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据《周礼》当由大司寇、小司寇、士师、大史及其下属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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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59，第3199 页。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九，中华书局，1959，第 2723页。
③（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十三，钟启点校，中华书局，1998，第 351页。
④ 蒋礼鸿损《商君书锥指》卷五，中华书局，1986，第 143～145 页。
⑤ 参见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五，中华书局，1986，第145页。
⑥ 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五，中华书局，1986，第145页。
⑦（明）董说：《七国考》卷一，中华书局，1956，第9页。
⑧（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920 页。
⑨（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59，第3199页。
等负责制作。
据《周礼》，大司寇在司法领域有最高审判权，从诸侯到平民的狱讼都由其审判，即“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①。但由于国家事务众多不可能事事都亲自详细审问，所以他的审判多依靠乡士、遂士、县士、方士等对各自管理区域内案件提出的判决意见。这些判决意见可以看作判决书的草稿。如乡士掌管国中，受理乡属人民的诉讼，并区别他们的罪状，写成判决意见书，过十天之后在外朝让大司寇主持审断，即“乡士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察其辞，辩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②。遂士、县士、方士与乡士类似，只是审判时间与审判地点不大相同遂士是过二十天听审于朝，即“二旬而职听于朝”③县士是过三十天听审于朝，即“三旬而职听于朝”④方士是过三个月上报于国中，即“三月而上狱讼于国”⑧。而小司寇权力较窄，能直接审理的案件主要是万民的狱讼，即“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④。士师能够直接裁决的案件则仅限于经济狱讼，即“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②。大史负责掌管邦国、官府、采邑及万民的治理文书及盟约券书，所以此类争讼要由大史决断是非并执行处罚，即“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④。这些官员之下均设有“史”，如大司寇、小司寇、士师、乡士等共用“史十有二人”⑨。而遂士、县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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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四，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1页。
②（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5～876页。
③ （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6页。
④ （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7页。
⑤ （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7页。
⑥（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3页。
⑦（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5页。
⑧ （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二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17页。
⑨（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四，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67页。
士、大史等官之下分别有“史十有二人”① “史十有六人”② “史十有六人”③“史八人”④。
但战国时期有这样的官职设置吗？司寇、士师、大史⑤在战国某些国家仍有设置，乡士、县士、方士等官则被其他官员取代。因为乡士、县士、方士等官设置的基础是具有血缘属性的国野制度，杨宽先生《反映“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一文即说“‘六乡'居民都是‘国人'，具有国家公民的性质，属于当时统治阶级，依旧沿用传统习惯，用血统关系作为团结的手段。而‘六遂'居民是‘毗'或‘野人’，是劳动者、被统治者”。但在战国时期，这种制度早已经被打破，从国野之人原有的权力分配上看，他们获得了平等的当兵权，吕思勉先生说：“古代兵制、当以春秋、战国之间为一大变。春秋之前，为兵者率皆国都附近之人，战国时乃扩及全国。”了从政治体制上看，各国普遍建立了郡县制度。此时中央司法判决由司寇、士师、御史、执法、廷理等负责；地方司法判决则由各郡县之县丞、狱史等官来负责。
中央司法判决官的设置可参见前文，此处仅谈地方审判人员县丞、狱史等。如龙岗秦简木族所载的一篇“虚拟”判决书、“•鞫之：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九月丙申、沙羡丞甲、史丙，免辟死为庶人。令自尚也”⑧，其中将辟死由判为城旦改为免为庶人的判决命令即声称由沙羡丞甲、狱史丙制作。再如里耶秦简8-754+8-1007简所载一篇判决书，“丗年□月丙申，迁陵丞昌，狱史堪[讯]。昌辤（辞）曰：上造，居平□，待廷，为迁陵丞。□当诣贰春乡，乡[渠、史获误诣它乡，□失]道百六十七里。即与史义论赀渠、获各三甲，不智（知）劾云费三甲不应律令。故皆毋它坐。它如官书”⑨，其中将原来对渠、获两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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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四，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67页。
②（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四，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67页。
③（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67 页。
④（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十七，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755 页。
⑤ 参见本章“诏书、告书制作者”的相关内容。
⑥ 杨宽：《先秦史十讲》，复且大学出版社，2006，第158页。
⑦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79页。
⑧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第144 页。
⑨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族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第 216 页。
罚没三甲的不符合有关法令的判决令废止的正是迁陵丞昌。再如里耶秦简8-1743+8-2015简所载一篇审讯书，其文云：“廿六年八月丙子，迁陵拔、守丞敦狐诣讯般刍等，辤（辞）各如前。鞠之：成吏、問、起赘、平私令般刍、嘉出庸（佣），贾（价）三百，受米一石，臧（赃）直（值）百曲，得。成吏亡，嘉死，审。”① 其中对般刍等人的审讯，即由迁陵拔、守丞敦狐来负责。
对于疑难案例，主审官要向其上级请示，有时甚至要请示到君王一级。贾公彦在《周礼•秋官司寇•士师》“察狱讼之辞，以诏司寇断狱弊讼”②下疏云“狱讼辞诉，各有司存。谓若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主当司之狱讼。其有不决来问都头士师者，则士师审察以告大司寇断狱弊讼也”③，即是说乡士、县士、方士等遇到无法判决的案子要询问士师，而士师要把他的审理意见告知大司寇，以帮助大司寇审断这些案子。这种制度在《列女传•节义传•齐义继母》载齐宣王亲自审讯的一件杀人案件当中有所反映。其时，有人相斗而死，狱吏勘查现场发现是一击致命，被抓的两兄弟却争相承认该人是被自己所杀，以致“期年，吏不能决，言之于相，相不能决，言之于王”④。齐宣王考虑到两人都杀了会伤及无辜，都放了又会纵容犯罪，故讯问两兄弟的母亲，让她来决定谁死谁活。结果这位母亲认为应该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留下其夫君前妻之子。齐宣王被其高义感动，“皆赦不杀，而尊其母，号曰义母”⑤。此事真假虽难以考证，但其反映的战国时期疑难案件逐级上报审断的制度确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