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134简载司空向其上级迁陵守丞敦狐所发文书，即称“司空守掺敢 言：……敢言之”①；J1 (8) 152简载县少内向县丞所上文书，即称“少 内守是敢言之：……敢言之”②；J1 (8) 157简载启陵乡夫向其上级迁陵丞昌所上文书，即称“启陵乡夫敢言之：……敢言之”③；等等。既然是以下对上，自然不可能是命令，只能是请求性的。至于其没有一般以下对上的行政文告中的“抬头”，可能是由于它只是一篇上行文告的附件，情况与《语书》的附件一样。④而从其内容来看，多涉及秦统一之后最高权力者相关事务的称呼改制问题，如秦王之马、狗，要被称为舆马、皇帝犬，秦王之不同命令要被分别称为皇帝诏、承制，秦王之出游、打猎，要被称为皇帝游、皇帝猎，等等。因为事关秦王的称号问题，必然要经过秦王本人的同意。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在统一各国之后，曾“令丞相、御史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⑤，这件牍板所载文书内容当与此事不关。由此可知某些规定文书书写样态式法书的制作过程是有君王等高级官员参与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牍文与《史记》所载有不合之处，《秦始皇本纪》云：“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自今已来，除谥法。’”⑥这不是内容简省与否的问题，而是时间先后问题，即秦王嬴政称自己“皇帝”是完全出自他个人的想法，还是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李斯等人已经拟定好“皇帝”之称号，由他来选择用与不用的问题。由此牍文来看，秦始皇称“皇帝”实际是丞相、御史、廷尉等人已经拟好的，他只是下达了肯定的命令，并未对“皇帝”这一称号进行修改。而且此篇文书所载的秦王改称皇帝与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在同一时间，这也与《史记》将其分为两事不同。如果司马迁在记载此事上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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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35 ～36页。
②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43页。
③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51～52页。
④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3～15页。
⑤(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35 ～236页。
⑥(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36页。
误，那么就存在一种可能，就是这篇文书必然出现在“追尊襄王为太上皇”这件事之后，是丞相、御史、廷尉等人对秦王嬴政已有命令的再度回复，请求他再次审阅、鉴定、批准。不过照此推断，牍文将秦“王”改称为“皇帝”与“追尊襄王为太上皇”等事放在一起，说明两事的间隔并不长，否则诸官办事效率必然过低，因为皇帝已经明确了其要更改的内容：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是司马迁在记载此事上存在错误，误把一事分为两步，同时也把臣子上书拟定好称号由其来定夺用与不用的事情，变成了秦君的主观意愿，另外，由此牍文可知《史记》载秦始皇改用称号一事时，省略了大量内容。
随着战国时期官僚体制的不断完善，统治者对社会管理逐渐细化，加大了对管理具体事务运作式法书的需求，因此除上文所交代的两种式法书之外，其他种类的式法书也必然大毋产生而其制作者的构成当与上述式法书的制作人员一样，既有具有直接现实功能需要及管理经验、知识的管理者，也有诃过审计等方式来督导、统领制作工作的各部门长官，甚至有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