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关于精怪的定义，参照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第253—254页；韩瑜《唐代小说与唐代民间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3—78页。
[19]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88—90页。
[20]《大唐郊祀录》卷七，《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第776—777页；沈亚之《祈雨文祠汉武帝》中提及风伯、雨师为汉武帝下属，《沈下贤集校注》卷一二，第269—270页。
[21]《太平广记》卷三〇一《仇嘉福》记其出京赴洛应举，于途中遇白氏贵人，同行至华岳庙，贵人自称奉天帝之命案点关中鬼神，并从华岳神处救出仇嘉福和邓州崔司法妻，故事末尾，嘉福知其为太乙神。第2390页。按“太乙”应即“太一”，太一神在两汉为主神，地位颇高，到魏晋六朝，地位下降为普通星神。
[22]唐代春秋二社固定在二、八月上戊举行，既是民间祭祀社稷、庆祝丰收并相聚宴饮的盛大节日，也演变为国家礼仪，《大唐开元礼》中有相关仪注的规定。韩愈《游城南》诗描绘长安城南民众“共向田头乐社神”的景象，《游城南十六首•赛神》，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696页。
[23]唐代地神的存在十分普遍，城郭、乡村、寺庙、宅屋，随处可见其踪，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记长安崇贤坊有土地，称为“地界”，“长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方南生点校，第205页），已与后世神魔小说中土地的形象颇为相似。土地似为乡村通用说法，城市多有“城隍”，城外又称为“太岁”（见《太平广记》卷三六二工部员外张周封于城东别庄筑墙事，第2878页）。
[24]参考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56—60页。后土神在民间多以后土夫人闻名，《太平广记》卷二九九《韦安道》讲述了武周时后土夫人因冥数与洛阳士人韦安道结缡，终黯然分手的经过（出《异闻录》），故事中后土夫人活动地在神都洛阳，第2375—2379页。
[25]《太平广记》卷三〇六《卢佩》记京兆府地祇为女身，先妻渭南县丞卢佩，又为靖恭坊李谘议妇的故事，出《河东记》，第2425页。
[26]杜光庭《录异记》卷四记家在渭水之滨的崔生，其身为仙官之表丈人告崔生“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侄庄当漂坏，上下邻里一道所损三五百家，已令为侄护之”。萧逸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第1526页。
[27]李绰《尚书故实》载卢钧述表弟韦卿材因赴任出京，行至灞浐间，忽入“林木葱蒨，似非人间”之异境，谒避乱之上公并得到其馈赠的故事，故事终了时，韦氏意识到“约其处，乃在骊山蓝田之间。盖地仙也”。萧逸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第1163—1164页。
[28]尧山，在蒲城县（唐奉先县）北，东北、西南走向，隔渭河与华山相望，康熙《蒲城县志》称山上原有唐咸通年间古碑，碑文称祠庙自古灵应一方；据中法联合调查，尧山祠庙东北石壁上存唐贞元、元和年间奉先县令裴均等摩崖题刻，有“朞雨”字样，彼时尧山庙已为地方官祈雨之所；贞元十四年尧山庙规模扩大，庙基向周围凿山扩展，参秦建明、吕敏编著《尧山圣母庙与神社》（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13、189—199页。
[29]《长安志》卷一六《蓝田县》下记：“金山神庙，在县南十里辋谷口金山之前。 《旧图经》曰：黄帝时风后灭蚩尤之众于此，盖风后之祠。”《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490页。
[30]《太平广记》卷六九《马士良》（出《逸史》）载马士良因事亡命南山炭谷湫岸，因偷食灵药而被乡界追命，为双鬟小女救，并结为夫妻，双鬟曰“我谷神之女也，守护上仙灵药，故得救君耳”，第428页。
[31]二山为《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所载畿内名山，官为祭祀，推测应有山神，第64—65页。
[32]孙广宪《北梦琐言》卷一二：“唐黄寇奔冲，有小朝士裴，移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瘗，其为悲悼，即可知也。行即骆谷，夜闻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怪而诘之，女曰：‘我为浐神之子强暴，诱我归其家。厥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行笞责，兼逊谢抚慰，差人送来。缘夕旦未有托，且欲随大人南行。’”贾二强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4页。
[33]《广异记》“三卫”条记三卫为华岳第三新妇，往北海传书，得绢三匹以为报，在长安市中以高价卖之，买者称“今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冥报记 广异记》，方诗铭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0—51页。
[34]为《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所载畿内大川，官为祭祀之，推测应有水神，第65页。
[35]《太平广记》卷四二三《华阴湫》叙华阴县龙移湫与终南山灵应台三娘湫之感应故事，出《剧谈录》，第3444页。
[36]《长安志》卷一一《万年县》记：“澄源夫人湫庙。按今县有显应夫人庙，所在与此正同，当是澄源改封。在终南山炭谷，去县八十里，唐封澄源夫人湫池尚在。”《长安志长安志图》，第373页。
[37]张礼《游城南记》张自注：“乾湫在神禾原皇甫村之东。旧传，有龙移去南山炭谷，原之湫水遂涸，故谓之乾湫。炭谷之水遂著灵异，历代崇为太乙湫。”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38]详白居易《黑潭龙》诗，此黑潭，陈寅恪以为在炭谷湫祠（《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97—298页），朱金城以为在龙首山（《白居易集笺校》，256—257页），笔者以其为《长安志》所记盩厔县南之仙游潭。
[39]长庆三年正月栎阳尉沈亚之奉京兆尹命祈雨汉武帝之祠下，有《祈雨文祠汉武帝》，《沈下贤集校注》卷一二，第269—270页。
[40]《长安志》卷一五《临潼/昭应/会昌县》，《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463页。
[41]上三条详雷闻所制《天宝七载忠臣、义士、孝妇、烈女祠祭表》，《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60—261页。
[42]《唐会要》卷二二《先代帝王》载至德二载（757）八月道士李国贞奏于昭应置数类祠堂，昭应县令梁镇上疏反对，但有些祠堂是原本存在的，第502页。
[43]《长安志》卷一一《万年县》：“四皓庙。在终南山，去县五十里。唐元和八年重建。唐杜相公祠。……咸通六年建。”《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373页。
[44]《长安志》卷一二《长安县》：“石炭堰神庙。在县西南四十里荆任邨。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395页。
[45]详雷闻所制《天宝七载先代帝王祭祀表》，氏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82页。
[46]《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祠部“两京及碛西诸州火祆，岁再祀，禁民祈祭”，第1195页。
[47]刘 《隋唐嘉话》卷中：“京城东有冢极高大，俗谓吕不韦冢。以其锐上，亦谓之尖冢。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禅师，言见鬼物，云秦庄襄王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冢，而后代人妄云不韦也。”刘 、张 撰《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页。
[48]沈括《梦溪笔谈》补笔卷三：“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幸翠华还宫，上不怿，因痁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鞟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胡道静校正《新校正梦溪笔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3—224页。虽为宋人记载，钟馗信仰在唐已流行，每逢除日、腊日、新年等，禁中给侍官员所得赐物中常有具注历与钟馗像。
[49]牛僧孺撰《玄怪录》卷四《华山客》，穆公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第410—411页。
[50]《太平广记》卷四五四《计真》，出《宣室志》，第3707页。
[51]《龙城录》记长安任中宣家所畜宝镜系“水银阴精，百炼成镜”，“商山樵者石下得之”，曹中孚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第143页。
[52]《太平广记》卷三五六《韦自东》记其在太白山段将军庄与夜叉、巨虺搏斗事（出《传奇》），第2820页。
[53]《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载唐贞观十七年七月，长安民间讹传官府派遣枨枨四出杀人，第921页。有唐一代京师发生类似讹言有四次，详参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第139—145页。
[54]《太平广记》卷四三四《宁茵》记其于大寮南山庄假居，夜遇斑、特二处士到访，实为虎、牛事（出《传奇》），第3525页。
[55]《大唐开元礼》卷六八、七〇、七一、七三，《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第351—354、358—359、361—365、369—370页。
[56]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第143页。
[57]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第202—205页。《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911页下。
[58]数据采自王安泉主编，《周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周至县志》，第347页。
[59]详情参张晓虹、张伟然《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0]郦道元《水经注》卷一八《渭水中》，陈桥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4—325页。
[61]《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3页。
[62]柳宗元《太白山祠堂碑（并序）》，《柳宗元集》校点组《柳宗元集》卷五，第130页。
[63]《太平广记》卷四二六《巴人》，第3472页。
[64]《太平广记》卷四二三《华阴湫》，出《剧谈录》，第3444—3445页。
[65]《正续一切经音义》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12页。
[66]樊铸《檄曲江水伯文》，《全唐文》卷三六三，第3691—3692页。
[67]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第19页。
[68]《黑潭龙 疾贪吏也》，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256—257页。
[69]《太平广记》卷三一一《进士崔生》，出《录异记》，第2463—2464页。
[70]参考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第39—66页。
[71]华岳神与汉武帝至嵩岳赴会事件，详《太平广记》卷五〇《嵩岳嫁女》，出《纂异记》，第309—312页。
[72]《太平广记》卷三〇六《卢佩》，出《河东记》，第2425页。
[73]《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出《纂异记》，第2775页。
[74]《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第143—144页。
[75]韩瑜《唐代小说与唐代民间信仰》，第26—27页。
[76]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鲁迅书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77]Arthur P. Wolf，“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Wolf 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pp. 131-182.
[78]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之《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79]《旧唐书》卷二三《礼仪三》，第904页。
[80]参雷闻所制《唐代山川神加封人爵表》，氏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43—44页。
[81]韦庄著、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82]《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出《纂异记》，第2773—2775页。
[83]参考王梦鸥《唐人小说校释》之《浮梁张令》叙录，台湾：正中书局，1983—1984年，第246—251页。
[84]《太平广记》卷三〇一《仇嘉福》，第2390页。
[85]情节详《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第2773页。
[86]《太平广记》卷三〇一《仇嘉福》，第2390页。
[87]《太平广记》卷三〇一《仇嘉福》，第2390页。
[88]《录异记》卷之四《鬼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第1525页。《录异记》卷之四《鬼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第1526页。
[89]《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第2773页。
[90]关于太一信仰在汉代的全盛以及随着汉魏六朝由敬天到崇道信仰观转变而淡出国家祀典的情况，参考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第3—52、92—103页。
[91]《太平广记》卷三〇一《仇嘉福》，第2390页。
[92]《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第2773页。
[93]《太平广记》卷五〇《嵩岳嫁女》，第311页。
[94]《嵩岳嫁女》故事叙：“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旗，道以笙歌，从以嫔嫡，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太平广记》卷五〇，第310页。
[95]《太平广记》卷五〇《裴航》，出《传奇》，第313页。
[96]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之四，蒋力生等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97]如孙英刚《幽明之间：“见鬼人”与中古社会》，《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辑。
[98]韩瑜《唐代小说与唐代民间信仰》第二章《鬼魂信仰与唐代小说中的“情”》，第39—65页。
[99]《太平广记》卷五〇《裴航》，出《传奇》，第313页。
[100]《太平广记》卷三六四《谢翱》，出《宣室志》，第2892页。
[101]《录异记》卷之四《鬼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第1525—1526页。
[102]《太平广记》卷三六四《谢翱》，出《宣室志》，第2892页。
[103]《太平广记》卷三〇一《仇嘉福》，第2390页。
[104]参考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上篇《泰山信仰》，第13—39页。
[105]敷水桥神言，见《录异记》卷之四《鬼神》“崔生”，《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第1525页。
[106]黄衫吏言，《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第2775页。
[107]《太平广记》卷三五〇《浮梁张令》，第2773页。
[108]《录异记》卷之四《鬼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第1525—1526页。
[109]《广异记》之“三卫”条，《冥报记 广异记》，方诗铭辑校，第50—51页。
[110]《太平广记》卷五〇《裴航》，第313—315页。裴航故事之主题详参王梦鸥解析，《唐人小说校释》，第315—317页。
[111]《太平广记》卷三六四《谢翱》，第2892页。
[112]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曹中孚校点，第201页。
[113]《朝野佥载》卷六，《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第167页。
[114]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方南生点校，第203页。
[115]《太平广记》卷四一六，出《宣室志》，第3388页。
[116]《太平广记》卷三七三《杨祯》，出《慕异记》，第2964页。
[117]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诺皋记上》，第134页。
[118]《太平广记》卷三六一《牛成》，出《纪闻》，第2869页。
[119]唐代叫三郎的鬼神颇多，至于关三郎，焦杰据《云溪友议》《北梦琐言》记载以其为关羽本人，见所撰《关索并非关三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而刘占召以为关三郎是关羽三子关索，见所撰《说三郎——与焦杰先生商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
[120]《北梦琐言》卷一一，贾二强校点，第244页。
[121]《太平广记》卷四四四《陈岩》，出《宣室志》，第3632页。
结语
本书力图在资料相对匮乏的中古时期，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有感于学界对唐帝国三百年繁华所系之地——首都长安的研究，甚至比不上西陲小城敦煌、高昌；从“边缘”回到“核心”，搜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有关长安及其周边区域的记载，书写既是行政中枢所在，又具有京兆与近辅州地方立场的京畿，尤其是作为“都市核”（urban core）“边缘”[1]的乡村地域的社会发展全景。
全书四编12章，关注到京畿区的自然环境、人口结构、社会网络、民众生活、信仰等层面，通过具体话题的梳理，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一、遵循整体史的研究理念，从京畿看唐帝国。唐帝国并非一个均质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实体，而是由政治控制、经济发展不均衡，族群构成、社会结构千差万别的各区域不断互动而整合成的一个有机体。作者选定的京畿区域，是否可以代表多样化的唐帝国？如果不能，京畿具有怎样的社会性质，与其他区域比有何特殊性，在帝国处于怎样的位置？
二、长安是统治阶层的驻地，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波，从长安（核心区）向外围辐射，远达边疆（边缘区），强度递减，是为“同心圆式结构”[2]；但即使在核心区，也存在国家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内地的边缘”——长安及畿县城郭外的乡村地带。由于唐朝建国不久就废除了由中央任命的乡官，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运转，主要由里正负责，并由三老、乡望等在地力量协助[3]，我们关心的是，在首都圈的“边缘”，国家行政力与皇权如何在核心区的集权与基层的放权中找到平衡？在乡里社会的“自在生活”中，王朝国家是否在场？
三、在我们生活着的后工业化时代，城市与乡村有着清晰的畛域，而古代中国，尤其是唐宋城市革命发生之前，城、乡在政治、经济、礼仪与社会文化中的角色似未有别。如果信从城乡“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阐释框架[4]，则本书以物理形态之别，划出京、畿县城郭外的乡村区域，究竟有多大意义？如果坚持乡村，尤其是国家核心区的乡村有单独讨论的必要，则应致力于揭示乡村的特性，中古时代超大都市与周边乡野在自然形态之外的其他差异。
有关于上述疑点的讨论，散见于全书，在此将相关史料与论点串联起来，作为本书的结语。
一 京畿在唐帝国
1. 唐帝国有机体论
在各异的人文地理环境支配下，首都/首都圈在东、西方文明中的重要程度往往有差别。在由城邦发展而来的欧洲各国，总是会出现一座“国家城市”（national city），即举国政治文化可由这座城市单独支配，如罗马共和国、帝国时期的首都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大革命及复辟时期法国的首都巴黎。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描述，在欧洲各国中，法国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汲取全国的精华[5]。而在东方的中华帝国，由于疆域的辽阔，地理的阻隔，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农业的独尊地位，导致“中国人从没有要创建一座能表达、体现他们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冲动”[6]。长安，作为中古时代世界范围最大的都城之一，仍不足以代表具有多元风貌的唐帝国[7]。
那么，首都长安及其所在的京畿，在唐帝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晓全国行政运转关节的高层文官，德宗朝位至宰执的陆贽有如下观察：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8]。
将“天下”（唐帝国）设想为人的躯体，以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五指的有机体驱动模式比喻京邑与王畿在带动帝国行政末端（四方）运转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类似构拟方法，欧洲学者发展为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国家有机体论”，强调国家是一种生物有机体组织，其社会行为遵循生物规律，不同的国家组织分别相当于头脑、腹心、躯体和四肢，大脑指挥四肢、保护腹心和躯干，躯干则储存能量，各自具有特定的功能[9]。
其中最重要的部位，大脑与心脏，麦金德将其比拟为国家的中心区、核心区，并提出了“心脏地带”（heartland）的概念[10]，冀朝鼎在“基本经济区”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就汉唐国情概括，“谁控制关中，谁就能控制中原，谁控制中原，谁就能控制中华帝国”，关中就是统治者想要维护的基本区域[11]。京畿地处关中，毫无疑问是唐帝国有机体的“腹心地”。
2. 京畿核心区的特质
受历史地理学的核心与边缘理论影响，鲁西奇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认为中华帝国控制地方的强度有疏密，而总是急于利用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地区，保持其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优势，以实现对全国的控制；将这一概念对应历史各时期，他认同陈寅恪先生“关中本位”政策的论述，以关陇（关中）为隋唐前期的核心区[12]。本书将唐帝国“核心区”延伸为关中—京畿—雍州（京兆府）—长安一系列由广至狭的地理概念，并通过具体问题的讨论分别呈现了京畿城、乡社会的特质，在此做一归纳：
一、唐代京畿区具有中国历代“核心区”的共性[13]，即王朝国家施政中的“核心区”本位。在国家治理层面，帝王视京畿区为行政堡垒之中核，多次特诏府县官至朝廷诫勉[14]，希望通过京畿善治为外州县树立准则。而实际上，涉及全国范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统治者常以京畿为本，依其例解决。如本书第10章讨论的武周长安三年、玄宗开元九年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勘检户口田地活动，实际上是京畿括客经验推广至全国的过程，包括宇文融在内的12位劝农使、判官，都有在京、畿县处理浮逃户的工作经验；又如第7章揭示，德宗建中元年两税征钱的新规，乃是厘定税制的杨炎等财政官基于长安城市（核心区）铜钱成为最主要流通介质的情况而推行的全国一体化；第8章《唐景龙三年（709）九月尚书省比部符》显示，京畿区奉天县令请停征勾征悬逋的奏请由中央采纳，逐级下颁，在边远的西州地区亦得到实施。这种现象，在唐代政治文化中被归纳为“京师四方则”[15]“京畿为四方政本”[16]等，而为君臣上下所熟知。
在区域发展层面，集中各类资源“实关中”，形成居重驭轻的局面，第10章提及，国家征发关陇集团及全国范围的强干之士，整合在府兵体制下，归于十二卫名下的全部府兵兵力皆按道里远近，分番宿卫中央，并布列东西自渭水武功至黄河，北至郑、白渠，南至秦岭的“核心区”。据统计，唐前期关内、河东、河南、陇右四道军府数占全国军府总数的85.7%，而京兆府辖折冲府数达131[17]；府兵制废弛后，从全国招募的“彍骑”，也有相当数量在京师；中唐后在京城及京西行营则有神策军驻守。
核心区本位，不仅体现在控制兵甲，也同时控制普通人力资源，防止流失。京畿人多地狭，人均耕地面积远不足《田令》规定，而尽管全国范围有由狭乡徙宽乡的“乐住之制”，唐政府却禁止京畿民众外徙，如第10章观察，人口流动之禁一直到浮逃户伪滥，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武周、玄宗开元年间，才逐渐放松。
“关中本位”政策下，全国范围内财富、物产、赋粮等也汇集于京畿。唐前期，关中可耕地不足，自然灾害多发，导致粮食产量不足供应，“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洛阳为赋粮转输关中的中心；但粮食由山东西运至长安，由于三门峡一带河道狭窄，并不畅通。玄宗开元中，裴耀卿改进漕运之法，“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来自江南及河北诸州的物资得以大规模汇聚和供应核心区。
京畿财富之丰，从文献记载的长安令韦坚在漕运抵京之所、长安东郊长乐坡举办的“商贸博览会”盛况中，可见一斑：
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坚因使诸舟各揭其郡名，陈其土地所产宝货诸奇物于袱上。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 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缺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余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18]。
二、除了共性外，本书还重点揭示了唐代京畿区人多地狭、社会流动性强的特质。传世史籍多处描述唐帝国的核心区“地狭人稠，耕植不博”[19]的状况，这只是一种定性的描述，缺乏可落实的数字。虽然敦煌保留唐判文中也提及7世纪后半期京畿“少地者三万三千户，全无地者五千五百人”[20]的具体数字，但缺乏可供比较的其他数据，不少学者仍以约估视之。本书第5章搜集各类地志、户口资料，引入经济学计量分析法，估算出唐前期京畿乡村户口总数有150万左右，连同城内100万左右的人口，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5%。而第11章又据两税法后京兆府的财政数据及户口数，估算出元和中京兆府户均垦田数在41亩左右。依唐制，正常情况下丁男受田百亩，京畿地区户均受田数不及一半，可见其“狭乡”之义。
京畿频繁的社会流动，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人的空间流动。选官、教育制度的变化导致唐代望族向两京迁移，萃处京畿；长安作为世界文明中心，也吸引西域、中亚等各国人民前来；京畿是全国容纳流动人口最多的区域，人口流入量惊人。而人口流出方面，虽然唐前期官府在守内虚外的理念下，禁止畿内人口外徙，开元后对户口控制渐松，准许浮逃户就地附贯，导致部分民众流动至外州县，详见第10章的分析；在京畿区内部，也存在由乡村涌向长安，或相反从城市走向山林的流动人群。二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京畿有更多政治机遇，全国范围寻求进身之路的个人和家庭，多以进驻京畿为目标；而在区域内部，近畿的居民也有更多机会脱离白丁身份，踏入仕途，实现“社会流动”。详见导言部分以京畿民辅恒，第6章以京兆韦、杜家族，第7章以白居易为例开展的个案研究。
二 唐帝国在京畿乡村
京畿核心区是帝王所居，中央各级行政衙署列布，王朝国家秉持“守内虚外”“关中本位”政策，对区域内县级行政的细节也深度干预。我们关心的是，在这块国家控制力最深入的区域，乡里基层社会的运转遵循怎样的规律，是否还能保有非官方色彩，是否还存在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地域秩序指导者”[21]？
本书第三编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首先，遵循自上而下的角度，梳理由朝廷经府、县直至乡、里、村的行政管理层级和政令传达路径；特别指出，虽然由朝廷任命的乡官只在贞观年间短暂存在，但乡仍作为职掌户籍编制、赋役征派、田地收受等事务的一级行政单位而存在；而相关事务主要由更基层的里正、村正等来执行。里正、村正、坊正等管理者，虽不经尚书省吏部除授，但绝非行政体制外的边际人员，其选任、考课、迁转全由县司负责，乡里社会的耆老等非官方力量无权推举。皇权通过这种间接责任制，紧密把控着地域社会。
京畿的情况更有所不同，由于身处行政金字塔各层级的人物都生活在这个区域，跨越层级，由乡里民众与府、县官，甚至是最高统治者实现直接沟通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帝王也时常借巡视近畿之机，察问风俗、教化乡民、处理冤狱、蠲免赋役等，对乡里社会进行直达式指导。
第二，采用日本学者提出的“地域社会论”来分析国家行政力之外的京畿地方社会秩序的指导者，本书称为“在地有力者”。划归为“有力者”层的社会力量包括乡老、父老等乡里名望家，在地官员（乡里的卫、勋、散官及退职官员），未出仕的读书人，宗族与富民阶层。与南宋以降，尤其是明清以来地域社会乡绅、士绅称为指导者的状况不同[22]，这些有力者在京畿乡村共同体中所做公益事业不多，相反常扮演为恶乡里的角色；地域内的公共事务，如水利工程兴建、生产秩序的维持、社会物资的创造，仍主要由国家承担。唐代京畿乡村，是国家指导下的地域共同体。
第三，注意到区域内城市向乡村的“溢出”，由于以长安为代表的超大都市地狭人众，城郭之内利益格局复杂、资源紧缺，使得一些利益集团转向乡村寻求生存空间，而成为乡村的“外来有力者”。本书梳理了“外来有力者”的类型，分析了这一阶层对京畿乡村地方秩序的影响（亦多为负面），认识到其本质特征是“皇权侧近”，外来有力者在乡村的“在场”，实质上即“皇权在场”；而他们对区域统治秩序的不良影响，最终为君主与官僚相制衡的理性政治模式所削弱。
在京畿乡村，无论是乡官里吏，还是“外来有力者”阶层，都与皇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由于科举制、官员选拔制的变革，推动了原本生活在乡里，最有可能成为社会秩序指导者的宗族大规模涌入城市，分散式城居，丧失在原居住地的领导权与话语权。我们在其他在地有力者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全面掌控再生产权与舆论导向的指导阶层。国家权力在核心区的乡村，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这与学者观察到的明清民国以来，我国行政实践中“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由乡绅等民间势力控制，“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23]有别。
三 从京畿区看中古城乡关系
1. 阐释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的模式
后工业化时代，城乡差距的拉大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是何时形成的，是否适用于描述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的城乡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前工商业时代，在以农立国、四民分业的理念影响下，我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决然不同的面目。
对于漫长古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许多社会思想家及历史学家提出过思考。马克思指出，亚细亚古代的城市，并非经济、工商业发展的产物，而通常仅仅作为行政中心、宗教中心而存在，城市居民大部分还从事农业，“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农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24]，强调城市多因国家政治力而崛起，而由于其消费性，必得与代表农耕生产的乡村连为一体；侯外庐[25]、张光直[26]等都有类似的观察。这种观点为牟复礼发展为“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的框架，并用来阐释明初南京城的地位[27]。牟复礼指出，与西方比较，中国城市没有城市大建筑，没有“市民”，没有与周围乡村分开的政府，乃至建筑样式、空地利用、服装样式、饮食方式、交通工具、日常生活其他显见的方面，都未显示城乡特有区分；旧中国城乡一统[28]。
上述观察统言古代中国，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城、乡关系也有着或显或隐的变化；其中，唐宋之际的城市变革是一个转折点，虽则其核心论点如官市崩坏、坊墙倒塌等近来引起学界的再思[29]，但工商业的解禁确乎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经济地位，商业取代农业成为城市的主要经济动力。因政治、军事、宗教等原因建立的城市，得以摆脱“寄生性”与单向消费性，而大部分依靠本地的商品生产、市场流通来满足自身需要，甚至将商业经营扩大至城外的郊区、农村，促成了郊区市镇及乡村草市的繁荣。
《都城纪胜》描绘南宋杭州“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30]，这与本书介绍的唐都长安郊区由墓田、寺院、道观、地主庄园、官人别业、平民耕地构成的自然景观，形成反差。在市场体系发展基础上，城、乡经济互动频繁，出现了宋人所谓“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富则国富矣”[31]的新型城乡关系。
那么，我们还关心唐宋变革分水岭之前，“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如是否各自成为独立的地域单元，承载的社会功能有何联系与区别？能否找到思考早期城乡关系的另一框架，本书以唐代京畿区的城市与乡村为例，进行了说明。
2. “非均质”的统一体
本书第2、3、4章对唐代京畿区域的基层聚落形态进行了全面考察，核心观点是，自战国秦以来，基层的聚落就有城邑与散布的自然聚落之分；到六朝时“村”成为乡野聚落的通称；唐帝国以律令的形式将聚落名称规范为“村”与“坊”，从制度上实施统一管理，从而形成了物理形态上的“城”与“村”之别。由于“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联户组织实行于村聚，故唐人对城郭之外地理的表述中，常常乡里村、乡村连称，以“乡村”与“城市”对举，应符合唐人表达习惯。
我们以京畿的情况，试论中古城、乡关系。在行政上，国家采取城乡并管，万年、长安两京县，县治设于外郭城内，而县域则突破了外郭城限制，延伸至郊外乡村，西至沣水，东抵蓝田县境，南至终南山；长安城与城周边的乡村，皆属县辖。在经济上，城、乡皆遵从唐政府重农抑商、四民分业的管理理念，城内除官僚与宿卫系统外，还应居住有平民，平民主要从事农耕，《长安志》记载城南居住密度较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32]。而由于城内可耕地相对不足，国家制度还规定，“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者，听隔县受”[33]，可推测农耕仍然是城居者的主要生产方式；城内也有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居民，但其商业活动被局限在两市和坊内。乡村区域，以工商为业者远不及农人，无论是大土地所有者，还是自耕农，当都以耕、织等农业经营为经济作业方式，详本书第11章的讨论。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长安有多面性，政治性是其最本质的性格，虽然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城内也有农业生产活动，但这些零星的生产所得，远不足供应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精英萃聚之所、户口数在一百万以上的巨型都市。长安城市消费，除部分粮食、紧缺物资由江淮、河洛、河北等地供应外，宫廷及高级官僚所需生活物资，一般由本地相应之官署至畿内采购；而城内士庶对粮食、副食、药物、薪炭等的需求量更大，主要从入城贩卖的乡民处购得。城市与城内各类官、私设施的建设，劳力主要来自近畿；开元后拱卫京师的禁军、彍骑，多取京兆府及近辅州白丁；连在京执役诸色人，也多出京兆府。
唐长安成为这样一座城市，它的消费性远大于生产性，一方面它的壮丽城池、强健甲兵、丰实仓廪、新样艺文、富足藏书为世界所称道；另一方面，它却只是国家倾尽关中、京畿人力、物力所供养的“寄生虫”。长安以无上的政治权威统御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供应并制约着城市，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城、乡统一体。
珠宝鉴定中有一个专门术语“非均质集合体”，本书借“非均质”来描述京畿的城乡关系。这种统一体，是不平衡的，具有积极属性的资源，如士族精英、能工巧匠、粮食、物产、财富等，往往由乡村区域流向京城；而京城所无法容纳的一些消极属性资源，如豪强、游侠、恶少、逃户、罪犯，则溢出至郊区，为害乡里，造成了“内地边缘”的盗匪型社会[34]。城市的溢出（SpilloverEffect），还包括城市中的精英到乡村，通过经营园林别业、碾硙等水利事业，与乡村区域的在地势力抢夺自然、人力资源，进行寻租。虽然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注意到这种城、乡之间的非均质流动，并在适当时候予以介入[35]，但在长安城与周边乡村天平的城市一边加上重量级砝码的，也正是以首都为权力寄居地的这位统治者，皇权高于一切。
3. “长安傲态”的形成
牟复礼在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用傲态（superiority）来形容城市之于乡村的优越感，并指出由于乡村成分规定了中国的生
活方式，中国文明里没有城市“傲态”[36]。的确，古代中国因政治、军事防卫等因素建立的城市，被包围在乡村的海洋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乡村；而城居或乡居，村自村、坊自坊，是民众的自来生存状态而已，并未经过刻意选择。秦汉时代大部分农民生活在城郭中的闾里，构成“都市社会”；在汉帝国崩溃过程中，农民由于各种契机离开了城市，在山野建立新聚落；而到六朝时代，生活于田野之中的，有侨民，也有山东贵族，贵族通过“村”结合成社会网络，通过控制乡论，成为乡里名望家，赢得乡民的倚重，也获得出仕的资格[37]。唐以前的各时期，似并不存在士族城居、农民乡居的固定搭配，但世入隋唐，情况发生了变化。
大历年间，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的总结“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38]，向我们精要提示了选官制度变化所导致的士族居住地变化。九品中正制创立以来，乡里社会的名望家把持着察举官僚的权力；而当大一统重新出现，专制王朝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之际，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唐帝国通过大兴科举、重建中央官学体制、整理儒家经典等举措，确立了国家对文化的主导权。
城居，于官僚家族而言，既便于日常政务的处理，与同僚、文士交游，获取官场资源；又便于子孙脱离乡里村学的浅陋习气，接受官方学校的教育，日后更顺利应科举，进入官僚梯队。在此感召下，士族阶层中的精英逐渐向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城市，尤其是帝国的两京聚集。毛汉光梳理了中古十姓十三家八十三著房籍贯的迁移情况，发现这些姓氏，无论郡望何在，终唐之世，多数著籍于长安、洛阳[39]；而本书第6章也讨论了籍贯原在京畿的京兆韦、杜氏家族经营策略的变化，发现他们多数已不再生活在城南韦曲、杜曲的乡村家，由于仕宦的需要，移居长安，实现了在城内坊里的散居或聚居。这股士族城居的潮流，自隋唐一直持续到两宋，对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地位产生了影响[40]，乃至重塑了社会精英的城乡观念。
本书第7章所引白居易《与元九书》“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片段，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古士族精英的人生理想，韩愈也以“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表达人生选择[41]；“兼济”对应的场域是朝廷，而“独善”对应的场域则是山林，又分别可以联系至城市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