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见战国及秦代符书的实物较多，按铭文书写格式可以分为三类秦虎符、被时人混称为“节”的虎节、被时人混称为“节”的其他诸节。② 下面逐一分析。
一 秦虎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此类符书有四块，其铭文如下
《杜虎符》③ 甲兵之符，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 （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𤎩（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④
《新郪虎符》 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 （以）上，[必] 会王符，乃敢行之。燔𤎩（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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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晁福林《春秋战国时期的“质子”与“委质为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3期，第39页。
② 因为按其两月式的制作形式来看，它们实际应被称为“贵将军符”“韩将庶虎符”“辟大夫虎符”，由此也可见虽然从功能上符、节的区分已经比较明显，但时人对符、节在称呼上仍有些混乱。由于这几块“虎节”与虎符的制作方式更接近，故放在此处论述。
③ 马非百先生、曾维华先生认为其铸造于秦惠文王时期，而戴应新先生认为其铸造于秦昭襄王时期。按此处采用马、曾二者之说。参见马非百《关于秦国杜虎符之铸造年代》，《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第20～21页曾维华《秦国杜虎符铸造年代考》，《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第79～80页戴应新《秦杜虎符的真伪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83年第11期，第1012～1013页。
④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1页。
⑤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0页。
《阳陵虎符》 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①
《栎阳虎符》[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乐（栎）阳。②
从这几块秦国虎符铭文内容可以发现其书写格式，既与告书的行政命令式书写格式不同，即它们“抬头”与正文内容没有明确的分割，且缺乏基本的发令时间信息也与律法书的条文式书写格式有差别，即没有律名，而《阳陵虎符》《栎阳虎符》当中甚至没有直接的命令信息。其铭文内容，首先是定性，即每块符开头所写“甲兵之符”，说明其是有关兵士的符其次是按持有者身份及符的右左依次说明两爿的所在，即其文云右在君、在王、在皇帝等，左在杜、新郪、阳陵、栎阳等。这两部分是秦国虎符铭文的基本书写内容，可概括为“某某之符，右在甲，左在乙”。其中“某某”是符的用途或性质，“甲”为地位较高的右爿符的持有者，一般为君王，“乙”为地位较低的左引块符的持有者，一般为地方掌管军事的官员。
在秦国虎符铭文内容的基本书写格式之外，有的虎符根据具体需要又加上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其书写格式可概括为“‘某某之符，右在甲，左在乙’ +虎符权力使用细节”。如《杜虎符》中的“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 （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𤎩（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新郪虎符》中的“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 （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𤎩（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等。它们规定了虎符使用的细节，即征调士兵五十人以上时必须和君王持有的另一别虎符来配合使用，但如果碰到比较紧急的烽燧战事，则可单独使用。虽然这部分内容并不是每块秦国虎符都有，但从《新郪虎符》和《杜虎符》来看，其书写格式也是固定的，先交代符在正常情况下如何使用，即“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 （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然后说明面对紧急情况如何使用，即“燔𤎩（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
为何有的虎符铭文只包含基本书写格式而有的却具有附加信息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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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8页。
②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9页。
应与虎符持有者的权力及职能差异有关。战国时期各国已经有常备军之设，④ 而常备军之将领与君王多以虎符为凭信来征调部队，即秦虎符铭文说的“必会王符”。但在君王给予将领权力的问题上，则因将领所处位置不同而有差异。新郪在战国时期属于秦国的边陲之地。据王国维《秦新奶虎符跋》考证，新郪本属魏地，在秦王政五年前后才被秦吞并，② 所以其时秦国对该地方的控制并不稳定。新郪虎符的持有者即当为这一时期此处的镇守将官。而杜地在周时属于杜伯国，秦武王时即在此地设置杜县，秦献公都栎阳之时，其距都城较远，但到孝公都咸阳时，③它则成为秦都南面的门户，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甚至可能属于内史的管辖范围。杜地作为战国时期秦国都城之门户，必然有重要的将领守护。由于新郪虎符、杜虎符的持有者是守护边疆或京师的将领，所以会涉及一些君王无法迅速给出处理办法的紧急军情，即符文中所谓的“燔𤎩（燧）事”，而军事胜败往往在旦夕之间，所以需要赋予其镇守军官更多的权力，使其能够灵活地应对这些状况，即允许他们可以不用配合王符而使用调兵权。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新郪、杜地或处边陲或处京师附近，一旦发生叛乱，君王都难以有足够的应对时间，所以要严格限制两地将官的调兵权，即“用兵五十人 （以）上”就需要“会王符”。这种虎符铭文中对地方镇守将官调兵权的限制与放任，完全是出于维护秦王统治的考虑，一是增强其机动性，提高军队战斗力，一是防止士兵叛变，维持国家稳定。而《阳陵虎符》《栎阳虎符》中没有《新郪虎符》《杜虎符》后面“凡兴兵……行殿也”的内容，则是因为在当时秦已经统一全国，虎符铭文中称“皇帝”是其明证，其持有者成为地处内地或边陲的常备军武将，征战之事减少，保护地方太平成为其主要责任，君王为了防止地方武将拥兵作乱，所以要限制其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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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恩林先生即认为（战国时期）“普遍兵役制正是常备军赖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七强实行普遍兵役制，说明他们都已经设立了常备军。这是毋庸怀疑的”。参见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167页。
②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904～905页。
③ 参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九，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07，第450页。
④ 秦王嬴政，在统一天下之后才令丞相、御史奏议帝号，改称皇帝，《史记》即载：“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35～236页。
权，只有当君王同意时，将领才可以调兵。那些由君王派去征战的将领调动军队的情况即与此类似，故有“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其时赵国被齐国围困，魏国为救赵国而出兵，但是由于畏惧自身损伤，盘踞在战地之外不敢前行。信陵君鉴于此，通过魏王之宠姬偷取兵符才得以调动军队。① 此时魏国将领所持兵符的权限即可能与阳陵虎符、栎阳虎符相似，因为持符将领没有定夺出兵与否的权力，其调兵权力被收归于君王，故其面对战事只能在原地待命而不能自作主张。另外，战国时期这类符可能通常会配合君王发布的诏告类令书使用，因此在信陵君“矫魏王令代晋鄙”②时，晋鄙会对其产生怀疑。这恐怕也是《阳陵虎符》《栎阳虎符》与《新郪虎符》《杜虎符》的不同之处。
这种将领所处位置的时空差异，造成了君王赋予其权力的不同，进而导致了符文字内容及书写格式的区别，所以有的秦国虎符铭文书写当中出现了基本格式以外的内容，由于这种符书的重要性及需求量都比较大，所以铭文的书写格式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和规范性。
二 被混称为“节”的虎节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这类“节”有《贵将军虎节》《韩将庶虎节》《辟大夫虎节》等。学者目前对它们的铭文释读及阅读顺序尚有不同看法，吴镇烽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未收录《贵将军虎节》，故对其他两个铭文释读如下
《韩将庶虎节》 倝（将）庶信节，境（）丘牙（与） 。③
《辟大夫虎节》（又称《辟大夫虎符》） 辟大夫信节，境（）丘牙（与） ，贵「将军信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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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七七，中华书局，1959，第2379～2382页。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七七，中华书局，1959，第2381页。按：此处的“王令”是王命文书还是口头命令，因目前证据不足，尚难判断。不过笔者认为口头命令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如果是王命文书那么晋鄙就不会也不敢怀疑。
③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2页。
④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3页。
李家浩先生《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一》未对《韩将庶虎节》进行释读，对其他两个铭文释读如下
《贵将军虎节》 填丘牙（与） ，贵 （将）军信节。①
《辟大夫虎节》[填] 丘牙（与） ，辟大夫信节。②
由上文可知，吴、李两家释文的区别主要是阅读顺序及释读字数。李据《增订历代符牌图录》做的《辟大夫虎节》释文相较于吴氏所做释文，缺少“贵[将军信节]”五字。《辟大夫虎节》如果没有“贵[将军信节]”五字，且“境丘”或“填丘”、“ ”或“ ”两者确实如李家浩先生所言均为地名的话，那么它就会和其他两块符节一样，阅读顺序对其铭文内容的理解影响并不大。但现实是《辟大夫虎节》确实存在这五字③，而“境丘”或“填丘”、“ ”或“ ”也不一定都是地名，那么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其阅读顺序问题。
那么究竟哪一个阅读顺序对呢？笔者认为吴镇烽先生给出的阅读顺序应更加合理，原因有二第一，它符合战国时期众多符书将定性文字放在前面的惯例，如前文所举秦国的《杜虎符》《新郪虎符》《阳陵虎符》《栎阳虎符》等都是以符的性质即“甲兵之符”为开头，而且这些符书的阅读顺序不存在问题，这应是符节铭文的固定开头第二，从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提供的图版资料，可以明显看出“境（）丘牙（与） 贵”与“辟大夫信节”分为左右两行，④ 如果按李家浩先生的读法则其铭文应是“境（）丘牙（与） ，贵将军信节，辟大夫信节”，显然文理不通。因此，以上诸符书释文应采取吴镇烽先生之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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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50页。
② 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51页。
③ 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图版内容，可清晰看到比李家浩先生所释读的铭文多一“贵”字，但尚不明吴先生后四字所补的依据。参见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3页。
④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3页。
而《贵将军虎节》的阅读顺序自然也应当更正为“贵 （将）军信节，填丘牙（与） ”。
另外，对符节释文内容理解正确与否也会影响我们对符节铭文真实书写结构的判断。李家浩先生将《辟大夫虎节》中之“辟”字解读为“壁”，认为辟大夫与辟司徒一样主壁垒，主管沟恤、防御等事，将《贵将军虎节》中之“贵”字解读为“锐”字，认为锐将军主管锐兵。① 这在没有《辟大夫虎节》后五字“贵[将军信节]”的情况下可以解释通，但有这五个字，就很难解释通顺。因为在同一块符节之上不可能同时出现两种对其定性的文字，也就是说在《辟大夫虎节》中“辟大夫信节”与“贵[将军信节]”不可能都是由名词构成的偏正短语。《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中之“贵”字含义是不同的，前者可能确实如李家浩先生所说当解为“锐”，后者则应是形容词动用的“贵”字，即表示“以…为贵”或“比……贵”的意思，其究竟取哪种意思，就要看辟大夫与将军的官职孰高孰低，因为该节书内容就是在比较辟大夫虎节与将军虎节的权力大小。就目前材料来看，无论将“辟大夫”理解为“壁大夫”还是“嬖大夫”，都应该取第一种意思即“以……为贵”为确。
先看李家浩先生将“辟大夫”理解为“壁大夫”的情况，那么他就是壁司徒一类的官员，地位显然要比将军低，所以辟大夫虎节的权力自然也要低于将军虎节的权力。即使将“辟大夫”理解为“嬖大夫”也是如此。嬖大夫之官见于春秋时期，《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子产训教子男时说，子皙为上大夫，你为嬖大夫，而你不下拜，就是不尊重贵人，即“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②，杨伯峻先生注曰“晋、郑、吴皆谓下大夫为嬖大夫。”③又《国语吴语》云“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袍。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挟经秉袍”④，可见嬖大夫在军中是负责竖立旗帜、敲击战鼓等事，而每十行就设置一个的嬖大夫显然要低于十旌才设置一个的将军。战国时期，齐国大夫的官职也并不高，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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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54页。
②（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一，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022页。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1213页。
④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608页。
文人凭借游说即可获得这一官职，而且可以同时设置很多，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①齐国将军一职则可能较为尊贵，燕国破齐之时，田单就曾担任过将军一职，即《史记•田单列传》“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②。又据李家浩先生说“辟大夫虎节传出自山东胶县，其地战国时属齐。因此，辟大夫虎节和贵将军都应该是齐国之物”③。所以将军一职必然要高于大夫，而且即使在秦国也是如此。《商君书•赏刑》在论述无论身份高低，所受刑罚都应该统一时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④ 其中将军一职即排在大夫之前。《商君书•境内》《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的秦国军功爵制表的官阶排列高低也可以证明。《商君书•境内》有十七级爵位，即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客卿、正卿、大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良造。⑤《汉书•百官公卿表》有二十级，即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⑥两者虽有所区别，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将军与大夫官职高低的比较。董说《七国考》引刘昭之语云“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即将军也。”⑦ 而无论《商君书•境内》还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其中大夫一类官职，即大夫、官大夫、公乘、五大夫等，都是排在左庶长之下的，也就是说大夫的职位要低于将军。所以综上所论，《辟大夫虎节》中之“贵”字应取“以……为贵”之意。
再就是“境丘”或“填丘”、“ ”或“ ”是否均为地名的问题。李家浩先生认为两者都是地名，“据节铭，此二节分别是由填丘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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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六，中华书局，1959，第1895页。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八二，中华书局，1959，第2453页。
③ 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50～55页。
④ 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四，中华书局，1986，第101页。
⑤ 参见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五，中华书局，1986，第115～121页。
⑥ 参见（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62，第739～740页。
⑦（明）董说《七国考》卷一，中华书局，1956，第14页。
的贵将军和辟大夫的，填丘显然不是一般的城邑，按理讲应该是齐国的国都，否则的话不会有此种特权。……颇疑节铭‘填丘’即‘营丘’，在此实际上是指齐都临淄。 不见于文献记载，其地理位置，可据辟大夫虎节出土地定在胶县境内”①。李家浩先生认为“填丘”为地名且可能是“营丘”的看法应该采纳，但“ ”是否为地名则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其不见于文献记载，二是这一判断的大前提及依据材料有一点问题。它的大前提就是李家浩先生所说的该铭文应有的阅读顺序，而前文已经说明这一阅读顺序并不正确。依据材料问题是指他的佐证史料是六朝而非战国或秦的符节铭文，其说“‘皇帝与上党太守铜虎符第三。’皇帝与离后护军铜虎符第一。’节铜与此符铭句型相同，唯符铭‘与’前之字是‘皇帝’而不是地名，末尾多虎符的编号。于此可见，‘ ’也是地名，贵将军、辟大夫则是其地的长官”②。他注意到了《辟大夫虎节》与以上两块汉符书铭文的区别，即没有末尾编号，却没有指出目前所见的战国及秦符节铭文中均没有末尾编号，也就是说战国符书与汉代符书铭文书写格式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又按照吴镇烽先生的释读方式，将“ ”作为地名，那么“辟大夫信节，境（）丘牙（与） ，贵[将军信节]”的意思应为“辟大夫信节，境丘颁发给 的，效力弱于将军信节”，而将“贵”解为“锐”则更加难通，即“辟大夫信节，境丘颁发给 的，锐将军信节”。现今所见战国及秦符节铭文中未有此句式。如果这不是齐国兵符铭文特有的句式表达习惯，那么“ ”很可能并不是地名，而是某件事务。果真如此，那么这两块符书也就不是作调兵之用，而是为了帮助持符者证明自己的身份使“境（）丘”之官给予或帮助其“ ”。只是由于文献中未见“ ”，尚不知其具体为何种事务。
本书倾向于认为“ ”为事务名而非地名，因为这符合除少数铭文极短的符节之外，目前所见多数战国符节铭文的表达习惯，即要在铭文中写明持节者的权力或任务，如《杜虎符》中有规定持节者调兵权使用方式
① 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53页。
② 李家浩：《贵将军虎节与辟大夫虎节——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第52～53页。
的内容，即“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 （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𤎩（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殹也”①《王命虎符》中有规定持节者具有传赁任务的内容，即“命 （传）赁（任）”②《王命龙节》中有规定持节者具有传赁任务且享受待遇的内容，即“命 （传）赁（任），一 （檐、担）认之”③等等。
由此可知这三件符书的基本书写格式是，首先写持有者的身份，即倝（韩）酒 （将）庶、辟大夫其次写该节的性质，即信节最后写持符（节）者的权力、任务或作用，如“境（）丘牙（与）塿 ”等。而有的符书如《辟大夫虎节》在这些基本内容之后又增加了规定该符节权力高低的内容，即“贵[将军信节]”。整体而言，这类符书书写格式可以归纳为“某（持有者的职官名）＋某（标示‘节’的属性）‘节’+权力（持有者的权力）+权力比较（比较该节与其他节的权力大小，这一点或有或无）”。
三 被混称为“节”的其他诸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在虎符之外，还有一些采用马、熊、虎、雁等造型，两月制式被称为“节”的符。由于两块雁节④中的一块铭文已经模糊不清，而另一块铭文书写格式与两块鹰节十分接近，故放在下文论述，其他诸符的铭文如下
《骑传马节》 骑 （传）竹 （㐻）。⑤
《亡纵熊节》 亡纵一乘。⑥
《齐节大夫马节》 齐节大夫 五乘。⑦
《乘虎符》 乘□□八□□乘。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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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1页。
②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2页。按：另可参见该书第533、534页。
③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5页。按另可参见该书第537～541页。
④ 参见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4～545页。
⑤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26页。
⑥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27页。
⑦ 吴镇烽瑞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29页。
⑧ 吴镇烽缩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0页。
这些符书铭文对其自身属性并未交代，而是直接标出了它的用途或效力。但就其所载少量文字，还难以说明其确切用途，不过应与邮传或军事有关。《骑传马节》有“骑 （传）竹 （㐻）”字样，其中“骑”字应非指骑兵，而是指在战国时期已经比较流行的单人骑马传达信息的方式，此处当作名词用“传”字指明了其用途，《说文解字》云：“传，遽也”①，段玉裁注云“《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玉藻》士曰传遽之臣。注云传遽，以车马给使者也。《左传》、《国语》皆曰以传召伯宗。注皆云传，驿也。汉有置传、驰传、乘传之不同。按传者，如今之驿马。……又文书亦谓之传”②，结合“骑”字，可知其当取传遽之意，类似于汉代之驰传“竹 （㐻）”尚不知何意，可能为人名或官名，也可能为某件事务的称谓。如果“竹 （㐻）”是人名或官名则前面“骑传”是他的职务如果“竹 （㐻）”为事务名，那么“骑传”可能是官名或对传递信息人员的专门称呼，而“竹 （㐻）”也就是持符者要负责传达信息的职能界限或范围。笔者倾向于认为“竹 （㐻）”为事务名，即其书写格式应为“职官+事务”。
《亡纵熊节》《齐节大夫马节》《乘虎符》等则可能与军事有关。因为三块节的铭文都提到了“乘”，而“乘”在古代是指由四匹战马和一辆战车组成的兵车，如《国语•周语中》载：“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③、《孟子•梁惠王章》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④、《战国策•西周策》载：“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人周”⑤等中之“乘”即取此意。所以几块节铭文中的“一乘”“五乘”“□乘”④等，应是指兵车的数量，其前面的“亡纵”“齐节大夫助”“乘□□”① 则应是名词，即掌管这些兵车官员的名称，但也可能是动词，即指持节者对几辆兵车的某种权力。“齐节大夫 ”则包含了上述两种可能性，即既有作为官名的“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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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八，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65页。
②（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677～678页。
③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60页。
④（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卷一上，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5页。
⑤（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50页。
⑥ 由于文字残损或许应连读为“□□乘”或“八□□乘”。
⑦ 或读为“乘□□八□”“乘□□八”。
大夫”，又有作为动词表示官员权力的“助”。如若如此，那么这类节的铭文书写格式应为“官名（或有或无）＋权力词（对后面事务的某种权力）＋某某乘（某某指数量）”。当然此处谈论的只是一种可能，因为战国官制史料残缺过甚，很难确定“亡纵”“齐节大夫 ”“乘□□”中是否包含某种官名，所以其具体所指，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用语上看，这些符书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凝练性、时代性。其规范性相对于律文而言程度更高，与所举虎符铭文基本一模一样，很像一个模板，只需要根据实际内容填写名词即可。战国虎形符节铭文书写格式的高度规范性，与其重要程度和大量使用有关。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发，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兵符被大量使用，如果铭文不是规范性的文字表述，则必然会导致使用上的混乱，影响其预想功能的发挥。凝练性是指符书用字十分简洁，几乎没有任何铺张性的描述词，而是采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来书写，其原因有二：一是每块兵符书写或铸刻空间有限，不具有承载大量文字的客观条件；二是符书为实用而制，目的在于传达命令信息，而繁复的词句或华丽的辞藻不利于满足这一要求。时代性是指符书用语与时代变化紧紧相连。如虎符铭文中对右爿持有者的称呼，《杜虎符》称“君”，《新郪虎符》称“王”，《阳陵虎符》《栎阳虎符》称“皇帝”，这种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统一时期秦国国君称号上的变更，显示了秦国政治制度及地位的变化。最初称“君”是因为在当时周天子的威望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形式上仍具有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秦国尚不敢僭越。后改称“王”则是魏齐“徐州相王”事件之后各国彻底摆脱周王朝礼制限制纷纷称王趋势的体现。而改称“皇帝”，则是在秦国完成统一后，秦君认为自己功绩盖过三皇五帝、天下唯其独尊的表现，故其言“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①，体现了由多国纷争到一国统一历史发展趋势的暂时完成。兵符铭文中持有者的称呼之所以有时代性，是因为其属于政治、军事运行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时势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如果国内秦君已经称王，而兵符上仍称君，或国内称皇帝，而兵符仍称王，则会造成持有者和受令者认知混乱，影响符书功能的实现，所以统治者绝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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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36页。
许如此重要的令书种类在用语上落后于时代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