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绍悬泉置遗址发握和简文整理情况的资料性文章
悬泉汉简的学术意义。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光明日报》2000年8月25日）通过分析悬泉汉简中邮驿资料、里程简、羌人活动等方面的资料来说明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即：可以通过悬泉汉简的内容分析出悬泉置的功能和性质，从悬泉置遗址本身的位置来考察在中西方交流中的作用，从汉羌关系来考察汉代民族政策和民族融合。何双全《汉悬泉置遗址发掘重大收获》（《双玉兰堂文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版）论述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位置、遗址的分布、出土器物和堆积状况、简牍数量和种类，特别是出土近两万枚简牍对解决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田制度、水利建设等的重要价值”。张德芳《20世纪汉晋简牍第三次大发现——敦煌悬泉置遗址》（《近十年来中国考古百大发现》2001年）介绍了悬泉置遗址的地理沿革、名字由来、发现过程，对悬泉置遗址作为驿站的布局和结构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悬泉汉简的整理和文书分类。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悬泉简牍为例，概括说明汉简文书的特征。吴礽骧《敦煌悬泉置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也对悬泉置遗址的基本概况、发掘整理和简牍文书的特点做了介绍，特别从补正传世典籍方面说明悬泉汉简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张俊民《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功能性质初探》（《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在总结我国早期简牍的分类方法、现今日本和我国简牍分类学研究的状况后，提出悬泉汉简的文书分类应该从悬泉置的功能性质人手，才能给每条文书进行恰如其分的定性。他的《东西交通驿站地理位置的确定与档案文书的出土——记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结合江陵出土的《行书律》来考证“置”的功能、性质、用途和日常运作。他的《敦煌悬泉置探方T0309出土简牍概述》（《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对探方T0309所出土的简牍从纪年情况、文书格式、册书复原与史书记载出入等方面作了分析。
悬泉汉简释文校补。何双全《敦煌悬泉汉简释文修订》（《文物》2000 年第12期）和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校补》（《敦煌学辑刊》2001 年第1期）是对《释文选》中部分存在疑问和错误的释文重新进行考释和修正，三篇文章结合起来基本保证了释文的准确性。
二、悬泉汉简研究的相关专著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简称《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将收录的悬泉汉简、帛书及墙壁题记分为六类：一是司法与政治类，二是经济与地理类，三是悬泉置管理与事物类，四是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类，五是典籍文化类，六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四时月令诏条（墙壁题记）。《释粹》对较为完整的可以编联成册的12份文书从背景、内容作了考证，还对各类学术会议和杂志上有零星错误的相关释文予以校释。《释粹》在《前言》部分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历史沿革、发掘和出土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为研究者全面了解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功能和结合考古学从事简牍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和翔实的资料。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简称《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对以前公布有疑问的释文重新进行了校释，并逐条作了注解。附录部分从出土情形、《诏条》颁布背景、《月令》与《诏条》《诏条》发现的意义四方面进行介绍，为月令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关于扁书和大扁书问题，长期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学者也有专门论著研究此问题，但扁书与大扁书长期以来仅见于零星的简牍，具体为怎样一种情况，许多学者也只能从有限的传世典籍中去寻找答案，因此众说纷纭。在附录中胡平生《《扁书》、〈大扁书〉考》在总结各家之说的基础上，经过考证认为《诏条》的书写形式就是《扁》，这为研究《扁书》另辟新径。
三、关于悬泉汉简的学术研究论文
悬泉和悬泉置地理位置研究。吴昌廉《悬泉通考》（《国际简牍学会会刊》台北兰台出版社1996年版）从悬泉的地理位置、汉唐时期悬泉建置、汉代时期的悬泉置遗址建设的详细情况、唐代悬泉乡的灌溉沟渠分布情况等方面进行考述。侯丕勋《悬泉和悬泉置历史地理考述》（《简牍学研究》第二辑）对悬泉和悬泉置地名来源、行政隶属、自然地理三个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并从气候、水文、植被三个方面总结出悬泉置以及敦煌地区在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
悬泉汉简与西域交往的史实。张俊民《元康五年过长罗侯费用簿》（《陇右文博》2000年第2期）对此简册中相关职官作了考证，在对账簿所载记录分析后，认为此简册是“长罗侯常惠在此经过的花销账册”，并对简文中“鞠”和“豉”做了考释。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费用簿》内容所反映接待长罗侯一行的具体状况和西使乌孙的主要目的；二是分析了乌孙两昆弥设立中长罗侯所起的作用和冯夫人在汉与乌孙交往过程中的影响；三是考查长罗侯西使乌孙后，汉与乌孙关系的状况，以及悬泉出土王莽简所反映的事实。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着重就《长罗侯费用簿》题名有无“过”字进行商榷。袁延胜《两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辩》（《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3 期）是对张德芳的《〈过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所论证的两昆弥所立为“甘露元年”观点的商榷。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对张德芳的《〈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中的观点提出疑义，认为仅据神爵二年护送公主到乌孙和亲，就认定元康五年（神爵元年）《过长罗侯费用簿》与出使乌孙迎娶聘礼有关，值得商榷。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安远侯初封时间至少在神爵元年，结合《汉书》记载，“比胥鞬”是正确的名称。
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2年第4号，台北兰台出版社）认为，长罗侯在西域活动是在神爵元年至神爵二年，并结合《汉书》的相关史实，说明西汉对西域的管辖情况。何双全《汉与楼兰（鄯善）、车师（姑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2年第4号）利用悬泉简对汉与楼兰（鄯善）、车师（姑师）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些史料也基本印证了《汉书•西域传》的相关记载。关于戊己校尉问题，何文认为是“是专管屯田的专门机构”，“戊、己是两个校尉候，其下各设有左、右两部，部下又设候，所以戊己校尉的候，即相当于戍守部队的部候，相应候下再设令史，由此看来，校尉之下无史而有丞，丞也是校尉的属官。”袁延胜《悬泉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认为西汉分立乌孙大小昆弥在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四月之后，划分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是在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是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的年代在公元8—15年之间。
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从两个具体问题说明悬泉汉简在研究西域史事方面的重要史学价值。一是关于西域都护正式设官置守，应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郑吉并护北道、被任命为都护西域骑都尉之时；二是戊己校尉，校（部）主要驻地在西部的交河壁，己校（部）主要驻在东部的高昌壁。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根据悬泉汉简认为，戊己校尉就是戊校尉和己校尉简称，是两屯田机构的合称，但并不是合二为一，戊、己校尉在西汉以分置为主，戊己校尉的隶属关系是中央北军而不是敦煌郡。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结合悬泉汉简和《汉书》，认为“中垒校尉的确有外掌西域的职能。在此，新出土的悬泉汉简为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说，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
另外，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 年第4期）利用传世文献和相关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并对屯戍士卒的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讨。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利用悬泉简对康居、大月氏、厕宾等西域国家进行了分析研究。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对“黄龙元年诏送康居诸国客文书”和“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两条有关康居的文书进行解读，并进一步强调了康居是与中国交通年代最早、时间最长的西域国家。
从悬泉简看羌族问题研究。张德芳《悬泉汉简中关于羌族资料辑考》（《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利用悬泉汉简对羌人情况的记载，从护羌校尉的设立、羌将军辛武贤的相关史实、归义羌人的安置三方面加以考证，羌虽居塞外，但发生纠纷还要告官处理，说明他们已经归顺为郡县官府管理的臣民。初师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利用悬泉汉简从羌的由来、汉政府对羌人的管理、汉羌之间民族融合的表现、几个羌族部落的特点、羌族叛乱和汉政府平叛等方面展开考述，对《汉书•百官志》没有明确记载而悬泉简中提到的“护羌校尉、护羌使者与属吏"做了严密考证。王力《两汉时期西羌内迁浅析》）（《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据悬泉汉简认为西羌分为政治性和经济性内迁，并结合《案归何怨诬驴掌谋反册》所载史实分析了羌族内迁的影响，认为西羌的内迁既促进本民族封建化的进程，也加速了与汉族的融合。薛海波《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论述了西汉中后期中央和地方政府所置专门管理羌人事务官吏的具体情况，神爵年间羌人叛乱及西汉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河西地区降羌的管理和政府官吏对降羌压迫与奴役方式等问题。
关于悬泉简中时称和纪年问题的考察。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时称问题的考察》（《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指出，悬泉遗址有记载32时称的木牍，而居延、金关两地出土简中也有相关记载。张文通过对三地简牍记载时称频率的对比，分析与十六时制和十二时制的关系。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统计悬泉汉简关于纪年问题的简牍有2086枚，最早的纪年简是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前后跨度192年，并对相关简文进行了考释，通过对130枚简的排队分析，考察了新、旧年号的交替现象。李学勤《论汉简、钱范所见纪年超长现象》（《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对钱范和汉简中的部分超长年代作了分析，就“悬泉置来说，即使朝廷的改元是从新年元旦开始，有关通知也每每要拖后两三个月才收到，这便是悬泉简大多说超长年号的产生原因"。钱范也是如此，"工匠在没有奉到正式通知前，不能改变年号，这证明，不仅是边远地方，即使在都城铸钱之地也会有这样的情形”。
悬泉里程简研究。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了记载里程的简牍（见《释文选》Ⅱ0214①：130）1973年居延遗址中也出土有记录传置名称和里程的简（简文见《居延新简》EPT59：582），两地区简文为研究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从长安至敦煌这条交通要道上邮置传舍的建立、建制、路线及作用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资料。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对两个里程简中的地名做了详细的考证，勾勒出从长安到敦煌的具体走向，即东西主干线，又考证了从张掖郡所辖得至居延的具体走向，即南北之路，并分析了两条道路的地理特点。文中考证出《甲簿》诸置在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就已运营《悬簿》诸置则在元鼎六年建成开通，是武帝征伐西域时军事行动的产物。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 年第3期）、《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续）》（《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这两篇发表虽间隔五年，却是悬泉里程简研究的一个整体，第一篇是对悬泉里程简第一栏记录的姑臧、张掖、鸾鸟、苍松、显美具体位置的考证，第二篇是对悬泉里程简二三栏的觻得、氏池、昭武、祁连置、表是五县具体位置的考证。在此基础上郝文将悬泉和居延里程简联系起来，考察两汉时期河西地区县设置情况。此外，马建华《敦煌悬泉置出土“里程简”考》（《陇右文博》2002年第2期）对武威、张掖、酒泉三郡所辖县进行了考察，认为三郡属县多寡和属县名称均有变动。
从悬泉汉简研究看两汉西域屯田问题。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从两汉屯田的具体区域、东汉在西域的屯田状况和汉经略西域农业的历史意义三方面展开论述，这为我们了解两汉时与西域的交往和汉代行政区域提供线索，也证明了两汉屯田在维护边疆统治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为魏晋、隋唐在边疆实施屯田制提供了历史经验。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3 年第2期）从伊循屯田与西汉昭宣时期西域南道的形势、伊循屯田官制及伊循都尉的性质与隶属关系、伊循屯田在西汉经略西域过程中的作用三个方面来考述伊循屯田。李文揭示了伊循屯田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控制鄯善国并进而威慑南道国家，但客观上却推进了西域南道经济的发展，保证了西域南道的畅通，促使了西域都护的建立和巩固，从而在西汉与西域南道诸国及中亚一些国家的政治交往和商贸往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文字学研究看悬泉汉简。朱湘蓉《从〈敦煌悬泉汉简〉看〈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的通假问题》（《敦煌学辑刊》2004年2期）利用《悬》简和《睡》简相关简文的比较，对《睡》简中“荔”字视为通假提出疑问，并利用同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例子证明《睡》简“荔”字按原词义解释更为合适。李小茹《敦煌悬泉汉简词语札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 期）对悬泉简中出现的折伤、折死、祭祀、移券、遇逢五词从古义到今义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叶爱国《敦煌悬泉汉简断句之误》（《敦煌研究》2005年第4 期）对《释粹》118简、153简、231简的断句提出质疑，对三简文重新断句和注释。
悬泉汉简中月令的相关研究。何双全《新出土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1年第3号）对墨书题记的释文做了修订和注释，并对《月令》存在的太皇太后诏书与王莽奏章及请诏、诸官及行诏程序、月令五十条之异等三个问题做了考证。于振波《从悬泉壁书看《月令》在汉代的法律地位》（《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四时月令五十条》与《月令》的关系；二是汉代对《月令》的重视；三是汉代以前的《月令》。魏启鹏《敦煌悬泉〈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校笺》（《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结合文献对《五十月令》的释文和标点做了校笺，认为这份诏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文献。
悬泉汉简涉及的其他相关问题研究。张俊民《悬泉置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丁卯鸡出入簿辨析》（《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从该简册内容、啬夫职责和悬泉置功用等方面分析了悬泉置作为驿站为过往人员提供的饮食情况，悬泉置的后勤供给水平，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李星《敦煌悬泉新发现残纸应为魏晋墨迹——兼论书法史书体演变的一个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对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纸张的断代问题提出质疑，李文从马啸《汉悬泉置惊动世人》中对两块纸是西汉纸论证产生疑问，通过与汉朝著名书法家的名碑、汉简字体和残纸上的字体特点的对比分析，认定悬泉纸是“应是三国魏晋时期的书法墨迹”。饶宗颐《由悬泉汉代纸帛书名迹谈敦煌早期书家》《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从悬泉遗址出土的两件帛书书法价值出发对敦煌地区东汉至晋书法家的概况做了介绍。
李永平《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所反映的两个问题》（《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分析了“祭祀孝文庙”和郑弘在永光五年前后的政治动向以及元帝时期朝廷内部的斗争。王冠英《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文中的一些关键词与书信内容探讨了汉代军队生活的状况、两汉时期私书的语言特点，并从书法角度分析“篆”向“隶”的转变。
何双全、陈玲《汉简所见刑徒的输送与管理》（《秦汉史论文集》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利用悬泉简，从刑制种类、地域和身份、押送、管理、生活和劳作五个方面，对汉代西北刑徒作了全面的论述。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结合悬泉简中几种传信文书，对传信的用途、格式、内容、为驾轻传和乘传的形式特点、丢失传信的责任追究等问题进行了论证。
张传玺《悬泉置、效谷县、鱼泽障的设与废》（《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根据悬泉简以及相关碑刻封泥，结合文献，对悬泉置、效谷县与鱼泽障的设与废及相关情况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从以上诸文论证的问题可以看出悬泉汉简内容的丰富性，可以预见，悬泉置遗址及资料全部发表后，将会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2006年以来敦煌悬泉汉简研究述评
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已近二十年，围绕悬泉置及其悬泉汉简的论著已近百篇，特别是从2006年以来，有一部分悬泉汉简释文新成果陆续面世，伴随这批释文的公布研究汉代西域和中央的关系、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邮驿与传舍以及羌族等诸多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成果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一、悬泉汉简中的西域与汉朝中央政府关系
何海龙的《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求索》2006年第3期）主要根据悬泉汉简中有关乌孙的记载并结合传世典籍，对西汉与乌孙交往的关系进行梳理，认为汉与乌孙的关系可以分和亲和全面管理两阶段来认识，同时在汉与乌孙的交个往关系上，解忧公主和冯嫽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敦煌悬泉汉简中，有简文反映汉代大宛国的情况，张德芳的《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大宛”简以及汉朝与大宛的关系考述》（《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2010）对悬泉汉简中十多枚与大宛相关的简牍，利用考古学中的层位学原理对简文内容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大宛的中心在今费尔干纳盆地，范围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大部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一部，是古代中国最早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为研究汉朝与中亚地区友好交往的历史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与文献的相关证据，极为珍贵。两汉时期，康居是地处中亚的西域大国，它不仅在中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古希腊作家和古代波斯的文献都没有留下康居的记载，唯一的材料就是中国的史书，而中国史书的记载又过于简略，难窥古代康居之全貌。郝树声的《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结合文献记载，通过对这些简牍材料的考读，揭示了古代康居与西汉王朝的来往关系，有助于西域史、中亚史和中国秦汉史的研究。考证康居五小王的都城位置，指出了康居国当时的地理范围；以康居王使者前来朝贡时与酒泉太守发生纠纷的具体案例，指出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的百余年间西汉王朝一直同远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着友好交往的关系，而且直接证明了这些国家是最早同古代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地区。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通过对14枚与康居国有关悬泉汉简的考证，依据其中11枚纪年简，分别揭示了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康居与汉朝的曲折关系，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深化了对西汉时期康居与汉朝关系的了解。他的《悬泉汉简所见辛武贤事迹考略》（《秦汉研究》第四期2010年8月版）利用悬泉汉简中有关记录辛武贤事迹的简文，比对了辛武贤在神爵年间征讨西羌、在甘露元年带兵到敦煌、甘露二年罢兵的相关事迹，丰富了我们对辛武贤事迹的了解，也是对《汉书》等传世典籍尚未记录的相关史实的重要补充。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认为，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经在政治上接受汉朝的管理，汉朝还在此屯田戍守。他的《从悬泉汉简看西汉武昭时期和宣元时期经营西域的不同战略》（2010年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会议）认为汉代经营西域的战略经历了由武帝、昭帝到宣帝、元帝时期，从开拓到经营阶段的转变。
此外，汪桂海的《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主要将目前所见到的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就羌族的种落、护羌校尉与护羌使者、民族压迫与羌人的反抗等问题予以探讨，印证和补充史书记载。王旺祥《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1期）也对戊己校尉的设置年代、职责、隶属关系、自身属员做了考证。这些研究，对认识汉与车师的交往具有重要作用。
二、悬泉汉简中的姓氏和人名的相关研究
研究汉代人名的语法特点和人名所赋予的时代含义是秦汉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悬泉汉简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张俊民先生从简文中单名一字者、二字一名者、复姓、少数民族人名、与中央官吏相关者、有名有字者、名字中有敬称者等方面人手进行考察，为这方面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他的《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一）》（《陇右文博》2006年第2期）主要从记录单名一字者、二字一名者简文提供的信息，探讨所涉及的问题。其中有吏员的变更、文书分类、制度的演变和管理方式。他的《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以悬泉汉简中出现的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重点探讨其中的羌人和西域诸国人名，对了解与认识汉代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的《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三）——悬泉汉简所见汉代复姓资料辑考》（《秦汉研究》第二辑）利用悬泉汉简，对简文中的复姓进行归纳，特别是一些史书上从未出现过的姓氏的考证，弥补了传世典籍记载的不足。他的《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四）——以中央机构职官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研究》2007）通过对悬泉汉简文书中的传和诏书所记录的官名和人名的考察，将其与传统史书文献相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史书未记录或记录有出入的信息，既可以反证史书文献，又可以检验简牍释文。涉及中央机构的职官有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光禄大夫和侯及其属官，对重新认识和检验汉代的职官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的《悬泉汉简所见敬称与谦称》（《秦汉研究》第四辑2010年8月版）在汉代的书面语中，敬称和谦称已经被大量地运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悬泉汉简的相关文书出发，对敬称、谦称和敬谦互称三方面进行归纳，为认识汉代文书制度、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此外，贾丛江的《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利用传世典籍并结合悬泉汉简重点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
三、汉代的邮驿与传舍
经过考古发掘后可知悬泉置遗址在汉代就是邮驿机构，通过对悬泉汉简的梳理，在研究汉代邮驿制度、邮驿职官和悬泉置本身功能等方面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栋梁的《从悬泉汉简看汉代的邮驿制度》（《社科纵横》2007年第4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现的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邮驿机构，通过悬泉置遗址及其出土简牍和文物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汉代边塞地区的“置”这个概念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张俊民的《悬泉汉简“置丞”简与汉代邮传管理制度演变》（韩国《中国古中世史研究》第二十辑2008年8月）利用悬泉汉简对“置丞”存在的时间、任职人员和其前后的变化作了考察，发现“置丞”一职出现的最早时间是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记录“置丞”一职最晚的时间是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置丞”一职消亡被其他形式的取代确切的时间是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置丞”出现之前，郡太守为了体现郡级政府对邮传系统的重视，加强管理，除了置本身管理之外，还委派属吏监领悬泉置的事务。这些人员，有时称“监领”“监置史”或“史”，他们的身份有时是“亭长”、有时是“都吏”、有时是太守的“守属”。“置丞”一职取消后，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置丞”一职时间的确定，前后不同方式的变化，无疑是对汉代社会制度，特别是邮传管理制度变化的一个体现，勾勒与反映了其间的转变轨迹。张经久、张俊民的《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利用悬泉汉简中的“骑置”简探讨其作为汉代邮驿系统的一级机构，考察其功能和作用，认为在西汉，骑置是以传递重要和紧急文书为主的邮驿机构，介于置与亭之间，一般情况下有吏一人、马三匹、驿骑三人。张俊民的《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南都学刊》2010年第1期）从悬泉汉简可知“亭”的功能有三种：边塞候望之亭、行政治安之亭和邮驿之亭。部分亭存在的时间很短，有兴替之变，悬泉汉简中的“亭”可以揭示当时敦煌郡效谷县社会信息，特别是为还原该地区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的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置、骑置和亭，构成了效谷县的邮驿系统和文书传递线路。他的《悬泉汉简所见邮驿制度初探—以津令、制度简为中心的考察》（2010年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会议）利用悬泉汉简中的津令、制度简，考察了汉代的邮驿制度，并认为津令、制度简虽属于法律文书，也可视为是汉代邮驿制度的一部分。
所谓传舍，邮舍，或驿舍，名虽异，义相同，系汉代供驿长、驿夫以及往来官吏休息食宿的场所，悬泉汉简为研究这方面提供了最新的资料。朱慈恩的《汉代传舍考述》（《南都学刊》2008年第3期）利用悬泉汉简认为汉代的传舍是邮传制度的组成部分，传舍负责公职人员公差旅行时的食物供应、休息住宿和行道交通工具，传舍有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其正常运行，但是传舍有别于普通旅舍。侯旭东《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期）对西北汉简中的传车文书做了分类考察，并对与此相关的政务处理方式作了细密考证。认为传舍负责公职人员公差行旅时的食物供应、休息止宿和行道交通工具。传舍有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管理方式，保证了其正常运行。张俊民的《悬泉汉简所见传舍及传舍制度》《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认为，“传舍”作为吏员出行的主要住宿机构或休息场所，在汉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系到汉代行政体系的运作和管理。悬泉汉简是汉代邮驿系统中目前唯一确定且保存下来的文书档案，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从一定的角度再现汉代的传舍制度和运作方式。王裕昌的《汉代传食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补述》（《图书与情报》2010年第4期）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悬泉汉简中涉及传食的内容并加以比较，对传食接待等级、传食钱款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邮传制度是秦汉国家信息和交通管理的重要制度，传食制度是汉代驿置传舍系统对公务人员招待的一种制度。初师宾的《悬泉汉简拾遗（二）》（《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对《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所刊的悬泉汉简26至50的25枚简文从进行再考察，为研究传信简和官文书中的 “副”提供了了新思路。
四、悬泉汉简中的文字学
赵岩的《再论敦煌悬泉置汉简中的一条律文》（简帛网 http：//www. bsm.org.cn/2008年9月13日首发）利用悬泉置汉简中的一条律文“殴亲父母及同产”中的“及”字可能为原简误写或为误释，“及”的位置应为“之”字。胡平生、张德芳二位先生指出：“同产”此处指“父母之同产”，可惜未指出“及”字的误释。王伟的《悬泉汉简札记一则》（简帛网 http：//www.bsm. org.cn/2009年2月24日首发）对敦煌悬泉汉简Ⅱ90DXT0114（3）：54：“•兵令十三当占缗钱匿不自占不以实罚及家长戍边一岁。”中“兵”的释读存在异议，结合传世典籍，认为“兵令”应释为“筭令”与简文内容正相契合，而此简正是关于算缗钱的规定。
五、悬泉汉简所反映的佛教问题
佛教传入敦煌的具体时间传世典籍有着较为确切的记载，悬泉“浮屠简”的发现，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提前提供新的最直接证据，是其补史证史的新体现。张德芳的《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略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2008年6月兰州“中国吐鲁番学会年会暨佛教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通过对第Ⅵ91DXF13C②：30简文内容和此探方11枚纪年简的比较分析后得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比竺法护在敦煌翻译佛经的时间早200年，比莫高窟开凿洞窟的时间早300年。李永平的《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性质及反映的东汉早起历史》（《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对新近公布的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简牍中出现的“小浮屠”当为汉代“里”的名称，并对简牍文书中的人物、官职及东汉官方史学的编纂等也进行了研究探讨。
六、悬泉汉简中所涉及的职官
贾丛江的《西汉伊循职官考疑》（《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利用出土简牍结合传世典籍，认为西汉所设伊循都尉属于敦煌郡的部都尉；伊循地区除存在隶属于敦煌郡候望系统的都尉职官外，还存在隶属于中央大司农的屯田系统的职官。羌校尉是始置于西汉时期，然史学界对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重要官职的始置年代、名称、掌等问题均有不同的看法，刘国防的《西汉护羌校尉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以悬泉汉简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考证后认为，护羌校尉的设置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前身就是汉朝政府临时性派出的使者，汉武帝神爵二年（前60年）成为一个管理活动于凉州刺史部内各郡县的羌人，同时对塞外羌人负有侦之责的固定官职，因期其护羌校尉持节巡行各地，又被称为护羌使者。
七、敦煌悬泉置月令诏书研究
石明秀的《先秦两汉月令生态观探析—以敦煌悬泉壁书为中心的考察》（《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以敦煌悬泉壁书为切入点，结合传世典籍，全面探究和领悟秦汉的自然生态观。指出月令观和生态观法治化，使我国古代农业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进而铸就了封建时代高度的农业文明。刘芳池的《悬泉诏书整理研究》（中国硕士论文数据库检索）利用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结合西汉时期其他诏书文献，该诏书的颁发背景、体式、汉代诏书的结构组成、下达程式等方面作以探讨；同时，对于诏书内容和文字作了考释，并结合多种文献中的相关月令，对该悬泉诏书进行归类，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和评述，力争说明月令一类文献对汉代政治所施予的影响。
八、近五年悬泉汉简所涉及的其他问题
通作为汉代的一种劳役方式看，或说是一种行政处罚方式被学术界所认识。张俊民的《敦煌悬泉汉简所见“適”与“適”令》（《兰州学刊》2009年第11期）利用悬泉汉简中并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对“適”做了归纳，认为汉代的“適”这一制度比较完善，存在类似“適令册”的令，某人被“適”文书和具体服“適”文书。“適令册”直接反映了类似悬泉置的驿站机构在日常生活中的接待管理制度，不按照规定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就是“適”多少令。
蓝黄、燕妮《中国复式簿记产生于汉代——基于敦煌悬泉汉简的新证》（《会计之友》2009年第3期下）从复式簿记的特征入手，并结合悬泉汉简中的账簿档案，分析历史背景以及简文中所描述的经济业务，以事实说话，挖掘相关的证据，得出复式簿记产生于我国西汉。
牛路军、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鼓与鼓令》（《敦煌研究》2009年第4 期）一般所说的鼓是一种乐器，在古代又有比较独特的用法，考察悬泉汉简中“鼓”的相关资料，不仅可以复原汉代的鼓令，而且知道了在悬泉置的日常生活中“鼓”用于接待，以敲鼓次数的多少告知接待单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李岩云的《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辑）就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中涉及的玉门置、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边塞挈令第六、举书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证实了玉门置的存在，补证了悬泉汉简中所记敦煌有九置，而总数缺一之记录；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则反映破羌将军辛武贤在敦煌玉门关一带活动时的重要证据；边塞挈令第六，是为处理北方边塞上一些与军事相关的具体问题而使用的袖珍版的资料汇编；举书，举荐的是一个名叫江君的张掖农都尉被举荐为礼乐长的事情。这些内容都是以前敦煌简牍中没出现的问题，对于填补敦煌汉代历史的空白具有重要价值。
孙少华的《秦汉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影响》（《齐鲁学刊》2009年第5期）认为河西走廊是秦汉时期华、戎交往的重要门户，承载着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西域多姿多彩的学术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传入汉朝，汉王朝丰富的文化与学术也通过这里传入西域，也是双方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纽带与历史见证，两汉时期，佛教和道教已出现，在河西走廊上以及后世所产生的小说和戏曲，也与河西走廊传入的西域文化不无关系。高荣的《河西汉晋简牍及其学术价值》（《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1 期）认为河西简牍是指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居延、玉门、武威等地出土的简牍。河西简牍的年代上自西汉，下迄西夏，前后延续一千二三百年，其中主要集中在汉晋时期。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邮驿交通和民族关系等诸多领域，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汉晋时期的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俊民的《对汉代悬泉置马匹数量与来源的检讨》（《秦汉史论丛》第11辑）利用悬泉汉简并以悬泉置为例，从马匹的数量和来源两个方面探讨了汉代邮驿系统"置"的马匹数量和来源，认为可能在西汉的“置”中马匹配备每置约40匹左右，而马匹的来源主要是靠敦煌郡无偿调拨，多以“出入簿”的方式记录马匹的调入或死亡时注销，即“传马出入簿”。
韩华的《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探析——以悬泉汉简为中心》（《丝绸之路》2010年第20期）利用悬泉汉简中的资料结合传世典籍对汉代河西四郡的蝗灾、沙尘暴、地震、风灾、干旱五种灾害进行分析，结合今人对相关灾害的定级标准，揭示上述灾害的破坏程度，以期对今天的防灾、减灾有所借鉴。
刘乐贤的《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失”残文》（《文物》2008年第12期）将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失”残文与孔家坡汉简《日书》相关简文经过分析和比较后，认为孔家坡汉简《日书》的“失”应读为“魅”，指人死后变成的能作祟害人的厉鬼，亦即古书记载的“归杀”或“回煞”，悬泉汉简建除占“失”简册残文中的“失”，也应如此理解。
马怡的《悬泉汉简“失亡传信”册补考》（《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对已有学者关于《传册》研究提出新的看法，认为第二遍不是单纯的官吏名册，第二遍的最后一枚简文应为敦煌郡府对其属县的命令，要求各县、置站完整地移写关于“使者”的情况，谨慎留意而不懈怠。作者从两编的时间关系、官文书的下行顺序和两编本身连缀的现状出发进行考察后认为，第二遍应该和第一编是整体一套文书。
近五年以来与悬泉汉简相关研究的专著仅有一部，为郝树声、张德芳的《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版）对悬泉置、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两汉时期的纪年问题、时称问题、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中西交通、西北地方的民族关系以及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作了系统研究。历史地理学方面日本学者宫宅洁《悬泉置及其周边——敦煌至安西间的历史地理》（《简帛研究二〇〇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也有相关论述。
从以上围绕悬泉汉简研究的论著不难发现，悬泉汉简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对解决秦汉史的重要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信释文全部公布后，一批学术新问题的疑问将会迎刃而解。
近五年以来肩水金关汉简研究综述
肩水金关汉简是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的，其位置在今甘肃省金塔县北部，即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肩水金关及其附近地区。对遗址发掘的简牍资料，整理者为了区别居延新旧简，就以这批简牍的发掘地——肩水金关遗址而命名，即肩水金关汉简。1972年至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主持发掘了肩水金关遗址（EJ），共开探方37个发掘获取汉简11577余枚（《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2010年开始由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现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5家单位集合专业人员，对这批汉简进行了全面的校释，计划出版五册《肩水金关汉简》每年一册，目前已出版四册（均由中西书局出版），《肩水金关汉简（壹）》（下简称《肩（壹）》）公布的简牍共涉及10个探方、2351枚简牍的彩色照片、红外图版和释文为固定的出版样式；《肩水金关汉简（贰）》（下简称《肩（贰）》）公布的简牍涉及7个探方，共2333枚简；《肩水金关汉简（叁）》（下简称《肩（叁）》）公布的简牍涉及9个探方，共2066枚简；《肩（肆）》公布的简牍涉及4个探方、2个灰坑和1个房址，共2065枚简。肩水金关简的分批公布，是近几年西北汉简的有力补充。围绕这批简文，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从文字释读、文献学、历史地理、纪年考证和社会史等诸方面进行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