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映祁连：汉帝国的边塞生活（出版书）》
作者：韩华/狄晓霞
内容简介：
书稿共分上篇居延边塞屯田、下篇基层组织建设和附录三部分。上篇又分为屯田区域和农业管理、农作物种类和使用、边塞的仓等六章，下篇又分为人才使用和流动、汉代郡县人事管理制度的影响等四章。书稿通过大量翔实、可靠的简牍材料，从屯田和基层人事管理两个方面全面而准确地发掘了汉简中记录的关于边塞屯田农业资料，是一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都非常高的专著。
序
一
汉帝国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在中央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员体制。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武帝时颁布“推恩令”，之后正式实行“州——那——县”的地方行政体系。在人才的选拔上，西汉实行的了“察举制”；在农业方面，“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继续向全国推广发展，先进的农业工具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冶铸业、纺织业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大大丰富了汉代人的日常生活，“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汉代商业的快速发展，财富相对集中在城市，边缘区域发展缓慢，艺术等方面获得长足发展，文学、绘画等十分繁荣。汉代的河西四郡连通中原和西域，北部与匈奴对峙，如此战略要地靠什么做支撑，就是要有大量人员、稳定的给养和完备的管理体系，设四郡、据两关，完备的郡县建立，有目的的移民戍边，使空虚的西北边塞逐渐充实起来，再加上干燥的自然环境，才使他们的活动遗迹得以幸存。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居延地区两次出土了三万余枚汉代简牍，大量记录了以居延为代表的汉代边塞地区的屯田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档案文书，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
汉代居延屯田的详细状况并不是很清晰，居延、肩水金关、敦煌悬泉等汉简的面世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资料，并且在补史和正史方面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居延地区是汉代河西六大屯田区域之一，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94年）“置居延、休屠”，派遣18万戍田卒进行垦殖，从人口规模上讲是河西六大屯田区域中最大的一块。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典籍，对汉代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状况从总体上进行了研究和考证，立足点也仅限于个别具体问题上，全面系统地利用汉简材料对汉代居延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论著的不多见。长期以来此方面的研究比较单薄，碎片化现象一直未能改变，唐启宇的《中国农史稿》①，陈直的《两汉经济史料论丛》②，林甘泉等的《秦汉经济卷》③，杨向奎等的《中国屯垦史》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中国农学史》⑤，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⑥，张泽咸的《汉晋唐时期农业》⑦等从宏观上总结了汉代农业生产、人口分布、商品价格、生产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内容比较丰富，史料也翔实，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从土地制度方面来分析汉代农业发展的有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⑧，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⑨等；介绍汉代水利建设的有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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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②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林甘泉：《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④杨向奎：《中国屯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版。
⑤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⑨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业的发展》①和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②等；介绍汉代农具发展演进和使用方法的有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③，孙常叙的《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④，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⑤，犁播的《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⑥等，他们从各自角度阐述了先进生产工具在促进汉代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涉及汉代农作物种植学和农业科技发展状况有李潘的《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⑦，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⑧，石声汉等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⑨，梁家勉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⑩；介绍汉代农业考古学方面的有徐文生的《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⑪，陈文华的《中国农业考古图录》⑫《农业考古》⑬，吴礽骧的《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⑭等；涉及汉代西部农业专著有刘光华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⑮，赵俪生等编写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⑯，刘光华主编的《西北通史》⑰（第一卷）等；简牍学专著有薛英群的《居延汉简通论》⑱，李天虹的《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⑲等。以上论著从各自的角度丰富了传世典籍记载的不足，在一定时期里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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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③荆三林：《中国生产工具发达简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④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⑤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犁播：《中国古农具发展史简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⑦李潘：《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编纂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
⑩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⑪徐文生：《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秦汉时代），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⑫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⑬陈文华：《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⑭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⑮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⑯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⑰刘光华：《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⑱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⑲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专题研究也是丰富多彩，铁农具的研究亮点频出,杨宽的《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①和张振新的《汉代的牛耕》②两篇文章概括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具发展状况。傅玫的《河西的犁》③通过分析汉代及其以后在河西地区遗址出土的犁的器具形制特点，揭示了河西犁两千年的演变过程以及对西北农业发展的影响。黄展岳的《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④通过对殷周秦汉出土的铁农具结合文献对这一时期的农具进行了规范定名，并且拟定了三条定名准则。张钢杰的《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⑤认为汉初恢复社会经济的需要使得冶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也为农具的改良提供了条件，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加速了垦田的速度、提高了粮食产量，促使农业由原始的耕作方法向精耕细作阶段发展，也为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物质基础。
汉代河西走廊地区农业发展概况方面的研究：武守志的《汉代河西屯田简论》⑥概述性地介绍了西北屯田的性质、屯田实质和假田制的演变。侍建华的《甘肃农业历史发展概要（古代至清末）》⑦概括地介绍了从史前至清代甘肃农业发展的状况。张波的《河西古代农业发展概略》⑧也对历史上河西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概括。唐晓军的《河西走廊农业考古概述》⑨通过对甘肃各个时期出土的农器具、画像砖、汉简记录的粮食作物和水利设施的遗迹的分析，阐明了各个时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发展状况和农作物的种植情况。刘兴林的《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⑩将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研究状况分为农作物、农业工具、谷物储藏和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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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宽：《我国历史上铁农具的改革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②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年第8期。
③傅玫：《河西的犁》，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黄展岳：《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⑤张钢杰：《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⑥武守志：《汉代河西屯田简论》，《社会科学杂志》，1981年第2期。
⑦侍建华：《甘肃农业历史发展概要（古代至清末）》，《古今农业》，1995年第1期。
⑧张波：《河西古代农业发展概略》，《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2年第3期。
⑨唐晓军：《河西走廊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⑩刘兴林：《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田地形态、灌溉和施肥、家畜饲养、农业生产七个方面进行总结，较全面地反映五十年来我国汉代农业考古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汉代农业考古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汉代农作物种植与亩产量方面：何双全的《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①利用居延汉简的相关记载对汉代的粮食类、油料和蔬菜类作物做了初步的考证和总结，为研究该地区屯田和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星川清亲、段维生的《几种小杂粮及食用豆的起源与传播》②对黍、稗、农爪稷、蚕豆、豌豆、小豆、荞麦等几种粮食作物的起源和传播途径做了考证。沈志忠的《先秦两汉梁秫考》③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当“梁”“秫”与其他作为名称并举时，“梁”就是指“高梁”，“秫”本指有黏性的高粱，后来引申为指有黏性的其他谷类作物。同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我国高粱栽培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高粱有可能在我国是独立起源的。卫斯的《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兼与（日）西山嶋定生先生商榷》④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徐元邦的《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⑤，主要利用《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对已经出现的几种蔬菜做了初步的考证。吴德邻的《姜的起源初探》⑥从姜在中国的栽培史、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姜、姜的语源学三方面考证，推断姜起源于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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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双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②星川清亲，段维生：《几种小杂粮及食用豆的起源与传播》，《国外农学（杂粮作物）》，1983年第4期。
③沈志忠：《先秦两汉梁秫考》，《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④卫斯：《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考证——兼与（日）西定生先生商榷》，《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⑤徐元邦：《居延汉简中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
⑥吴德邻：《姜的起源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高人雄的《从出土史料看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①结合考古资料对秦汉至魏晋的农业发展状况做了归纳。李并成的《河西地区历史上粮食亩产量的研究》②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文献考证出河西地区历史上历朝粮食亩产量，其中汉代河西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大约在1.1—1.2小石左右，合今亩产量（粟、麦平均亩产）当为110斤/亩上下。王忠全的《西汉亩产量管见》③从史书记载和西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两方面考证出西汉粮食亩产量约在二三石之间。宁可的《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④采取传世典籍和居延汉简相结合的方式，计算出汉代每个劳动力垦田亩数是14亩多，每个农户家庭占有耕地为29亩左右；粮食每亩为140斤左右；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每人每年480斤左右；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以粟计）2000斤左右。王忠全的《番系所言西汉亩产数据考》⑤通过对《史记•河渠书》所载河东守番系关于土地生产的一条言论考证西汉粮食亩产量。汉代粮食亩产量究竟有多少，历来众说纷纭，周国林的《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⑥通过对众家之说分析，认为汉武帝及其以后时期的亩产量为三石即一亩获谷粟一百二十斤。杜绍顺的《战国至汉初一般亩产量探析》⑦在总结众家之说的基础上认为“汉初亩产一石”是可信的，同时认为一般亩产量，指中等田地在一般年成的亩产量。汉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缺乏全面研究，黄今言、温乐平的《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⑧通过文献、考古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汉代南方、中部，西北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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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人雄：《从出土史料看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李并成：《河西地区历史上粮食亩产量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2期。
③王忠全：《西汉亩产量管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④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版）》，1980年第3期。
⑤王忠全：《番系所言西汉亩产数据考》，《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⑥周国林：《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
⑦杜绍顺：《战国至汉初一般亩产量探析》，《秦汉史论从（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⑧黄今言，温乐平：《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的三个农耕区的劳动生成率做了具体的考察。徐扬杰的《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①首先交代了廪名籍的定义和特点，其次通过对廪名籍记载的状况分析，计算出每个人的口粮标准，以及所记口粮的性质。陈公柔、徐苹芳的《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②对20世纪30年代瓦因托尼出土的95枚记录廪食出入库的简加以分析整理，特别是对于这时期瓦因托尼出土的“耧车”的介绍，对于研究农器具的普及和代田法的推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
居延屯田机构和商品经济方面：宋治民的《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③利用居延汉简和传世典籍简要地介绍了屯田的机构、屯田的组织系统和屯田相关人员的性质问题等。张俊民的《汉代居延屯田小考——汉甲渠候官出土文书为中心》④利用居延汉简对一些官职和遗址位置展开讨论。马耀圻、吉发习的《关于居延汉简和汉代的居延屯区》⑤首先回顾了居延汉简发掘的历程，其次结合文献阐述了居延屯田的背景，最后认为居延屯田区域应该是居延县和肩水县两部分组成。内蒙古额济纳旗是今天的行政区划，在汉代该地区是张掖郡居延县辖地，高敏的《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⑥从居延地名的由来、汉武帝设居延县、从汉简看居延屯田、汉代居延的商业活动等四方面对汉代居延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高维刚的《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⑦通过汉简对河西四郡的经济状况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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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扬杰：《居延汉简廪名籍所记口粮的标准和性质》，《江汉论坛》，1993年第2期。
②陈公柔，徐苹芳：《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编辑部，《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宋治民：《居延汉简中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④张俊民：《汉代居延屯田小考——汉甲渠候官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
⑤马耀圻，吉发习：《关于居延汉简和汉代的居延屯戍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2 年第6期。
⑥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分析，其中对粮食的交易问题的论述，为深入研究汉代农业经济提供了依据。居延汉简记录了丰富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陈东旭、李国庆的《从居延汉简看汉代居延地区社会经济》①从地理人口、农业畜牧业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揭示了居延地区在汉代时所处的重要地位。
汉代居延地区的水利设施状况的研究：张芳的《居延汉简所见屯田水利》②利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的记载对汉武帝至和帝时期屯戍活动以及汉简中关于部分水利的简文做了探讨。王致中的《河西走廊古代水利研究》③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河西走廊各个朝代的水利设施兴修状况，也为研究河西走廊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依据。李清凌的《西北古代农田水利开发的三个高峰》④认为中国古代西北的农田水利开发，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家的军事活动，二是中央政府的投资力度。为解决军粮的需要，国家在西北屯田的同时，水利设施建设也是重中之重。马新的《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⑤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认为两汉时期的温暖湿润气候带来了充沛的降水，从而为兴修水利提供了条件，降水过多又迫使统治者必须兴修水利整治水患。
汉代仓储管理的研究：邵鸿的《西汉仓制考》⑥从郡县仓库设置状况、仓令等级和粮仓系统三方面揭示了汉代粮仓的设置状况。张锴生的《汉代粮仓初探》⑦主要对汉代的各种粮仓的规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邵正坤的《汉代仓储职官考述》⑧指出：仓官在汉代的职官体系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管理仓储，行使有关行政、经济事物职能的载体。汉代极为重视对仓储日常事务的监控，并且依照国家财政和皇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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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东旭，李国庆：《从居延汉简看汉代居延地区社会经济》，《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②张芳：《居延汉简所见屯田水利》，《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
③王致中：《河西走廊古代水利研究》，《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④李清凌：《西北古代农田水利开发的三个高峰》，《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
⑤马新：《气候与汉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⑥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从》（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张锴生：《汉代粮仓初探》，《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⑧邵正坤：《汉代仓储职官考述》，《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
政的区别，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郡到边郡的仓储职官体系。这一体系从西汉到东汉率有分合变迁，并且在秩级、职官、属员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汉代西北屯田性质方面的研究：刘汉东的《汉代西北屯田及其土地形态演化探论》①从文献入手认为西北屯田开始时间早，并对西北屯田中的公田转化成私田的几种形式进行了论述。李古寅的《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②认为汉代西北屯田讨论的焦点在军屯方面，并就民屯从劳动人员、民屯管理、边境郡县设置和民屯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使我们对西北边境的民屯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汉代西北屯田对环境的影响：景爱的《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③通过对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揭示了额济纳河流域的沙漠化与两千年以来人们在此屯垦戍边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中所附手工复原卫星图片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演变过程。景爱的《古居延绿洲的消失与荒漠化——从考古和卫星遥感观察》④通过对考古和卫星遥感的研究，认为“自西汉以来连续的屯垦耕种，使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元末明初的战争，造成了河流改道，从而导致了古居延绿洲的消失和荒漠化”。倪根金的《毁林与汉代居延垦区的衰落》⑤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阐明了汉代居延垦区由兴旺发达到衰落的历史原因，充分说明了乱砍滥伐森林带来的恶果，向人们揭示了“开发大自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切不可盲目蛮干，毫无克制”。杜海斌的《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⑥以汉代、唐宋、近代为基点，揭示了居延地区两千年间的生态环境演变，认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造成居延绿洲和文明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并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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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汉东：《汉代西北屯田及其土地形态演化探论》，《郑州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②李古寅：《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③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④景爱：《古居延绿洲的消失与荒漠化——从考古和卫星遥感观察》，《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⑤倪根金：《毁林与汉代居延垦区的衰落》，《灾害学》，1994年第1期。
⑥杜海斌：《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3年第1期。
史的实证，为今天敲响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党瑜的《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①对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历史时期对河西地区不合理的开垦、利用以及对森林的滥伐，造成当地土壤沙化的严重后果。
为了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在今天的西北大开发中，应遵循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杨士宏的《历代屯田对甘青藏区自然生态和生产的影响》②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历代在甘青地区屯田所产生的影响。
三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同样，中国人事管理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作为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集体生活，人事管理活动就产生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国家的诞生与发展，人事管理逐渐制度化和普遍化，并最终成为社会管理特别是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手段。列宁说，国家“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就是官吏，他们被称之为“国家代表”③。可见，吏治与治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所以法家韩非说：“明主治吏不治民。”一方面，“吏者，民之本纲也”④，官吏是老百姓遵循的根本纲领；另一方面，“臣下者，主之所用也”⑤，官吏又是最高统治者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在最高统治者、官吏和劳动人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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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党瑜：《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
②杨士宏：《历代屯田对甘青藏区自然生态和生产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④（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⑤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
位一体的封建社会里，各级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没有官吏阶层的存在，整个国家机构就会瘫痪；有了官吏阶层的存在，最高统治者才有了统治万民的坚实基础。所以吏治与治吏状况的好坏，对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人事管理的优劣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古今皆然。西周时期，太师姜尚就提出了“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的思想。管子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圣王之治，“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败，“非失人者，未之尝闻”。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人事管理是社会各类组织用人以治事的活动以及规范这种活动的各种制度、法令、理论、方针、手段和方法等。它遵循如下原则：量才录用，任人唯贤；适才适所，人事两宜；有奖有惩，奖惩分明。
人事管理学所讲“人事”实际包括人和事以及两者的联结。人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揭示人的不同内涵。人事管理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以业缘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物质承担者。因此，人事管理中的事是指代表工作对象或任务的职位系列，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位录用、职务任免升降、考核、奖惩、培训、交流、工资福利、辞职辞退、退休等事宜。人事管理中人和事的特定含义已如上述，但人事管理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把人和事联结起来的手段和方式。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思想教育、社会舆论、道德规范、法律约束、经济乃至暴力手段等，都可以促使人和事联结起来，而人事管理与这些方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通过职位分类、录用、考核、奖惩、培训、交流、回避、职务任免升降、工资福利、退休等特定的手段和方式去促使和保证人和事的联结，促使人适其事，事得其人，人尽其才，事尽其功。
古人曰：“治国之道，唯在举贤。”“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无数社会现象告诉我们，所谓管理，归根结底就是管理各类人及其活动，对人的管理是全部社会管理活动的核心。在一个社会组织里，人是主体，不管是社会管理、企业管理，还是科技管理；不管是政治管理、行政管理，还是业务管理，最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围绕人的管理进行的。只有把人才管理好，才能充分实现人才的价值，开发潜在人才资源，促进其他管理的优化；也才能有效地利用人才，为整个社会组织创造最佳的效益。
从管理学角度看，攸关治理成效，实现最佳治理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人才，二是管理。其中一流的人才是实现最佳治理绩效的基础。可以说，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管理，更不可能有一流的绩效。而精良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管理措施，则是达到最佳管理效果的保障。中国古代的人事管理，是中国人事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封建社会是以官僚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体制，大体上包括人才选拔、任用、调动、罢免、考核、奖惩、休假、俸禄等各项具体的制度，它直接影响着人事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稳定。
随着专家学者对汉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大量简牍材料的问世，有关西汉人事管理的研究硕果累累，但不足之处也颇多。因此，对其进行系统地爬梳，通过整理找出其研究的精深之处与薄弱环节，将对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人事管理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对现代人事管理制度有所启发。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80年代之后，有关汉代人事管理研究的论著很多，研究层次也日益深入。专门对西汉人事行政管理进行研究的论著为数不多。刘太祥的《汉唐行政管理》一书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分析了汉唐两代出现辉煌盛世的治世实质。他指出，行政管理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国家通过行政机关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林新奇的《中国人事管理史》一书，将中国各朝代的人事管理做了系统的爬梳。除此之外，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严耕望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白钢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等书对汉代人事管理制度均有所论述。
综观近年来对汉代人事管理的研究，在众多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著录考究不绝于书。以往对于汉代人事管理的研究，大体上是把其作为历史学领域里的一个分段史的形式自立于学术界。事实上人事管理是属于政治学、管理学、人才学、领导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间相互融通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对于人事管理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考究，理应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学科交融中去探索，要善于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领导学等学科的理论去解读古代（包括汉代）的人事管理，加强多学科协作，兼取各学科之长予以研究。长期以来，学者对汉代人事管理的研究，大多数是分门别类地进行，诸如人事选拔、监察、休假等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监察方面，研究问津较多，分别就监察的内容、特点、效果、演变、实质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①。又如休假方面，学者们基本认为致仕制度秦时初具规模，汉承秦制，基本确立。许正文认为官吏退休制度始于汉代，官吏为政期间的正常休假和年老退休，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员所享受的一项基本福利待遇和国家对官员的一项管理制度。这两项制度的正式形成和普遍推广实行，始于汉代。王志凯也认为，官员为政期间的正常休假与年老退休真正形成制度，且在全国普遍推广实行，始于汉代。汉代官吏的休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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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宽：《战国秦汉的视察和监察地方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任树民：《试论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朱莲华：《汉代监察制度的特点》，《上海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固定假、不定期假两种，固定假可分为五日一休假和节假，不定期假可分为主动休假、被动休假和赐假①。相比之下，如何综合地研究汉代的人事管理问题，揭示汉代人事管理体系中各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需要加强的。汉简中反映人事管理问题的材料较多，而以往对其利用只是星点式的证明，并没有系统地使用和研究简牍材料。由于简牍是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所以将简牍资料充分利用非常有必要。
四
从总的方面来看，汉代西北边塞屯田和汉代基层人事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的还是从宏观方面把握较多，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完整论著少，微观的研究仍然比较简略，碎片化现象非常明显，相关的学术论文也是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的分析，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绝大多数著作取材仍然局限于传世典籍。以前的西北汉简图版因像素低和释文不清晰严重阻碍了简牍材料的运用，近几年高清准确红外线图版公布后，大大推进了研究的进程，相信已发掘全部汉简陆续公布后，相关问题研究进程将大大加快。而传世典籍记录过于简略，汉简则对传世典籍的记录做了许多重要的补充，全面利用居延汉简解决一些方面的重要问题是现在文献学领域中的热点。《月映祁连——汉帝国的边塞生活》就是利用简牍材料从屯田和基层人事管理两个方面去发掘，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使两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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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杰：《汉代官吏的休假制度》，《首都师大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3期；王志凯：《汉代官员的休假与退休制度》，《唐都学刊》2004年第4期；时晓红：《秦汉时期官吏休沐告宁制度考略》，《东岳论丛》1996年第4期；欧阳凤莲：《浅谈汉代官吏的休假制度》，《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许正文：《汉代官吏的休假与退休制度》，《邯郸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等。
凡 例
一、本书主要引用了如下几种简牍资料：
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熠合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年版），本书中简称作“《合校》”。简文编号格式如：3.1A、3.1B和3.2。居延汉简出土地主要有破城子（A8，甲渠候官）、地湾（A33，肩水候官）、金关（A32，肩水金关）、瓦因托尼（A10，殄北候官）、博罗松治（P9，卅井候官）等。
2.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〇九，台北市南港区加斌有限公司，2014年—2016年），本书中简称“《居简》”。简文编号格式同《合校》。
3.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书中简称“《额简》”。简文编号格式如：2000ES9SF4：31和99ES16SF3：1。
4.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集释》[一]—[七]册（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各册作者分别为：[一]孙占宇、[二]杨眉、[三]李迎春、[四]马智全、[五]肖从礼、[六]张德芳、韩华合著、[七]张德芳），本书中简称“《新简》”。简文编号格式如：EPT52：117和EPF22：696。居延新简中除少数采集简外，其他绝大部分简主要出自破城子（A8，甲渠候官）和第四隧（P1）。
5.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叁]（中西书局，2011—2013年版）；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肆]—[伍]（中西书局，2015—2016 年版）。以上5卷计15册（各卷分上、中、下三册），本书中皆简称“《金关》”。简文编号格式如：73EJT37：979和73EJH2：2。
6.胡平生、张德芳合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本书中简称“《悬泉》”。简文编号格式如：V92DXT1812②：215之类，有时本书中亦省写作：V1812②：215。
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本书中简称“《敦煌》”。敦煌汉简皆有原始编号，本书则采用《敦煌汉简》新编号，即阿拉伯数字顺序号，如：1、2和3等。
8.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本书中简称“《敦释》”。收录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所出1217枚汉简。本书中采用简文编号同《敦煌》。
9.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本书简称《尹湾汉简》，简文编号格式如：YM6D1.
二、本书中大量引用了上述诸书中的简文。为避免行文烦琐，若无特别需要，本书只在所引简文后标示出简文编号，不一一标示所引书之简称；本书中所引简文一般未加断句。根据行文需要，对部分简文酌情予以断句；本书中引用的简文若与所引书中原释文有不同之处，一般在注中加以说明；本书引用各书中简文，根据行文需要，对所引简文或全录，或节录；根据排版和行文所需，所引用的部分简文格式亦做了适当的调整。读者自可根据需要核查原书中简文。
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为本书基本参考文献，其所据版本均为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分别为《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其中《后汉书》中之《志》部分在本书中称《续汉书》，本书对所引上述文献的版本等信息从简，一般不再注明页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为基本参考数据，若无特别注明，皆引自是书，不俱出注。《汉语大词典》（十二卷本）（罗竹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4年版）是主要参考工具书。凡引是书辞例，本书不俱出注。
四、汉简中原释作“ ”“ ”“燧”等字者，本书一般情况下均写作“燧”，在引文中一律作“隧”；原释作“ ”“ ”等字者，在无歧义的情况下本书一般写作“蓬”“烽”原释作“ ”字者，本书写作“氐”,原释作“裦”字者，本书写作“褒”；原释作“ ”字者，本书写作“斥”；今从“”头之字在汉简中绝大部分从“艹”头，一般情况下，释文中“薄”“藉”“䓁”“苻”等字，本书直接写作“簿”“籍”“等”“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