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艇与蒙冲相当于奇兵，那么楼船、走舸、斗舰、海鹘就是水军中的正兵。楼船，顾名思义，船上置有三重楼，每重楼都有挡墙。楼船之上的武器，既有蒙冲上用于作战的弩窗矛穴，还因为其船体庞大，上面还可以安置投石器，明代则安放火炮，甚至还配备了守城用的礌石、铁汁。楼船的防护也相当可观，除了建有挡墙外，外层也配备了毛毡皮革来抵御箭矢火攻。在一些较长的楼船上还配备了马匹，用于在暴风天气时牵引绳缆。楼船就是一个水上移动战斗堡垒，是水军的门面所在。走舸，属于小型战船，船上同样立有挡墙，走舸上的棹夫均为精锐士兵，因此走舸速度极快，走舸上还设有金鼓旌旗。斗舰吨位较走舸为大，船舷上设有半身高的挡墙，挡墙内5尺还有木棚，木棚上还建有挡墙，士兵位列其中，船只上同样设有金鼓和牙旗。海鹘船，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形如鹘鹰，船舷上左右还设置浮板，如同鹘翼展翅一般。船上同样以生牛皮作为防护，配备牙旗金鼓。海鹘船的特点是稳定性好，即使在狂风巨浪中也不会倾覆。
《武经总要》列出这些战船，是因为这些战船应是北宋水军的常制装备，《武备志》继承了这些内容，但是《武备志》是一部明代兵书，其最具价值的部分还是明代的内容，《武备志》中记录了极为丰富的明军战船，按照地域分，可以分为广船、福船与浙直船，其中广船与福船为大型战舰，而浙直船吨位不及广船、福船，但类型极多。
在三种类型的战船中，最大的是广东所造的广船。广船不仅吨位最大，而且最为坚固，广船由坚硬的铁力木制造，铁力木又被称为铁梨木，是广东特产的硬木，材质坚韧且抗腐蚀，是优质的造船材料。因此广船异常坚固，倭寇用松木杉木制作的战船根本不敢与广船相撞，否则必然落个支离破碎的下场。不过铁梨木产量不高，因此用铁梨木制作的广船，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修理也不易，好在其坚固耐用，寿命远比用松木杉木制作的船只长。广船的形制是下窄上宽，船体两旁搭有架子，状若两翼，这样的形制适合在近海航行，在远海航行则易晃荡倾覆。在晃动的船体中，施放火器难以命中，却能震慑敌军。《武备志》中有3种广船的图形，分别是最常见的广船、新会县的尖尾船和东莞县的大头船，如图所示：
福船，广义是指福建所造的船，狭义上则特指大福船。大福船虽然不如广船庞大坚固，但同样是大型战船。《武备志》形容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福船底尖上阔，昂首高尾，船身上可设三重楼，以茅竹作为护板，如同城垣一般坚固。福船上下共有4层，最下一层安置压舱石，第二层是兵士休息之处，第三层安放船锚等物，第四层为露台，也是作战平台，士兵可以在上面居高临下施放火炮箭矢。戚继光对于福船的评价很高，相对于倭寇的小船，福船不仅高大，而且坚固(虽不如广船，但是远胜于倭寇之船)。在与倭寇作战时，即可以凭借吨位碾压撞击倭船，被戚继光形容是“车碾螳螂”,也可以居高临下射击，而倭寇则是仰攻，地利在我。不过，福船也不是没有缺点，福船吃水深，航行要依靠风力，适合远洋航行，在近海则易搁浅，往往不能靠岸，只能靠小船接驳士兵，因此倭寇的船只为了躲避福船的追击，就进入浅海沿岸而行，福船也只能徒叹奈何了。福船的种类较广船为多，除了常制的大福船，还有哨船、冬船、鸟船、快船4个分支。大福船适合碾压撞击，但是速度有限制，因此还需要其他的小型福船来辅助。其中哨船与冬船便于追击，鸟船与快船则适合侦查和捕获，各种战船相互配合、不可偏废。
哨船，即缩小版的大福船，而冬船又名海沧船.冬船与哨船的不同之处在于冬船两旁没有竹般，冬船的吃水只有七八尺，比大福船的1丈2尺要小的多，因此不需要多大的风就能驱动，当大福船无法追击驶入浅海的贼船时，就要派哨船、
鸟船、快船形制相似，吃水只有三四尺，比哨船和快船更小。其中鸟船略大，一船可容三五十人，又名开浪船，因其头尖，航行时破浪而行得名。鸟船可以用桨也可用帆，用桨时4桨1橹齐用，逆风逆浪皆可航行。福船与广船各有特点，也有人将两者的特点结合起来，以广船的船底配合福船的船身，可以在近海所向披靡。
再来看浙直地区的战船。浙，自然是指浙江，直，则是明代南直隶。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靖难之役后，明廷逐步将首都迁移到北京，因此明代有南北两直隶，南直隶的海岸线基本位于今天的江苏省，浙直地区的战船也可以理解为今天江浙地区的战船。江浙，是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宝船正是在这里建造的。不过《武备志》中的浙直战船，以灵活轻便的小型战船为主，与广船、福船主要依靠风帆不同，吨位较小的浙直船往往是风帆与船桨并用，甚至以船桨作为主动力。《武备志》中记载的浙直战船包括叭喇唬船、艟𦪞船、苍山船、八桨船、鹰船、渔船、网梭船、两头船、沙船、鸳鸯桨、子母舟、车轮舸、破船筏、连环舟、火龙船、赤龙舟、鸟嘴船、渔船、网梭船和蜈蚣船。
叭喇唬船，阔1丈长4丈，底尖面阔，每边有桨8至10只，有风则用风帆，速度极快，军中用于追敌哨探，倭寇称之为软帆船，非常忌惮。
苍山船，原本是浙江台州府太平县渔民所用的船只，因在与倭寇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而用作战船。苍山船首尾皆阔，顺风用帆，逆风用桨，甚是快捷，善于冲敌，温州人给苍山船起了一个绰号“苍山铁”。苍山船吨位小，常常用作福船的辅助，在浅海处与倭寇作战。苍山船的吨位与倭寇船只相近，毕竟倭寇中大部就是沿海渔民。因此苍山船的战法是冲击敌军，再进行近战，尤其擅长追捕落单的倭寇小船。但因为吨位小，在白刃战中并无优势，因此明军在苍山船的基础上制作了艟𦪞，艟𦪞比苍山船大，比哨船小，可与倭寇的战船对战。
鹰船与沙船是相互配合的搭档。鹰船，首尾俱尖，进退如飞，在船身两侧用竹板防护，竹板上设有射击的孔洞。沙船是明太祖海禁之后东南沿海居民所用的船只，沙船不可涉足远洋，只能在近海用于防守各个港口和巡逻。作战时，士兵隐藏在鹰船竹板内，划桨冲入敌军施放火器箭矢，然后沙船跟进，进行白刃战。
与鹰船一样可以两头行动的还有一种两头船。两头船两头都有制舵，步受风向影响，可以自由进退，与鹰船类似，用于冲击敌军船阵，最有效果。
以上为单体战船，明军还有几种连体船，用于冲击近战的有鸳鸯桨与子母舟。
鸳鸯桨是以活扣扣住两条小船，形成一条。鸳鸯桨不用风帆，船舱上用牛皮蒙住，舱中安放勇士划桨，船舱上留有箭孔。与敌对阵时，可以在靠近敌人时打开活扣，一舟又变为两舟，夹攻敌船，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子母舟的结构类似于现代的登陆舰，不过登陆舰是在船首打开舱门，让两栖战车出击，子母舟则是在船尾设立船舱，安放子舟。子母舟长3丈5尺，前两丈与普通船无异，后1丈5尺则中空，用于安放小舟，母舟上有风帆，船内还有引火之物，船头则有狼牙钉。子母舟的战法是点燃船只中的引火物，让船顺风撞击敌船，再以船首的狼牙钉等物嵌入敌船，以船中之火烧毁敌船，船上的士兵则凭借后舱的子舟脱出。
类似子母舟这样的火攻战法，一直是水战的利器，而且，明代火器发达，水军之中专门使用火器的战船也不少见，其中就有车轮舸、赤龙车轮舸，船如其名，以轮驱动。在船体两侧各有两轮用于驱动，航行如飞。船上安有盖板船舱，对战时，士兵先在船舱内施放火箭火铳，杀伤敌军后，士兵从船板中冲出，盾牌手在前，其余军士向敌军投掷火球焚烧敌船。也可用冷兵器杀伤敌人。
赤龙舟，船形如龙，与今天的龙舟外形相似，不过赤龙舟船身上建有3层楼阁，内藏火器火具。最上层的船舱与龙首相连，龙首中可以安置1名士兵，用于观察，船舱两侧用于射击。赤龙舟是用于江河之中作战的战船，龙骨中空以铁压舱，而且船中还设有机关，一旦敌船逼近就可以启动机关让“神火毒烟，神箭飞弩，一举俱发”。
火龙船，是一种设计颇为精巧的战船。从外观上看，就是一般的海船，四周或用生牛皮作为防护活用竹子建成围墙，用来抵挡敌军的箭矢，其中还留有射击孔，用于击敌。两侧或用桨或用轮，速度极快。火龙船的巧妙之处在于其船舱内的机关。一方面，船舱分为上中下3层，上层与下层之间设有通道，中层则铺上刀板钉板，这样设计是为了施展诱敌之计。具体而言，是选4名水性极好的士兵在船上，假意不抵，4名士兵跳船而“逃”,船上的精兵则进入下舱潜伏。敌军以为我军弃船而走，就上船查看，此时启动机关，敌军全部落到中层的刀板和钉板上，伏兵再出来结果敌军。另一方面，火龙船的两侧装备有大量的火器，火龙船可以凭此冲入敌军船队，施放火器，给予敌军极大伤害。
连环舟，堪称鸳鸯桨与子母舟的联合体。连环舟长4丈，分为前后两部分，前舟占三分之一，上面安放了大炮等火器以及撞钉；后舟占三分之二，安置有船桨；两部分用机关联结。对敌时，在顺风向或者顺流向出击，快速接敌，既可以用大炮轰击敌军，也可引燃火具，用撞钉钉住敌船，以火具焚烧敌船。在撞击的同时，联结前舟后舟的机关也会解开，载有士兵的后舟可以径自回营。
明代还有专门的破船筏。破船筏用5根长达3丈的巨木制成。将巨木的中间凿空，铺上平板，以油灰麻填缝，刷上防水的桐油后，将巨木串好，两边安上4轮(也有6轮),筏上设置船舱，在筏头上安上纯钢制成的破舟铳。作战时，让破舟筏冲击敌船、靠近敌船时、点燃破舟铳，破舟铳冲入敌船内，数枪齐放，必能击破敌船。
除了用于作战的战船，还有各种辅助船只，例如八桨船，专门用于哨探，不可用于作战。普通渔船，配备了鸟铳手后，既可用于侦查，必要时也可凭借数量优势围攻倭寇。与渔船作用类似的还有网梭船，网梭船形如织梭，原本也是宁波一代打渔人用的船只，一船与渔船一样只能容纳两三人，网梭船吨位极小，不能御敌，只能用作哨探，不过，如果网梭船成本低，也可以采用人海战术。除了宁波的网棱船，温州台州的鸟嘴船，形如鸟嘴，也是渔船的一种，也可征为军用。除了这些本土的船只外，明代还仿制了葡萄牙人可在狂风巨浪中航行的蜈蚣船，用于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航行。
看完战船后，我们再来看看水军特有的武器，首先是拍竿，拍竿用于大船之上，高度达50尺，末端系有重物，迎敌时可以用其拍击敌船，被击中的敌船往往船身破裂。除了拍竿，还有火桶、钩镰、撩钩、犁头镖、小镖、渔网等物。火桶，是将火药、瓷碗、细沙按照一定的比例、方位放置在水桶之中。火桶的好处是能迅速爆炸，不会因为延时被敌军扔走。钩镰，由竹竿和镰刀构成，用于割断绳索，勾住敌船。撩钩，用于勾住敌船，捞取首级。犁头镖和小镖用于投掷杀敌。渔网用于无挡墙船只的防护。
那么,水军如何用各式战船进行布阵呢？
水军作战，与陆军一样需要金鼓旗帜的指挥。所有的战船要根据大将的军旗行动，大将军旗向前，击打战鼓，则战船进攻：军旗树立，同时鸣金，则战船停止；军旗卧倒，则诸军还营；这与陆上的指令是一样的。同样，水军也用五色旗帜代表不同的战况，如果先锋小船被敌船围攻，需要救援，大将就要向需要救援处挥动红旗，若向本军处挥动，则是缓缓撤退之意。水军也可以通过广设旌旗，多立桅杆来壮大声势，作为疑兵。
水军的阵法，也要根据兵力、战船、水文、气候等条件随机应变，尤其是水流的方向、涨潮、退潮、风向等条件，对于水战的胜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兵书中留下的水军阵法多为静态的营法。根据《武备志》中的“诸家水军营法”,当水军停在水面时，要以大船解下风帆，在外围排列成方阵，大船之上，要部署甲兵和火器，方阵阵表类似四门兜底阵，留出4门，供船只凭证出人，船营内，则是小型快舟，上面部署的是擅长游泳的水兵，装备着长枪钩镰和火箭。但这只是静态的营法，出击列阵还是要根据兵力、风向等因素布列阵形。而“戚继光水军营”同样也只是列出了水面宽阔、水流平静的水军营法。根据阵图，戚继光的水军分为4部分：前司、中司、中军和后司，前司、中司、后司俱分左哨和右哨，呈雁行阵布列，中军为纵队，与“诸家水军营法”四面防御不同，这一营法能够更快速地进行出击。如果在水面狭窄之处，就要以一字纵队顺流而下了。
作为长期在东南沿海作战的将领，戚继光对于水战之法也是颇为了解，除了水军营法外，戚继光也在《纪效新书》中总结了水军编队之法。明代的战船种类繁多，但戚继光摒弃船名，在编队时不称船名，只称船队编号，一来保证了船种之间的平等，防止大船之兵轻视小船之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士更方便辨认队伍，进行调度。同时，戚继光在水军兵力部署上采取的是“强枝弱干”之策，主将的战船是最为坚固的，但其在巡逻时，本身不带过多的战船，若有战事，与所巡的司哨合作一处即可。至于司哨的部署，若船少可以分作3司6哨，船多则可以为5司10哨。每哨5到10船。每船上除了舵工、掌号等人，还有8队士兵，每队队长1名，士兵10名，当然，兵队的数量也可根据船只大小调整。通过阵图，不难发现，戚继光的水军阵形与陆上的“鸳鸯阵”可谓一脉相承，均是由两部分列左右相互配合，也由此可见水军布阵与陆上布阵的相通之处。
5.经典永流传
——传统阵法在新式战争中的运用
1840年，英军叩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军队也在屡次失败中学习，逐渐走向近代化，但是传统的阵法仍然发挥着作用。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无论是清政府的湘军、淮军，还是太平军，都有一定程度的近代化，无论是阵形布置还是武器装备，都开始向西方学习。此时的传统阵法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太平军的手中，它们将能发挥余热，给清军以重创。
太平军的阵法，主要的记录者并不是其本身，而是作为敌人的清军。《清史稿》《平定粤匪纪略》《贼情汇纂》等书中都重点记述了太平军的4种阵法，即“牵线阵”、“螃蟹阵”、“百鸟阵”和“伏地阵”。如《平定粤匪纪略》中记载：
其行阵也，有牵线、螃蟹、百鸟、伏地四名。牵线者，自伪两司马以至伪军帅一线单行也。螃蠏者，三队平列，中以拒敌，左右包抄也。百乌者，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起，散布如撤星，使我军无处着手也。伏地者，用避枪炮及遇险作疑兵也。冥顽之辈何知兵法？大率师心诡造，用之有效则诧为独得之奇，及我军久与交锋，习其常技，无非一行一伍合以制其行，分以制其伍，则黔驴技尽，篾勿克矣。
诸种文献中，清代张德坚编写的《贼情汇纂》对这4 种阵法的记述最为详尽。张德坚原为湖北抚辕巡捕官，其在任时已多与太平军有所接触，后在咸丰四年(1854年)被引荐给曾国港、被曾国藩委派主持湘军采编所，整理湘军俘获的太平天国文献，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贼情汇纂》一书编成。此书编纂者本身为太平天国运动亲历者，加上文献本身大多来自于太平天国一方，撤开立场.就阵法的记载而言，其记述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在《贼情汇算》一书中，作者详细记述太平军的主要4种阵法的形制和变化，除了上一章介绍过的“百鸟阵”,让我们来看看其余3阵在清军粗鄙的命名下，究竟是何种阵形呢？
第一种阵法为“牵线阵”,“牵线阵”阵图如图所示：
“牵线阵”,类似放大版的“鸳鸯阵”,是在太平军行军移动时所使用的阵形，根据《贼情汇纂》的记载，其阵式为：
每两司马执旗一面，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旗一面，五百人则间旅帅旗一面，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旗一面，一万二千五百人则张军帅旗一面。其军帅、监军、总制乘舆马随行，一军尽一军即续。宽路则分双行，狭路则单行。
太平天国军制以12500人为1军，1军共有5师，师帅领2500人；1师领5旅，旅帅领500人；1旅5卒，卒长领100人；1卒4两，两司马领25人。从中可以看出，“牵线阵”的形制是按照太平天国军制排列的。而这一阵法与军制一样， 加强了对太平天国军民的控制。《贼情汇纂》在描述这一阵法时提到，太平军在以“牵线阵”行军时，对于阵形控制十分严格，军士即使行方便之事也要多人陪同，独自休息甚至会被处以极刑。《贼情汇纂》中自然有其立场问题，对于太平军难免有所贬损，但亦可看出太平军军令之严。而“牵线阵”严格的行伍控制也无形中增加了队伍的战斗力。数万太平军以单行阵行走时，往往有二三十里的队伍，清军往往因此误判太平军数量而延误战机。同时，行军时若有清军来战，亦可通过变阵首尾相救。若不敌清军，则维持阵式疾行，一方面“挽手急趋，官军往往追之不上”；另一方面，阵形的维持也使得清军有所忌惮，不敢穷追不舍。正是因为“牵线阵”的诸多优势，使得牵线阵得以“始终不易其制”也。
从阵图与可通过变阵首尾相救的描述来看，“牵线阵”是典型的线型阵，其变阵方式也继承自传统的“常山蛇势”：在《武经总要》中曾记述的“行列阵”的变阵方式，与牵线阵的单列变双列基本一致，而两者也都体现了《孙子兵法•九地》中所说的“击员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战法，可见，“牵线阵”是太平军继承了前代线型阵又对其加以改良的阵法。
而太平军最著名的阵法并非牵线阵而是前文提及、名字颇有些滑稽的“螃蟹阵”。“螃蟹阵”一名“蟹鳌阵”,又名“荷包阵”,其特点是中路进攻，左右翼包抄，这与春秋时期郑军在繻葛之战中使用的以“鱼丽之阵”中路抵挡，矩阵两路包抄的战法可谓是一脉相承。《劫余灰录》载：“官兵出队先火器，次长枪，更次刀牌，后则弓箭；贼无队伍，以冲陷为勇，如墙而进，不然分左右翼合围，贼中谓蟹鳌阵是也。”在《苏台糜鹿记》中则记为“荷包阵”：太平军“马队冲锋，是其长技，不过一二十骑，真长毛乘之。马行在前，徒步在后，凡遇官兵民团、则马队立定，步队冲前……或立马插旗，作排阵相持之势，潜以后队悍贼从两傍兜裹向前，名曰‘荷包阵’,闻七子山一带民团即中此计。”在《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各缘由谨附片奏闻请旨岳州水陆军四获胜仗折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三日》中记载：“贼之惯技有所谓螃蟹阵者，常分十余路围绕时抄袭。”
顾名思义，“螃蟹阵”以其阵形颇似螃蟹而得名，其阵形分为3队，中间一队呈圆型，人数较少，而边上两队以多重线型排开，人数较多形似螃蟹，如图所示：
“螃蟹阵”的精髓在于其多变的阵形，如图所示。
从上图中不难发现，“螃蟹阵”变化丰富。当太平军以“螃蟹阵”列队时，其本意为以中间蟹身抵挡住敌军，而后以蟹脚从两边包抄，具备一定的战术意义。而太平军将此阵法作为会战的主要阵形，还是因其变化多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转变阵形，根据《贼情汇纂》的记载，其主要有以下几种变阵方式。
第一，如果清军以左右两队进攻，则中间的蟹身亦分入左右两队中，成为两队阵形。第二，如果清军以前后两队进攻，则将左右两翼的前锋合成一队，而两翼的后半部分则与中间合成一阵，作为前队的接应。第三，如果清军左右两队中左队兵力偏多，则太平军左阵队伍亦人数增加，同理，若清军右队兵力多，太平军亦可将右队人数增加。这些变阵相对而言较为简单。均是将“螃蟹阵”变为与清军相同的阵形，颇有以正合的意思。而从《贼情汇纂》所附的阵图来看，太平军在应对多路清军进攻时所变换的4队阵和5队阵则要复杂的多。4队阵由螃蟹型转换为H型，即前方阵形仍为3队，呈H型列阵。而后面则多出一列预备队。这种阵形与曾国藩曾提及的“莲花抄尾阵”十分相似，其战法为一路抵住敌军，两路从侧翼袭击敌军，同时再分出一路绕至敌军后方展开袭击，两者或为一阵多名。这种阵法的威力也为其所认可：“破贼阵法，平日男训戒极多，兼画图训诸营官。二月十三日，男亲画贼之莲花抄尾阵，寄交璞山……昨日岳州之败，贼并未用抄尾法，交手不过一个时辰，即纷纷奔退。若使贼用抄尾法，则我兵更胆怯矣。”5队镇则呈十字型，一队居中，其余4队分列前后左右。此外，还有一种“大螃蟹包小螃蟹阵”,以小阵诱敌，再以大阵合围，“螃蟹阵”之战斗力不仅在于变化多端，更在于其指挥得到，阵形严密，《贼情汇纂》记载：
至于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其权则操之贼目。其进退开合之疾徐，惟大旗数人娴习，群贼悉提心在口，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故贼中不演技艺，专练急奔。大旗数人日至所管伪帅处听令，所讲求者皆接仗机宜。一军用此数人便可役使万众，略无参差，振裘挈领，深得以简驭繁之妙。贼目何知，想由熟计苦思不觉暗合于窥要耳。
“螃蟹阵”名虽不甚雅观，但是其作战能效并不亚于“八卦阵”“鸳鸯阵”等名阵，种种阵形变化，既有分进合击和纵深配置，又有两翼包围和袋形战术，难怪太平军长期使用这一战法了。
而最后的“伏地阵”则颇有回马枪的意思：
贼中散卒无不知伏地阵者。但遇官军追剿至水穷山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万人数千人皆帖伏于地，寂不闻声。我军急追，突见前面渺无一贼，无不诧异徘徊，疑神疑鬼，贼贴伏约半炊之顷，忽一旗立千旗齐立，万人数千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以扑我。我兵一疑不释，又增一疑，而益以一惊其不转胜为败者鲜矣。此阵用于长沙用于南昌、武昌亦人所共见者。
“伏地阵”如图所示：
“伏地阵”与其说是阵法，不如说是一种战术，其实际上使合了回马枪和伏击两种战术。一般而言，引敌进入伏击图需要两支部队，一支败逃另一支则构筑伏击陈地，待敌军进入伏击圈后，则进行攻击。而“伏地阵”的妙处则在于由一支部队完成了两支部队的工作。摆出伏地阵的部队既是鱼饵，又是鱼钩，这一点往往出清军之意料，刚刚还在溃退的太平军忽然悄无声息，在清军疑惑之际，突然杀出，杀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
太平军的这些阵法，是与其战术思想一脉相承的，以“螃蟹阵”为例，许瑶光《谈浙》中记载，太平军进攻宁波时：
分两路，一由嵊县上之山路走陈公岭，入奉化，以下绕入宁，一由嵊县之下走塘路，陷上虞、余姚，入慈溪、镇海而上绕入宁……贼不直走宁波而先窜陷四之邻邑属邑，大局包抄，计亦狡矣。即其入嵊也，亦分两路：一由东阳逾白枫岭以犯嵊；一由会秸苦竹溪入孙坳，人言贼用兵如蟹螯，信矣。
可见，“螃蟹阵”所运用的钳形战术，是与太平军在战略战术上的作战方式相同的。太平军起于微末，从金田村起义，转战大半个中国，到定都南京，攻破江南大营，其战术上的能力不可谓不高，其所运用的“四大名阵”使得清军也不得不叹服，然而，再好的阵形也需要将领的指挥和士兵的训练，随着太平军的内耗与腐败，纵使太平军的“四大名阵”颇为得力，也难以拯救太平天国覆灭的结局。
太平军的“四大名阵”尚可说是传统阵法的回光返照，但是当了清末，世界军事技术日新月异，固守传统断不可行，即使是学习了新阵法，如果不能及时改进，也是赶不上时代发展的，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使用的“雁行阵”,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武器与军事制度的威力，而且海军尤为重要，在多方筹备之下，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成军了。令人痛惜的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遭到了重创。黄海海战的失败，阵形原因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北洋海军采用的是与古代“雁形阵”形似的“夹缝雁形阵”对阵联合舰队联合舰队的“鱼贯纵阵”,为什么失败了呢？除了清政府的腐败、装备落后、训练不足等因素外，北洋海军阵形发展的滞后也是一大因素。
在黄海海战中，当北洋舰队发现鱼贯而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后，北洋海军改纵队为横队，呈“夹缝雁形阵”向日军进攻，北洋海军以每两舰为一小队，定远舰为旗舰，与同为铁甲舰的镇远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分作左右翼，12舰呈“人”字形向联合舰队冲去。而日军则是以鱼贯纵队，联合舰队以吉野、高千穗、浪速、秋津洲4艘巡洋舰为第一游击队，率先与北洋海军接战，穿过北洋海军正面后，绕至北洋海军右翼，猛击北洋海军陈旧的超勇、扬威2舰。而北洋海军此时正好以“人”字形正面迎战联合舰队本队，以舰首重炮猛击日舰，同时将联合舰队本队拦腰截断，重创比叡、赤城等舰。而此时原先在北洋海军右翼的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则绕到了北洋海军的后方，依靠速射炮与本队呈前后夹击之势国攻北洋海军。而前来援助的平远舰和鱼雷艇队在与日军激战后也退出战场。在此情形下，呈横队的北洋海军不得不原地转动，希望以舰首重炮对准日舰，但如此一来，队形涣散，加上定远舰上的信号旗早被摧毁，各舰不得不各自为战，除了镇远与定远、靖远和来远两两配合、互为犄角外，其余舰只都遭到日舰围攻，致远奋勇撞击吉野未果，英勇殉国。最终，定远等4舰虽然成功击退联合舰队剩余的吉野等9舰，但是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广甲、超勇、扬威5舰，元气大伤，为北洋海军的覆灭由此埋下了伏笔。
关于黄海海战的阵形问题，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军事学界，都有深入探讨，有的认为北洋海军是因为操练不当，阵形转换错误才陷入被动，有的认为北洋海军根本就不应该用横阵，而是应该用纵队的形式。近年来，随着更多的史料被发掘，北洋海军阵形的问题根源也逐渐浮出水面。
北洋海军的临战阵形并不是丁汝昌在仓促之下临时安排的，而是北洋海军多年的训练成果，也是北洋海军阵形思想的体现。我们知道，要将兵阵运用到实战中，是非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行的。而北洋海军在成军之前，不仅采购了新式的军舰，也采用了新式的海军阵法。
为了训练新式舰队，清政府采用了李凤苞翻译的《各国水师操战法》(1885年)和舒高第等人翻译的《海军调度要言》作为海军战术的教材，但是这些翻译教材的洋务运动先驱们，并不熟悉近代海战，所以选择的教材难免有些片面。例如《海军调度要言》,从战后复盘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于1894年的海战基本过时了。当时的海军武器主要有三：舰炮、鱼雷、撞角。而《海军调度要言》将舰艏撞角摆在首位，对舰炮与鱼雷的评价却较低，这在现在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而在当时却是一种“共识”。《各国水师操战法》同样认为用舰船的撞角撞击敌舰，是海军对战的良策。为什么这些兵书会这么认为呢？这还要从甲午战争之前的海战说起。自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开始，到1866年的利萨海战，以“雁行阵”为代表的横阵，一直是西方海军的优势阵形。在风帆战舰时代，呈纵队阵形“鱼贯阵”是海军的主流，这是因为风帆航速不快，火炮多配置于两舷且射程有限，这样一来，当军舰成纵队一字航行时，可以最大程度发挥舷炮的威力。但在18世纪末、英国人就开发出了以横阵切割敌军纵队从而进行近距离火炮齐射的战术，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也正是依靠这一战术分割了法军舰队，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在黄海海战之前的意大利与奥地利两国海军之间进行的世界上首次蒸汽动力铁甲舰对决——1866年利萨海战中，奥地利海军以“雁行横阵”撞击意大利海军的纵队。并且依靠撞角撞沉了多艘意大利军舰，让这一阵形的地位大幅提升。如果黄海海战爆发在这个年代，北洋海军的胜算是很大的。
而北洋海军的对手日本海军则选择了不同的教材《海军战术讲义录》,书中认为，舰炮才是最重要的海军武器，撞角的重要性最次。时代的发展印证了书中所述。到了19世纪90年代，速射炮技术突飞猛进，日本海军装备的速射炮“六分钟可放至六十出之多”,而北洋海军的普通后装炮，一分钟只能两发而已。而日本海军新添置的吉野等舰船，在航速上也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
相对于日本海军的紧跟潮流，北洋海军则滞后得多，虽然1884年李鸿章聘请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总教习，并以《船阵图说》作为战术规范，但自琅威理1890年离职后，北洋海军再未学习新的海军理论。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丁汝昌要以“雁行阵”对战日本联合舰队。按照丁汝昌的设想，北洋海军应该先以“雁行阵”截断日本联合舰队，再以两舰为编队，与日本海军进行“乱斗”。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邓世昌在弹药将尽时，仍然奋勇冲向吉野，这并非是一腔孤勇的同归于尽，同时也是在忠实执行北洋海军的既定战术。然而，日本海军的阵形选择却不是单纯依据战史和海军理论，而是能立足于日本海军的现状——装备了高速巡洋舰和大量速射舷炮，认为只有采取纵队才能充分发挥火炮威力并获得战术机动，而实战也证实了这一点。可见，无论何时，阵形的布置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布置，固守于一种阵法终究是会被击败的。
结 语
从先秦到清末，有史可考的中国古代兵阵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发展。那么,从“其会如林”“时维鹰扬”的商周军阵，到变化多端的“螃蟹阵”.中国古代兵阵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军阵的变化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兵阵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先秦时代的草创期，秦汉到宋代的成熟期，元明清的火器变革期。兵阵的草创期到成熟期的转变，正是处在中国走向集权帝制的变革时代。从奴隶社会向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兵阵也完成了从早期的车步协同向车、步、骑混编的转换。随着这一时期冶炼技术的发展，军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战争的烈度也极具上升，车战不再是主角，步兵牢牢占据了战争的主舞台。
而在从秦汉到宋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兵阵的内核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变化，也就是要根据战况合理使用骑兵、车兵、远射步兵和近战步兵，从而战胜敌军。这一点，从阅兵上也可见一斑，无论是北齐的秋季演武还是唐代讲武五阵，以及《武经总要》记载的操练内容，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十分接近的，均是在军旗金鼓的指挥下，各个兵种根据不同的信号作出不同的战术动作。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兵阵：八阵法。经过唐代李靖与宋代君臣的发展变化，以“八阵法”为代表的复合阵形成为中国兵阵的代表之作。其战法可以概括为“层层杀伤”与“后发制人”两类，“层层杀伤”如秦始皇兵马俑兵阵与李靖“六花阵”,其战法均是首先以弓弩射击，再以步兵接战，以骑兵作为突击力量，奇正结合，往往是己方军力强盛、兵种完备时所用。“后发制人”则以李陵的圆阵、诸葛亮“八阵法”、刘裕“却月阵”和吴璘“叠阵”为代表，这是在缺乏骑兵这一突击力量的“平地御敌之法”,其战法是将敌军放至我方兵阵跟前，以战车、鹿角、拒马枪等障碍物阻击敌军，再以强弓硬弩射杀敌军，这种“后发制人”的阵法往往产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效果，因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著。同时，中国古代兵阵也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根据旗鼓进行的战场指挥系统。而在这一时期，也充分反映出了文臣与武将之间对待兵阵的差异，武将更重视兵阵的“实”,而文臣则突出了兵阵的“虚”,而随着明清小说的发展，恰恰是这些“虚空”的兵阵大受欢迎，广为人知。
而到了元代之后，火器，尤其是借助海上传来的威力强大的火炮和既远又准的鸟铳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古代兵阵的面貌又为之一新。一方面，将领将火器引入军中，作为远射兵器，到了明后期的兵阵，炮车和枪炮手已经取代弓箭手的阵表位置；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促进了小型阵形的发展，诞生了以鸳鸯阵、百鸟阵为代表的小阵形。
无论兵阵如何发展，其“因势而为”的特点是不会变的，历史证明，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是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的。李陵能以五千步兵对战十万匈奴，马隆能以三千兵转战千里，平定西北，为什么后世难有这样辉煌的战绩？并不是将士真的比不上古人，而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军事实力也是与时俱进的。汉代的匈奴只有“革笥木荐”,也就是皮甲木盾，可是南北朝后，少数民族就以铁骑闻名，这个时候入宋朝君臣这般只向古人寻答案，把克敌的希望寄托在复原诸葛亮“八阵法”上，岂不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至今日，军队的战斗队形已经不再以“兵阵”为名，但是中国古代兵阵的得与失，却仍然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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