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乡里的户口控制
——以唐前期为中心
上文钩沉了唐政府对京畿乡村开展基层控制的层级与格局，现以户口控制为例，探讨国家指令如何贯彻至乡里社会。唐制“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三）［五］家为保”[1]，官方正是要通过乡里邻保网络，将民户紧紧附着于土地，防止流亡。在帝国心脏地带——京畿，安辑户口成为统治者对基层官员的首要要求。武周长安三年（703）“太后召（张）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为雍州长史”，遭到宰相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昌期少年，不闲吏事，向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太后默然而止”[2]。而泾阳令韦涤则因辖内户无流亡的政绩，受到德宗皇帝特别的褒奖[3]。
一 户口迁移之禁与开禁
唐前期，京畿在全国的政治、军事版图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既是天子所居、中央行政官署衙门列布，且归于十二卫名下的全部府兵兵力皆按道里远近，分番宿卫中央。京兆府辖内折冲府密布，数目达131府之多，重兵布列[4]。统治者采取守内虚外的“关中本位”政策，也体现在对京畿乡里人口的控制上。唐《户令》有所谓的“乐住之制”，《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5]所谓的宽狭之分，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规定，“其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6]，依唐《田令》民户受田标准为二十亩永业，八十亩口分[7]，但实际往往不足此数。“乐住之制”强调百姓可由狭乡往宽乡，由边远徙中心，从役轻之地迁入役重之地。
京畿地区为狭乡，人均耕地面积远远达不到田令规定，依“乐住之制”，则畿民可就宽乡。唐初也发生过这样的案例，贞观年间，唐太宗巡京兆新丰县之零口，见其“村落偪侧”，受田严重不足，乃“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8]。但关中民户徙宽乡之议，从一开始就遭到京畿官员的反对。贞观初，“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曰：‘畿内之地，是谓殷户，丁壮之民，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义。’其事遂止”。[9]为了“实关中”，形成举重驭轻的局面，京畿的人口外迁被禁止。禁令曰：“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10]
有两种主要因素可能导致畿内民户自发向关外移动：一是京畿地狭，民口受田不足，又常为权势之家侵夺，失去土地的农人只有脱离户籍，寻找与新的土地再结合的机会；二是唐前期关中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又常发生旱情与饥荒，山东、江南向关中输送粮食的渠道并不畅通，为此，皇帝不得不频频带领百官至洛阳就食[11]。其实，京畿贫民大规模外出就食的底层流动，更为显眼。高祖未克天下时就曾下令疏散部分京师居民往剑南诸郡就食[12]。贞观元年（627），“关内六州及蒲、虞、陕、鼎等复遭亢旱，禾稼不登，粮储既少，遂令分房就食”[13]，有许多民户流亡商、邓，得到邓州刺史陈君宾的良好安置；转年，太宗亲下诏劳赏陈君宾[14]。高宗时关中水旱频发，民出就食更为频繁，咸亨元年（670），“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雍、同、华、蒲、绛五州百姓乏绝者，听于兴、凤、梁等州逐粮”[15]；永淳元年（682）六月，“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16]。
这种大规模的迁徙逐粮，统治者希望灾荒结束后，流民能悉归原籍，但实际上极有可能导致畿内人口流亡不归。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尚能“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17]。到高宗时，就食不归的情况屡有发生，故永淳关辅大饥，高宗令贫人散于商、邓逐食，时任雍州长史李义琛有“黎人流转，因此不还”之虑，“固争之”，由是忤旨。[18]值得注意的是，高宗对于民户悉数归还，似乎很有自信，放开了国家的外迁之禁。尽管畿内人多地狭，赋税繁重，京畿民户似乎也不太愿意离乡土远徙。《唐（七世纪后期）判集》记，虽然“雍州申称地狭”，“每经申请，无地可给”，民户“其人并是白丁卫士，身役不轻”，但“即欲迁就宽乡，百姓情又不愿”[19]。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除安土重迁观念外，生产成本恐怕也在百姓考虑之内，试想京畿农户宁可在核心区精耕细作，也不大可能抛弃原有的基础，贸然至外州县谋发展。故而，唐朝前期官方京畿民户外迁之禁，在群众中也有相当基础。
户口外迁之禁约，由统治者制定，但也由其打破。长安与洛阳为唐王朝之东西两京，由于隋末唐初的动乱，导致洛阳一带人口流失，“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魏征《谏封禅事》）[20]，属地广人稀之宽乡，而同时积天下之粟，为全国之经济重心，“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籍洛京”[21]，正可吸纳大量无地、少地的民户，但唐初诸帝秉承关中本位政策，虽至就食巡幸，事毕后旋返长安。
到武则天时，情况发生了逆转，武氏欲建立以洛阳为中心的周政权以取代唐祚，故有意营建神都，提高其政治地位，其执政22年，20年在洛阳，仅在长安年间短暂返京[22]。在尊洛阳思想指导下，天授二年（691）七月，武后“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对于京畿愿意徙往洛阳的民户给予各种优惠，“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于水次，量给船乘，作般次进发，至都，分付洛州受领、支配安置讫，申司录奏闻”，“卫士杂色人等，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给复一年，复满便依本番上下。其官人百姓，有情愿于洛、怀等七州附贯者，亦听”。武氏还对京畿州县的行政建制进行调整[23]。这一徙民之诏，虽云取百姓自愿，实则难免强制，由京畿流向洛阳民户达十万之众，诚可谓唐前期京畿民户的一次最大规模迁移。朝臣对这次移民的目的颇为警觉，多以劳民为由，劝止此事，如徐坚在《请停募关西户口疏》中说，徙民的过程，“使者强送， 俛进途，一人怨嗟，或伤和气，数千余户，深宜察之……”建议令雍、同等州已先在洛阳的工商户检括附籍；而“差定陪郭者”，则“各任还贯”[24]。
武周这次出于政治目的的移民，实际上打破了唐前期京畿不得迁移的旧有法令，为乡里户口控制弛禁之滥觞[25]。
但京畿户口外迁之开禁，并非随其后[26]。接着，武周朝开始了大规模检括浮逃户行动，证圣元年（695）凤阁舍人李峤上表，极陈全国逃户问题之严重，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办法，主张中央直接派御史进行括户，并希望在实际执行时权衡变通，特别提及：“所谓权衡者，逃人有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夫顾小利者失大计，存近务者忘远图，今之议者，或不达于变通，以为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而越关继踵，背府相寻，是开其逃亡，而禁其割隶也。”[27]正说明，畿内移畿外，有军府州徙无军府州之禁，在当时依然存在并发挥效力。在随后长安三年（703）、玄宗开元九年至十三年（721—725）括户中，中央放弃了强迫逃户返回原籍的不现实做法，允许有田产之客户随“所在编附”，而一小部分人归本贯，这部分人来自“两州”[28]。这正说明，畿内户口迁移之禁至宇文融括户时仍顽强保留着。
然而，从地方括户进行的实例看，宇文融团队在具体案例处理时，已非如其宣称，倾向于全国统一标准，即外逃之浮逃户皆可于当地附贯，这等于默许了京畿乡里民户的外迁。比如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有一份讯牒记载因过所遗失而被讯问的京兆人蒋化明之辩辞：“化明辩：被问先是何州县人？得共郭林驱驴？仰答。但化明先是京兆府云阳县嵯峨乡人，从凉府与敦元暕驱驮至北庭。括客，乃即附户为金满县百姓。为饮贫，与郭林驱驴伊州纳和籴。”蒋化明为京畿乡民，由于未知原因先逃亡至凉州，又为郭姓地主驱驮至北庭，在北庭遇到括客，身为京兆人，却没有返回原籍，而是就地“附户为金满县百姓”[29]。
另一例子见于敦煌写本《燕子赋》，赋文讲述了浮客户燕子夫妇辛苦营得之房舍被土著户雀儿霸占，燕、雀向百鸟之王的凤凰投诉，最后得以公断的故事。虽为文学作品，反映的却是现实制度与生活，作者用拟人手法，将燕子夫妇比作“浮逃户”，以雀儿为在籍“课户”之代表。朱雷先生对此有精到的分析[30]。值得注意的是，在乙种写本中，雀儿曾恐吓燕子“问君行坐处，元本住何州？宅家今括客，特敕捉浮逃；黠儿别设诮，转急且抽头”，而作为客户的燕子竟毫不亏怯，“不由君事落荒（谎）。大宅居山所，此乃是吾庄”，并大方地承认“本贯属京兆，生缘在帝乡。但知还他窟，野语不相当。纵使无籍贯，终是不关君”，认为“我得永年福，到处即安身”[31]。这说明，京畿乡里民众的外迁，不仅得到各级统治者默许，其迁出后“随处安身”，不必返回本贯，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民众共知的处理通例。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唐初统治者基于理想状态制定的京畿乡里人口流动之禁，再也无法固守了。
由以上梳理可知，唐前期，政府秉持守内虚外，“实关中”之理念，禁止畿内人口外迁，但面对人均受田不足，粮食供应欠缺等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从武周天授二年在长安—洛阳间调整人口开始，至玄宗开元中，统治者对京畿户口控制渐松，直至允许畿内逃户就地附贯。
二 京畿乡里的客户与括户
唐长孺先生认为，所谓“浮客”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指豪强土地上的佃家、居地不编户贯的逃亡者，还包括通过买卖或开垦荒地而获得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流入城市的商贩和待雇的傭作、无固定职业的游食等[32]，如此恰可概括京畿乡里客户的类型。
唐代京畿乡里不附籍的流寓人口远较外地为多，《长安志》记：“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33]最根本性原因在于京畿地狭，大量人口无法与土地结合，只能做无根之浮动。依唐令，均田制下一个普通民众应受田百亩。但据汪篯研究，唐人占田数一般都不满百亩，尤其是在京畿地区[34]。还是在唐初，太宗至新丰县零口，“问其受田，丁三十亩”。[35]《旧唐书•袁高传》记安史乱后，朝廷“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其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袁高奏请“圣慈所忧，切在贫下。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36]，正说明京畿贫农有田不满50亩的情况甚为常见。《唐（七世纪后期）判集》揭示雍州地狭的情况，“少地者三万三千户，全无地者五千五百人”[37]，无地农民只能寻找其他手段谋生，比如租佃地主富户土地耕种、缴纳高额地租（京畿乡村密布的官人庄园里，有许多庄客佃食），或者到城市、近郊从事手工业劳动；或者逃亡到宽乡。韩愈笔下的圬者王承福就是典型例证，“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余三十年”，因从军逾期，归来田宅全无的长安农人王承福只能到长安市上当泥瓦匠[38]。另长安通化门外为车工聚集之所，这些车工很多是乡里失去土地的劳力[39]。长安城内还有“客户坊”，居住相当数量流动人口[40]。
无论佃户、商人、手工业者、逃户，皆不著名于民户籍，不便于国家掌握。为此，国家曾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京畿乡里的客户问题：首先是严格括检浮逃户。武周长安三年、玄宗开元中两次括户，并同时察色役伪滥，勘验无主田地。关于两次括客在地方的实施，借助敦煌文书《长安三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我们得以了解河西地方的括逃事务进展情况[41]；但在京畿乡村实施效力如何，史籍几无记载。仅知宇文融括户派出的近30名劝农判官中，有11位是京畿诸县的县尉、主簿[42]。虽然他们是至外州县工作，但起码说明两点：第一，京畿的基层官员对于括客工作极为支持，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第二，京畿应当是括户的重点区域，畿尉群体有处理浮逃户的工作经验。
再细检史料发现，《太平寰宇记》在述雍州属县建制时，保留了唐代京畿括户的第一手材料，卷二七雍州“乾祐县”条：“（旧三乡，今四乡。）本汉洵阳县地。唐万岁通天元年分丰阳县及招谕、左绵等谷逃户以置安业县。景龙三年改属雍州。景云元年复隶商州。乾元元年改为乾元县，仍属京兆府。寻又归商州。汉乾祐二年又属京兆，便以年号名县。”[43]从中可知，在长安三年括户之前，京畿乡村的户口检括活动就已经开始进行。万岁通天元年（696），有置新县以安置逃户之举，即京畿领全国括客之先，早在全国范围括户前，京畿基层官员已积累了丰富的户口管控经验。开元十一至十二年，京畿经验推广全国。
这段材料还展现了京畿括户的举措。《寰宇记》之乾祐县（安业县）在终南山之中，贾岛（779—843）有《题安业县》诗：“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44]描述县境之崎岖难行。由于山区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王化难及，力求规避赋役的京畿民户常选择逃亡至此[45]。朝廷在南山招谕、左绵等谷口展开了细密的户口检察活动，检出之南山逃户新编县乡安置，可见数量之多。鲁西奇认为，新乡应是按南山中的谷口编排，一谷一乡[46]。
[1]杜佑撰《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条，王文锦等点校，第63—64页。
[2]《通鉴》卷二〇七《则天皇后》，第6563页。
[3]德宗《褒泾阳令韦涤诏》，《全唐文》卷五一，第560页。
[4]参考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5页；关于京兆府下折冲府名，参阅森部丰《唐京兆府内折冲府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第359—380页；张沛《唐折冲府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5]《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第74页。
[6]《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引，第29页。
[7]《通典》卷二《食货二》引“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第29页。
[8]《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仁慈》，第477—478页。
[9]《唐会要》卷八四《移户》，第1840页。
[10]《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第74页。
[11]陈寅恪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为本章所欲论者，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归还长安。”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62页。
[12]《册府元龟》卷四八七《邦计部•迁徙》记高祖为唐王时下令：“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贸易妻子，奔波道路，虽加周给，无救倒悬。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便阙支拟。今岷嶓款服，蜀汉沃饶，闾里富于猗陶，菽粟同于水火。……外内户口见在京者，宜依本土置令以下，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所有官物，随至籴给，明立条格，务使稳便，秋收丰实，更听进止。”第5820页。
[13]《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传•陈君宾》，第4783—4784页。
[14]太宗《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全唐文》卷九，第105—106页。
[15]《册府元龟》卷一四七《帝王部•恤下第二》，第1777—1778页。
[16]《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53页。
[17]魏征《十渐疏》，《全唐文》卷一四〇，第1420页。
[18]《旧唐书》卷八一《李义琰传》，第2757页。
[1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01页。
[20]《唐会要》卷七《封禅》，第95页。
[21]《唐会要》卷二七《行幸》载武周洛阳县尉杨齐哲上书，第602—603页。
[22]关于武周对洛阳、长安的定位，参考朴汉济《武则天和东都洛阳——试论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原因和都城构造的变化》，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0页；李永《武则天对长安的经营——以西京留守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23]武后《置鸿、宜、鼎、稷等州制》，《唐大诏令集》卷九九，第498—499页。
[24]徐坚《请停募关西户口疏》，《全唐文》卷二七二，第2765页。
[25]冻国栋指出，天授二年的迁徙打破了李唐皇朝京畿人口勿外徙之令，氏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
[26]冻国栋以为对京畿之民的严格控制大致在开元时渐松，氏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243页。
[27]《唐会要》卷八五《逃户》，第1850—1851页。
[28]《唐会要》卷八五《逃户》载开元十八年裴耀卿上奏，1853页。“两州”，孟宪实以为即指京兆、河南府，见所撰《唐代前期的财政使职》，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76—211页；又可参看同作者《唐前期括户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2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30]参见氏著《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读〈敦煌变文集〉札记（一）》，原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收入《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1—326页。
[31]P.2653《燕子赋之二》，录文参照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13页。
[32]唐长孺《唐代的客户》，氏著《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170页。
[33]《长安志》卷一〇，《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337页。
[34]汪篯《唐代实际耕地面积》，收入氏著《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35]《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仁慈》，第477—478页。
[36]《旧唐书》卷一五三《袁高传》，第4088页。
[3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01页。
[38]韩愈《圬者王承福传》，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1448—1449页。
[39]《太平广记》卷八四“奚乐山”条，出《集异记》，第541—542页。
[40]参看李永《〈唐摭言〉所见唐长安城“客户坊”小考》，《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41]小田義久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1卷，京都：法蔵館，1984年，第105—106页。
[42]《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第151页），《唐会要》卷八五《逃户》（第1851—1852页）都详细记载了劝农判官的名单，关于劝农判官群体的分析，参看山内敏輝《宇文融の括戸の組織構造について》，《東洋史苑》34•35，1990年；《宇文融の括戸における勧農判官の群像——貴族制社会再編への一視点として》，《東洋史苑》42•43，1994年。
[43]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点校，第586页。
[44]《全唐诗续补遗》卷五，出《关中胜迹图志》二五《商州地理》，《全唐诗》，第10657页。
[45]孟宪实先生提示，从全国范围看，逃户应主要涌入宽乡、山区，而在京畿狭乡内部，人口存在着由秦岭以北平原向秦岭山区的逃亡。
[46]鲁西奇《新县的置立及其意义——以唐五代至宋初新置的县为中心》，《唐研究》第19卷，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5—232页。
第四编 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