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背水一战，十面埋伏
——楚汉战争中的阵法运用
正所谓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当秦国政治清明时，秦军可以一扫六合，一统天下，但是秦二世登基以后，屡施暴政，迫使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始皇帝期许中的千秋万代并没有出现。楚汉争雄的时代来临。
相对于秦统一六国之战，楚汉战争的记载更为生动详细，也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战争典故，如“破釜沉舟”“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这些典故背后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事。楚汉之争成就了诸多名将，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被后世称为“兵仙”的韩信。韩信作为汉军最杰出的统帅，不仅向刘邦建言一方面在荥阳一带正面阻击楚军，另一方面由偏师平定北方与齐国，同时在楚军身后以游击形式断其粮道，最终实现战略包围楚军的策略，而且身先士卒，亲自领兵平定了魏、代、赵、燕、齐诸国，最终与刘邦会师后，在垓下之战一举击溃楚军，平定天下。在这一过程中，韩信也展示了自己强大的布阵能力，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在灭赵过程中的“背水列阵”与垓下之战的“五军之阵”。
在《尉缭子》等兵法中，背水之地是兵家死地之一。韩信能背水列阵而得胜，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韩信在战胜后总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胆略，却忘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被钉在“言过其实”耻辱柱上的马谡，除了不懂当道阻敌的道理外，更是盲目迷信“置之死地而后生”能激发蜀汉军队战斗力，将自己置身于死地，不仅未能后生，更是一举葬送了诸葛亮的北伐事业。而韩信之所以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因为其既治军严整，又谋略十足，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井陉之战中，韩信的条件堪称恶劣，地利、人和均不在汉军一侧。汉军的任务是要向东消灭赵国，但此时韩信兵力短缺：为了加强荣阳正面战场的兵力，刘邦将大将曹参及其部队以及在灭代之战中俘获的俘虏全数带走，韩信实际能投入到灭赵之战的部队不过3万人，而赵军则有20万人；比起人少，更糟糕的是地利，要攻击赵国，井陉隘口是必经之路，可是井陉道路狭窄，易守难攻，且韩信孤军深入，粮道危险，赵军李左车也发现了这一致命弱点，提出派轻骑袭击汉军后路的奇策：人和方面，汉军是在赵地作战，除了补给困难，更是难以获得友军支援。韩信的优势除了统帅的能力外尚有天时：一方面，汉军刚刚经历了灭代之战，士气正旺；另一方面，赵军统帅刚愎自用，没用李左车之计，而是倚仗兵力优势企图与韩信决战。韩信在此条件下充分展示了其排兵布阵的智慧。
井陉之战的战斗从复盘的角度来看并不复杂，首先，韩信派出两千轻骑手持汉军军旗埋伏于赵军营地附近，再派一万汉军渡过绵蔓水，背水列阵，天亮后，韩信亲率部队挑衅赵军，引其出战，再佯装不敌，引敌军至背水阵处，与列阵汉军合力对抗赵军，此时两千轻骑趁赵营空虚攻占其地并插满汉军旗帜，未能攻下背水一战汉军的赵军，在返回营地时发现大营被占，顿时溃退， 韩信趁机追击，杀陈余，擒赵王歇，一举平定赵地。
此战看起来行云流水，但是能顺利运作，需要准备周全。首先，军阵实际上就是战斗队形的排列与组合，韩信的第一个优势就是治军严整。在先秦兵法中，兵家非常重视士气与军心，要让己方军队在面对占巨大优势的敌军时，仍能保持队形，不会溃退。汉军以绝对劣势对战赵军，在赵军围攻下坚守阵地，爆发出强烈的战斗欲望和强大的战斗力，在数倍于已的敌军面前死战不退，直至反击赵军，正是治军严整的表现。相比之下，赵军占据人数优势，在攻击受挫大营被占的情况下就军心溃散，可谓是高下立判。另一方面，汉军战术运用配合极其熟练。3万汉军分为3个部分：两千轻骑、一万前锋、韩信本部。韩信本部要与背水列阵的一万前锋密切配合，转逃为攻，与追击而来的赵军决战。两千轻骑则是汉军的奇兵，也是制胜的关键，要充分把握韩信本部及前锋与赵军决战的时机：袭击赵营，若出击得早，赵营尚未空虚，难以攻克不说，若出击的赵军向后攻击，则将全军覆没；若出击得晚，赵军攻击受挫，已然回营，更是难以进攻。当然，如果没有背水阵在前“以正合”,是不可能有两千轻骑的“以奇胜”。韩信背水列阵，除利用了人心，更是利用了地利。汉军背水列阵，虽然身旁身后都是山川河流，无处可逃，堪称绝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这种地形下，敌军除了正面攻击外，也无攻击军阵背后的可能，大大缩小了汉军的防御圈，只要在正面加强兵力的纵深配置，就能有效抵挡赵军的进攻，这就好比处于封口窄巷之中，无处可去但是只要守住一条路，敌军也攻不进来。当敌军撤退时也能即刻追击。
韩信的“背水阵”虽然出奇制胜，但是实施难度太高，过于惊险，未能传世。但是后世兵家却记录了韩信的另一阵法：“五军阵”。根据《武备志》卷五十五《阵练制》之“韩信垓下五军阵图”：“垓下之阵，汉淮阴侯韩信开国之所作也。《尉缭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后军各有分地，分地者，东南为前，西南为右，东北为左，西北为后，左右前后之中为中。’故汉高帝垓下之战，韩信为大将，信乃以孔将军将左而居东南，费将军将右而居西南，自将前军为先锋而居汉王之前，绛侯在后，汉王在韩信、绛侯之间，左右所以为拒先锋，所以为致师也。项羽之阵亦五军而已。项羽气骄而轻进，陷于二拒之内，为左右所乘，是以取败。使项羽之右军能攻汉王之左军，则汉左军必敛兵自救，而信或反为项所败矣。此二将贤愚优劣之辨，马隆曰淮阴用之，鲁公莫测是也。厥后诸葛亮、曹操皆因之。诸葛有五军师，曹操以前、后、中为三覆，大略无不相似也。而司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失，其将何欤？韩信之前有伏，诸葛之后有伏，项羽不识韩信之前，司马懿不识诸葛之后故也。”
《武备志》在介绍“五军阵”之后，还对项羽如何用“五军阵”对战韩信五军阵作出了猜想，但是其却将项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气骄轻进”,则有失偏颇。垓下之战的背景，是项羽被战略合围在垓下之地，刘邦、韩信、彭越、英布、刘贾5路大军合围项羽，楚左翼右翼军无处可退，且“兵少粮尽”,只能在垓下与汉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韩信将30万军与十余万楚军决战，项羽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出奇制胜”。项羽最擅长的并不是阵地战，而是突袭。彭城之战，项羽率3万军千里奔袭，一举杀败刘邦联军50余万人，险些活捉刘邦。即使在垓下之战失败后，其犹能带领28人在5千汉军骑兵中斩将夺旗，可见其深谙此道。而在垓下之战前，无论是巨鹿之战还是彭城之战，项羽都有以少胜多的经历，因此在垓下之战这样关乎生死存亡的决战中，项羽必定是选择其最擅长的战法。而韩信对于项羽非常了解，这从“五军阵”的配置可以看出来。“五军阵”由韩信率领先锋，刘邦本部在韩信先锋之后，刘邦之后是由周勃、柴武分率的预备队，在韩信的左前方，是孔菜率领的左翼部队，在韩信的右前方，是陈贺率领的右翼部队。汉军正面，有韩信的前锋，刘邦的本队，还有周勃、柴武的预备队，呈现纵深配置。从中不难发现，韩信是针对项羽的突袭猛击制定的战术：韩信先率先锋与项羽战，自然不是项羽对手，韩信退却，项羽率军追赶，可以判断，项羽这个时候必定是率领骑兵先行追击，这样易与后部步兵脱节，这个时候埋伏在两翼的汉军纵兵出击，打得楚军措手不及，韩信再率军回师进攻项羽，终于杀败项羽，“十面理伏”实际上只有“三面”而已。一代西楚霸王，在韩信的精心准备下，也只能虞兮虞兮奈若何，自刎以谢江东父老了。
3.师夷长技，强汉难犯
——汉军的骑兵运用
在井陉之战、彭城之战、垓下之战中，都有一个异常活跃的兵种：骑兵，在战国末期还是辅助兵种的骑兵，在楚汉战争中已经崭露头角，开始位居主力部队之列。这一点，在目前发掘的早期汉墓中都有体现。
在1984年发掘的徐州狮子山汉墓随葬坑中，出土了随楚王刘戊下葬的兵马俑，虽然数量和大小都不及秦始皇兵马俑，但是其仍然组成了一个壮观的地下军阵。狮子山汉墓中的兵马俑，由两个方阵组成，与秦始皇兵马俑一样，同样是奇正结合的军阵，正阵由3列纵队和1列横队组成，纵队前部是密集的步兵，后部则是车兵，在3列纵队的最后，是负责后卫的1列横队步兵，与秦军军阵不同的是，楚王的奇阵是由纯骑兵组成的。
狮子山汉墓的主人楚王刘戊虽然参加了七国之乱的反叛，但是汉景帝没有剥夺他入葬王陵的特权，因此才能保留了这样一个还原西汉早期地方军队军阵的兵马俑。无独有偶，楚王的对手，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及其父亲绛侯周勃的墓葬群杨家湾汉墓，也突显了骑兵在汉军中的作用。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是由11个兵马俑坑组成的，除了1个战车坑外，其余全是由步兵与骑兵组成的方阵。杨家湾汉墓兵马俑的战车坑位于整个军阵的中心，坑内有战车3辆，显然是作为指挥之用。从整个军阵来看，阵形前半部分为步兵，后半部分为骑兵，呈纵深配置。在步兵方面，杨家湾汉墓步兵俑可以按武器装备分为持矛步兵与弓弩兵。持矛步兵，即“材官”,又可以分为轻装与重装。轻装持矛步兵无铠甲，无冠、身着虎纹衣，手持长矛；重装持矛步兵则身披铠甲，是整个军阵的主体。值得一提的是弓弩兵，与文献一致，弓弩兵俑展现出了汉代弓弩手弓、弩分编的特点，弩手称为“蹶张”,弓兵称为“引强”,弩威力大，精度高，但是发射间隔长，尤其是“蹶张弩”装填一次需要大量时间，弓则装填快，但是精度与威力逊于弩。弓弩分列合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弓弩的威力。骑兵可以单独使用，从阵形后部独立出击。值得一提的是，杨家湾汉墓的骑兵俑，身后已经背负箭囊，结合文献可知，在西汉初期，就已经有使用臂张弩的骑射轻骑兵。这些轻骑兵不着铠甲，手持弓弩，背负箭囊，所乘马匹较为矮小。既然称其为轻骑兵，那么与之相对的还有重骑兵。重骑兵俑骑乘高头大马，身披铠甲，手持长矛，不同于轻骑兵以弩箭杀伤敌人，重骑兵主要依靠速度与冲击力。在6个骑兵部队中，1个由轻骑兵组成，4个由重骑兵组成，1个由两者混合组合。可见汉初的重骑兵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轻骑兵则处于辅助的地位，近战与远战相结合，充分提升了骑兵的杀伤力，也使得骑兵能在更复杂的环境下作战。
西汉初期的军阵之所以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骑兵，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刘邦在结束楚汉战争后，北上抗击匈奴，却不意遭受白登之围，屈辱而回。从此以后直到汉武帝北击匈奴，汉王朝都无力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打击，但是汉军也充分认识到了骑兵的威力，通过“文景之治”与“复马令”,汉朝的马匹数量大量增加，达到40万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汉文帝时期的晁错曾作《言兵事疏》,论述汉军与匈奴作战的优势与劣势，其认为匈奴的优势是“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简而言之，匈奴的优势是地利与擅长骑射。相比之下，汉军的优势则是“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此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骤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简而言之，就是兵种丰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晁错根据汉匈军事能力的分析，向汉文帝谏言，认为虽然汉军占有优势，但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以优势兵力的汉军北击匈奴仍然存在风险，“万全之策”是“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义者，其众数千人，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弩利矢，益以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将之，即有阻险则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当，表里各用其技横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就是守边备塞配合以夷制夷之术。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以夷制夷”从来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无一不是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晁错的本意也是阻止汉文帝在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贸然与匈奴开战，要想真正战胜匈奴，不能只是“以夷制夷”,还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汉军骑兵，抵消匈奴的优势。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留下的雄厚国力与本身的雄才大略，采纳了大行令王恢的计谋，在境内马邑设围，企图凭借地利与人数优势全歼被利诱的军臣单于及其军队。自韩信以五军阵在垓下击败项羽以来，汉军出征，往往也按五军布局。马邑之围汉军的布局，与韩信“五军阵”也有相似之处。汉武帝以李广为骁骑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李息为材官将军，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统领全军。在这5名将领中，统领全军的韩安国是平定过吴楚七国之乱的名将，李广更是当时抗击匈奴的名将，有“飞将军”之称，王恢是本次战役的计划者，公孙贺和李息都是将来在汉句之战中拜将封侯之人。在兵力配置上，韩安国、李广、公孙贺伏兵于马邑山谷中，王恢与李息则理伏于代郡，准备攻击匈奴的辎重部队，亦可截断匈奴后路，这种三军迎击、两军袭击后方的战法可谓与韩信“五军阵”一脉相承。马邑之围因为消息走漏，未能一举围歼军臣单于，但是汉匈之战的大幕已经正式拉开。
马邑之围失败后，在长城内伏击匈奴的战法已不可行，汉武帝转而使用骑兵主动出击，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以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4将各领1万骑兵出击。因为李广名声重于匈奴，引得匈奴重兵围攻李广部，而当时尚无功名的卫青，则避开了匈奴主力，直捣匈奴祭天重地龙城，斩首数百而归，此后，卫青又率军夺回河套，修筑朔方城，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继而突袭右贤王，加封大将军。然而，因为史料的缺失，卫青在这几次战争的具体战法并未能流传下来，汉军以何种阵法迎击匈奴也不得而知，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去探寻。
在卫青获封大将军后的第二年，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卫青再率大军10万出击，以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是在前后中左右五军的基础上，加上了一支“特种”部队：尽管到了后世，杂号将军往往名不副实，但在汉武帝时，将军的名号还是能够代表其部队的属性的，强弩将军李沮的部队，当是由弓弩手所组成，这支弓弩部队应该是从属于大将军本阵。而在这一年的战争中，作为前锋的前将军赵信遭遇单于主力，战败投降，右路出击的苏建仅以身免，后将军李广无所建树，可见五军各司其职且各分其地，确实如《尉缭子》所述“左、右、中、前、后军各有分地”。卫青“五军阵”与韩信“五军阵”不同，韩信的“五军阵”是两军对战时的阵形，采用的是后三左右各一的“钳”形阵，而卫青的“五军阵”是行军阵，五军呈菱形分布。卫青五军阵目的明确，即以严整队形寻求单于主力决战。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的抗击匈奴作战中，卫青并未采取“五军阵”,而是以苏建为游击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公孙贺为骑将军，李蔡为轻车将军，加上李息与张次公，卫青本部自领3万骑，将6将军所率部队，出朔方郡攻击右贤王。此战卫青率军出塞六七百里，乘右贤王饮酒不备，奇袭右贤王所部，大获全胜。而元朔六年(前123年)的两次出击以及漠北大战，汉军都是以寻求单于主力决战为目的。在这种情形下，大军的行踪难以隐藏，保证军队严整与战力是第一位的，采用前后左右中的五军阵形，既能保障与敌决战时拥有梯次战斗的能力，又能保证行军与宿营的安全。
元朔六年(前123年)的出征，卫青并未实现与匈奴主力决战的目的，反而损失了赵信、苏建所领的两军，更严重的是熟悉汉军军情的赵信，也就是阿胡儿回归匈奴。因此在接下来断匈奴右臂、打通河西走廊的河西之战，汉军由霍去病担任主帅。霍去病在元朔六年之战中任骠姚校尉，率800轻骑，斩首两千余，其中包括了单于的祖父辈与叔父，被封为冠军侯。河西之战，霍去病更是转战千里，战无不克。霍去病与卫青不同，善于因粮于敌，因此其没有辎重部队的拖累与干扰，加上霍去病率领的均为汉军精锐，战力极强，更有不少匈奴人。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部就有两员大将是创奴降将，因此霍去病部熟悉匈奴地形。这正是利用匈奴的战法对付匈奴人，而相比匈奴，汉军装备更为精良，训练更为有素。只是可惜的是，《史记》与《汉书》未能留下霍去病的阵形战法，即使是在漠北决战中，也只留下了卫青一方的作战经过。
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令卫青与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加上步兵后勤数十万人入漠北与伊稚斜单于决战，试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阴差阳错之下，更为精锐的霍去病部并未碰上单于本部，而卫青却在出塞千里后遇到了严阵以待的单于主力。卫青出塞之时依旧以“五军阵”行军，此次出征的分别是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敖，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卫青自率本部。在遇到单于本阵之前，卫青通过俘虏知晓了单于的位置，将五军一分为二，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自成一队向右迂回，当卫青本阵遇到单于时，李广与赵食其因为路远且缺乏向导，并未如期赶到，卫青只能以中、左、后三军迎敌。在此次决战之前，之前投降匈奴的赵信为单于献计.认为汉军远来，人困马乏，应该坚壁清野，以逸待劳，单于采纳了赵信的计谋，将所有辎重运至漠北，列阵等待汉军前来。卫青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汉军主力不全，援军不知何时能至，且劳师远征；另一方面，匈奴占据地利，以逸待劳。在这一情况下，卫青首先是集中军中的武刚车，即装备了盾牌的轻装战车，将其环绕为营，以阻挡匈奴骑兵的冲击。在保证了本阵安全的前提下，卫青让5千汉军骑兵(应为重骑兵)冲击匈奴本阵，试探匈奴实力，这两步都体现了卫青谨慎严谨的作战风格。匈奴亦派1万骑兵与汉军骑兵会战，而在此时，突如其来的风沙遮天蔽日，两军不能相见，陷入混乱，此时汉军的战斗力与兵力优势抵消了匈奴的地利。5千汉军骑兵凭借强悍的战力与1万匈奴骑兵鏖战不休，卫青则派出左右两翼部队将匈奴本阵团团围住，伊稚斜判断匈奴无法取胜而趁乱率数百骑兵逃遁。这场大战直至日落方才结束，汉军发现单于逃遁，连夜追击也未能追上，只能追击至匈奴堆放粮草的赵信城休息一日后，烧毁匈奴粮草而还。
漠北大战的结束并不是汉匈战争的结束，汉军骑兵与匈奴骑兵的战斗直到东汉时期北匈奴为汉军和南匈奴联合击败，远走西方才算告一段落，在这几百年的斗争中，汉军骑兵北逐匈奴，征服西域，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声威传遍敌营。
4.勒以八阵，莅以威神
——汉军的阵法运用
行文至此，读者或许疑惑，在先秦时期的兵法里，有各种各样的阵法，这些阵法到了汉代是否有被继承和创新呢？正如前文所言，兵阵是要与当时的兵种相适应的。先秦时期用以车战的“雁行阵”“鸟云阵”,在汉代都随着战车主力地位的消失而退散，但是以霍去病为代表的擅长骑兵作战军事家所用的兵阵也未流传下来，汉墓中的阵形只能说是汉代兵阵的吉光片羽，汉代兵阵仍然充满了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恐怕还是扑朔迷离的“汉八阵”。
在《孙膑兵法》中，不仅有《八阵》篇，《十阵》篇中留存的10个兵阵，去除水火2阵之后也是8个阵法。无独有偶，在汉代文献中，也出现了“八阵之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铭》。《燕然山铭》是东汉大将军窦宪联合南匈奴击破北匈奴后命班固所作。其中有“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一段。可惜《后汉书》没有进一步记载这八阵为何阵。在《后汉书》中，还有一条援引《魏书》的注文：“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可见，汉代将士确实习练八阵，那么这八阵为何阵呢？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中，对《燕然山铭》中的“勒以八阵”作出了注释：“八阵者：一曰方阵，二曰圆阵，三曰牝阵，四曰牡阵，五曰冲阵，六曰轮阵，七曰浮苴阵，八曰雁行阵。”萧统是公元6世纪的人，距离东汉灭亡已经300余年，《文选》对8阵的解释，本身是有疑问的，然而一项考古发现，却为《文选》中的“汉八阵”正了名。1978年，青海大通县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一批记载汉代军事制度的木简，部分简文记载，汉军之中，有“圆、方、牝、兑武、浮苴”5种阵法，5种阵法中有4种与“汉八阵”同，可见《文选》所言是信而有征的。而“汉八阵中，“方阵”、“圆阵”、“雁行阵”都在《孙膑兵法》八阵之列，而“牡、牝、冲、轮、浮苴”5阵则是新出现的阵法，可见“汉八阵”是对战国时期八阵的继承与发展。
可惜的是，因为汉简残缺不全，难以一睹这些阵法全貌。但是，我们仍然能从汉代文献探究汉代兵阵的威力。
在晁错《言兵事疏》中就提到了汉初汉军的兵种运用问题。在《言兵事疏》中，汉军根据装备，可以分为车骑、长戟、弓弩、枪矛、剑盾等兵种，这些兵种在不同的地形下能发挥各自的威力，以步兵的优势而言，在沟密纵横，山林积石之地，当使用步兵，骑兵在这种地形下对战步兵是“二不当一”。具体到步兵而言，不同地形又应该使用不同的兵种：在山谷幽涧、居高临下之地，当用弓弩，敌军若没有射击武器，只能是“百不当一”；而在平地之上，两军对阵，最有利的是长戟兵，敌军若是使用剑盾则不是对手；在树木繁盛的林间，则应使用矛兵，而不能使用戟兵；而在道路曲折的险要之地，则应使用剑盾。在平原广野之地，则是车骑部队争雄之地，步兵是难以抵挡的。同时，晁错还强调了汉军的训练与装备，认为训练不精，不能根据指令进退的士兵，“百不当十”；武器不利，与空手无异，并引用兵法的结论：“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再次强调了兵器、训练、选将的重要性。
《言兵事疏》虽然记录了汉军的诸多兵种，但也未能反映汉代军武的全貌，在东汉末年的《释名》中，则记录了汉军的武器装备。在《释名》卷第七之《释兵》中，作者刘熙列举了汉军的各项装备。汉军的远射兵器为弓、弩、箭，放置箭的装具为般。短兵器有刀、剑，汉代环首刀可斩可刺，《释名》中还提到了一种容刀，有刀形而无刃，用以礼仪。长兵器有矛、戟：矛长丈8尺，用于马战的为稍，用于截击敌阵；矛长丈6尺为夷矛，用于与夷人作战，也可用于车战；矛长丈2尺的殳矛，无刃，用于撞击车上敌人；铁柄短矛则为铤。戟，丈6尺或丈8尺为车戟，用于车战，还有手持短戟，即手戟。盾按产地分有吴地的吴魁、蜀地的须盾、羌地的羌盾；按材质分，则有木盾和犀牛皮制成的犀盾，木盾中用板编成的名为木络；按用途分，陷阵破敌的盾为陷虏，步兵所持与刀相配的为步盾，车上所持的为孑盾。在这些盾之外，还有一种盾与钩的复合防具：钩镶。《释名》对钩镶的描述是：“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钩镶的用途，是以两头的钩钩住敌人的长戟，再以刀剑劈砍敌人，也可以用中间的铁盾推挡敌人的兵器，再劈砍敌人，是汉军独特的兵器，尔后因为长戟逐渐退出主战兵器的地位，钩镶也逐渐退出战场。
而以战例诠释汉军多兵种阵形运用的则是李陵浚稽山之战。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率领麾下5千荆楚勇士与少量骑兵从居延出发，向北到达浚稽山，驻营于此。李陵此行的目的并非决战，而是侦查。按照常理，此类侦查活动应该由轻骑进行，但是一来经过历次大战后，汉军骑兵锐减，二来李陵所部荆楚勇士武艺精湛，甚是精锐，加之士气高昂，所以汉武帝同意李陵以5千步兵出塞侦查。正当李陵遣轻骑回报浚稽山地形时，单于率3万骑兵出现在了李陵面前。面对单于的威胁，李陵可谓临危不惧。晁错曾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隘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在此战中，李陵充分运用了弓弩、长戟、剑盾三个兵种的威力。李陵所率领的荆楚勇士，乃是“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既擅长近距离格斗，又擅长远距离射击。而李陵地处山谷，虽然是劳师远征，却占据地利。面对占据数量优势的匈奴骑兵，李陵先是与卫青一样，环车为营，结成圆阵，以营垒抵消匈奴的骑兵优势。车营完成后，李陵以步兵列阵，长戟在先，弓弩在后，匈奴骑兵在万箭齐发下死伤惨重，正是《言兵事疏》中“材官骤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的最生动写照。李陵一战而灭匈奴数千人，汉军士气高涨。然而，李陵孤军出塞，后无援兵，敌众我寡之下，只能且战且走。匈奴尾随李陵军阵，屡战屡败，在李陵车营、长戟、剑盾、强弩的配合攻击下，匈奴损失过万。在胜利的天平向汉军倾斜时，一个小人物再次演绎了什么是祸起萧墙，李陵军中的斥候管敢投奔匈奴，泄露了李陵后无援兵的境况。创奴再次围攻李陵，并截断了李陵军队的后路。此时的李陵军，因为长途作战，士兵疲乏，箭矢用尽，连短兵器都已缺乏。李陵只能趁夜化整为零撤退，5千壮士只有400回到塞内，而李陵则兵败投降。
李陵虽败，但他此战在阵形运用上是非常成功的。李陵身处敌境，麾下绝大多数都是步兵，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李陵环车为营，一是可以阻挡骑兵对本阵的冲击，二是可以稳定军心维持士气，再以长戟剑盾之兵在前阻挡骑兵，弓弩齐发，大量杀伤敌军；阵形运用得当，使得李陵在劣势下仍然能撤退近千里，最后因为外无援军，内有叛徒才失败。因此司马迁这样评价李陵：“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只可惜，汉武帝并未能听取司马迁的意见，反而将司马迁处以宫刑。而李陵，也只能终老于匈奴，可悲可叹（什么时候全军覆没，独自投降也值得一吹？牠明知投降全族完，还能当场脱裤子直捅胡屄长达二十五年，鸡巴翘得高，裤子脱得勤，又脏又毒又淫，还值得称道了？因为司马阉驴舔牠鸡巴，牠一只叛徒汉奸畜牲淫狗王八就能变成凤凰？野狗肏牠龟儿司马阉驴七十二代公母祖宗！司马阉驴真是世界上最脏的阉货，汉武大帝未将司马阉驴活剐三千刀，是他对人类历史的最大罪行！）。
总而言之，秦汉时期缺少阵名的记载，是因为秦汉时期鲜有兵家著作传世，史书对于一些大战经过的描述又往往语焉不详（司马阉驴最关心的是自家卵子，牠又不是什么真正的史家，不过一变态阉货，私家小说阉，牠当然写不出什么真正可信有用的东西来！牠的割卵之交李广李陵全军覆没逃跑如飞直捅胡屄，牠那个关心，那个舔得凶啊，这些有什么用吗？），使得秦汉时期的阵名阵形都难以流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阵法都失传了，《文选》中汉八阵的准确记载就是一例。中国古代兵阵是在不断传承的过程中发展的。秦始皇兵马俑的正阵，就是具备了“鱼丽之阵”特点的方阵。而卫青、李陵环车为营的阵法虽俱无阵名，却具备圆阵的要义。汉军的八阵阵法，虽然未能流传下来，但在三国时代，八阵的名号将从此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中，也为其增添了更为神秘复杂的面纱。
㊄名成八阵 龙飞凤翔
——魏晋时期兵阵的探索
1.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八阵图”是什么
在明代以前，“八阵图”是晋代以来历代兵家推崇的御敌之阵，在明初《三国演义》诞生后，“八阵图”更是“大名垂宇宙”。在探究“八阵图”的真身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演义中的“八阵图”：
却说陆逊大获全功，引得胜之兵直往西追袭，前离夔关不远，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遂勒马回顾众将曰：“前面必有埋伏，三军不可进矣。”即倒迟十余里，于地势空阔去处摆成阵势以御敌军。即差哨马前去探视。回报曰无军屯在此。逊不信，遂下马登高望之，杀气复起。逊再令人仔细观之，回报曰一骑之迹也无。逊见日将西沉，杀气越加，心中犹豫，又令人探之。回报曰江边止有乱石八九十堆，并无人马。逊大疑，寻土人问之，须臾有数人到。逊问曰：“乱石作堆者何也？”土人曰：“此石乃诸葛丞相入川之时，驱兵到此，取石排成阵于沙滩之上。自此常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陆逊听罢，上马引数十骑来看石阵，立马于山坡之上，但见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逊笑曰：“此乃惑人之术耳，有何益焉！”遂引数骑下山坡来，直入石阵观看。部将曰：“日暮矣，请都督早回。”逊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枒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逊大惊曰：“吾中诸葛之计也！”急欲回时，无路可出……于此布下石阵，名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八阵图”是诸葛亮在今天重庆市奉节具江滩上所部的乱石阵，能够抵挡十万敌军。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素有“七分实，三分虚”之称，“八阵图”的实在于历史上确有诸葛亮留下的“八阵图”石阵遗迹，虚当然是这个石阵的威力了。
较早记载诸葛亮“八阵图”石阵的是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距离诸葛亮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近300年，很多历史细节已经遗失，但是郦道元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八阵图”石阵的记载。在《水经注》中，八阵图石阵共有两处，奉节“八阵图”,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八阵图”得名是因为“聚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因曰八阵”。郦道元同时认为奉节“八阵图”石阵的玄机，当时人已经不能了解了。除了奉节一处，“八阵图”石阵还有定军山一处，定军山乃诸葛亮坟茔所在，此处的八阵图更是“遗基略在，崩褫难识”,当时就已经无法窥得原貌了。郦道元虽然未能记录下“八阵图”石阵的阵形，但是有一个人在郦道元之前就已经看过了“八阵图”石阵，并看出了其中的奥妙。这个人就是东晋军事家桓温。
桓温曾经镇守荆州并西征平定了割据蜀地的成汉政权，因此其有机缘见证奉节“八阵图”石阵，且桓温距诸葛亮不过百余年，石阵也比郦道元时更为完整。作为军事家，桓温对“八阵图”石阵的评价是“此常山蛇势也”。常山蛇势，出自《孙子兵法》：“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换言之，“八阵图”石阵具备环环相扣、首尾相顾的特点。那么,“八阵图”石阵是不是就是后世所谓的“常山蛇阵”呢？从随桓温征蜀的其余诸将均识不得“八阵图”石阵来看，“八阵图”石阵并非“常山蛇阵”而是具备“常山蛇势”之精要。尽管郦道元见到的“八阵图”石阵已经无法展现诸葛武侯用兵的机要，但是这并不阻碍世人借“八阵图”石阵歌颂诸葛亮，诗圣杜甫留下了传诵千年的诗篇《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既然“八阵图”石阵早在北魏时期就已经“莫得其要”了。那么,传世的诸葛亮“八阵图”又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在提到诸葛亮“八阵图”时，指代的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八阵图”石阵，另一个，就是记载诸葛亮所创制使用“八阵”的阵图，也可以将其中记载的阵法称为“八阵法”。
最早也是最直接记载诸葛亮“八阵图”的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在整部《三国志》中，直接记述诸葛亮“八阵图”的仅此一句而已。从中可知，诸葛亮根据先代兵法，取其精华，制成了名为“八阵图”的阵图。阵图，是以图片形式记载阵法的文献。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孙子兵法》也是附有阵图的，只是未能流传至今。诸葛亮所作的“八阵图”同样未能流传至今，但是“八阵图”中阵法的思想与形制却被历史记录下来。
首先，流传下来的《诸葛亮集》中的《军令》《兵要》等辑佚内容保存了诸葛亮的布阵思想。在《军令》中，记载的有对敌之法，例如与敌接战后，要以鹿角相持，鹿角之后的步兵以蹲姿用矛戟刺敌，后面的弩兵以弩箭射敌。亦有布阵之形：“连冲之阵，以狭而厚，为利阵。”强调的是进攻阵形的纵深。还有严明之纪律“凡战临阵，皆无欢哗，明听鼓音，静视幡摩，座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摩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这里强调的是军队要根据调令行动。 此外还有“军列营，步骑十以下皆着兜鍪”以及“帐下及右阵各持彭排”,记述的则是诸葛亮军中的装备。《兵要》则记载了诸葛亮行军驻营的法则，诸如：行军垒营，要先派心腹及向导审视，仔细检查。要让侦察骑兵携带青红皂白黄五色旗帜先行，以旗色对应地形“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本阵则以鼓声应对。在“渡水逾山，深邃林薮”之地，则要让精锐骑兵搜索周围，在制高点派人监视，精兵在四处防御。在行军过程中要整肃队列，在经过险要之地时、回转时要“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兵要》的这些内容显示了诸葛亮治军严整与小心谨慎。从留存的诸葛亮著作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思想是非常谨慎而周全的，这必然也反映在“八阵图”之中。
遗存的《诸葛亮集》只是记载了诸葛亮军事行动的细节以及其所反映的思想，并没有具体记载“八阵法”的形制。要想还原“八阵法”的形制，反而要从诸葛亮的对手——魏晋军中去找寻。
诸葛亮数次北伐，虽然未能实现光复汉室的理想，但是诸葛亮治军的才能却令兵力、国力均数倍于己的魏国畏服。诸葛亮八年北伐之役，阵斩魏军名将张邰、王双，屡败司马懿、郭淮，让司马懿获得了“畏蜀如虎”之名，只能以拒战坚守消耗蜀汉军队粮草的办法让诸葛亮退兵。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司马懿观看诸葛亮的营垒，留下了“天下奇才”的美誉。也正是因诸葛亮的才华令司马懿折服之故，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在破蜀之后，特地令被其看中的陈勰学习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而西晋太傅掾李兴①,在《诸葛亮故宅铭》中，更是称赞诸葛亮“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认为“八阵图”是区别于先秦兵法的创新之作。“八阵图”中的阵法精要，尽在晋朝军中了。而历史马上也给了晋军以八阵法实战的机会。
公元279年，即西晋咸宁五年，反叛的凉州鲜卑秃发部首领秃发树机能占据凉州。秃发树机能连败西晋大将，听闻又有一支晋军向西进发，便率万余骑兵前往险要处据守，同时又派一支部队去截断晋军的后路。当他看到来袭的晋军时，不禁放下心来，原来这支晋军不过3000余人，且以步兵为主，虽然晋军摆出的阵形颇为奇特，但在人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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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就是《陈情表》作者李密之子，巧合的是，李密与《三国志》作者陈寿都曾求学于谯周。
下，似乎也不值得放在心上。但是让秃发树机能没想到的是，正是这3000余人与这个奇特的阵法彻底击败了他。这支军队的统帅名叫马隆，而这个阵法正是大名鼎鼎的“八阵法”。
马隆，西晋名将。但当秃发树机能在凉州叛乱时，马隆并未建立过大的军功，但马隆才识过人，早就看出了凉州的危险。在司马炎环顾群臣寻找平定凉州的良将时，群将无人敢答，马隆则毛遂自荐。司马炎力排众议，赋予马隆自行募兵之权。马隆没有挑选既有的军队，而是以能拉动36钧的弩和4钩的弓为标准自行招募了3500人。马隆之所以以能拉动强弓硬弩为标准，是因为马隆“八阵法”的战法正是以强弩弓箭为主要杀伤武器，而马隆选择新募壮士，恐怕也是为了操练阵形。司马炎又给予了马隆3年的军资，马隆在准备万全后，率军西行。
秃发树机能并非泛泛之辈，在马隆之前他已经击败了包括胡烈、苏愉、牵弘、杨欣数位西晋名将，其中胡烈曾随钟会平蜀汉，在钟会谋反时，正是胡烈之子胡渊击杀钟会。牵弘则是曹魏名将牵招之子。魏晋名将文鸯动用20万大军也未能将其彻底消灭。正因为秃发树机能连败晋军名将，才出现了前文中无人敢西征凉州的情况。秃发树机能军力数倍于马隆且派兵扼守险要，又派兵袭扰晋军后路，对于孤军深入的马隆来说，情况并不乐观。
然而马隆敢于以3500人西征秃发树机能，则是因为其精研诸葛亮“八阵法”。面对占尽优势的敌军，马隆布下“八阵法”,在阵形外围配备偏厢车，即在战车一侧配有装备的轻型战车。晋军阵势严密，阵形独特：在地形平坦之处，就以鹿角放于偏厢之上，环车为营；地形狭窄之处则在偏厢车上配置木屋，无论是鹿角还是木屋都有效防御了游牧民族最擅长的骑射之术，同时，在鹿角木屋之后，马隆指挥弓弩手以强弓硬弩射杀敌军。鲜卑骑兵无论是冲击还是抵近射击都被击溃，而晋军且战且行，“弓矢所及，应弦而倒”。马隆不仅善于使用“八阵法”,更是别出心裁。他命令晋军换上皮甲，而在道路两边放置磁石，秃发树机能士兵的铁甲被磁石影响，乱其阵形，而晋军则行动自如。不明就里的鲜卑军队以为马隆是天神下凡，进一步丧失了士气。马隆以此阵形，转战千里，战无不胜，屡败鲜卑军，最终阵斩秃发树机能，一举平定凉州，马隆也一战名扬天下。
马隆以3500步兵击败秃发树机能，无疑归功于其对诸葛亮“八阵法”的精研。根据《晋书•马降传》对此战的描述，马隆“八阵法”有两处是与《诸葛亮集》中的记载相符的。一是《军令》中的以鹿角为先，步兵在后，弓弩手射杀敌军的接敌战法；二是在《贼骑来教》中，以步兵应对敌军骑兵的办法：“若贼骑左右来至，徒从行以战者，陟岭不便，宜以车蒙阵而待之。地狭者，宜以锯齿而待之。”可见马隆深得诸葛亮兵法真传。
在马隆之后，“八阵图”的传奇沉寂了一段时间，八王之乱可谓“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也。”随之而来的是五胡乱华与永嘉南渡，晋王室渡过长江，偏安一隅，从此晋军将领再也未能施展“八阵图”的奥妙，桓温也只能从八阵图石阵领会。然而“八阵图”并未失传，而是在北朝流传开来。根据《通典》记载，北魏献文帝时，大臣刁雍①上书建策对付柔然：“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稍，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敌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