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木場東《唐代財政史研究（运输編）》，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年清木場東《帝赐の构造》（唐代財政史研究•支出編），京都：中国書店，1997年
清水盛光《中國郷村社會論》，東京：岩波書店，1951年
荣新江《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
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荣新江、王静《隋唐长安研究文献目录稿》，《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22期，2003年，第57—86页
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004年第2期
山内敏輝《宇文融の括戸の組織構造について》，《東洋史苑》34•35，1990年
商兆奎《唐代乡村治理问题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沈艾娣著《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施坚雅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石田干之助著《长安之春》，钱婉约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石野智大《唐初村落制度の“新史料”——西安碑林博物館蔵〈荔非明達等四面造像题名〉の再検討》，《明大アジア史論集》17，2013年，第1—36页
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史念海《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
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西安，1998年
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斯波义信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中译本布和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斯坦利•威斯坦因（Stanley Weinstein）著《唐代佛教》，张煜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9—285页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孙继民、宋坤《光业寺碑与唐代村落史研究》，《光明日报》2015年2月25日第14版
孙英刚《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和城市空间》，《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7—169页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谭凯著《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国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年
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国聚落史の研究：增補中国聚落史關係研究文獻目錄》，東京：刀水書房，1990年
唐刚卯《唐代长安的纳课户》，《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190—202页
唐耕耦《唐代水车的使用与推广》，《文史哲》1978年第4期
唐耕耦《房山石经题记中的唐代社邑》，《文献》1989年第1期
唐长孺《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唐长孺《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唐长孺《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童丕著《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余欣、陈建伟
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218页
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248页
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9—168页
王静《唐代长安社会史研究——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观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王静《城门与都市 ——以唐长安通化门为主》，《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3—50页
王静芬著《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毛秋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王灵《隋代两京城坊及其四郊地名考补》，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王其祎、周晓薇《高望天下：唐代京兆杜氏再考察——以长安新出唐杜式方墓志为案例》，《唐史论丛》第17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6—233页
王社教《论唐都长安的人口数量》，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增刊》，1999年，第88—116页
王伟《唐代关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王勇《延康坊记事——长安市民的世界》，《文博》2005年3期
王原茵《隋唐墓志的出土时地与葬地》，《碑林集刊》第6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85—206页
王钟杰《唐宋县尉研究》，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王子今《论元康四年“诏复家”事兼及西汉中期长安及诸陵邑人口构成》，杨振红、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68—94页
王子今《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
魏斌《南朝建康的东郊》，《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67—84页
魏斌《“山中”的六朝史》，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
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
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移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吴宏歧《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温暖气候及其影响》，《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1999年，第317—336页
吴宏歧《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
吴丽娱《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110—137页
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五井直弘《中国古代の城郭都市と地域支配》，東京：名著刊行会，2002年武伯纶《唐代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3辑，1963年，第157—183页武伯纶《唐代长安东南隅》上、中、下，《文博》1984年第1期，1984年第2期，1984年第3期
武伯纶《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
西山良平《都市平安京》，京都大学出版会，2004年
西嵨定生《碾硙寻踪——华北农业两年三作制的产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8—377页
夏炎《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肖建乐《唐代城市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萧楼《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谢弗（Edward Schafer）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谢昆苓《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辛德勇、中村圭尔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
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燕京学报》新27期，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0—40页
邢义田、刘增贵主编《古代庶民社会：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研院”，2013年
许倬云著《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征》，王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薛平拴《长安商业》，西安出版社，2005年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1—6卷，“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83，1985年
严耀中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
杨际平《唐田令的“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兼谈唐宋间桑园的植桑密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杨联陞《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杨希义《唐代关中农业经济的主要产品及其地理分布》，《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杨希义《唐代关中人民的赋役负担》，《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杨希义《唐代关中无丝绢说质疑》，《人文杂志》1987年第4期
杨向春《唐代的耕牛和牛耕》，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杨月君《唐代京畿地区治安管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一、二、三、四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
游自勇《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制化考论》，《汉学研究》第22卷2期，2004年
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余蔚、祝碧衡《唐代长安城内土地利用形式的转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詹宗祐《隋唐时期终南山区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张安福《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张国刚《唐代农村家庭生计探略》，《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辑
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张沛《唐折冲府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
张荣芳《唐代京兆府僚佐之分析——司录、判司与参军》，《东海学报》第30卷，1989年，第85—94页
张荣芳《唐代京兆府领京畿县令之分析》，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第118—160页
张天虹《物流与商流：唐长安——变动中的都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张天虹《再论唐代长安人口的数量问题——兼评近15年来有关唐长安人口研究》，《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
张晓虹《陕西历史聚落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88页
张玉兴《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张蕴《西安南郊毕原出土的韦氏墓志初考——平齐公房和郧公房成员》，《文博》1999年第6期
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文史》第1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68页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制度史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碑拓本”为中心》，《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赵丰《唐代的桑蚕生产技术》，《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
赵俊玠等编注《唐代诗人咏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赵璐璐《里正与唐代前期基层政务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赵璐璐《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赵世瑜、邓庆平《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赵天改《关中地区湖沼的历史变迁》，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郑炳林主编《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郑雅如《“中央化”之后——唐代范阳卢氏大房宝素系的居住形态与迁移》，《早期中国史研究》2卷2期，2010年
周繁文《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朱金城《白居易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朱雷《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筑山治三郎《唐代の京兆尹とその統治について》，《京都府立大学学術報告•人文》第17號，1965年
足立喜六著《长安史迹研究》，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佐藤武敏著《长安》，高兵兵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
（二）西文部分
Bea ie, Hilary J.,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Chen, Jinhua, 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Kyoto: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2.
Chen, Jinhua, Phi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the Many Lives of Fazang (643-712),Leiden: E.J.Brill, 2007.
Davis, Richard L., 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960-1279: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Eberhard, Wolfram,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Brill,1965.
Elvin,Mark and Skinner,William,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Fraser, Sarah E., Performing the Visual: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618-96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ansen,Valerie, “Gods on Walls: A Case of Indian Influence on Chinese Lay Religion?”, in Patricia Ebrey and Peter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75-113.
Hansen, Valerie, 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Hymes, Robert P.,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Knapp, Keith Nathaniel, Selfess Ofspring: Filial Children and Social Order in Mediev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Tackett, Nicola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Thilo, Thomas, Chang’an: 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Tei1: Die stadtanlage, Wiesbaden: O o Harrassowitz, 1997.
Thilo,Thomas, Chang’an: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
Tei2: Gesellscha und Kultu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Wang Tao, “City with Many Faces: Urban Development in pre-Modern China”, in R.Whit eld and Wang Tao eds., Exploring China’s Past: New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in Archaeology and Art, London, 1999, pp. 111-121.
Wolf, Arthur P.,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31-182.
Xiong, Cunrui,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e Press of Michigan University, 2000.
Xu, Chang, “ Managing a Multicurrency System in Tang China: The View from the Center”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23, 2 (2013).
后记
这本小书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段“插曲”。我自初入史学门庭，就得专家引导，进入出土文献整理的工作一线，先后参与新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而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历史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的教学与科研。
围绕出土文献展开的工作自有特点，做或许不甚恰当的比喻，仿佛新出土一副野生动物的骨架，工作是依据这个残缺骨架复原出一个完整动物，需要摸索其全身的骨序，将错位、遗落骨块填充进去，对缺骨部分进行想象性修补（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填充肉与皮毛，丰满骨架（历史研究工作）。
2010年我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隋唐史方向的博士生，原想发挥特长，勾连起新出秦汉、三国户口簿籍类简牍与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探讨国家控制基层民众的手段在汉唐间发生的变化。但在断代史各立疆界，不同介质出土文献研究缺乏对话的当时，我“狐狸”[1]
式的贯通幻想很快成为mission impossible。后因参与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的整理，有感石刻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古时期长安周边史地、家族、人物等信息，欲仿效侯旭东先生北朝乡村史的研究理路，在众人瞩目的唐长安城市研究以外，开出自己的一片学术领地——京畿乡村社会史。
在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会上，有专家担心支撑这一构想的史料不足，我却觉得“根本不是事儿”，正当我悠然周旋于传世长安文献、西安出土唐代石刻、汉唐长安考古成果之间时，另一重焦虑却日渐浮现，即如何寻找京畿乡村社会中可以展开的具体议题。熟悉上述“填骨架”工作模式的我，如同面临一种性质全然不同的任务：去拍摄一部乡村题材的电影。如何构建叙事的框架？乡村有很多特点，不同的景观，要展现它的哪些图景？通过怎样的手段？着实难倒了我。
为寻找灵感，我着意学习与乡村研究相关的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区域史的理论范式，阅读年鉴学派对法兰西乡村、地中海等区块的代表著作，了解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与中国“华南学派”提倡的历史人类学；甚至践行田野考察，走近历史现场，多次至西安，探访唐城及坊里、宫殿、寺院遗迹，并赴周边的长安区、鄠邑区、高陵区，以及周至、蒲城、咸阳等地，远至汉中，进行石刻调查。
这些努力最终呈现在文本上，并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京畿区域史，而是对核心区社会特质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如，在首都乡村相当数量的居民与家族耻于世代为农，循常规、非常规手段，取得社会阶层的晋升，而这种机遇，也吸引外州县、举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精英人士涌入本区。“社会流动”，正是京畿乡村社会的灵魂。在整体描述流动趋势外，我尝试以京畿农人辅恒、文人官员白居易、王建及京兆韦、杜家族的长安城、乡活动为个案，描绘京畿居民在社会急流中的生活画面；从而提醒读者思考京畿与外州县、与唐帝国的互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等课题。此外，还借助经济学的计量分析，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呈现本区地狭人稠、赋役繁重、社会控制严密等特点，详本书结语部分的归纳。
不得不感叹的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理论为指导的时代，唐史学者围绕唐代经济形态、土地制度、农工商业等展开热烈讨论；而当今的中古史研究中，经济史、农业史、人口史、乡村史等领域都受到冷遇。我曾尝试将博士论文的一些篇章修改投稿核心刊物，亦多“不遇”。由于工作的需要，2014年后，我多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进行长沙吴简竹木牍的整理与研究，又开始了轻车熟路的“填骨架”。虽无意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京畿乡村的研究，暂时搁置下来。
鼓励我重拾旧业，将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是北师大的杨共乐、宁欣、张荣强先生。但我视此为畏途，在勉强启动的修订中，时常焦灼而痛苦，错过了机会，后幸得荣新江师推荐，与北京三联书店商讨出版事宜。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编辑对导言与结语的撰写、篇章结构、学术立意、行文风格等与学术品质攸关的方方面面，提出建议；匿名审稿专家对书稿的整体结构、资料征引亦有实用的审读意见。自2017年投稿至今，经过数个来回的打磨，书稿较博士论文早已面目全非；不断增补新刊石刻资料的同时，这些年我在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新想法，也在本书中有所体现。
书稿的撰写与改定，曾先后得到王子今、王小甫、黄正建、宁欣、魏明孔、李鸿宾、孟宪实、鲁西奇、孟彦弘、侯旭东、陆扬、赖瑞和等前辈的指正，史睿、夏炎、张达志、王庆卫、张天虹、裴成国、罗帅、石洋、董涛、管俊玮、黄庭硕等先生也提供过一些关键性资料；书前插图的制作，多亏首都博物馆李兰芳、四川大学罗凯、地图出版社王俊友的热情帮助；在美国的文欣、沈琛学兄审核了英文目录，钟芳华、南芳学兄通读修订稿并帮忙做史料校核工作。这都是值得感念的。
妹尾达彦、侯旭东、李鸿宾、孟宪实四位先生对书稿做了推荐，是我的荣幸。在将定稿交编辑的信中，我说：
韩茂莉先生在新作《十里八村》里所说的“希望通过学术研究，走进村民世界”，我心亦有戚戚。这样一个选题在中国中古史领域，本身就是具有“叛逆性”的尝试，呈现出的图景虽过于细碎，拼凑起来，亦能窥见有关唐帝国、有关中古城乡关系的大问题。
当然，“图景”中不完美之处太多，责任均在我个人。
小书献给业师荣新江先生，感谢他引导我走上学术之路，并容忍我一贯的固执己见。
小书也送给舍妹徐达，纪念我们已逝的青葱岁月。
2018年7月5日
于京南枣园
2018年夏将书稿交付后，我得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邀请，作为秋冬季驻访学者，在杭州之江、西湖度过了难忘的四个月；其间曾先后在浙大历史系、高研院，杭师大报告对唐都长安及周边聚落形态的研究心得，得到同期访问学者及杭州中古史同行的良多提示。返京后，书稿的完善与出版又得到王素先生的关照，耿元骊教授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研究”（18ZDA171）的支持。谭徐锋兄对书名的选取有所提示，学棣李希珺、郑蓉帮忙复核资料。全书最后修订于2020年初，时因新冠肺炎疫情闭户。
2020年2月6日补记于宛城
[1]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的比喻基础上，试图以狐狸（Fox）和刺猬（Hedgehog）区分一切思想家和作家。
出版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力，力争使中国在21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同和学术大国。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地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出版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木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吁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每部进行必要的工作，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铁并表谢意。
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繁盛的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更多地出版学和文化精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七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