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居与乡居，原是士人人生理想之两端，并无优劣之分，唐帝国广大乡村区域依然充盈着未出仕的读书人，处士、僧道等文化人士，依然是“堂皇壮丽的礼的世界”[42]；但于多数士人而言，“独善”毕竟是“兼济”其次的选择，在人生的上升阶段，为了实现辅佐人王、裨补时弊的政治理想，就只有城居，为帝王近臣。首都长安近帝王居，正以无限的政治机遇，超越其郊乡，为仕进之首选。而一旦离开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近在城门外的乡村，也形同放逐。比白居易出仕稍早的刘禹锡曾描述走出帝京的心态，“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43]。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唐代士人的一般观念。
长安，在政治上统辖乡村，在经济生活中汲取乡村的资源与养分，在文化上傲视乡村，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优越感，我们称之为“长安傲态”。这种傲态，或许可视为一种早熟的城乡分别。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精英的思想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制度化的城、乡分离（城乡居民职业结构分化），唐中后期元和中肇始，直至宋代方才完成[44]。
[1]“都市核”，参妹尾达彦《唐長安の都市核と進奏院——進奏院狀（P.3547、S.1156）をてがかりに——》，土肥義和、氣賀澤保規編《敦煌・吐魯番文書の世界とその時代》，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第157—186页；“边缘”，参考鲁西奇的讨论，氏著《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2—265页。
[2]鲁西奇认为，运用空间观念分析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结构，中华帝国的“同心圆式结构”是一种可用范式，氏著《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第6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