鲍村、鲍陂村、王斜村、王李东村、曹村、东仵村、小仵村
《陈叔达妻王女节墓志》记其贞观十年（636）“窆于雍州万年县义善乡兴寿里山，礼也”[87]；《刘源墓志》叙志主元和二年（807）冬“迁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义善乡兴寿里凤栖罡”[88]，知乡下有兴寿里。有鸿原里，《唐张君母樊氏墓志》记其龙朔二年（662）“窆于万年县义善乡鸿原里之凤栖原”[89]。有高望里，《胡君妻高氏墓志》记其开成五年十一月“归祔于长安万年县义善乡高望里凤栖原之先茔”[90]。有小仵里，《李毗墓志》记其以咸通三年“祔于卢夫人之茔于京兆府万年县义善乡小仵里”[91]。《江师武墓志》记其咸通二年“归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义善里鲍村”[92]，里名为“义善”，或当属义善乡，乡下有村曰鲍村。
又有两方墓志，《令狐览暨妻薛氏墓志》记夫妻“以会昌三年十月十五日合祔于京兆府万年县乡鲍陂里夫人之旧茔”[93]，而《大唐陇西李夫人墓志》记其长庆元年（821）“厝于万年县鲍坡［陂］村程氏先茔”[94]，出现同名之里与村，但均未记乡名。鲍陂，据张礼《游城南记》：“黄渠水，出义谷，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经三像寺。鲍陂之东北，今有亭子头，故巡渠亭子也。北流入鲍陂。鲍陂，隋改曰杜陂，以其近杜陵也。自鲍陂西北流，穿蓬莱山，注曲江，由西北岸直西流，经慈恩寺而西。”[95]今此地仍有鲍陂村，而唐义善乡辖区在杜曲兴教寺北，甚近，故鲍陂里、鲍陂村或亦归义善乡。
《韦韫中墓志》记国子监主簿裴处弼妻大和八年迁窆于京兆府万年县义善乡王斜村北原[96]。《唐故洛阳郡南宫夫人墓志铭》记其“会昌二年十一月卜于万年县义善乡王李东村”[97]。《卢虔懿墓志》记其以大中九年“葬于万年县义善乡曹村”[98]。《段宏墓志》记其：“以大中九年八月十四日，卜葬于万年县义善乡东仵村旧茔之原，礼也。”[99]《唐李毗妻卢氏墓志》记其大中十年十一月葬于京兆万年义善乡小仵村之地[100]，小仵村应属小仵里。
13. 黄台乡有张戈村
《李仁钊墓志》记其于后唐同光三年（925）“葬于京兆府万年县黄台乡张戈村”[101]，虽时已入五代，地名，尤其是村名的延续性很强，唐万年县下即有黄台乡，推测“张戈村”亦为唐村名。
14. 崇义乡有胡村
《南单德墓志》记其以大历十一年（776）“葬于万年县崇义乡胡村白鹿之西原”[102]，该墓志出土于今西安市灞桥区红旗乡（街道），可知崇义乡今地。
15. 神禾乡有兴盛里
《武周李正因墓志》载志主天授三年（692）二月“窆于雍州明堂县神禾乡兴盛里”[103]。
16. 乐游乡有嘉德里
《张文绪墓志》（贞观中）开头作“雍州万年县乐游乡嘉德里故张君墓志”[104]，知乐游乡下有是里。
17. 青盖乡有乐儿里
《韦濛墓志》载，志主以大中二年“疫殁于本郡万年县胄盖乡乐儿里别业”[105]，以往学者已考证出万年县下有青盖乡，唐时乡名多有雅意，据《续汉书•舆服志》“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106]，知汉制诸皇子所乘车曰青盖，而所谓“胄盖”语意不详，审墓志图版，此字上部笔画略多，释文似误为“胄”，当作“青”。由志主卒地知乡下有里名“乐儿”。
18.少陵乡有临川里、中刘村。参上乡名增补条目5“少陵乡为唐乡”。
19. 丰润乡有王村
《马国诚墓志》载其“乾符三年（876）归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丰润乡王村之原”[107]。
20. 细柳乡有故郡村
《王彦真墓志》记其以咸通六年“葬于万年县细柳乡故郡村”[108]。
21. 未知属乡的村名
午村，《姚孟宗墓志》记其景云二年（711）六月权殡于万年县午村南[109]。兰村，《王永夫人张氏墓志》记其元和十二年葬于万年县兰村[110]。长郝村，《王蒙墓志》记其元和十二年“归葬于万年县少陵原长郝村之礼也”[111]，知少陵原上有此村。李姚村，《唐李太均墓志》记其弟太恭以“会昌四年闰七月十日安厝于京兆府万年县浐水东李姚村，权也”[112]。按浐川乡有许多村名“姚”，或属浐川乡。朱赵村，《李公夫人韦氏墓志》记其大中九年“葬于万年县朱赵村”[113]。第五村，据《唐韦府君夫人柏氏墓志》，志主大中十年“安厝于万年县第五村”[114]，按长安县义阳乡下有第五村，近今第五桥，此前万年县未见此村名。中赵村，《薛刍墓志》记其有唐大中十年“归葬于万年县中赵村”[115]。上好村，《郭佐思墓志》记其大中十五年“葬于万年县东界王好店上好村”[116]，按万年县有上好乡，乡下有上好里，此村或属。
现尝试将至本书为止考证出的万年县乡、里、村名列表，并标示唐乡对应今天的大致位置，限于篇幅，附于全书之后，参附表-3。
唐长安县乡、里、村补
到户崎哲彦为止，学界实际考证出乡名46个，程义所列卢陵乡应属万年县[117]，不计入，见附表-4编号1-46，下面新增补：
1. 怀阴乡
见于P.3417敦煌《十戒经盟文》：
大唐景云二年（711），太岁辛亥八月生三月景午朔廿四日己巳，雍州栎阳县龙泉乡凉台里男生清信弟子王景仙，年廿七。……景仙虽昧，愿求奉受，谨赍信如法，诣雍州长安县怀阴乡东明观里中三洞法师中岳先生张〔泰〕，受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修行供养……[118]
“怀阴”不仅未见于目前所知唐长安周边地名，亦不见于《长安志》《类编长安志》所记宋、金长安乡里、地名。但东明观，为长安道教名观，在长安城西北角普宁坊东南隅[119]。则怀阴乡应距此不远，或为城外紧邻开远门之一乡，与龙首乡、孝悌乡、龙门乡接近。
2. 弘安乡
据《董君夫人戴满墓志》，志主“以显庆四年（659）岁次己未二月戊申朔廿五日壬申卒于长安县弘安乡嘉会坊私第”[120]，弘安乡名，于唐宋地志中无线索，嘉会坊在朱雀街西第四街自南向北第五坊，西邻待贤坊，靠近延平门[121]，则推测弘安乡应为延平门外不远之乡，或近善政乡、布政乡。上两例，城内之坊为何在地理上归属于长安县之乡，参本书第2章之解释。
3. 上林乡
《穆孝 墓志》记其武德八年（625）六月终于雍州长安县上林乡弘德里[122]，而《杜威戎墓志》记其长庆三年（823）与父母“同归祔于京兆长安县上林乡绍信里旧茔”[123]，可见有唐一代上林乡较为稳定地存在，疑乡名得之于上林苑。对应今地不明。
4. 福水乡
《唐李义墓志》记其咸亨二年（671）三月“葬于雍州乾封县福水乡”[124]，乡名得之于长安城南之福水。《长安志》卷一一载：“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南三十里与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125]宋张礼《游城南记》介绍交水得名的原因，“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谓之交水”[126]。《关中胜迹图志》记交水流向：“交水，在长安县南三十二里，源出咸宁县南山，西北流至县界入丰水。”[127]乡域应在长安县内交水流域，对应今高阳原上西北大学长安校区附近。
长安县下里名与村名还可增补：
1. 龙首乡有兴台村、王阳村、南漕村
《唐刘世通夫人王氏墓志》载其永徽元年（650）卒“大唐雍州长安县龙首乡兴台里，葬于兴台村南三百步”[128]，知兴台里下有同名之村。《唐啖宪玉墓志》记志主以建中四年（783）八月与夫人刘氏合葬于长安县龙首乡王阳村[129]。《唐杨景球墓志》记其咸通十五年（874）十月窆于京兆府长安县龙首乡南漕村[130]。
2. 承平乡有昌合里，有李村
《闾克积墓志》记其咸通十五年十一月葬于（长安县）承平乡昌合里[131]。《唐宗进兴妻杨氏墓志》载其大中七年（853）“葬于长安县承平乡李村”[132]。
3.义阳乡有义阳里、姜翟里，有宋满村、郭杜村
《唐君妻曹令姝墓志》记其贞观七年（633）“葬于雍州之长安县高阳原义阳里”[133]，未记属乡名，唐长安县下有义阳乡，在外郭城西南义阳、高阳原上，此义阳里当属。《陶愻墓志》记其大中二年正月祔葬于长安县义阳乡姜翟里[134]。《李秀炎墓志》载其元和七年（812）“祔于长安县义阳乡宋满村高阳原大茔之右”[135]。《史从及墓志》记其会昌二年（842）“卜葬于京兆府长安县义阳乡郭杜村”[136]，唐义阳乡对应今长安区郭杜街道，可知唐时已有“郭杜”地名。
4. 丰邑乡有冯籍村
《李芙墓志》记其咸通五年“葬于长安县丰宜乡冯籍村之别墅”[137]，按唐长安县下有乡名丰邑，宋亦沿之[138]。“丰邑”意即丰镐之都邑，《长安志》“总叙”：“京兆府……古丰镐之地，周文、武之所都，毛诗曰：‘作邑于丰’，又曰‘宅是镐京’。”[139]《李芙墓志》中之“丰宜”当即丰邑，在丰水之西，乡下有村名冯籍。
5. 居安乡有杜河村
《唐孙宥颜墓志》载其贞元十六年（800）“归葬于长安县居安乡杜河村高阳原”[140]。
6. 同乐乡有仁智里
《胡演墓志》记贞观廿年夫妻“合葬乎雍州长安县同乐乡仁智里之细柳原”[141]。
7. 福阳乡有安定里、脩福里，有任村
《唐李胤墓志》记其于显庆元年“厝于雍州长安县福阳乡安定里之高阳原”[142]。《何邕墓志》记其建中元年十一月窆于长安县高阳原福阳乡脩福里[143]。《吴君故夫人李氏墓志》记其开成二年（837）“卜葬长安县福阳乡任村之北原”[144]。
8. 积德乡有居安里
《唐万幹墓志》记其大和二年十一月“卜宅于京兆府长安县积德乡居安里胡赵村”[145]，可知积德乡下有居安里，而胡赵村属居安里。
9. 务道乡有冯胡里
《唐樊公墓志》记其咸通九年“葬于京兆府长安县务道乡冯胡里马祖原”[146]。
10. 未知属乡的村还有：
府娄村，《张据墓志》记其长庆元年（821）“葬长安县府娄村”[147]。小姜村，《刘伯刍墓志》记其元和十二年：“奉宁神座于长安县小姜村高阳原先茔之东北隅，礼也。”[148]知此村在高阳原。按，永寿乡下有姜村。尹村，据《冯镈墓志》，志主咸通十年“卜宅于京兆长安县之尹村神和原，祔于先茔”[149]，知其在神禾原上。
至本书为止，考证出的长安县乡、里、村名表详附表—4：
又笔者在检索墓志时还发现一些未知属县的长安村名，如祝村，《李冲墓志》记其大和中“将其柩归祔于京兆祝村先茔之北隅，礼也”[150]。现将已考订出的未知属县的长安村名列举如下：
费村（在国门之南）、小赵村（京师之南）、大万村、程郭村、魏村、晖村（均在终南山）[151]、祝村（京兆）
三 几点思考
上文在前人长安乡、里、村名考证基础上，依据近年来新出石刻碑志，新考证出（存疑者不计）唐万年县下5乡（鄷国乡、细柳乡、智原乡、尚书乡、平泉乡），28里，41村；唐长安县下4乡（怀阴乡、弘安乡、上林乡、福水乡），9里，12村，以及未知属县的村名。
利用墓志葬地信息进行乡、里、村的考订，是一项相对机械的工作；如何从海量出土文献传递的混杂地理信息中，梳理出有唐一代两京县基层管理单位演变的线索，本书以为应遵循如下原则：
1. 不拘泥于定制，长时段、多角度思考问题
《长安志》记唐万年县下45乡、长安县下59乡，共104乡[152]，成为武伯纶以来学者的源头性依据，乡里考工作的终极目标即考证出此104乡，便可完满。故当尚民杰搜集到45个万年县乡名时，即言万年乡名已全部获知，而长安县仅得37乡，距59乡有很大差距[153]；程义将长安县乡名推进至48[154]；到本书为止，目前已知唐万年县下乡名达55，长安县下乡名达50，长安县乡名考证取得了突破，而万年县下乡数又远超《长安志》的记载。该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长安志》成书于宋代，仅于介绍宋乡时略带过唐乡情况，所记唐乡，只是某一个确定时间点的数字，并不能代表有唐三百年间的发展变化。《长安志》所记究竟是唐代哪一时段的情况呢？程义以《两京新记》卷三残卷中标明的地名建筑与《长安志》吻合而推定后者所记乡数来源于《两京新记》，是开元十年前后的乡数[155]。恐非是。我们从敦博58号《天宝十道录》中看到了京兆府诸县乡数的记载，其中长安县下记79乡，万年县下记62乡[156]，这个数字远多于《长安志》记载，若以《长安志》所记为开元乡数，开元中到天宝初，长安乡级区划当不会发生如此大变，而同是成书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记唐长安59乡，万年45乡，与《长安志》数字完全相同，这两者反映的当是唐代中晚期，宋人所能获知的情形，而《十道录》是盛唐时的数字。至于唐前期，承隋制，乡里建制情况如何，尚不太清楚。利用墓志考订长安乡、里、村，除应区别隋乡与唐乡外，不可能细化到区分有唐不同时间段的乡名，只能以唐全期为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唐政府曾数次对长安周边的乡里区划进行调整，故从墓志中考出的乡名，绝不会拘于《长安志》104乡的定数，而甚至比《十道录》记载数目更多。
相似的情况，按唐制，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也就是说，一个规范化的唐乡下应有五里，但在实际考订中会发现，万年县浐川乡、长乐乡、崇道乡、宁安乡、洪固乡，长安县的龙首乡下所辖里数都超过了5，万年县长乐乡、洪固乡下甚至多达10个里，这一方面由于我们所收集的材料不分时段，或有更替；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唐令记载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长安人口稠密，万姓萃处[157]，城外虽不及城内，恐怕也时常超过五百户。这反映了京畿乡里的特殊情况。
2. 质疑与疑所不当疑
程义之前的学者，对复原长安乡、里、村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当然都希望成果最大化。除对墓志中出现的乡里名全部采纳，还有些乡名并未直接出现于唐代文献，乃是据隋乡、宋乡乃至汉乡的推测。如武伯纶以汉建章乡推唐亦有建章乡，据《长安志》中的宋乡苑东、东陵、薄陵推其亦为唐乡[158]，此后学者据隋代墓志补出的乡名，直接计入唐乡等。这种做法受到了户崎哲彦的质疑，不仅以汉、隋、宋乡名皆非唐名，还否定了墓志中出现的万年县长安乡、鹑首乡[159]。
前一个问题涉及乡、里、村名称在一个较长时段的传承与变革，从名称看，唐乡中长乐、灞城、少陵、薄陵、昆明、细柳等，皆与汉代地理有若干联系，而考察北朝长安附近的乡里，山北、洪固、永贵、畴贵（寿贵）、胄贵这些名称已经出现，后入隋至唐，一直被保留，连其对应地点亦未变。现代地名学上有一种判断以为，越是小地名越稳定[160]，一千多年过去，唐长安的许多村名还能保存在今天的陕西地名中，可见乡、里、村名稳定性。则据前后断代乡名推测唐乡的做法，是有可行性的。户崎哲彦的批判，有疑所不当疑之嫌。不过推测之乡名，总没有十足之把握，我们在工作中起码可以做到，第一，区分隋代与唐代墓志，隋志中出现的乡名，不经查证，不轻易计入唐；再次，每增补出一乡里名，同时标明其出现的具体年代；复次，借助不断涌现的新材料，随时修正自己的判断。
[1]《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