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白居易《赠友五首》之四，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98—99页。
[16]唐《韦应物墓志》，《碑林新藏续》，第420—421页。
[17]相关数据来自森部丰《唐京兆府内折冲府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第359—380页；张沛《唐折冲府汇考》，第23—193页。
[18]《新唐书》卷四三《食货志三》，第1367页。
[19]《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载其上封事，第2701页。
[20]《唐（七世纪后期）判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01页。
[21]森正夫指出，地域社会包括实体概念上的地域（伴以一定的地理界限）和方法概念上的地域社会，被统一于共同的指导者或集团的指导之下，参所著《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地域社会与指导者’”主题报告》，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3页。
[22]森正夫总结了地域社会论的四种代表观点，包括：1. 家族、同族基轴论，2. 地主指导型地域社会论，3. 士大夫指导型地域社会论，4. 国家中心论，《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地域社会与指导者’”主题报告》，《中国的思维世界》，第499—524页。
[23]讨论近世中国的基层治理，代表论著如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费孝通《再论双轨政治》，收入《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四，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3—364页；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无论是否同意“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情境，都基于宋以后中国“郡县空虚”的判断。“郡县空虚”与汉唐大一统时代县、乡被纳入国家行政体制，皇权深入基层的情况判然有别，秦晖在以走马楼吴简研究三国江南基层社会时就发现，“国家政权”在县以下活动十分突出，乡村是编户的乡村而非宗族的乡村，见所撰《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收入氏著《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24]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收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3—474页。
[25]侯外庐《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特性》，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3—199页。
[26]张光直认为，中国早期的城市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所撰《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27]Frederick W. Mote，“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 101-154.
[28]观点见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叶光庭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12—175页。
[29]参读鲁西奇《“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包伟民《以历史思维看唐宋城市史》，《光明日报》2017年6月11日《光明讲坛》。
[30]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条，王民信主编《西湖老人繁胜录三种》，台北：文海出版公司，1981年，第88页。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载哲宗元祐二年殿中侍御史孙升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612页。
[32]《长安志》卷七，《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260页。
[33]《通典》卷二《食货典》载开元二十五年令，第32页。
[34]取自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说法，E. J. Hobsbawm，Bandits (Revised Edition)，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81， pp. 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