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沈亚之《盩厔县丞厅壁记》，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29]孙樵《兴元新路记》，《全唐文》卷七九四，第8327页。
[30]《唐开元二十四年九月岐州郿县尉勋牒判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19页。
[31]《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载其上封事，第2701页。
[32]《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仁慈》、卷一○五《帝王部•惠民第一》皆记其事，前系于贞观八年，后系于贞观十八年，前记巡行之地为“壶口村”，后记为“灵口”，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477—478、1250页。据《长安志》卷一五、卷一七，唐新丰县下有零口镇、零口店（《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450、532页），则此二处地名或皆为“零口”之误。
[33]《唐（公元七世纪后期）判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01页。
[34]数据见《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第961页。
[35]李林甫等编《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4页。
[36]《旧唐书》卷八一《李义琰传附》，第2757页。
[37]如白居易记载乡民因税限促迫而不得不以家田抵税的情形，参其《观刈麦（时为盩厔县尉）》诗，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11—12页。
[38]相关研究，参考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孟宪实《宇文融括户与财政使职》，《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7—388页。
[39]李渤《请免渭南摊征逃户赋税疏》，《全唐文》卷七一二，第7310页。
[40]《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5页。
[41]《唐会要》卷八四《移户》，第1840页。
[4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01页。
[43]《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附》，第1701页。
[44]《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第1630页。
[45]《敦煌所出郿县尉判集中所见的唐代防丁》，收入《唐长孺文集》之《山居存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13—424页。
[46]《唐开元二十四年九月岐州郿县尉勋牒判集》，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17—619页。
[47]《兵车行》，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页。
[48]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165页。
[49]关于两告身的录文及分析，详李方《唐代西域告身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50]《册府元龟》卷八五《帝王部•赦宥》，第1012页。
[51]《唐会要》卷三五《学校》，第741页。
[52]参考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三章，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44页。
[53]《唐摭言》卷一“两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6页。
[54]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收入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86—931页；妹尾達彦《唐代長安近郊の官人别荘》，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都市の歴史的性格》，東京：刀水書房，1988年，第125—136页；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唐研究》第9卷，第129—168页。
[55]《唐开元户部格残卷》，《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487页。
[56]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屈守元、常思春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4页。
[57]妹尾達彦《唐代長安近郊の官人别荘》，《中国都市の歴史的性格》，第125—136页。
[58]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修订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1—204页。
[59]詹宗祐《隋唐时期终南山区研究》第二章第三节《终南山区的园林别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37—157页。
[60]这里参考郭正忠《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一文的定义，《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61]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胡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62]《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第2089页。
[63]《通典》卷一七《选举五》，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17页。
[64]参考雷闻《隋与唐前期的尚书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8—118页。
[65]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4—333页。
[66]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7]《汇编续集》贞元046，第766页。
[68]《长安》，第44—45页。
[69]《碑林新藏》，第352页。
[70]《新•陕》贰，第149页。
[71]《新•陕》叁，第8页。
[72]《新•陕》贰下，第27页。
[73]唐代勋官虽也是入流之品官，但日常生活于乡里，户口附于州县民户籍帐，这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户籍、乡帐、点籍样、差科簿中可见一斑。参池田温“籍帐所见授官•勋记注一览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5—116页。
[74]《新•陕》叁，第51页。
[75]参朱雷《唐“职资”考》，原载朱雷主编《唐代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会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收入氏著《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2—229页。
[76]《辅恒墓志》，《西市》，第351页。
[77]《补遗》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308页。
[78]《法苑珠林》卷六七《感应略》，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008页。
[79]《奉先县怀仁乡敬母村经幢》，毛凤枝编《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卷二，《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6993—16995页。现藏蒲城县博物馆。
[80]《泾阳县尊胜陀罗尼经并大悲咒石幢记》，《金石萃编》卷六七，《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册，第1150—1151页。
[81]《太平广记》卷三七三《精怪六•杨祯》，出《慕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63页。
[82]《太平广记》卷四三四《畜兽一•宁茵》，出《传奇》，第3525页。
[83]《碑林新藏续》，第297页。
[84]《汇编》中和011，第2514页。
[85]《潘克俭墓志》记其“一旦厌城郭之喧，鬻其居，取直买田庐于华之西”，《西市》，第889页。
[86]《大唐万年县刘居士之墓志》记其“厌尘俗之无恒，就山池而放逸”，《汇编续集》贞观044，第34页。
[87]《碑林新藏续》，第307—324页。
[88]《唐故河中府永乐县丞韦府君妻陇西李夫人墓志铭》记韦氏，《汇编》会昌041，第2241页。
[89]《赵惠满墓志》，《西市》，第535页。
[90]武伯纶《唐代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3辑，1963年，此据氏著《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23—127页。
[91]上三例见《新•陕》贰下，补遗三、四、七，第387—389页。
[92]《汇编续集》显庆041，第110页。
[93]《汇编》总章026，第499页。
[9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30—336页。
[95]《新唐书》卷一四五《严郢传》，第4728页。
[96]语出元稹《同州奏均田状》，杨军主编《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898页。
[97]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王素点校《陆贽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9页。
[98]《太平广记》卷五一《宜君王老》，出《续仙传》，第317页。
[99]《唐会要》卷二〇《亲谒陵》，第465页。
[100]参考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本为中心》，《唐研究》第6卷，第1—18页。
[101]《长安志》卷一，《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125页。
[102]《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载神龙元年七月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第1355页。
[103]沈亚之《盩厔县丞厅壁记》，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第94页。
[104]关于长安城郊区对城内的物资供应，参考张天虹《物流与商流：唐长安——变动中的都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05]刘言史《买花谣》，《全唐诗》卷四六八，第5323页。
[106]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集校点组《柳宗元集》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73—474页。
[107]《法苑珠林》卷五七《债负篇》，《法苑珠林校注》，第1725页。
[108]韩愈《圬者王承福传》，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1448—1449页。
[109]柳宗元《梓人传》，《柳宗元集》，第478页。
[110]《太平广记》卷二四三《治生•裴明礼》，出《御史台记》，第1874—1875页。
[111]参考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12]《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载天宝九载十月诏：“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第1926页。
[113]参见张天虹《物流与商流：唐长安——变动中的都城社会》，第38页。
[114]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曾贻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115]《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第817页。
[116]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8—86页。
[117]《邓太尉祠碑》导语，收入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118]开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造，《陕西金石志》卷七著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22册，16446页。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馆。
[119]参石野智大《唐初村落制度の“新史料”——西安碑林博物館蔵〈荔非明達等四面造像题名〉の再検討》，《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7，2013年，第1—36页。传统以为该造像时代为北周，作者依据造像者题名中的职官信息，将其断于唐初。
[120]隋开皇六年造，唐乾封元年改造。参照马长寿录文，氏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96—98页。
[121]《旧唐书》卷六五《温彦博传》，第2361页。
[122]《通鉴》卷二二五代宗“大历十四年”，第7265页。
[123]参考薛平拴《隋唐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葛剑雄、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3—432页。
[124]如《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记宰相李泌对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进行清理整顿，共得四千人，“皆分隶神策两军”，第7492—7493页。
[125]《册府元龟》卷三四五《将帅部•佐命第六》，第4090页。
[126]《请降诞日度三僧制一首》，《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837页上。按，此处“安宁乡”疑为“宁安乡”之倒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