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第二章第三、四节，第25—45页。
[21]《唐六典》卷三〇《京县畿县天下诸县官吏》，第753页。
[22]《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第73页。
[23]《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第44页。
[24]如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李方《唐西州诸乡的里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第187—217页；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似乎只有赵吕甫认为唐代乡是实体建制，乡官是实质性存在，见所撰《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5]参看赵璐璐《里正与唐代前期基层政务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47页。
[26]释道宣撰《法苑珠林》卷五七《债负篇》，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725页。
[27]杜甫《兵车行》，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13页。
[28]白居易《杜陵叟 伤农夫之困也》，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223—224页。
[29]白居易《秦中吟》之《重赋》，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82页。
[30]《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里正不觉脱漏增减”条，“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条，刘俊文点校，第235页。
[31]P.2979《唐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岐州郿县尉勋牒判集》之“岐阳县郎光隐匿防丁高元牒问第卅”，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17—619页。
[32]《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王文锦等点校，第63页。
[33]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六九《华阴村正》，出《酉阳杂俎》，第2934页。
[34]《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第64页。
[35]《职制律》“役使所监临”条，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第225页。
[36]《天圣令》之《杂令》校录本，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第377页。
[37]见《唐□隆士、夏未洛状自书残文书》等八件，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6—268页。李方以此为里正考课文书，所撰《唐代考课制度拾遗——敦煌吐鲁番考课文书考释》，《’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7—568页。
[38]刘禹锡《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第27页。
[39]《新唐书》卷一二八《苏珦传》，第4457页。
[40]《新唐书》卷二〇三《文艺传下•李频传》，第5794页。
[41]《类编长安志》卷六《渠》，黄永年点校，第193页。
[42]相关程序参考陈明光《略论唐朝的赋税“损免”》，《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
[43]《旧唐书》卷一二九《韩皋传》，第3604页。
[4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17页。
[45]高祖《遣太子建成等巡畿甸诏》，《全唐文》卷一，第24页。
[46]苏颋《幸新丰及同州敕》，《全唐文》卷二五四，第2573页。
[47]《唐会要》卷二八《蒐狩》，第616—617页。
[48]《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第7508页。
[49]《唐会要》卷四〇《君上慎恤》，第839页。
[50]编号Ast.Ⅲ.4.092（Or.8212/529），图版及释录见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60—61页。释录见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题作“唐景龙三年（709）九月西州都督府承敕奉行等案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1—272页。
[51]此件文书反映了唐代勾征制度及其在县乡的实施，参看薄小莹、马小红《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判集（敦煌文书伯二九七九号）研究——兼论唐代勾征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15—6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