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书的制作者由发令者和书写者两部分构成。
一 誓书的发令者
就目前材料来看，誓书发令者的身份等级都比较高，或为各国君主，或为一方统治集团之首领。如《国语》载：“（勾践）乃致其父母昆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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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1页。
②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46 页。
③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70页。按：原书点校有误，“主”字后应为“：”而非“，”。
④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 48 页。
⑤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57～58页。
⑥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66 页。
⑦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 298～299 页。
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①“（勾践）乃致其众而誓之曰：‘……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② 即为越王勾践在对吴战争之后，为增加越国人口，以及再次对吴发动战争之前，为激励士卒、整肃军队所发布的誓令。《左传•哀公二年》载：“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③ 此即为晋国赵氏宗族领袖赵简子在攻打范氏、中行氏时的誓师之书。
这种誓令由君主级别人员来发布，自夏代以来便是如此。夏代，如《甘誓》是夏王启为征讨有扈氏而制。周初，如《牧誓》是周武王为征伐商纣所作。“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④ 此为周公为制定礼法而作。春秋时期，“韩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⑤ 是晋惠公在韩原之战时所制。
这与先秦时期“家国同构”⑥ 的权力结构及当时的“尚武精神”⑦ 有关。在家国同构的国家模式下，“三代国家的统治者……一身兼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本家族的大家长”⑧，受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⑨ 及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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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635页。
②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637页。
③（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七，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156 页。
④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61页。
⑤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 333 页。
⑥ 沈长云先生说：“家国同构，即国家的整个权力机构同于父家长制家庭的结构，国君对于国家的管理如同对于自己家族的管理，并且这两种实施范围不同的管理往往是互相交织和混为一谈的。这个特征，在刚进人国家状态的三代就已经显示出来。”参见沈长云《古代中国政治组织的产生及其模式》，《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 2期，第73页。
⑦ 刘泽华先生即云：“顾颉刚先生曾断定：‘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单就春秋以前士所受教育和所任社会角色看，习武进而作武士，确是其主要内容。”参见刘泽华主编《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页。
⑧ 沈长云：《古代中国政治组织的产生及其模式》，《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第73页。
⑨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七，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11页。
精神的影响，在战争之时君主往往要亲自出征。如夏启征伐有扈氏、商汤征伐夏桀、周武王征伐商纣、越王勾践征伐吴国等。虽然这一传统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官员职能的专门化发展有所改变，但到战国初期时仍有少量此种现象。由于君主亲征，故其在军队中地位最高，赏进罚退的誓令自然应由其发布。
二 誓书的书写者
那么战国时期的誓书由谁负责书写呢？由上诸誓书皆称”某某誓曰”可见其由君主的口头命令转化而来，而在战国时期具有记录君王言行职责的人员，主要是左史、右史，兼有御史（柱下史）①、太史、南史等。
吕思勉先生说：“古所谓史官，最重要者为左、右史。”②他们是记录君王言行的主要负责人。如《礼记•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③《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④这两种文献对左史、右史的分工描述相互矛盾，一论右史记言左史记事，一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吕思勉先生弥合二说认为“左右二字怕互讹。《礼记•祭统》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亦右史记言之证也”⑤，所说不无道理，但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撑，故我们仍然赞同许兆昌先生的看法，即“左、右史的设置与左、右史的分工，在周代都应是存在的。至于左史、右史，谁记言、谁记行，以及他们与《春秋》和《尚书》的关系，目前尚无确切的材料可作证明，还是存疑为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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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张丞相列传》载（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史记索隐》注云：“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六，中华书局，1959，第 2675页。
② 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 130 页。
③（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二九，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73～1474页。
④（汉）班固：《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第1715页。
⑤ 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 130 页。
⑥ 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第65 页。
左史、右史何时设立的呢？《史记正义》下按语云“春秋时置左右史”①，但从《逸周书•史记解》记载：“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②，《竹书纪年》记载：“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记”③ 的情况来看，西周之时可能已有左史、右史之设。不过在《左传》《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文献之中仅见对左史活动的记载，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左史谓魏庄子曰 ：‘不待中行伯乎’“④、《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⑤、《哀公十七年》载：“楚子问帅于大师子縠与叶公诸梁，子毂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⑥ 等，而未见右史的踪迹，不知为何。
御史、太史、南史等并不是随时记录君王言行的主要负责人，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们也要承担此项任务。御史记录君王言行的情况，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在秦、赵二国所举行的“渑池之会”中，各自御史有记录君王言行的行为，“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⑦ 虽然此处御史记录的并非君王命令，却说明在某些场合御史有记录君王言行的职责。
关于太史（即大史）、南史从事史书书写活动的情况在春秋时期即有相关记载，如《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⑧，又如《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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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中华书局，1959，第1页。
②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八，李学勤审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007～1008 页。
③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沃兴华点校，李解民复校，载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卷五，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268页。
④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56页。
⑤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064页。
⑥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179页。
⑦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一，中华书局，1959，第2442 页。
⑧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一，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67页。
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①，等等。虽然此处太史记录的也并非君王的言行，却体现了刘知几所说的“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②。而在春秋时期各国普遍设有太史一职，如《左传•闵公二年》的卫国太史即“冬，十二月，狄人伐卫。……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③《文公十八年》的鲁国太史即“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④，《哀公六年》的周国太史即“楚子使问诸周大史”⑤，等等。进入战国之后，各国官职出现了一定的变动，郑樵《通志•职官略第一》云：“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⑥ 但战国时莒国仍设有太史，如《战国策•齐策六》云：“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为溉园。”⑦秦国则设有太史令一职，杜佑《通典》说：“秦有太史令胡毋敬。”⑧其他诸侯国有无太史之设，及其是否具有记录君王言行的职责，由于史料所限，尚待考证。
不过，从国家需要来看，虽然战国时期的史官较春秋时期地位、权限及职能范围都有所下降或收窄，但其基本记事职能没有缺失，所以各诸侯国必然设有与“太史”职能一样或相类的官职，如董说引《史记》说秦国在襄公十三年设置了记事之官——秩史，其文云：“《史记》：‘秦襄公十三年，初有秩史以纪事。’”⑨但《史记》六国年表仅载秦孝襄公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⑩，并没有其为记事之官的论述，不知董说何据。不过赵国之御史，齐国之尚书，魏国之主书或掌书，秦国、鲁国之令正，楚国之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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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984 页。
②（唐）刘知几撰《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蔡焯编，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本，四部备要本第五十一册，第 117页。按：姚松、朱恒夫《史通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第6页）点校为“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笔者认为两种点校均可解释得通。
③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一，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本，第 1787～1788页。
④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861 页。
⑤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161页。
⑥ （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第 972页。
⑦ （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 449 页。
⑧（唐）杜佑撰《通典》卷二一《职官三》，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567页。
⑨ （明）董说：《七国考》卷一，中华书局，1956，第6页。
⑩ （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五，中华书局，1959，第723页。
徒等的确具有部分记事职能。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