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计共田园
——京畿乡村民众的经济生活与生计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history from below），希望从民众的立场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的变化[1]；作为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这与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微观史学研究相呼应，共同把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从大的社会群体和宏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社会转型研究，扭转为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强调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
中国史研究中亦有类似的省思。近年来在相关学者提倡下，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之外，社会史领域的日常生活史、区域社会与宗族研究方兴未艾，亦影响了唐史学界。张广达先生在回顾近百年唐史研究路径时提出，已往研究唐代社会缺少对社会下层的考察，对人数众多、文化层次与社会地位较低的平民百姓着眼甚少，“与研究唐代诗人的雅文化相比，对社会下层的俗文化的研究显得非常欠缺”，期冀“今后将会有人填补这些社会史的空白”[2]。黄正建先生总结反思已往的唐人生活史研究，都是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风俗、文物、科技等各领域有关物质、文化生活者分别介绍，很少将“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叙事大多以“物”为中心，没有“人”的生活痕迹[3]。
现存的唐代生活史、风俗史研究著作，即使力求以“人”为中心，也由于材料之局限，多谈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平民之“人伦日用”，还是一副相当模糊之图景。只有个别学者尝试贴近农民的日常经济生活，讨论农人的税役，或做精细的个案分析，估算农民家庭的收支。如韩国磐借助大谷文书《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提供的物价信息，对一户小农家庭一年的收入、纳税、消费用度情况进行量化，指出农民的收入仅够供给食用、衣着的一半，还有将近一半的费用无着落，佃农生活更苦[4]。王士立透视了贞观年间农民生活状况[5]，陈国生对天宝时关中农民上缴丁粮数目进行了估算[6]。杨希义重点讨论了关中人民的赋役负担[7]，陈仲安则关注两税法实行后，唐后期农民赋役的新变化[8]。晚近的研究更具有综合性，学者尝试对唐代中等收入农家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全面估算，但具体到小农家庭的户口数、户均耕地数、亩产量、纳税总额等各项数据，计算方法与结果各不相同[9]。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唐代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究竟是入不敷出，是收支相抵，还是有所盈余，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相比之下，李伯重所考察的六朝至隋唐江南农户年生产总值、户均赋税、年净产值等情况，要明晰许多[10]；毛汉光借助出土文书对北朝至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居民生产形态、分配田亩数、亩产量、生存权的研究，结论亦扎实可信[11]。这些示范性研究提示我们，对唐代家庭收支的估算浮动、误差较大是由于没有插入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因素，前一因素有些学者已注意到，在研究中对时间进行了限定[12]，而问题实出于后者。
中国区域辽阔，所谓的华北、江南、关中、岭南，唐时分属各道，其社会、经济、文化、民俗各不相同，欲探求小农家庭的生计，尝试收缩空间边界，进行区域史下的家庭案例研究，更具可操作性和实际意义。中古以降，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多钟情“江南”，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不能把中国历史写成江南的扩大面[13]；有唐三百年，虽然安史之乱后大规模的移民潮导致江南的开发，但关中、中原区域始终是立国之根基；都城长安所在的京畿地区，“百役所出”[14]“赋敛尤重”[15]，已成为帝国日常统治中绕不开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近畿乡村普通农人的生产、生活状况究竟如何？让我们来走近这样一户京畿小农家庭以做观察。
一 一户标准小农家庭模型的构建
要数字化地精准摹写乡村农人的家计与生活，必得先有一个农民家庭模型。由于唐代长安基层社会运转产生的籍帐、授田文书等资料无存，我们只能尝试虚构，但非纯然空想，可以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北地区的家庭组成为参照。
首先，这是一户小农家庭。据相关研究，唐代的农民家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乡村地主、庄园主和富庶农户；二是简单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通过耕种自己的土地及其他经营，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三是佃种他人土地或通过雇佣劳动来养家糊口的贫农[16]。在京畿乡村，由于存在大量的公廨田、官员职田等，抑配百姓佃种，佃农数量不少，但本章所言小农家庭，应以第二类即自耕农、半自耕农为主，约略对等于唐代九等户制划分中的下上、下中户（七等至九等）。
这类家庭的一般特点是：1. 必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以耕种。杨际平认为，唐代占地20—130亩可看作自耕农[17]，京畿乡村小农家庭的垦田耕地数目，下文将有估算。
2. 有一定数量的剩余资财，包括有房舍、园宅、牛等，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储备，这类家庭的财产状况，可参照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蒲昌县定户等案卷》中残留的四户下上户之情况：
18 户韩君行年七十二老 部曲知富年廿九 宅一区 菜园坞舍一所
19 车牛两乘 青小麦捌硕 粟肆拾硕
20 户宋克儁年十六中 婢叶力年卅五丁 宅一区 菜园一亩 车牛一乘
21 牸牛大小二头 青小麦伍硕 粟拾硕
22 户范小义年廿三五品孙 弟思权年十九 婢柳叶年七十老 宅一区
23 粟拾硕
24 户张君政年卌七卫士 男小钦廿一白丁 赁房坐 粟伍硕[18]
其中韩君行、宋克儁两户比我们的标准偏上，略显富足，而张君政户，需赁房居住，又稍偏低。这个标准，张国刚称之为中等水平农家[19]，可比拟为员半千《陈情表》中所言“贫穷孤露，家资不满千钱；乳杖藜糗，朝夕才充一饭；有田三十亩，有粟五十石”[20]，储光羲笔下“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21]的农家。
3.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本章所言小农家庭，一定是以农作为第一谋生手段的，一年到头，男子在田地中劳作，而妇人为蚕桑纺绩，同时处理饮食等各种家务，即孟郊《织妇辞》所谓：“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22]事实上，虽然男耕女织模式是中古农村家庭生产生活之一般模式，但由于农作投入多，产出慢，近畿地区许多民众都不愿为之。如在畿县任职的中唐人姚合观察到：“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23]农民弃农从工商比重相当大，渔采狩猎谋生亦大量存在。为此，从帝王到士大夫官员，都不断敦促农民回到田地，并适当减轻其赋役负担，尤针对京畿区域。
其次，小农家庭的类型与规模。学界对唐代家庭的类型与规模存在不同意见，或以为唐代中央政府提倡孝悌与大家庭，累世同居的主干与主干—联合家庭是常态[24]；或以为唐代仍以人口较少、结构简单的小家庭为主，多世同居家庭仅存在于大官僚地主阶层，五口之家为常态[25]。
京兆府情况，正史及地志类文献均有记载，数据详本书第5章表2-1，以京畿地区农民家庭户均五口，大略相差不远。
这五口的年龄、丁中情况如何？五六口之家，大略可以有夫妻加子女，夫妻加父母、子女，夫妻加父母、弟妹，夫妻加弟妹几种类型，但根据唐代户籍之实例，由夫妇两人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典型核心家庭占绝对多数，三代同居的情况不多见，故我们虚拟的这户小农家庭，也权作核心家庭。
户主身份为白丁，年龄在唐代成丁年龄之后（23岁以上）[26]，其妻在户籍中注为白丁妻（唐代无丁女称谓，成年在室女保留中女称呼，而成年为人妻者称丁妻[27]）。此对夫妇下一辈，假设有两男一女，其中一男年稍长，为中男，但年龄在18岁以下，唐令有中男年18岁以上受田同丁男之规定，但未知京兆府狭乡中男是否亦受田，这里构建的小农家庭，应只有户主（丁男）有受田之资格。中男下有一女，6—15岁之间，为小女；家中最小的家口是年龄在6岁以下的小男。之所以对家中子女的年龄做如此详细地区分，是为便利下文的量化，丁口以下的中口、小口一旦有细微的年龄改变，即涉及其口粮廪给标准的相应变化[28]。
在构建起这一五口之家的小农家庭模型后，还有一点需要强调，虽然这个家庭有着明显的人为设计痕迹，但其结构、人口数量、成员年龄，都是尽量贴近当时历史之真实的。
二 财产与生产资料
一户中等收入水平的京畿乡村小农家庭日常生产生活之平稳运行，必得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基础。对于安土重迁的农人来说，需先有一处稳定的居所，即乡里的园宅，一般百姓宅基地的大小，按《唐令》规定：“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29]但普通百姓的实际住宅面积都较此为小，敦煌文书S.4707＋S.6067《马法律卖宅院契》记其宅院[30]，参照黄正建的折算法[31]，有堂一口24.3 m2，东房子18.35 m2，小东房子8.5 m2，西房13.97 m2，厨舍16.86 m2，庑舍16.44 m2，内门道10.57 m2，外门曲10.84 m2，院落51.87 m2，总计171.7 m2，只相当于唐亩的1/3[32]。
京畿住宅没有如敦煌那样详尽的数字，只有一些约略记载。如韦嗣立后人在长安城内坊里的宅邸占地十数亩[33]，卜者寇鄘在永平里西南购凶宅地约三亩[34]；乡村农人的住宅大小，更缺乏文献记载，但既然京畿地狭，计口授田尚不足给，园宅地的面积肯定大打折扣。
房宅的建筑材料，一是取决于农人所在的地域，京畿乡村从地理上跨越了关中平原与秦岭山区，据张晓虹对近世陕西聚落景观的探讨，明清以来关中平原居民多住瓦屋或窑洞，而终南山民多就地取材，筑板屋或搭茅蓬[35]，可为中古情况之参照。二是决定于农家的财力，富裕人家可用砖、瓦修造，如白居易描述自家住宅“接以青瓦屋，承之白沙台”[36]；乡村农人的房舍，当主要以泥与茅草（茅茨）为材料，王梵志诗说西北乡里贫人“草屋足风尘，床无破毡卧”[37]，戴书伦描述秋冬之际农人“结茅成暖室”[38]，唐传奇《裴航》记长庆中落第之秀才裴航出长安城，“经蓝桥驿侧近”，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妪缉麻苎”[39]，恐怕是京畿乡村中常有的景象。
图4-1 榆林窟3号窟壁画“茅庐”
安西榆林窟3号窟西壁前图的局部，向我们展示了所谓“茅屋三四间”的真实构造，画面中是建于山间平地的三间草堂，中间有板门，两侧开方格，檐下平拱勾画草率，穹隆式顶上覆满茅草，中央有类似塔刹的装饰[40]。（图4-1）
房宅的规模、布局与内部结构，黄正建根据敦煌壁画、中堡村唐墓庭院遗址情况指出，北方民居一般是四合院式的，在坐北朝南的院中轴线上，分别是南向的大门、中堂、后院和寝房，东西两旁为厢房，或有厨房，富户院落旁有马厩[41]，而普通农家应代之以一排鸡舍、猪窝或羊圈。韩愈《示儿》诗描述在长安营造的屋庐，也由中堂、庭、东堂、南亭、西偏屋、北堂组成[42]。这种民居的形制，从上文提及的马法律住宅中可见一斑。
图4-2 敦煌壁画“农舍”
不过上述情况，即使是只有一重院落的四合院，也都非普通人家的住房，乡村农户“宅”之区域，应较此局促很多，唐《营缮令》依人群身份限定其堂屋规模，普通百姓一家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43]；而《清异录》记录的贫人居处：“以屋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窃微光。又或四邻局塞，则半空架版，迭垛箱筥，分寝儿女，故有假天假地之称。”[44]
宅基之外，所谓的“园宅地”，农人的资产，还包括房舍周边的园、圃及场，有些农户的口分田也与宅舍园圃相接。一般而言，为保护家口及牧畜安全，农人会在房舍周边铺设篱笆（图4-2），此多见于描述乡村生活的农事诗，所谓“篱落栽山果，池塘养海鳞”，[45]“城池连草堑，篱落带椒坡”[46]。主要反映北方农业生产状况的（或以为长安附近）农书《四时纂要》[47]，记载一二月农家杂事里皆有“竖篱落”，还详细介绍了种园篱的技术：
凡作篱，于地畔方整深耕三垄，中间相去各三尺，刺榆荚垄中种之。二年后，高三尺，间 去恶者，一尺留一根，令稀稠匀，行伍直。又至来年，剔去横枝，留距；如不留距，疮大即冬死。剔去讫，夹截为篱。来年更剔夹之，便足用焉。岂独蛇鼠不通，兼有龙凤之势，非直姧人惭笑，亦令行者嗟称。次以五茄、忍冬、罗摩植其下，采缀且免远求，又助藩篱蓊郁，尤宜存意。《山居要术》用枳壳，今谓之臭橘也，人家不宜此物为篱。[48]
提及以刺榆树藩篱，要均匀培植，留下一定的行距，绕篱栽种的植物有刺榆、五茄和忍冬等，不宜用橘。
篱笆之外，屋前屋后，农户也喜欢栽种一些树木及花草，据唐《田令》规定，农户永业田内课植桑、榆、枣[49]，这也是散植于屋舍近周的树种，如长安城南韦曲的农家“绕屋遍桑麻”[50]，王建在关中平原见到农户“一家榆柳新”，“野桑穿井长，荒竹过墙生”[51]。刘驾《桑妇》诗描述采桑妇先把环庐的桑叶采完之后再去桑园采叶的情节：“墙下桑叶尽，春蚕半未老。城南路迢迢，今日起更早。”[52]赵丰指出，专门的桑园位于水源丰富的江边、河边，或者也利用池塘淤泥栽培，但一般离家较远[53]。《四时纂要》记载的北方农人，在自家宅院、田间种植的还有槐、柳、松柏、白杨等树木，桃、李、杏、梨等果树[54]。因为植桑以及饱水植物的需要，民宅外不远往往有集中的水源和排水地，或为池塘，或为沟[55]，许浑见到韦曲野老村舍外“烟草近沟湿，风花临路香”[56]，章孝标笔下的长安秋夜是“池塘烟未起，桑柘雨初晴”[57]。因人畜饮水需要，民户住宅中应有井，单个农家无力打井，多数是几家共享一口井，因而井当在屋外。
P.3121《万子、胡子田园图》（图4-3）显示[58]，万子兄弟家的井在户外，在其宅门前，先是有夜间栏养家畜的门前 ，其侧之东园，以及图西侧曲尺形的“万子、胡子园场并道”，是供家内种植蔬菜、瓜果之地；而曲池形地兼作场，紧邻家内47亩、20.5亩的两处耕地，朱雷先生提示，场是供秋收后搬运至此的粮食作物脱粒、扬尘及翻晒之用[59]。另值得注意的是，万子、胡子兄弟的耕地离园宅甚近，出家门便可耕作，但在实际授田中，许多农户所得之田都散在各处，吐鲁番文书中有农户与寺院因地理远近之故，相互租赁土地耕种的记录[60]。京畿本来可耕地甚少，城外之良田又常被权贵豪强及寺院侵占，可能田地早被划分为一亩、两亩的零散单位，农民所得之田支离破碎，于耕作甚为不便。
图4-3 P.3121《万子、胡子田园图》
对于自耕农来讲，除了园宅外，最重要的家资及生产资料还有耕地与耕牛，京畿乡村一个小农家庭能够占有多少耕地呢？依唐《田令》正常情况下一丁受田可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共100亩，狭乡减半之[61]。理想中的狭乡受田数为50亩，但京兆府的情况恐怕更为特殊，《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十二年（592），“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62]隋初京畿丁男受田即严重不足。
唐初，全国人口尚未普遍增长时，贞观中太宗巡近畿昭应县零口，问其受田，已是丁三十亩，因而颇忧其不给[63]。敦煌文献P.3813V《唐判集》描述京畿地狭情况是“少地者三万三千户，全无地者五千五百人”[64]。开元二十二年，玄宗曾令“免关内、河南八等以下户田不百亩者”一年租[65]，看起来由于荒地的拓垦，京畿民众的人均耕地面积一度有所增加。然而关辅经安史乱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贞元二年（786），朝廷委京兆府以牛均给之，田五十亩已下，不在给限，观察使袁高上疏，“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66]，可以推测，当时畿内有田不满五十亩的人户不在少数，故袁高提示不可一律忽略之。至元和中，京畿民众户均垦田数大约41亩，详见下文测算。
农户拥有的生产资料中，最贵重的是耕牛，一是由于牛价昂贵，据吐鲁番文书《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的物价资料，细犍牛上者值钱4200文，次者4000文，下等3800文；次犍牛上者3200文，次者3000文，下者2200文[67]，是同时期绢价的10倍，粟价的100倍！再者牛是耕作的动力，是农业生产的核心依靠力量，在摆脱木耕手耨的早期生产方式后，无论是二牛抬杠式、二牛三人式还是唐代江东新兴的单人单牛拉曲辕犁的耕作方式[68]，牛都是田间生产不可或缺的畜力。
唐代屯田有耕牛的配给标准，是依据土地情况不同而酌给。《通典•食货典》“屯田”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于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69]京兆府农田趋于精耕细作，耕牛的配置密度较此为大，见前引《旧唐书•袁高传》，应是每田五十亩给耕牛一头。配给制并非普遍存在，自耕农所需耕牛，应由其自行从市场购得，仅在特殊时期，贫农无牛者，才由官给，除《袁高传》贞元二年事外，贞元七年，在“关辅牛疫死，十亡五六”的情况下，“上遣中使以诸道两税钱买牛，散给畿民无牛者”[70]。因牛价甚昂，民间有采取结社互助形式获取耕牛的情况，如《新唐书•循吏传》载韦宙任永州刺史，“民贫无牛，以力耕，（韦）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71]京畿的情况亦应类似。
农户田间劳作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农具，比如用于平整土地的犁。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唐时江东已使用曲辕犁，随之改变的是耕牛的挽拉方式，将横架在两牛肩上的横轭改成了单牛脖子上的曲轭[72]，变二牛抬杠为一牛一人。不过从三原县唐李寿墓壁画耕作图来看（图4-4），京畿地区二牛一犁一人的耕作方式还较为普遍，图中的犁还不是曲辕犁，但也不是直辕犁，较直辕犁先进得多，说明北方农耕技术处于发展改进阶段。李寿墓壁画还有耧播图（图4-5），画面情景是一人驾一牛，拉两脚耧进行播种，耧犁的双辕通过曲轭连接到牛脖子上[73]。耧车主要在耕地、播种时使用。陕西西安热电厂、西安秦川机械厂的唐墓发掘中，都发现有铁犁铧，应为当时关中农耕所用[74]。许多农家使用镢、耙整土与碎土，用铲、耨、锄之类中耕除草。
左：图4-4 唐李寿墓壁画牛耕图（局部）；
右：图4-5 唐李寿墓壁画耧播图（局部）
收获工具有钐（一种长柄的大镰刀），主要是北方民众用于割麦[75]；镰，陕西西安郊区白鹿原、热电厂唐墓中都出土有铁镰[76]；当时关辅，尤其郑白渠流域广种稻田，因而农人又有一些灌溉工具如桔槔、戽斗、辘轳、水车、翻车、筒车等。北方灌溉旱田主要用立井式水车[77]，北人对水车制造技术不甚熟悉，文宗大和二年（828）：“京兆府奏，准内出样造水车讫。时郑、白渠既役，又命江南征造水军匠，帝于禁中亲指准，乃分赐畿内诸县，令依样制造，以广溉种。”[78]这样造出的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79]。
三 农桑生计
第一节已经说明，本章所言小农家庭必是以男耕女织，即农桑为主要谋生手段，但京畿乡村田园中的农、桑生计分别如何展开，还有一些图景有待勾画。
首先，京兆府的农田里种植什么农作物？据唐《仓库令》，唐代官定之主谷为粟，小麦、大麦、荞麦、稻米、大豆、小豆都列入“杂种”[80]。粟是喜温耐旱作物，有较强适应性，唐代京兆府所在的黄土高原，是粟的传统生产区，关内道同、华、邠、宁、泾诸州所在的泾渭平原，也种植谷子。据统计，关内道二十四州府，除岐、灵、绥三州无载外，其余州府普遍产粟[81]。京兆府粟产量大，唐开元中玄宗定关辅庸调：“自今已后，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82]而文宗开成元年（836），京兆府二十三县输租、税粟八十万石[83]，占当年赋税收入的80%，说明无论唐前后期，京兆府税收以纳粟居多。粟田的产量，据估计每亩1—1.5升[84]。
京兆府辖23县，以及同、华、鄜、坊、宁、庆等州都盛产麦子，京兆府土贡麦、麸（大麦），不过由于唐代大部分时间没有成熟的粟麦复种技术，种禾之田就不能再下播麦苗，且麦子生长在田间需水量为谷之两倍，所以唐前期京畿麦之种植远远赶不上粟。中期以后，农田水利的开发，耕作技术的进步，促使小麦产量大增，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长安社会面食流行[85]，胡饼、蒸饼等成为上自达官权贵、下至市肆平民普遍喜爱的食品；而长安周边庄园经营发展，用大型机械碾硙带动的小麦制粉加工业蓬勃发展，京畿人家，“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货易”[86]，搬运斛斗入城，使得粟产量下降，而麦上升。据统计，唐初雍州粟耕地面积86.56%，开成年间下降至80%，而大历三年（768）京兆麦田占耕地8.3%，开成元年上升到20%[87]；尤其是8世纪末两税法实行后，整个华北地区的夏税系对冬小麦课税，而秋税对粟课税，以往以粟为主的征税体系被打破[88]。麦田的产量，据估计每亩8—9斗[89]。
据物候学、环境地理学家推测，唐时为历史上的温暖时期，平均气温较今天高出1—2℃，降雨亦较丰沛[90]，因而，京兆府在当时是水稻的产区，乃至更北的同、华二州，亦生稻苗[91]。但水稻生产耗水量极大，而关中水资源有限，故而水田多分布在较大的水利工程沿线。如郑白渠流域，“稻浸稑浇”[92]“稻粱交阴，雨汙俱发”[93]，据《通典》及《唐语林》记载，唐初溉田一万余顷，到代宗大历时水田六千二百余顷，“岁收稻二百万斛，京城赖之”[94]；城南鄠杜，水塘池陂广布，有“稻花香泽水千畦”[95]，其中汉陂水“任百姓灌溉平原等三乡稻田”[96]；终南山区有水灌溉处是“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97]；京兆府北与黄土高原相接的栎阳等县“地多咸卤”，经引水冲浇灌溉“皆生稻苗”[98]；咸阳县境亦有“万顷稻苗”[99]。
唐廷重视水稻在近畿的培育，曾在内园种稻，并于开元十年（722）以京兆尹王 兼稻田判官，负责稻田事务[100]。不过，唐诗中的描绘难免有夸张之嫌，张泽咸即指出，汉唐间华北地区水稻生产未占据过主要地位[101]；而西嵨定生指出，唐后期放任耗水量巨大的碾硙加工业发展，乃是由于政府以内园之例意识到关中栽种水稻违背地理条件，收支不抵，而欲改水田为陆田[102]。稻田产量为亩3石左右，远较陆田为高[103]。
另据陆贽上《请依京兆所请折纳事状》所引京兆府奏“当管虫食豌豆，全然不收，请据数折纳大豆”[104]，可知还有一些民众专门，或在粟麦种植间隙插种绿肥作物。《四时纂要》提及北方种植的大田作物，还有大小豆、胡麻、荞麦、燕麦、黑麦等[105]。
这里又涉及唐代关中平原的种植制度问题，绿肥作物是否与粮食作物轮作，粟、麦是否实现复种。京畿地狭，传统的一年一作，生产效力提升的空间恐怕有限，为增加粮食产量，只有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从这个角度讲，京畿乡村的小农家庭需要向更高效的种植制度努力，尤其是亩产量高的稻作在此普遍推广的努力失败后[106]。据《旧唐书•刘仁轨传》“禾下始拟种麦”[107]的记载，学界比较普遍的意见是唐代中期以后已实现同一块土地上粟—麦—豆二年三作制，粟—豌豆—麦—绿豆三年四作制[108]。有学者对三作制有所质疑，提出虽然麦八九月才种，而粟二三月种，值种麦前可收，但种麦须在五六月份即起耕、整地，让土地透气，种麦之前或没有夏季作物；而即使此轮作成立，因粟、麦都极费地力，吸肥力特强的粟后种麦也会导致磷肥极度不足，麦—粟轮种将没有足够的肥料[109]。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的农学知识解释，也取决于当时京畿的土地地力、农业生产技术，但基本可以认为唐中后期京畿乡村实现了复种轮作，因而亩产量有所提高。
相对于男口，家中的女口以桑麻纺绩为主要营生，这本没有例外，但奇怪的是，记录长安附近地主日常农事安排的《四时纂要》，竟无一条目提及妇女的蚕桑织染等家庭副业。而《册府元龟》也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十月中书门下奏：“臣等今商量，伏以京邑元无土绢，市中所货，皆是外州将到。”[110]这涉及关中是否寡桑蚕的问题。有学者根据开元二十五年庸调缴纳中“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111]的情况，以及《唐六典》卷三对诸州贡赋的记载，提出关中寡蚕桑与丝绢[112]。对此观点史念海[113]、杨希义[114]、卢华语等都提出了反驳，卢华语指出西起陇州、东至华州，整个秦中渭水流域蚕桑丝绸业十分兴旺发达[115]，只是京兆、同、华、岐四州调绵绢，其余州赋布、麻[116]。徐庆全虽持寡桑蚕说，但其对关中地区少种桑多种麻的解释值得信从，他注意到粗布以供军，绢绵是细物，几乎所有临边的，驻有军队的州郡，都不贡赋绢绵，而京兆府内折冲府密布，边军衣用亦需关内道负担，所以京畿的田地植桑少，种麻多[117]。
唐前期，家庭庸调缴纳的绢绵或布麻，唐后期两税法虽以纳钱为主，京兆府亦有以绢帛匹段并用的情况，此皆与家中女性的桑蚕纺绩劳动密不可分。唐诗中有不少京畿织妇昼夜辛勤的描述，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记载了长安附近农人因税限迫促，在“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118]的情况下将桑蚕所产输税殆尽的情形。而由于绢帛制品价值较高，在隋唐两代为硬通货，远高于农作物收入，故而女性纺绩可以为小农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隋书》记孝妇覃氏年十八夫亡，“事后姑以孝闻。数年之间，姑及伯叔皆相继而死，覃氏家贫，无以葬。于是躬自节俭，昼夜纺绩，蓄财十年，而葬八丧，为州里所敬”[119]，以纺绩之功而“葬八丧”，足见这一生计致财之丰。
四 小农户的年收入
小农家庭以耕织为主业，虽如《四时纂要》所揭示的，还从事酿造、饮食加工、家畜饲养、器物制造与修补等副业，即许倬云在讨论汉代农业时归入“Z活动”之一类[120]。活动所得，主要供家庭自己消费，且无法量化，因而论述小农户的年收入仍以粮食与绢布收入为主。
农户的粮食年生产量，取决于其实际耕地亩数与亩产量。关于京畿乡村民众的户均受田数量，第二节对史书中的记载有所列举，但都是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户均耕地数，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以京兆府的垦田总数除以府内户数。关于贞观、开元、天宝、元和中的京兆府户数，史料俱有记载，但其垦田数目，并无提及，今尝试做一曲折估算。
唐前期租庸调制下的地租、地税，后期两税法下的夏秋税斛斗、夏秋青苗钱、税草，皆是按亩征收的，只要知道亩纳税标准及京兆府的租税总额，便可估计出耕地总亩数。循着这一思路，先关注京兆府税收总额的记载：唐前期数据阙如，我们从青苗钱切入。元和十五年（820）景陵礼成所下《优劳德音》中提及“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钱，应合征共八万三千五百六十贯文，并宜放免”[121]，但无法找到当年的秋青苗钱数，渡边信一郎认为当在八万贯左右[122]，则元和十五年京兆府的耕地共纳青苗钱163560贯。
当时的青苗税税率如何，作为地税附加税之青苗钱始征于广德二年（764），京兆府的情况与外州县不同，京畿连地头钱共35文，此后大历三（768）、五、六、七年，标准皆有调整[123]，到大历八年史载：“敕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十五文，率京畿三十文，自今一例十五文。”[124]京兆府青苗钱与外州实现一致，而到贞元八年（792）又“初增税京兆青苗亩三钱，以给掌闲彍骑”[125]，此后未见调整，应为18文。这一记载又可得到验证，李锦绣注意到德宗贞元十二年诏中“京兆府所奏奉先等八县旱损秋苗一万顷，计予三万六千二百石，青苗钱一万八千二百贯”[126]的记载，据此推算八县青苗钱每亩约合18.2文[127]。则这里权以元和十五年时京兆青苗钱征收标准为18文，以163560贯（163560000文）/18文，可大致认为唐元和中京兆府拥有耕地9.09万顷。
解洪旺在计算唐后期亩税草数时，以京畿田地为10.3万顷（并未标明所据），并据此算出京畿田地亩税草0.3束，即3分[128]，这与元稹长庆初上《同州奏均田状》所记同州百姓田地为每亩税草四分的情况相差不远[129]，故10.3万顷的估计亦差不远。取9.09与洪氏所估之平均，并考虑到秋税青苗钱数额实应大于8万贯，这里以元和中京兆府耕地为10万顷。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元和中京兆府有24120户[130]，则耕地总数/总户数，可知当时京兆府户均垦田在41亩左右。当然以上只是约估，容有误差。
京畿田地的亩产量，取决于是种粟、种麦还是植稻，是否实行轮作复种制等一系列问题。胡戟对唐代亩产量（以粟为代表）的研究表明，陆田亩产在1石以上稍强[131]。京兆府作物品种，种植制度复杂，如何量化呢？这里借用D. H. Perkins在研究中国农业时提出的，为李伯重应用于江南的亩产量计算公式：亩产量＝（按人平均的粮食消费量×人口数）÷耕地亩数[132]。唐人的粮食消费水平，从《仓库令》中供役官府人群受廪给标准可见一斑，年龄不同，给粮标准不同，下节农户支出部分再详论。但“少壮相均，人﹝日﹞食米二升”[133]，则每人每年消费米7.2石，折算为北方的主谷粟为12石[134]，则唐元和中的亩产量＝（12石×241202户×5人/户）÷10000000亩≈1.45石/亩，与前述胡戟的估测相合。
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唐中后期（以元和中为代表）京畿乡村一户小农家庭农耕所得的粮食收入了。但上述41亩田，应非全用来种粟，北朝隋唐均田制都规定一丁男受桑田（永业田）20亩，并课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果，唐《户婚律》引《田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135]，永业田与口分田比例为1∶4，依此比例，41亩田中应有8亩桑麻，33亩大田。但桑田非单一植桑麻，需套种粟、麦等农作物，李翱《平赋书》谈及大田作物与乔木套种的分寸“桑太寡则乏于帛，太多则暴于田”[136]，8亩套种之桑田也可取得一定的粮食收成，权以3亩数计；则大田共36亩，亩产1.45石，一年耕作共收入粟52.2石。
8亩桑田还有纺织品收入。前文说过，虽然京兆府亦产绢帛，但为供军多课种麻，权以这8亩露田中有3亩植桑，5亩种麻。桑田的产绢量取决于植桑密度，杨际平指出《通典》所引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中“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之“每亩”为衍文[137]，应是各户之户内永业田共植此数量[138]。依《四时纂要》介绍之植桑法，一亩专业桑园大体上也只能植桑9—10株[139]，杨氏推测北方桑粮间作之桑田每亩植桑不过2—3根。据李翱《平赋书》：“凡树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谓之功。桑太寡则乏于帛，太多则暴于田，是故十亩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蚕，取不宜岁度之，虽不能尽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140]是以一亩桑大概出帛半匹以上，李伯重又参照明清蚕桑生产情况微调，以每4株桑产绢1匹。若以3亩桑田共植桑10株，则共产绢2.5匹。麻田的情况，又据李伯重估算，北方大麻田亩产麻10斤，当布一端，则5亩麻田共产布5端[141]。
至此，我们计算出京畿乡村一户小农家庭一年农耕得到粟52.2石，植桑麻和纺绩得到绢2.5匹，布5端。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京畿地狭，农户垦田数少，这么看来京畿农户的收入似较外地为少，但以上估算出的也并不是农户年收入的全部，近畿地区的民众适应城市需要，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如养殖、捕鱼、樵采、狩猎。就是在自家的园宅地或大田中，农作物之外，也广泛栽植蔬菜、花卉、瓜果等。《齐民要术》“杂说”部分介绍了城郭附近农户的多种经营：“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只如十亩之地，灼然良沃者，选得五亩，二亩半种葱，二亩半种诸杂菜；似校［较］平者种瓜、萝卜。其菜每至春二月内，选良沃地二亩熟，种葵、莴苣。作畦，栽蔓菁，收子。”[142]《四时纂要》共有70条介绍蔬菜的种植，与果树相关的16条[143]。虽是富农之庄园经营，或许也反映了长安附近园圃业发展的实况。
园艺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农耕，因而俗语有“一亩园，十亩田”之说。农人将园圃所产搬运至长安城中出卖，获得颇丰。白居易在长安市中曾见到专门的花木养殖者，为所卖之花“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其花价值不菲，一丛深红竟抵得上“十户中人赋”[144]；“咸阳亲戚长安里，无限将金买花子”，都市生活之需求，引得城南杜陵附近一整村人“不田穑”，弃农入终南山谷，寻找佳姿草木[145]。
至于小农家庭开展多种经营的收入，限于资料，无法精确化，但对京畿乡村而言，这个比重可能较大。
五 小农户的年支出
1. 赋税支出
租庸调制下，有一丁之户，年交租二石，调绢（ ）二丈或布二丈五尺，力役二十天，如不服役，则收庸，每日三尺（绢），布则三尺七寸五分，实际上服役的情况很少，不役收庸成为常态。根据李锦绣研究，到开元中，庸调已合为一个色目，成为常税[146]，故二十天应交庸绢六丈，庸调合计，共绢二匹。唐前期的常税还有地税，标准是：“凡王公已下，每年户别据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诸州以七月已前申尚书省；至征收时，亩别纳粟二升，以为义仓。”[147]户税，依户等计户出钱，《通典》以九等户纳钱的平均数为250文[148]，这是最基本的赋税负担。
还有田租的附加税、租脚、摊征等各种加征，尤其对于京兆府的民众来说，尚需负担和籴、和市，名义是“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149]，实为变相掠夺。据记载天宝八载（749），全国和籴总数为1139530石，关内道就达509347石，占一半以上[150]。除此外另有职分田地租、公廨息钱、诸司税草、畿内诸县邮递、路次馆驿诸色征科等名目繁多的杂税[151]，以及临时摊派[152]。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无法量化。只能说，唐前期京畿小农家庭的基本赋税支出为租2石粟，地税0.02×41＝0.82石粟，共计2.82石粟。庸调绢2匹，户税钱250文。
两税法实行后情况更为复杂，已往讨论唐中后期民众赋役负担的学者大都根据《通典》所记建中元年（780）勘定两税时的税钱总额3000余万贯，粟600万斛[153]，除以当时全国户数（310万户）计算户均纳钱及粟数量。京兆府的税收项目除常税夏秋税钱、夏秋税斛斗外，还有青苗钱、榷酒钱、地税的附加税、税草等，远较外州县为复杂。但幸运的是，从史料中恰可追查出其具体数额，渡边信一郎、解洪旺已做了许多工作，今不再一一援引史书，吸收其成果归纳如下：
表4-1 唐后半期京兆府租税收入一览
其中夏税钱为贞元二年（786）数据，夏青苗钱为元和十五年（820）数据，税草数目为陆贽所奏，榷酒钱为大和八年（834）数据。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元和中京兆府户数241202，与此时间相当，可用于计算。其中夏秋税钱、榷酒钱系据户征，则可算出唐后期京兆府户均纳税钱2.07贯（2070文），榷酒钱0.062贯（62文）。而夏秋税斛斗、青苗钱、税草为据地亩征收，上一节大致估算出元和中京兆府耕地数，以10万顷计，则亩纳斛斗5升，亩税草3分（0.3束）。至于每亩之青苗钱，上节亦已交代，以18文计。这样本章拥有41亩地的京畿乡村小农家庭一年共需上缴税钱2870文（18×41＋62＋2070），斛斗（粟）2.05石（0.05石×41），税草12.3束（0.3×41）。这与元稹《同州奏均田状》所记长庆初同州百姓每亩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头榷酒钱二十一文的数目有一定差距，但元稹奏为赋役甚繁之特例[154]。至于其他杂税如和籴、和市、官市、延资库钱、逃摊等支出暂不计入[155]。
2. 口粮、食盐支出
已往学者估算唐人食量、食盐量[156]，都是依据《唐六典》卷六“都官郎中员外郎”所记官奴婢给粮标准及卷一九《司农寺》“给公粮者，皆承尚书省符”条[157]。《天圣令》发现后，李锦绣据《仓库令》唐3条发现《六典》所引为节文，而天圣《仓库令》给出了迄今最完整的唐人给粮及给盐标准[158]。据此，本章虚拟的小农家庭中，丁男日给米2升、给盐2.5勺，丁妻、中男日给米1.5升、给盐2勺，6—15岁的小女日给米0.9升、给盐1勺，6岁以下的小男日给米0.6升、给盐0.5勺。则五口一家一日口粮6.5升米，全年口粮23石7斗3升，折粟为39.54石；一日食盐量共8勺，全年用盐29.2升。
粮食直接来诸自家田地所种，但食盐则必须到市场购买。唐前期盐价较稳定，每斗10文左右；安史之乱结束，盐专卖制度实行后，价格开始暴涨，至贞元中最高至370文，致使民众不得不淡食，这里权以每斗300文计[159]，则农户每年购买食盐费用为876文。
3.衣物支出
唐代亦有官奴婢、军人之给衣标准，平民所需衣着大概不比军人，这里暂从韩国磐估算[160]，假定每人年需单衣一套，三年需冬衣一套，五人标准相同；单衣每套需布一丈，冬衣每套需布一丈八尺，则单衣五套需布一端，冬衣五套需布九丈（一端四丈）；每年需布三丈，则五口之家年需布一端三丈。冬衣还需要绵絮，全家每年还需一屯（六两）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