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学者在战国令书制作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首先，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研究流于零散。汉至清末民国的研究问题过于局限，多处于文学研究范畴的附属研究之中、专门性的研究极少；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有了比较专门化的研究，但研究与研究之间联系十分松散，如研究战国令书制作者的，只关注到了其书写职能，对书写职能与书写的令书种类之间的联系注意较少，未能将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挖掘出来。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缺乏系统性研究理论的指导。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战国令书研究的深入开展。
其次，受固有历史学研究视角影响过重，多以历史眼光看文书，而未能以文书视角看历史。这不仅表现在那些零散的研究之中，即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陆续出现的一批重要的、较成系统的西周、春秋令书的研究著作，如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③、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④、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⑤等，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是以战国令书为研究对象，但毕竞为我们即将进行的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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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冬冬先生的文章对简牍的名称、形制、制作、书写、字体、修改、写手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未对战国令书的制作问题进行专门论述。参见张冬冬《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12。
②刘光裕先生认为殷周册命的专用简册为“一长一短，两编”，而且不论西周还是东周，册命的原件都是简书，不是金文。参见刘光裕《商周简册考释——兼谈商周简册的社会意义》，《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11页。
③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
④ 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⑤ 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中华书局，2006。
供了一个视角范本。此处以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为例，该书在相当多的章节中对册命金文本身进行了分析，如在第一章“册命礼仪”第四节“金文所见西周册命礼仪”、第二章“册命时间地点”第一节“册命纪时”、第四章“册命诰命与西周官制”等章节阐释了册命金文的内容结构、书写时间、用词等问题。①但其仍主要是将西周册命金文作为史料来看待，并希望依靠这些史料还原当时与册命相关的礼仪制度，因此其研究扩展的历史外延较大，如第四章“册命诰命与西周官制”第二节“西周官制资料与《周官》研究概述”、第三节“西周册命金文与《周官》对比研究”，第五章“册命赐物及舆服制度”第二节“研究西周舆服制度之根据与方法”、第三节“册命金文所见西周舆服制度”，等等，而这些研究实际都已脱离册命文书本身，足见其研究视角仍是历史的而非文书的。这种研究视角必然会忽略掉很多令书本身包含的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材料及规格等所能反映的历史信息。
再次，以往学者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问题的研究发展极不平衡。学者在文体种类、简牍载体形制规格方面的研究取得成果最多，但在文体流变问题方面研究成果十分稀少，且基本因袭刘勰《文心雕龙》、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等书中的传统论述，创见不多，未能指出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载体形制规格方面的研究则局限于简牍载体，对于其他令书载体如金属、玉石、帛等的规格形制研究论著比较匮乏。
最后，这些研究论著多忽视了战国令书制作环节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以往学者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问题的研究多是孤立的，学者往往就令书文体种类而论述令书文体种类，就令书书写者而论述令书书写者，就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而论述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就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而论述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未能将这些因素有机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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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在第一章“册命礼仪”第四节“金文所见西周册命礼仪”中，归纳了册命金文内容的结构——时间地点、册命礼仪、册命内容、受命礼仪、作器铭识，并勾勒出册命金文之文样； 第二章“册命时间地点”第一节“册命纪时”分析了西周册命文书在书写时间上的问题，如年月日纪法、纪年现象、纪月现象等等；第四章“册命诰命与西周官制”分析了册命文书的用词问题，如任命用词、职司用词、职事用词等。参见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
合起来加以研究。实际上在战国令书相关因素之间是存在种种联系的，如令书制作者的等级和身份，往往就决定其所能下达的令书种类和令书等级，而令书种类又决定了其书写格式和用语，令书等级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令书载体材质和规格的使用情况。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忽视，不仅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令书制作制度，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战国社会的正确认知，最低限度也会模糊研究论著当中论述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