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
到大风被惊死。从现在的资料看，这个时节是大风扬沙的多发季节。按照《蒲福风级表》的标准，这两次大风应该在8.5级，这也说明在两汉时期敦煌地区就已经成为影响河西的大风口。
（四）地震
地震灾害是地震作用于人类社会形成的灾难事件。地震成灾的程度既取决于地震本身的大小，还与震区场地、各类工程结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等条件有很大关系。发生在无人区的大地震，一般不会造成灾害；而发生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的一次中等地震却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灾害。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主要有三种类型：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其中构造地震由于地下深处岩层错动、破裂所造成的地震。这类地震发生的次数最多，破坏力也最大，约占全球地震数的90%以上。我国地处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之间，甘青宁地区、蒙古的阿拉善高原是影响我国的三大地震带之一。从历史上看，我国受地域影响，是地震发生较多的国家。① 通过以下两表可以了解两汉河西四郡地震发生的状况：
表一 地震震级强度和烈度对照表
依据《中国特大地震研究》编制此表（地震出版社1988年版）
震级 2 3 4 5 6 7 8 8-8.9
烈度 1-2° 3° 4-5° 6-7° 7-8° 9—10° 11° 12°
特征
有感地震悬挂物体摇晃
破坏性地震，人行动不稳，不坚固房屋均遭破坏，地下水位变化，地裂。 强烈地震
不坚固房屋倒塌
坚固房屋遭破坏
地裂 山崩 海啸 滑坡 地下水位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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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毓寿、蔡美彪：《中国地震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3。
表二 两汉河西四郡地震记录表
发生日期 地点 资料原文 资料来源 震级及破坏性
汉宣帝五凤二年十一月己卯朔丁亥（公元前 56 年） 敦煌 五凤二年十一月己卯朔丁亥，侍偈者光持节使下敦煌太守承书从事，今敦煌太守书言，今年地动如诏书（Ⅱ0115③：77) 《敦煌悬泉汉 简释文选》（此次地震传世典籍并未记载） 依据表一：属破坏地震，震级5.5级，烈度达到7°
汉成帝绥和二年九月丙辰（公元前7 年11月） 北边 绥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郭，凡杀四百一十五人 《汉书•五行志》 依据一：属强烈地震，震级7—8级，并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烈度在10—11°之间
东汉顺帝汉安二年九月（公元143年10月） 张 掖、北地、武威 张掖、武威……自去年九月已来，百八十震，山谷坼裂，毁败城寺，杀害民庶 《后汉书•顺帝纪》卷6 页274 依据一：属强烈地震，震级7——8级，并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烈度在10-11°之间
东汉桓帝延熹四年六月（公元161年7月） 京兆、扶风、凉州（今武威） 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 《后汉书•桓帝纪》卷7 页308 未记录人员伤亡情况，依照记录状况和表一至少在5级以上，烈度也应该在7°以上
东汉灵帝光和三年秋—四年春（公元180 年—181 年） 表氏 酒泉表氏（是）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后汉书•五 行 志》页3332 依据表一：属强烈地震，震级7左右，烈度在9—10°之间，并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并导致表氏县城异地重建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从汉武帝设河西四郡至东汉末年，河西四郡地震灾害的记录共5次，传世典籍记载4次，敦煌悬泉汉简1次。依据特征分析，均属构造地震，火山和陷落地震不见记载。这些地震平均级别在六级左右，五次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属于破坏性地震。两汉时期传世典籍关于地震的记录总共为108次（悬泉汉简所记载的地震未记入），凉州刺史部共发生15次，河西四郡为5次，可见河西四郡是地震的高发区。
（五）旱灾
前文中已经对河西地区的地理地貌、气候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以下例证说明河西四郡也是旱灾的多发地。传世典籍对两汉时期的旱灾范围记载的也较为模糊，敦煌悬泉汉简有2枚关于西汉时期敦煌地区旱情的记录对研究两汉时期当地的旱灾状况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悬泉地势多风，涂立干燥，毋□其湿也。度得棱六枚，今遣效谷仓曹令史张博（Ⅱ0211③：26）
（2）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戊，敦煌长史渊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敝敢告都尉卒人，谓南塞三候、县、郡仓，令曰：敦煌、酒泉地执（势）寒不雨，蚤（早）杀民田，贷种扩麦皮芒厚以廪当食者，小石……（Ⅱ0215③：46）
简1反映了干燥多风沙的气候特点。简2是汉元帝（公元前37年）敦煌长史渊代太守签发的一封下行文书，指示阳关都尉三候：“敦煌、酒泉地区气候寒冷少雨，应多种适应这种气候有芒的作物。”敦煌地处西北内陆，属于典型的温带、暖温带大陆性气候，特点是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短、干燥少雨、多风沙和蒸发量大等特点，九月份的敦煌气候正符合此特点。《两汉书》中对旱灾所带来的影响也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河西大旱成灾，无收成，民饥，赈给”（《后汉书》），这两则史料也说明了东汉时期河西四郡旱灾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恰好在这一时期即汉安二三年间（公元143年和公元144年）的张掖、武威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并且引发山崩地裂，可以推测东汉顺帝初期两种自然灾害给河西四郡的居民和地方政府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三、两汉时期河西四郡自然灾害的影响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两汉时期河西四郡的气候特点和地理特征是各类自然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时期也被竺可桢先生划定为温暖期，而施雅风、王靖泰、苏联学者布迪科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对于中纬度内陆干旱地区而言，温暖期势必导致冰川的大幅度退缩，干旱频率增加，而寒冷期相反，存在着气温降低，降水增加的趋势”，河西四郡灾害发生的原因我们通过以上分析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那么这些灾害到底对当时的居民和汉政府带来什么影响呢？总体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导致人口锐减，流民大增、地震灾害导致的大规模人员伤亡，能印证这一点。以上五次强烈地震没有表现出流民问题，但在《两汉书》关于其他地方地震灾害的记录中均有流民现象存在，所以河西四郡的地震灾害中也应该有此现象存在。二是破坏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自然灾害对社会财产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大量的房舍、城郭被毁，大量的牲畜被杀，又耗费无法计算的物资去赈灾救灾，所以说对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也是非常大的。三是导致社会的动荡。本文在干旱部分所列举的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的史实说明了因为饥荒，出现人食人的状况，河西地处边塞，在较短的时间内赈济灾难无法到位的情况下，社会持续极容易导致动荡。我们在分析自然灾害导致的灾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救灾防灾的措施，两汉政府也是采取了多种措施减少降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在悬泉汉简中就因为干旱原因倡导居民种植抗旱农作物，地震造成的房屋、城郭倒塌，政府出资异地重建。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因为“河西大旱成灾，无收成，民饥，赈给”等。自然灾害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是永远回避不了的问题，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条件、人们防灾的意识和当时的救助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也是受灾害产生巨大损失的客观原因。
试论西北简牍残简缀合
——以简牍材质和考古学方法为中心
西北简牍从第一次成批量发现到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一百多年来其丰富的营养滋润了几代学者在简牍学界树帆远航，也为简牍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贡献，对于简牍本身规律性或者基础性的研究，老辈学者、国外学者和现在活跃在简牍学坛的青年学者们都有丰硕的成果面世。笔者因从事简牍整理、研究保护和简牍库房管理多年，也对西北简牍残简缀合和方法有一些小小体会，思量许久，才有小文，以教方家。
一、西北简牍材质分析
从出土的敦煌马圈湾汉简、敦煌悬泉汉简、居延新简和肩水金关汉简等来看，材质基本上由松木、红柳和胡杨三种材料制成，天水放马滩秦简为竹简。为什么本文要特别提到简牍材质问题呢？其实许多学者在西北简断简牍缀合和册书复原中已经不自觉地利用简牍材质某些特征进行缀合和复原，因此了解简牍材质在缀合和复原中的作用就已经显的非常重要，《肩水金关汉简》①从第一卷面世以后，就引来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依据公布的红外和高清彩色图版，在后续的简牍整理中，有一些学者围绕肩水金关汉简的残简的缀合和册书复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一批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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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肩水金关汉简》（共五卷），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中西书局出版（2011—2016）。
的成果，如武汉大学青年学者姚磊博士，围绕肩水金关汉简残简的缀合过程和册书复原做的学术论文有近80余篇，笔者和姚磊博士在后来的交流中就发现他在缀合过程中就运用了西北简牍材质的某些特征来进行，利用残简图版先看上下的木纹理数量是否相同、纹理粗细是否一致、上下简牍的断裂碴口能否完整拼合等特征来缀合，最后通过对内容、字迹的分析完成一枚简的缀合，准确率很高。因此，有必要对西北简牍的材质进行讨论，为西北简牍残简缀合和册书复原提供一些思路。
松木汉简的木质特征：松科共10属约230种，主产北半球，个别树种分布达南半球，为森林的主要树种，亦是发展林业的主要造林树种，如松属、云杉属、落叶松属、冷杉属、铁杉属和黄杉属。中国是松科属种最多的国家，其中银杉和金钱松为特有的单种属植物，油杉属亦主产中国；在高纬度与高海拔山地几乎都是松科植物所组成的单纯林或混交林。松树对陆生环境适应性极强。它们可以忍受-60℃的低温或50℃的高温，能在裸露的矿质土壤、砂土、火山灰、钙质土、石灰岩土及由灰化土到红壤的各类土壤中生长，耐干旱、贫瘠，喜阳光。松木木质色泽天然，纹理清楚、线条流畅。松木的生长周期长、年轮细密、木材的质地柔韧，树木的含油量低，而且本身的色彩分布均匀。松科植物木质色有两种，一种呈现灰白色，一种则为深红色，就是人们所说白松和红松。松科树种都会分泌树胶，横切面都有非常清晰的年轮，纵剖面有粗细的纹理，且韧性强，不容易弯曲和断裂，也非常容易加工，这也是今天人们喜欢用用松木做家具的原因。松木类简牍都是顺木纹竖剖制作而成，残断的松木类简牍碴口纷乱不齐，这是松木类残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红外线照片下，松木简牍纹理比较其他材质简黑白色反差大，一枚宽1厘米的简牍，纹路数量基本上能数清楚。在高清彩色图版下，松木质地的简牍的颜色为黄色或深黄，红外照片下缀合成的简牍，在彩版下要进行简牍本色的比对，一般情况下缀合成的两简的色彩基本一致，也有部分特殊情况下的简牍同类简牍会出现色彩不一致的情况，就是火烧后的简牍，火烧部分发黑，这个情况要格外注意。对完成缀合的简牍要通读全文，简文文意相通、字迹相同，整个松木类简牍简缀合过程才算完成。左右残断松木类简牍的缀合遵循此方法，册书的复原也遵循此方法。西北简牍所处的考古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黑河流域、
疏勒河流域，地处黑河下游的居延等出简遗址则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管辖。这些河流均发源于祁连山山脉，而松科树木广泛的分布于流域全境，因此，西北简牍中松木类简牍取材当地并不足为奇。
红柳木（见图一）汉简的木质特征：红柳又名柽柳、多枝柽柳。柽柳科、柽柳属植物，灌木或小乔木，老杆和老枝的树皮暗灰色，当年生木质化的生长枝淡红或橙黄色，长而直伸，有分枝，第二年生枝则颜色渐变淡。木质化生长枝上的叶披针形，基部短，半抱茎，微下延；绿色营养枝上的叶短卵圆形或三角状心脏形，总状花序生于当年枝上，长2厘米—5厘米，宽3毫米—5毫米，组成顶生的大型圆锥花序，苞片卵状披针形，花梗短；萼片5，卵形；花瓣5，倒卵形，淡红色或紫红色，花盘5裂；雄蕊5；花柱3，棍棒状。蒴果长圆锥形，3瓣裂。种子顶端簇生柔毛。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广泛分布，今天红柳除饲用外，主要用于营造农田防护林和固沙林。红柳枝条纤细，木质较硬，无明显树轮纹，韧性强，但很易弯曲变形，未干燥时渗出粉红色汁液，干燥后不脱落，一般呈白色。用红柳制作的简牍，大都弯曲异形，由于有极强的韧性，其断碴纤维长短不一，极不规整，加之变形，亦难接合，缀合时须多方面考察。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的《候史广德坐部循行檄》材质为红柳，简身严重弯曲，观察简本身，质地很硬。由红柳制作成长度在23厘米，宽度在1厘米的简牍，往往会将简的形状做成不太规则的三角形（横截面），这是充分考虑的红柳有木芯，红柳简牍中间有约0.2毫米直径的木芯，如果单纯将木芯裸露，木芯易腐朽因而容易造成简断裂。
两千年前的汉简制作工匠就已经注意红柳木芯易朽这一特点，在制作汉简的时候，往往保留木芯周边的木质层厚约0.3毫米，使木质层完整地将整个木芯包起来。这样做的效果就是红柳质地简牍不容易折断，加工简的时候将简刮削成“△”形状，书写面为两侧，一面一行，成为形制在自然上的“两行”，而红柳简有木芯也是区别其他材质简牍的主要特征。
胡杨木（见图二）简牍的木质特征：胡杨是落叶中型天然乔木，直径可达1.5米，木质纤细柔软，树叶阔大清香。耐旱耐涝，生命顽强，是西北戈壁干旱区的主要树种之一。胡杨树龄可达200年，树干通直，高10米—15 米，稀灌木状。树叶奇特，因生长在极旱荒漠区，为适应干旱环境，生长在幼树嫩枝上的叶片狭长如柳，大树老枝条上的叶却圆润如杨。树皮淡灰褐色，下部条裂；萌枝细，圆形，光滑或微有绒毛。芽，椭圆形，光滑，褐色，长约7毫米。长枝和幼苗、幼树上的叶线状披针形或狭披针形，全缘或不规则的疏波状齿牙缘；成年树小枝泥黄色，有短绒毛或无毛，枝内富含盐量，用嘴咬有咸味。叶形多变化，卵圆形、卵圆状披针形、三角伏卵圆形或肾形，长25厘米，宽3厘米，先端有2—4对粗齿牙，基部楔形、阔楔形、圆形或截形，有2腺点，两面同色；稀近心形或宽楔形；叶柄长1厘米—3厘米光滑，微扁、约与叶片等长，萌枝叶柄极短，长仅1厘米，有短绒毛或光滑。叶子边缘还有很多缺口，又有点像枫叶，叶革质化、枝上长毛，甚至幼树叶如柳叶，以减少水分的蒸发，故它又有“变叶杨”“异叶杨”之称。而胡杨木质呈浅黄色，在自然光下肉眼观察没有明显的树轮纹路，刚从胡杨树上折取的树枝出现韧性差，容易弯曲的特征，干燥后胡杨木薄板的质脆容易断，其断碴平整，干燥后胡杨木要比松木和红柳明显轻，有种像现在塑料泡沫压成板材的那种质感。胡杨木质残简的断碴不易接合，敦煌悬泉汉简中的胡杨木质简在拼合粘接中就出现这种特点，不容易粘接，缀合时必须从简牍长短、宽窄、厚薄、木色、文书内容以及简牍上遗留的其他痕迹等多方面断定。由胡杨木做成的汉简，简牍书写面非常光滑，木纹非常细腻，简的重量比松木、红柳材质简轻许多。这是胡杨木质简牍比较明显的特点，仅凭肉眼可以直接和其他树种区分开，在存取胡杨木简牍的时候就要求操作员非常小心，稍不注意就会对胡杨质地的简牍造成不可预想的损伤。
以竹子为材质的简牍不是西北已出土简牍的主要材质，但敦煌汉简、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中均有发现，数量稀少不到两百枚，后经学者研究认为这批简是由内地流入边郡，在此不再赘述。而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460余枚竹制秦简为这一地区简牍主要为竹制且取材本地做了肯定的回答，首先天水放马滩又名牧马滩，坐落于甘肃天水市麦积区党川乡小陇山林区，是秦岭山脉中部的一处开阔地。遗址现属于天水市麦积山风景区石门景区的一部分，距离著名的麦积山石窟仅仅20公里，距离天水市麦积区40公里，东面距离陕西宝鸡、凤县交界不到40余公里。西边不远处属于早期秦文化的核心区礼县，相传放马滩这一地区是为早期秦贵族放马饲马的地方，因而得名放马滩、传说归传说，这批秦简的发现确实证明了放马滩在两千年前就是早期秦人的生活居住地之一。而小陇山林区属于西秦岭、关山林区的一部分，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境内地理坐标东经104°22′—106°43′，北纬33°30′—34°49′，海拔700米—3330米，年均气温7℃—12℃. 年均降水量460毫米—800毫米，无霜期140—218天。林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自然条件优越，动植物种类繁多，兼有南北植物区系的特点，有224科、945属，近2700种、其中木本植物800余种，其中就有大量的竹藤类植物分布，整片的竹林广泛生长。由于当地竹子柔韧度好、易加工，至今生活在该区域的人们仍然利用当地的竹子制作日常用具，如竹筐、竹背篓、竹根雕等，选取截面大的竹子制作简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在西北汉简简册复原和断简缀合中的运用
除简牍材质在残简复原中的作用以外，考古地层学也在西北汉简的残简缀合和册数复原中起到关键作用。首先，考古地层学是一种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方法。根据土质、土色区分不同堆积，并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又反过来在观察、分析各种文化层形成的基础之上以相关理论来指导发掘工作，同时对各层次的遗迹进行处理。考古地层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在于尽可能准确地将性质、时间不同的文化堆积层次区别开来，从而确定它们的相对年代，也就是其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①。以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为例，悬泉置遗址是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学规程而进行考古发掘的遗址，有科学的探方布方，探方的层位进行仔细的划分，相较之居延、敦煌等其他出简遗址，悬泉置遗址在科学性上更严谨，可以利用同层位纪年汉简结合出土器物，能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悬泉置建置、兴旺到衰落的年代学脉络，也能准确地排列出早晚关系，特别是层位的准确划分为悬泉汉简册书复原的完整提供了可靠保证。例如：《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候费用簿》（Ⅰ90DXT0112③：61—78见图三），《悬泉置厨食簿》（Ⅰ90DXT0112③：79—82见图四），《阳朔二年专车亶轝簿》（Ⅰ90DXT0208②：1—10见图五）等，均为同层位册书复原，这也大大提高了悬泉汉简册书复原准确度和同层位的年代跨度的精确度。悬泉汉简中与西域相关的册书为证明汉中央政府对这一区域实行有效管辖提供了最直接证据，也是这几年研究“丝绸之路”的重点考古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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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其反映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考古类型学是对收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是受生物分类学的启发而产生，又称标型学或者器物形态学。通过对考古遗存形态的排比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凡事具有一定的形态并且延续了一定时间的考古遗存，都可以进行类型学研究①。类型学原理也在简牍册书的形制和简牍文书学中被广泛地运用。首先，从简牍外表的形状和来分析有简、牍、觚、检、缄、两行和檄，同一类形简牍形制有固定的尺寸、大小、样式②。而简牍文书学则侧重简牍内容的分类，例如：李均明先生的早期著作《简牍文书学》③和《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④中将西北汉简中的文书类型分为书檄类、律令类、簿籍类、录课类、符卷类和检揭类六大类，同类型文书有固定格式和固定习惯用语，每一大类下面又根据文书的细微特征进行二次分类，这为系统整理西北汉简内容从文书学方法方面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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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何双全：《居延甲渠候官简牍文书分类与文档制度》，《简牍学研究》（第一辑），甘肃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④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三、西北汉简整理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西北汉简同一册书是否存在不同材质的现象。从已经公布的西北汉简编联的完整成册书来看，基本为一个册子同种木质，也有个别简册中会出现不同的类别的材质，这个则属于个案。这种现象很好解释，同类型材质已经用完，但文书表达没完需要继续，只能用别的材质来代替，因此会有个别册书出现“同册不同材”的情况发生，这不是主流。
（二）关于西北汉简发掘的科学性问题，首先居延旧简（20世纪30年代）的挖掘受时代限制不属于科学发掘，所以这批简牍整理是无法用纯粹意义上考古学原理来归类编联和复原，只能依靠文书学或者其他学科原理来整理。其次，居延新简（20世纪70年代）是运用考古学方法进行布置探方发掘的，但未进行地层划分，因此造成这批简绝对地层年代缺失，纪年简的时代定位功能严重弱化，只能根据简牍记录的年代频次估算大概年限。这是居延新简和肩水金关汉简中的一个缺憾。同时，这批简同层位残简缀合和册书复原基本无法开展，只能依赖于材质、书体等特征来进行，这也为判断与简同出器物的绝对年代带来困难。第三，悬泉汉简的科学性就在于充分利用考古学原理科学布置探方科学划分地层，每层位的纪年汉简对绝对年代判断起着标尺作用，也可以确定器物的精确年代。比如，人们一直争论的悬泉出土纸张的年代，纸张的层位出土纪年简在年代学的考证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从年代学可以确定悬泉纸成纸年代是早于蔡伦改进的纸的年代的①。
（三）简册编绳在册书复原中的作用。在考虑册书复原的时候，要看看简册的编绳或编绳痕迹的位置，西北汉简编连一般为两道或三道编绳，有些简册出土时就无编绳、编绳早已腐烂，但编绳的痕迹还在，通过编绳痕迹的某些特征就能知道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例如，居延新简册书《候粟君所责寇恩册》（见图六），该册书编绳出土前已经腐烂，编绳痕迹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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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华：《由纪年汉简看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的年代问题》，《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册书长23厘米，简册主要内容都为两编三栏。如果把这些简牍平行放在一平面，册书每一枚简牍编绳痕迹距离个简的上下两端等长，两道编绳痕迹平行，各个简的编绳三栏的容字几乎一样，各栏字数差别在几个字之间。如果是先写后边，是无法做到编绳位置平行。其次就是刻齿的和一些小标记的作用等都是残简缀合和册书复原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四、余论
简册整理除了关注简牍材质本身以外，先进红外线图片扫描仪的使用，也大大提高了简牍本身内容的辨识度，使一些过去肉眼无法辨识的字迹得以重现；大量电子文献检索系统的产生也极大地提高了文献查找的速度，为简牍等出土文献的整理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整理中的问题，就是简牍相关的考古报告滞后性也为简牍释文的整理带来不小的遗憾，有些原始状况无法获知。
西北简牍重要简册材质列举简表
简册名称 所出遗址 出土简号 材质 长短（厘米） 时代
放马滩秦简甲乙种 天水放马滩遗址 甲种73枚，乙种380枚 竹子 长 27.5，宽0.7，厚0.2 秦
志怪故事（7 枚） 天水放马滩遗址 竹子 长 27.5，宽0.7，厚0.2 秦
建武三年都尉奉例册 居延甲渠候官 EPF22：70—79 松木 2.8、前两简宽2.5、其余8简宽1.4 汉
建武四年失鼓爰书 居延甲渠候官 EPF22：328—332 松木 长23、宽1 汉
始建国三年四年甲渠吏大黄布俸名籍 居延甲渠候官 EPT59：84、98、191—228、EPF22：267 胡杨木 长23、宽1 汉
塞上烽火品约 居延甲渠候官 EPF16：1—17 松木 23，宽近似1 汉
建武三年燧长病书 居延甲渠候官 1974EPF22：80-82 红柳 长 22.5，宽1.5，厚0.2 汉
建武三年候长言兵物不言具书 居延甲渠候官 EPF22：61和62 松木 长 22.5，宽1.5，厚0.2 汉
建武六年甲渠《毋作使卢水胡》书 居延甲渠候官 74EPF22：42、43、322、696 胡杨 22.9-23×1.8-1.9 汉
建武三年死驹劾状 居延甲渠候官 74EPF22：186-201 胡杨 22.3-23×1.1-1.4 汉
失亡传信册 悬泉置遗址 II0216②：866-869 红柳 长22，宽0.9 汉
康居王使者册 悬泉置遗址 Ⅱ90DXT0216②：877-883 红柳 长23、宽1 汉
建昭三年付悬泉厩穬麦簿 悬泉置遗址 Ⅱ90DXT0216②：43—48 红柳 长23、宽1 汉
建昭三年悬泉置穬麦上报书 悬泉置遗址 Ⅱ90DXT0216②：66-69) 红柳 长23、宽1 汉
神爵二年悬泉厩佐迎送日逐王廪食册 悬泉置遗址 I 91DXT0309③：167-168 怪柳 长23，宽1 汉
归义羌人名籍 悬泉置遗址 90DXT0214 1-6 ①： 红柳 长23，宽1 汉
仪礼简 武威磨嘴子遗址 378枚共 竹木两种材料制成 竹简长56.5，宽0.9；木简长55.5，宽0.75 汉
王杖十简 武威磨嘴子遗址 10枚 松木 长23、宽1 汉
王杖诏书令 武威磨嘴子遗址 27枚 松木 长23，宽1 汉
甘谷汉简 甘谷刘家屲遗址 松木 长23、宽2.6、厚0.3 汉
驿置道里簿 居延甲渠候官 74EPT59：582 松木 长22.7、宽2. 2、厚0.2 汉
使者行塞劳劾吏卒记》(一)地皇四年《使者行塞省兵物录》（二）
居延甲渠候官
74EPF22：242-246、346、405、728、 798、 843 (一)74EPF22：236-241、 403、 672 （二） 胡杨 22-22.7×1.1-1.3 汉
悬泉汉简中的“赤兔马”探微
赤兔马，在民间为名马的代表，这与《三国演义》巧妙的艺术加工密不可分，在成功塑造吕布、关羽两位主人为名将的同时，也为这匹宝马良驹赋予了许多传奇色彩。从《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载“布有良马曰赤兔”可知历史确有赤兔马，其主人也确实为吕布。吕布被杀后，该马不知所终。由此看来，罗贯中《三国演义》中关于赤兔马的描述确有所据，至于赤兔马的传奇故事，当然是艺术加工的结果，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因《三国志》记载过于简略，我们无从了解赤兔马更详细的信息。敦煌悬泉汉简的相关记载为我们了解赤兔马的相关问题，留下了珍贵数据的零星记载，因此有必要对于几个问题试做讨论。悬泉汉简中关于赤兔马的记载有两条，兹引如下：
简文一：永光二年正月癸亥朔甲戌，县泉厩佐贺敢言之，爰书司御肥常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驿，乘，左剽，齿十一岁，高六尺，名曰赤兔，乃十二月戊申病，中欬涕出，饮食不尽度，马医万年诊治不能，偷曰：益笃今死。即与司御房益寿等杂诊：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审皆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ⅡT0215③：332
简文二：传马一匹，驿，牡，左骠，齿十二岁，高五尺九寸，赤兔，瘦小， （胺）。VT1812②：62
以上两简为记录传马病死的文书，记录了马匹的特征、相关人员、疾病特征及治疗情况①，简一为红柳质地，长20厘米，宽0.3厘米。简文包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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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简文和考释参见张俊民先生的《悬泉汉简传马病死爰书及其他》，《简帛》第三辑。
赤兔马的基本数据“颜色+性别+齿龄+马高+名字+胖瘦”，这为了解“赤兔马”的一些基本特征提供了线索。
简文中"赤兔马"命名时间。简一有明确的纪年为“永光二年”为汉元帝刘奭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简文记录马病死为11岁齿，因此可知此马出生当在汉宣帝刘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即汉宣帝刘询甘露三年。由《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可知吕布所生活的年代为东汉末期，生年不详，吕布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在徐州被曹操擒杀，后赤兔马不知所终，因此，早在230年前的西汉就已经存在以“赤兔”为马命名的情况。
从《三国志》记载可知赤兔马为良马，再无其他信息的记载，无从判断其命名特点。我国很早就有了评定马的专著《相马经》，传说为伯乐的作品。“相马”顾名思义就是看马，相马的第一步就是看马的头部，因为头部是马的品种、质量、体能、齿口最明显的外部表现，古人依据马的头部形状，形象地将马分为直头、兔头、凹头、楔头、半兔头等几种①。所谓赤兔马的“兔”代表何意？从近几年的出土文献中的《相马经》结合传世典籍中的相马方法为判断其命名特点提供了相关思路。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相马经》就对马头在相马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记录，如“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毋相其余”（第17页）和“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之周草与其耳……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鳍与脊”②（第20页），说明了在古代兔形头是判断好马的重要外在标准。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辑录的相马术，对马头在相马中的作用也重点做了描述：“（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郭，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
相马从头始：头欲得高峻，如削成。头欲重，宜少肉，如剥兔头。”缪启愉认为，马的头形在外形学上占着重要地位。头要求高峻，则昂扬有威。挽用马的头，可以重一些，但同时要求少肉，而且峻削，则骨突显明，不呈笨重之相，且尚有干燥的外观。“如剥兔头”，大抵和西方所述的兔头或半兔头相似，为挽马的良形。“寿骨”即指额骨及其上方，要求微圆而坚硬如“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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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港：《赤兔马的“兔”》，《文史杂志》2002年第3期。
②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释文》，《文物》1978年第8期。
石”，又要大，则脑部发达，为良马必要的条件。“绵絮苞圭石”，形容头皮软而额骨坚硬，微圆，①由此可知马头在判断马匹特点和优良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赤兔马”的命名就是来源于其头似于兔头。从影视作品和与《三国》相关的书中赤兔马均被描述成红色，以上两简文专门记录赤兔马的颜色，“驿”《广韵•清韵》：“马赤色也。”孔颖达疏：“驿为纯赤色，言赤黄者，谓赤而微黄，其色鲜明者也。”因此赤兔马通体为红色，艺术作品中对赤兔马颜色的描述应该是正确的。由此可知，赤兔马命名是以身体特征来命名，这在其他悬泉汉简马的命名和传世典籍中所记录的马命名中也有体现。例如：悬泉汉简VT1610②：14中的“黄爵”，因其黑嘴而身体颜色为黄色而得名②，项羽的坐骑“楚骓”以马的身体颜色来命名，“骓”即青白色的马③。马的寿命一般为30年，从简文一来看，这匹赤兔马死时为11岁，悬泉赤兔马死时正值壮年。在汉代，受当时的条件所限，马匹的寿命一般较短，因此，后人相传吕布死后赤兔马流至关羽很可能只是个美丽的传说而已。
悬泉赤兔马的体高。传世典籍关于马的体高标准有零星记录，《周礼•夏官•庾人》曰：“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诗•周南•汉广》毛传曰：“五尺以上曰驹”，《三国志》中“赤兔马”的体高不见记载，两则悬泉简文所记载马的体高近“六尺”。这里的“尺”为汉尺，一汉尺约为23.1厘米，则简文中马高138.6厘米。经笔者测算，悬泉汉简中马的平均体高为130厘米—141厘米。《汉书•景帝纪》曰：“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因此悬泉赤兔马的体高符合汉代政府选拔马的体高标准。我国现今比较常见的马种为蒙古马，蒙古马的平均体高125厘米—135厘米，属于矮种马。悬泉赤兔马只略高于蒙古马，其体质可能接近于蒙古马，而蒙古马的特点是速度较快、耐疲劳，但是体形小、体力有限，这和传说中的赤兔良马不太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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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②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③《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
“赤兔马”的雌雄。汉代选拔的驿马和传马一般为公马①。从简文二可知“赤兔马”为公马。牡，《说文解字》曰：“畜父也。”从秦陵一号坑出土的马俑来看，早在秦代就存在对战马进行阉割的实例②，作为公用悬泉简中的传马也可能有阉割情况的存在。
简文中的赤兔马是否为传说中的良马呢？从《三国志》的记录来看，吕布的赤兔马为良马，传说此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从以上两简的文书性质可知简文中的赤兔马为传马，即驿站所用的马。《汉书•昭帝纪》：“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颜师古注引张晏曰：“驿马也。”作为传递军情、运送朝廷重要官员，传马的选取和喂养都有严格的标准，马匹的质量自然不低，当然我们从速度和耐力上推测，此悬泉简中的赤兔马可能要逊《三国志》中赤兔马一筹。
综上所述，“赤兔“仅仅是一种命名方法，而非名马的代表，其命名基本形式是“颜色+特貌特征”，“赤兔马”即头型像兔头的红马，而非跑得快如兔子的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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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袁靖：《中国古代家马的研究》，选自《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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