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论，檄书作为与军事活动关系比较紧密的令书种类，在战国时期战争频仍的环境中，必然被大量制作。虽然由于史料保存问题，未能见到完整的战国檄书之原文，而檄书相关制作者的信息同样十分缺乏，但通过对战国及去其未远仍较多保留秦代相关制度的汉初时期檄文相关的史料分析，仍可以获得一些对战国檄文制作者较为合理的认识。
能够发布令书性质檄书的人员身份构成比较复杂，有君王，有一国之执政者——相，也有地方官员。①君王。《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对汉王刘邦说）‘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遂听信计”②，即反映了汉王刘邦在韩信的劝说下下达檄书的事件。又《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云“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③，其中“羽檄”指比较紧急的檄文，《史记集解》即释“羽檄”为“魏武帝奏事曰：‘今边有小警，辄露檄插羽，飞羽檄之意也。’驷案：推其言，则以鸟羽插檄书，谓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飞鸟也”④。这条史料是说陈豨造反的时候，刘邦曾经下达向天下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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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毓阶先生云：“赵国设御史、齐国设尚书、魏国设主书。这些人待于国君左右，协助处理文书及保管文件。”周振华先生说：“尚书——秦国设立。‘尚’为执掌国君事物之意，‘书’指文书奏章，尚书即在国君身边执掌文书的官员。主书——魏国设立。‘主’为主管之意，主书即主管国君文书的官员。掌书——齐国设立。‘掌’为掌管之意，掌书即掌管国君文书的官员。……尚书、掌书、主书名异而实同，都是国君左右的秘书官员。令正——鲁国设立。‘子书为令正’。‘主作辞令之正’。说明令正是鲁国国君身边负责制作重要文书的秘书官员。”又说（战国时）“大批士充实到秘书队伍中，各诸侯国因而设置了一批新的秘书官职，如秦国设立了尚书，齐国设立了掌书，魏国设立了主书，鲁国设立了令正”。杨树森先生和张树文先生认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主要秘书官仍叫‘史官’，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干脆另设秘书官职，例如秦国的尚书、魏国的主书、齐国的掌书、楚国的左徒等等。”参见梁毓阶编著《文书学》，档案出版社，1985，第11～13 页；周振华《文件学》，广陵书社，2007，第 42～44、405～406 页；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第26～27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二，中华书局，1959，第2612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三，中华书局，1959，第2641页。
④ 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三，中华书局，1959，第2641页。
兵的紧急檄文，但无人听从。这也是君王为檄书的证据。又汉武帝时，西南发生叛乱，武帝听闻后命司马相如书写檄书向巴蜀太守及民众传达自己的意愿，命令巴蜀太守收到檄文之后要迅速将其下发到所属郡县道，使百姓皆知，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 ……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① ②相。《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为秦相时，以曾被楚相冤枉为由，发布即将攻打楚的檄书，即“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②。此檄书虽然尚难确定为令书，但檄令书只是檄书中的一部分，其发布者多是重合的，足以说明檄书可以由相来发布。汉初即有丞相为檄令书的记载，昔时太中大夫邓通受到文帝的宠爱，而怠慢礼仪，丞相嘉对此十分不满，故“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③。邓通因不遵守檄文召见而将要被斩杀，足见此檄书必为令书。③地方官员。《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载：“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④ 大意是说嚣死之后，尉佗向横浦、阳山、湟溪关等三关发布檄文，命令它们阻断道路，拥兵自守。而佗此时为秦国的地方长官龙川令。
这些檄文的命令信息虽然由君王、相、地方长官来发布，但具体文书内容的起草与书写工作，除极少数发布者亲力亲为的情况外，一般是由其手下的史官或文吏来负责完成的。君王之下有尚书、御史、掌书和笔吏等，地方官员手下有书手等，他们在檄书制作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其具体设置问题，前文多已言明，此处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