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典》卷157《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附》中，有一段内容，讲述的是李靖兵法中在平原广泽无险可守之地布置“方营”的内容，通过“分为七军”“象六出花”等内容可以判断，这个方营正是“六花阵”,之所以以方营为名，是因为这是六花阵的“静态”。
布阵为营的“六花阵”,由2万人分为七军，其中中军4000人，左军右军各有两军(也可分为左右前后四军),每军2600人，左右度候军各2800人。扎营时，中军作一大营，左右军与左右虞候军共为18营。 如果下营之时，土地宽广.又没有敌军，那么每营之间要留出一个营地的空隙，如果地形狭蹙，那么就要让其余六军的指挥官聚集在中军周围，如同一朵有6个花瓣的花，这一形态被形容为“象六出花”，也正是“六花阵”的得名原因。
“六花阵”中的7军，左军、右军、中军均不难理解，而左右虞候，则需要解释一番。虞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官职，早在《左传》中，就有“薮之薪蒸，虞候守之”的记载。但时代不同，虞候的职能也不相同，《左传》中的虞候，是掌管山林的官员：而《水浒传》中，陷害林冲的陆谦，也是虞候，这里的虞候指的则是官僚的侍从；在“六花阵”中，虞候则是司职侦察与后勤。而每一军，都是由若干队组成的。在第四章分析北宋“本朝八阵法”的阵图时，我们列出了驻队、战锋队、跳荡奇兵等名称，这些其实都是沿用自唐代的战队名，驻队、战锋队均为步兵，跳荡奇兵则是马军。“六花阵”中的战队以50人为1队，每队有队头1人，副队头1人
“六花阵”在下营之时，除了注重阵形外，同样重视营地的安全，在下营之前，将领会派遣跳荡奇兵、马军、战锋队、驻队等主战力量严加守备，当营地布置完成后才能归队安置。在拔营出发时，则要让跳荡奇兵、马军前往军营二三里处成列戒备，步兵的战锋队与驻队则全副武装在拔营外20步的地方成列戒备，等到营中的辎重都整理完毕，步兵在辎重队20步处护送，而马军则在而立之外先行引导。马军先行，是为了便于侦察戒备，骑兵速度快，便于传递消息。每当遇到高处，马军就要派遣3到5名骑兵前去观察。诸军行动的顺序是先为右虞候军、右军、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左虞候军，每军都是先出马军，再出步军。而之所以以右虞候为先，以左虞候为后，则是因为前文提到的虞候职能。虞候司职侦察与后勤，而左右虞候又各有分工：右虞候军既要先行探路，更要负责修理道路，架设桥梁，还要检查水源和草料，实际上身兼今天的侦察部队、舟桥部队的职能；而左虞候军则相反，负责的是善后的工作，也就是说，右虞候军架设的桥梁，在沿途为行军做的布置，都是由左虞候军来进行收拾整理，毕竟军用物资是十分珍贵的。也正因为如此，当“六花阵”由行军状态进入下营状态时，则是由左虞候军先行入营，右虞候军则最后入营，不过兵种入营的顺序仍然是先马军，再步军。
而在行军途中，指挥官也会根据地形调整行列，排定队伍，决定各部行进的次序。如果道路狭窄，步军就要以队为单位行进，只容一队通过的地形，唐军以战锋队为首，战队为次，驻队为后，依次通过。当在地形稍平坦处行军时，则实行统行法，稍平坦处的统行法为锥形纵队，战锋队在前，再为两战队并行，最后是两战队并行，这5队250人称为一“统”。当地形极为平坦时，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则采用5队横列并行的统行法，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小方阵了，5队横列并行，第一队仍为战锋队，第二第三队为战队，第四第五队为驻队，在5队战斗队形的后面，还附属有辎重队， 如此一来每统有300人。辎重队附在战队之后，不仅是为了保障后勤，在遇敌时也可以遥为声援。李靖在侦察上同样是小心谨慎的，除了沿用派遣骑兵携带五色旗勘察地形外，李靖认为若要进入山谷林木、渡水狭路之地，以及下营决战之地，一定要严密搜索百里之地的情况，确保没有伏兵。
“六花阵”无论是下营还是行军都颇具章法，战队遇敌配置也是极为详备，那么,当遇敌对战时，整个“六花阵”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首先，当斥候查明敌军来袭信息后，众将士着甲持械，全副武装，根据中军大将五方五色旗所发出的信号明白敌军来袭的方向，整顿兵马向前布阵，严加戒备，听取大将的指挥行动，这个时候“六花阵”就由行军阵形改为战斗阵形。
7军布阵的顺序与出营时一样，右虞候军先出，然后是右军、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左虞候军殿后。下营时的“六花阵”以两万人分为19营，临战时，全军两万人中一万四千人为战斗人员，剩余六千则作为后勤人员。参战的14000人，以50人为1队，分作280队。在280队中，7军马队共计80队，其余200队则为步兵队，其中左虞候军与右虞候军各有28队，前后左右4军各27队，余为中军所属。为了防止敌军集中兵力冲击阵形，需要在7军部署由3个队的兵力.150人组成的大队，中军部署有3个大队，其余六军每军2个大队，全阵共计大队15个。在大队之外，还有85队战队和85队驻队。战队在前，85队战队占地1700步，85队驻队则部署在战队之后，骑兵部署在驻队左右，骑兵下马备战。无论是战锋队、战队、驻队还是辎重队，其指挥官均是正副队头。正副队头同样分工明确：队头是全队指挥，当遇敌对战时，队头居前，队头之后是队中最为悍勇的军士“引战”,“引战”之后则是负责发布命令的旗官，之后将士兵分为5行，第一行7人，第二行8人，第三行9人，第
四行10人，第五行11人，呈梯形分布，副队头则身处队列的最后，手执陌刀，进行督战，如果战斗中有士兵畏战退缩，副队头就要执行军法，将其就地斩杀。
阵形发动时，击鼓为号。首先发动进攻的是弓弩手，这其中弩手因为弩机射程远、威力大，最先接敌，当敌军近至150步时，弩手首先发箭杀伤敌军，而弓手则在敌军近至60步时发箭，若未能阻止敌军，当敌军近至20步时，弓弩手舍弃弓弩，将其交予驻队，改换陌刀等长柄兵器，与战锋队一同向前奋勇击敌。当步兵向前接敌时，骑兵根据战况出击，如果步兵未能阻挡住敌军的冲击，有向后退却的趋势，则骑兵要向前迎击，后退的步兵则趁此机会回阵整顿，再回援骑兵，马步配合，共击敌军。如果敌军退却，骑兵也不能马上追击，而是要在判断敌军溃退的情况后才有所行动，如果敌军退却之时队伍散乱，将士惊恐，才能派骑兵追击。马军、战队出击迎敌，而“六花阵”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驻队则负责坚守阵地，同时守护辎重，只有在无须防守的情况下才出战迎敌。
更为难得的是，《通典》还为我们留存了“六花阵”在山地对决敌军的战
法。当敌军占据山地等险要阻击时，军阵不得横列，而是要改为纵队，这是为了减少敌军己弩对我军的杀伤。
进军时，弓弩手与战锋队交替分布，驻队则呈雁行分布，各队根据鼓角旗帜行动，由黄旗指示进攻的方向，鼓声一起，弓弩手与战锋队共同进攻，继而骑兵发起攻击，与弓弩手、战锋队合力。与平地对战不同之处在于其步兵进攻是由弓弩手与战锋队共同出击的，而非先用弓弩，再进行格斗战。
综合看来，“六花阵”虽未有阵图流传，但是依靠文字记载，大致能够还原其接敌策略，在平地时，先以弓弩射杀敌军，再由战队与敌接战，骑兵相机而动，驻队则坚守阵地，这与北宋“八阵法”以弓弩驻队在外，步兵在后，骑兵再后的作战思想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唐军的弓弩手需要在射击完成后即要持刀棒进行格斗，且驻队在内；而宋军以弓弩手为驻队，部署在阵形外侧，且在唐“六花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支游军。若是攻坚，则要改横为纵，让弓弩手与战锋队一同进攻，骑兵则作为后备队，在战况不利时作为奇兵突击敌军，与弓弩手和战锋队形成合力。
“六花阵”的基本战法与“八阵法”一样，在于以自身的稳固击溃敌军，同样是平地御敌之法。李靖将“八阵法”进行精简，除中军不变外，以左右虞候、前后左右军六军替代八阵，利于阵形的有序变换，在出阵、出营阶段，七军均是按照右虞候、右军、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左虞候的次序进行，而收军阶段，则是按照左虞候、左军、后军，中军、前军、右军、右虞候军的顺序进行，使得整个“六花阵”行止有序，为“堂堂之阵”。这种秩序不仅表现在7军中，也表现各队之间的行动。唐军的队分为五等，前三等为骑兵，分别是跳荡队、马军队和奇兵队，步兵的战锋队与驻队居后，五等战队在出战时均有军官押领，使队伍有序行进，不会错乱。
行文至此，我们分析了“六花阵”在下营、行进、临战的各个形态以及兵种的构成，但是，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答，那就是“六花阵”到底是方阵还是圆阵？其实，从北宋根据“六花阵”还原的北宋“八阵法”以及《李卫公问对》中的“外画之方，内环之圆”中看.“六花阵”的外形应是方阵，同时又具备了圆阵的“内核”。
方阵，是历史悠久的阵形。前文提及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军阵，慕容恪“甲马阵”、“函箱阵”都是方阵。那么,方阵经久不衰，是因为其具备训练简单，变化多端和攻守兼备的特点。方阵是最易训练的阵形之一，只要士兵能与基准点对齐进行纵横排列，方阵即成。只要经过简单的训练，军士即能掌握。莫说需要上阵杀敌的士兵，今天的小学生经过训练后，也能在运动会开幕式上组成方阵行进，并进行简单的变阵动作。方阵结成后，只要士兵能够行进一致，就具有成倍的战斗力。换言之，方阵就是把个体的力量凝聚成整体的力量。
同时，方阵也是变化多端的，方阵看上去只是一个简单的阵形，但是其内部却能进行丰富的排列组合，方阵既可以分化为几个阵形分列作战，也可以根据兵种配备的差异，进行多种战法。以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方阵为例，如果以步兵为阵表，以骑兵居中，是为防守战法。隋朝名将杨素在对战突厥人时，属下诸将往往采取传统的抵御骑兵之法，军中步、骑、车兵具备，以鹿角结成方阵，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厥骑兵对阵形的冲击。相反，将骑兵放在阵表，而以步兵为核心，则可发挥骑兵的机动性与冲击性，增加方阵的灵活性和攻击性。
方阵同时也是一个攻守兼备的阵形。在进攻时，方阵一方面可以凭借密集的阵形压迫敌军；另一方面，就如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军阵一般，以多兵种依次攻击敌军：一号阵中分布着弓弩手、车兵、步兵、骑兵诸多兵种，每一兵种都有各自的出击顺序。方阵同样是优秀的防守阵形，唐军在行军途中遇到伏击时，各队要迅速结成以两战锋队为表、两输重队为里的方阵，保护辎重。但是方阵在进行防守时，必须注意相互配合，保持阵形的严密，不能产生空隙。《通典》记载唐军结成方阵与敌交战时，如果敌军攻击方阵的前端，就要停止前进，使阵形牢固密集，如果敌军攻击方阵的尾部，此时前部若继续行进，就会产生空隙，因此指挥官要保证方阵的紧密，“勿使断绝”,才能保证方阵不被击破。《武经总要》中说“凡军行，遇敌即缩为方阵待战，方阵具军行次第门，敌人或击我前，或击我后，进未止得者，其阵中间最忌断绝，须速令总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断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函箱阵”就是以方阵的形态来完成守卫任务，到了唐代，以方阵护送辎重的方式并未改变。
方阵有诸多优点，但是缺点同样明显，且其缺陷也正是其优点“紧密”所带来的：如果阵中士兵军心稳定，士气旺盛，紧密的阵形可以加强战斗力，相反，如果军队士气低落，甚至军心涣散，那么这种情绪反而会借助方阵传播开来。而且，方阵在行进时士兵是面向前方的，后方与侧翼易遭袭击，就算阵表士兵全部面向敌人，仍然有防守死角。因此，作为平地御敌，尤其是防御骑兵的“六花阵”,需要融合圆阵的内核。
相对于方阵的攻守兼备，圆阵则更注重防守，尤其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圆阵往往能发挥奇效。这是因为圆阵以环形布置，它的战线是全面而均匀的，圆阵不存在前方后方，圆阵的每一个方向都是正面对敌，而兵士的后背均有同伴护卫，他们可以全神贯注应对面前之敌，圆阵可以同时应对四面八方的进攻，这一点是其他阵形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圆阵尤其适合应对灵活机动的骑兵部队。历史上以圆阵取得的战术胜利，多数是在敌众我寡、面对骑兵的情况下发生的。项羽在垓下被击败后，面对汉军骑兵的追击，在只有20余骑的情况下，因山为圆阵，向下冲杀，取得大胜；李陵面对10万匈奴骑兵，同样是环车为营，结成圆阵，且战且走，给予匈奴重大伤亡；三国时期的魏国名将田豫，在北征乌丸时，遭到胡骑的伏击，田豫同样是“因地形回车结环阵”同时阵内布满弓弩手，在阵形间隙处布置疑兵，大败胡骑……圆阵对骑兵的防守战果可谓不胜枚举。除了应对骑兵，圆阵在下营时也得以广泛运用，所谓“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六花阵”作为“八阵法”的“传人”,必然要具备随机应变、相互配合、善于防守的特点，这也使其必然兼具方阵与圆阵的特点，因此，无论是“八阵法”还是“六花阵”,都是融合方阵与圆阵的阵形，不必执着于它们到底是方阵还是圆阵。
然而，在正史中，并未找到李靖使用“六花阵”实战的记录，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从《通典》等文献的记载来看，“六花阵”与其说是一种阵法，不如说是一种包括下营、行军、战斗的军事体系，是“正”法，是唐军最基础的战法，但是兵者以正合以奇胜，上述杨素部将的方阵，在杨素看来是“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因此杨素改用骑兵为主战力量，与突厥决战，一举击破突厥达头可汗的10万大军。历史上唐军的大胜多数是由以骑兵为主的运动战取得的，尤其是“六花阵”的创造者李靖，立下了平定东突厥的不世之功，而其两次击败颉利可汗，都是靠不过1万骑兵的运动战取胜的，可见其作战风格在谨慎的基础上更显大胆果决。而继李靖而起的苏定方，先是以200骑兵突袭颉利可汗牙帐，生擒颉利可汗，又在征讨西突厥时以500精骑击破数万突厥骑兵。在灭西突厥之战中，苏定方以步兵阵抵御突厥骑兵冲击，亲率骑兵击溃突厥军队，接着长驱直入攻灭西突厥。实际上，这些名将的成功，也显示了唐军的作战特点，既有严整的军阵，又能够灵活机动作战，这才使得鼎盛时期的唐军能扬国威于万里之外。
3.纸上谈兵的军事爱好者
——始于唐代的阴阳家兵阵
大唐既有李靖这样精通阵法的名将，也不乏对阵法一知半解的纸上谈兵者，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一章中提到的《太白阴经》作者李筌。李筌，《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哲学大辞典》等辞书对他的定义是一个道教学者，而他的生平也更多的是与道家联系密切。李筌，在正史上无传，只能通过散落的文献了解其是唐玄宗时代的人，据说开元时任荆南节度判官、仙州刺史(一说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示),后来因为李林甫的排挤而入山问道，曾在嵩山修道，后不知所终。在李筌有限的生平中，并未找到一丝领兵作战的记录。而偏偏李筌又是一个军事爱好者，不仅留下了《太白阴经》这一著作，还为《孙子兵法》 作注。确实，李筌对军事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太白阴经》共10卷，包含了军事谋划、选将刑罚、地形兵势、攻守战具、行军筑城、阵图、祭文等方方面面。在书中，李筌重视政治对于军事的影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示出了他对于军事理论的探索。在《太白阴经》中也保留了大量军事资料，这些都是其贡献。
然而，精于军事理论的人未必是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提出的道理，往往是对的，但有时也是片面的。例如李筌提出：“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何有险易哉。”他的论据是刘禅坐拥天险，因为昏庸仍然不免亡国。话虽然没错，但是，蜀汉能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能臣武将相继凋零的情况下以益州一州之地坚持30年，蜀道之险功不可没，若是没有天险，蜀汉的覆亡必然更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固然没错，但是忽视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军事家所为。李筌军事思想的特点就是长于问题的发现，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对阵法的论述上这一点尤其明显。
在《太白阴经》卷六《阵图》的总序中，李筌提出：“战阵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无穷。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以不教之阵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李筌认为，战阵是不需要按照阵图来排列的.要因敌制胜，用训练之阵来作实战之阵的将领，是庸将。这显然是片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阵图的训练，士兵如何“兵形象水，因敌制胜”？当敌军来袭时，士兵没有练习过应对办法，仅凭随机应变，恐怕早已溃散了。相比之下，李靖则是根据不同的境域给出不同的应对阵形，虽不一定能制胜，却足以自卫，李靖显然是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军事家。那么,李筌为什么提出“战阵无图”呢？恐怕还是因为李筌希望能由自己来解释战阵，只是他的阵法却与传统阵法失之千里。
以同样源自诸葛亮的“八阵法”为例，李筌复原的“八阵法”“天阵居乾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风阵居巽为风门，云阵居坎为云门，飞龙阵居震为飞龙门，虎翼阵居兑为虎翼门，鸟翔阵居离为鸟翔门，蛇蟠阵居艮为蛇蟠门。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乾坤艮巽为阖门，震离坎兑为开门。”而李靖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是旗号施名、队伍之别。在下营上，与李靖勘察地形，令指挥官居中并以环形加强守卫，以“分为七军，象六出花”命名“六花阵”的做法不同，李筌自创的“太白营法”,其阵名来源和下营之法充满了神秘的玄学色彩。关于太白营的命名：“经曰：参七里伐三里，连体十星为十将军，西方白虎之宿也，主杀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摇落，有若军威，故兵出而法焉"。李筌认为，以象征杀伐的西方白虎之星宿来命名营法，可以壮大军威，是以“美愿”代替“形象”来命名阵营，而前文提及的“方、圆、曲、直、锐、雁行、鱼丽、却月、八阵、函箱、六花”均是以兵阵的形象命名的，李筌的“美愿”阵名，也堪称开创了阵法命名的“蹊径”。那么这个“太白营”又是如何布置的呢？“地主居坎为地主门，和德居艮为和德门，大炅居巽为大炅门，高丛居震为高画门，大威居离为大威门，大武居坤为大武门，太簇居兑为太簇门，阴德居乾为阴德门。”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是八卦，对应八方尚可理解，而李筌以“地主、和德、大炅、高丛、大威、大武、太簇、阴德”8个星象来作8个门名就让人匪夷所思了：李筌作为道教学者，对这些星象自然是了解，可是以星象来命名阵门，莫说士兵，恐怕将领也是一头雾水，将士们还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吗？而太白营在对敌时的战法，更是让人一头雾水：“中营二千人为左右决胜军，大将卫五百，为幕二百五十人，守地四千尺，积尺得六百六十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三百六十步四尺，以营四面乘之，一面得地六十八步余四尺，其中营小每面加四十三步三尺三寸三分，通成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营有地二顷四亩余百五十七步一尺五寸九分。休门主一，居子；生门主八，居艮；伤门主三，居卯；杜门居巽；景门居午：死门居坤：惊门居酉：开门居乾。”除了营地的面积，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这些阴阳八卦的内容可以作为旗帜信号，但是真要以每卦来主生死、定胜负那就匪夷所思的。李筌的阵法，莫说是武将，就是饱读诗书的文臣，恐怕也读不懂到底要怎么布阵，怎么应敌，这样的阵法又有什么实战意义呢？
李筌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理由忽视阵图的作用，用自己的阴阳学说来解释和创造战阵，在后世却影响了一大批不懂军事的文人，以为只要凭借天道阴阳就可以解释战阵，将战阵的研究带入了歧途。宋神宗在研究“八阵法”的过程中就感叹：“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图，皆妄相惑，无一可取，果如此辈之说，则两敌相遇，须遣使预约战日，择一宽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
从先秦到清代，军队中都不乏各种迷信内容。例如先秦时期流行在开战前用龟甲进行占卜，无论是考古发现的甲骨文还是文献记载都印证了这一点。到了后世，占卜的方式大大扩展，其中一种就是“占星术”。占星术包括了“天占”“地占”“日占”“月占”“星占”“风角”“望气”等待方式，实际上是将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与军事行动结合起来。善于用兵的将领“假痴不癫”,以这些内容作为旗帜、阵的名号，对于布阵一知半解的文人术士则喜欢用这种玄之又玄的方式来解释战阵。这其中，就有明代人张烨， 张烨的生平记载较少，可知是明永乐年间的举人，在《续武经总要》与《武备志》中，有大量张烨根据阴阳数术推演的阵法，包括“风扬阵、云垂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土方阵、金圆阵、水曲阵、木直阵、火锐阵”等传言为诸葛亮所作的阵法。这些阵法无一不是根据“天衡地轴”的思想推演的，并无实战价值。尽管这类阵法没有实战价值，但是有着崇古情节的古人，却不能摆脱李筌的影响，在兵书之中，往往还是会将其与实战阵法一同记录，例如《武备志》中，还是有六甲营阵、奇变八门阵等阴阳阵法.虽然比起李筌的阵法更具操作性，但还是与实战阵法相去甚远，只能聊备一说。
不过，事物都不能走极端，单纯强调灵活机动、自由创作固然不妥，但是若一板一眼周守阵图，不能灵活机动， 那又是大错特错了。
㊆旗垒兵矢；壮士甲马马
——宋元时期兵阵的集成
1.朕上不了战场，但朕也想指挥
——皇帝钦赐的阵图
关于兵阵的论断，最精辟的当属岳飞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兵阵的运用，要将严格的训练和灵活的运用合二为一。如果说是《太白阴经》认为不需阵图走了“存乎一心”的极端，那么北宋自宋太宗赵光义以下的诸位帝王，则走向了拘泥于阵图的极端。
北宋一朝以繁盛的经济与文化闻名，相比之下，其军事能力就相形见绌了，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在于北宋立国之前，作为屏障的燕云十六州已经被后晋石敬瑭“赠与”契丹，使得华北平原直接暴露在契丹铁骑的威胁之下。尽管后周世宗一度北伐收复三州三关，但柴荣旋即病逝，宋太祖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之初，也设置封桩库意图取回燕云十六州。宋太宗继位后也御驾亲征，只可惜高粱河之战大败而回，北宋统一全国的步伐戛然而止。在失去了地利之后，北宋的军事战略转向防守，以步兵结阵对抗骑兵是优选。主观上则是宋代帝王对于武将的防范而造成的军队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宋太祖陈桥兵变，欺负后周“孤儿寡母”,虽然在后周的基础上平定南方诸国过程中也依靠了诸多武将，但是武人出身的赵匡胤对于五代时期频繁出现的藩镇与改朝换代深存戒心，在继位后开始逐步中央集权，收取武将的权力，留下了“杯酒释兵权”的典故。宋太祖的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烛光斧影”之后，太宗继位，对武将防范更甚，甚至不让武将有便宜之权，让将领失去了指挥权，难以根据战场情况调整战术，施展不了手脚， 非常被动。
宋太宗也是御制阵图的首创者。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有“杯酒释兵权”的典故，但是其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却给予诸将充分的便宜之权，宋太祖本人更是不热衷于创制阵法，但是宋太宗一方面猜忌将领，另一方面又缺乏军事能力。在高粱河之战后不久，辽军南下，宋军北上抗敌。在满城之战中，宋太宗就将自己制定的阵图发放给将领，要求前线将士按照阵图部署“八阵”,宋军主帅崔翰依据阵图布下阵形后却发现，宋太宗的“八阵图”,8个小阵之间相距竟达百余步，相互之间不仅难以配合，而且因为过于疏散，甚至出现了军心涣散的情况，虽然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向崔翰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崔翰因为害怕承担“矫诏”的罪名而迟疑不决，关键时刻，赵延进和监军李继隆挺身而出，愿意承担罪责，而根据实际情况将军队分为正奇两阵，与辽军3次交锋，大破辽军。只不过， 即使有这样的案例，宋太宗仍然没有改变御赐阵图的做法，反而经过潜心研究，创造了一个大阵，也就是“平戎万全阵”。
从阵法的名字不难看出，宋太宗对这个阵法是寄予厚望的。只是，万全阵真的能万全吗？
因为失去了牧马之地，北宋虽然大力开展马匹的培育和饲养，但是这些马匹过于温顺，难以适应战场需要，而辽军的骑兵则灵活机动，来去如风，成为北宋军队的最大威胁。高梁河之战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宋太宗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决心，在雍熙三年(986年),也就是高粱河之战7年之后，宋太宗兴3路大军挥师北伐。战事之初，3路大军进展顺利，结果辽军依靠精锐骑兵的机动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击败主力东路军，因东路军战败，导致其他各路军也相继被辽军击败，《杨家将演义》的主人公杨业也正是在这一战牺牲的。估计也正是因为雍熙北伐的惨败给宋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因此，宋太宗才在雍熙四年向潘美、田重进、崔翰等亲信将领授予自己心中的良方——“平戎万全阵”：
前行，每队五十人。后行，每队并三十人。前后并五队为一点。每队计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车一、兵二十二，并十地分为一点。右万全阵法，凡九围，共成一阵(内三为方阵，一为前锋，一为后殿，二为左翼，二为右翼)。凡中心连排方阵三，每阵各大将一人生之。其阵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东西占十七里。每阵周回二十里，计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为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战车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车上，四人掌拒马四、小牌四、枪四、剑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弓三、圆牌三)。一阵计千四百四十地分，战车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人。无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为一队，计百六十六队。余二十人。其兵士队于阵内列行(拒马五千七百六十，枪五千七百六十，剑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二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剑四千三百二十，围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楼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计八十人。凡阵之四面，列战车榜牌，及诸兵器，皆持满外向。车中贮糗粮、军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门一门为临时启闭之节。东西稍阵，各用骑兵万人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计六千二百五十步，计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后行配三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东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马计三十队，每路各浮图子排列，计百六十五骑(轻骑七千五百人，骑枪七千五百条，团牌七千五百面。剑三千七百五十口，东西阵各剑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朵三千七百五十条，东西稍阵各骨朵千八百七十五条)。前后阵各用骑兵五千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每队并队哏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三十步，计一十一里七十步。后行配三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余十八人；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九十五步，计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马计五十队(后阵成两路牌),每路各浮图子排，计二百七十五骑(轻骑三千八百人，骑枪三千八百条，田牌三千八百面。剑一千九百口，前后阵各剑九百五十口。骨朵一千九百条， 前后阵各骨朵九百五十条)。三阵图凡用兵士十四万九百三十人(十一万三百八十人步，内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万六百五十人骑，内六百五十人充探马。数内骑军及无地分兵士共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三万六百五十人骑，一万五十人步也)。伏详圣制特以河朔之壤，远近如砥，胡虏恃马常为奔冲，故因洞尝馀法增广其制，所以挫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循名摘实，知神谋之有在矣。
根据《武经总要》的记载，简而言之，“平戎万全阵”是一个由14万人组成，配备了战车、骑、弩、枪、剑、盾、望楼、拒马等战具的大型战阵。全阵呈九宫型，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前锋、中军、后殿以及左右两翼，中军3阵居中，正前为前锋，正后为后殿，左右两翼具分为前后两军。“平戎万全阵”的核心是其中军。中军由并排的3个大型方阵组成，每个方阵是方5里，周长20里的正方形阵形，3个方阵各由1名将领统领，3个方阵每个相隔1里，中军东西相距达17里。在每个方阵中，500步设一辆战车以及地分兵24人(3人在车上，4人掌拒
马、小牌4、枪4、剑4,6人掌床子弩，4人掌步弩，4人掌棹刀、小
牌2,3人掌弓、圆牌3),每阵战车1440乘，地分兵31680人，无地分兵5000人，分为166队。除了战车，以及地分兵所配备的阁中武器外，还有一个其他阵形中罕见的装备——望楼，用于观察和指挥。左、右翼各有两行，前列125队，每队50骑兵；后列125队。每队30骑，左右两翼均为1万骑。合计两万骑。前后两阵亦是有骑兵组成，均分为前后两行，前行62队，每队50骑，共3100骑；后行62队，每队30骑，共1860骑，另有探马40骑，共计1万骑。阵形如图所示：
通过“平戎万全阵”的兵力分布不难看出，兵力主要集中在中军的3个方阵中，虽然前后军以及左右两翼均骑兵，但是数量偏少而且布置得分散，显然不是主战力量，更多的是承担警备、侦查和掩护等辅助任务。全阵的主力是中军的步兵，全阵的核心就是以步制骑。
以步制骑，并不是宋太宗的发明，前文所说的诸葛亮“八阵法”,就是平地御寇、以步制骑的杰出代表，那么,“平戎万全阵”的实战效果如何呢？很遗憾，史料并没有这一阵法丝毫的实战记录，雍熙北伐失败之后，宋太宗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北伐，北宋军队的战略也由进攻变为防守。从实战的角度来看，这并非是憾事，而是北宋军队的幸事。“平戍万全阵”实在是有太多的致命弱点。
首先，占地过大，人数众多。如果《武经总要》记载无误，那么,如果要展开阵形，光长度就要17里，尽管宋代度量与今天有所差异，但是长达17里的兵阵依然是非常巨大的。而这长达17里的阵形中，分布着14万人。“平戎万全阵”可谓是人数之冠。这就意味着要展开整个平绒万全阵，需要极大的场地和时间。而在实战之中，谁能保证战场有如此的面积呢？又哪里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让将士从行军阵形转换为战斗阵形呢？
其次，缺乏进攻力量。这也是“平戎万全阵”最大的问题。宋太宗时代，北宋军队最大的敌人是辽军，在宋太宗的历次北伐中，宋军屡屡败在辽军骑兵之下。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宋太宗创造了“平戎万全阵”,只是“平戎万全阵”着眼的不是如何击败辽军，而是防御辽军。“平戎万全阵”有5个部分，前后左右4个部分虽然全部是骑兵，但是承担的是警戒、侦查等辅助任务，而不是用于与辽军骑兵对战。而阵中用于对抗辽军骑兵的是每阵为3万6千人的复合步兵方阵。每个复合方阵，装备了各种兵器，但是其防御骑兵的核心还是鹿角、战车这类器械，就算能如愿顺利阻挡辽军骑兵攻势，却难以对辽军发起反击，终究难以击败辽军。
再次，机动性过弱，这也是“平戎万全阵”的致命弱点。辽军在历次战役中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迅速调集骑兵，对宋军发起突袭。宋军虽然在总数上优于辽军但是机动性远远弱于辽军，使得辽军往往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击败一部宋军，再迅速转移兵力击败其他宋军。而在面对“平戎万全阵”时，辽军完全可以凭借骑兵优势袭击阵形的侧后翼，以此扰乱宋军阵形。
综合看来，“平戎万全阵”并不能达到克制辽军的目的，反而束缚了宋军的手脚，既不能“平戎”,更谈不上“万全”。而宋太宗御赐阵图以控制将领的办法，更是让之后的北宋军队在临战时陷入困境。
首先，自宋太宗开始直到北宋灭亡，宋军都恪守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将领更无便宜之权，使得北宋军队在面对辽、西夏、金的攻击时，往往陷于被动的境地。其次，作为祖宗之法，继宋太宗之后的宋真宗、宋仁宗等帝均继承了御赐阵图的做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爱好使得臣下纷纷创制阵图，献于御前。尤其是在宋仁宗时代，出现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阵图。名臣韩琦曾“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郭谘献拒马枪阵，赵珣上“五阵图”,并州知州杨偕上“龙虎八阵图”,刘宇上“大衍阵图”,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苏安静上“八阵图”,这些阵法有些起到了效果，有些则是纯粹的纸上谈兵，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
2.是时候总结一下了
——宋代典籍对阵法的总结
北宋君臣虽然未能依靠阵法“平戎万全”,在对辽、西夏、金的作战中屡尝败绩，但在客观上也使得北宋的阵法不再像前朝的阵法那般神秘(这当然也要归功于雕版印刷的普及)、作为北宋军事“百科全书”的《武经总要》,就记载了北宋开国至仁宗朝的阵法与对前代阵法的整理。在《武经总要•前集》的卷七和卷八，专门记录了阵法，其中卷七为“阵法总说”“本朝平戎万全阵法”“本朝八阵法”“本朝常制阵”,记述的均是北宋阵法，卷八则是对先代著名阵法的总结与探究，其中包括著名的八阵法、常山蛇阵，等等。
在进入《武经总要》的阵法世界之前，不如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宋军队的制式武器，从而更好地理解不同兵种的作用。从先秦到北宋，中国军队一直处在冷兵器时代，通过前文对阵法的研究，北宋以前历代军中使用的兵器也无非是枪戟、刀剑、弓弩3大类加上斧钺、骨朵、假简等冷门兵器，可谓一脉相承、大同小异。在“平戎万全阵”中，也出现了拒马枪、小牌、枪、剑、床子弩、步弩、刀、弓、圆牌等武器。这些兵器的形制图像均被记录在《武经总要》中。如下图所示：
弓弩：
以步制骑，弓弩是主要的杀伤手段。在澶渊之战中，宋军以暗弩射杀辽军统帅萧挞凛而士气大振，逐步掌握此战的主动权。因此，《武经总要》卷十二专门记述了北宋军中使用的黄桦弓、黑漆弓、白桦弓、麻背弓、黑漆弩、雌黄桦梢弩、黄桦弩、白桦弩、双弓床弩以及使用的点铜箭、铁骨丽锥箭、乌龙铁脊箭、鸣铃飞号箭等箭种。其中威力最大的就是床弩，以图中所示的小合蝉(形如两蝉)双弓床弩为例，前后各安一张弓，用绳轴绞张，用7人之力方可张弦，使用大凿头箭，射程达140大步。
拒马枪：
拒马枪，枪如其名，专门用来抵挡骑兵，军队立营时，将拒马枪聚在一处，用作防御，北宋军中专有拒马营，以拒马枪和鹿角为武器。《武经总要》云：“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贯，首皆有刃，植地辄立贯处，以铁为索，更相勾联，或布阵立营、拒险塞空，皆宜设之所以御贼.使不得骋故曰拒马。”
各色枪：
《武经总要》记载.宋代骑兵之枪在枪首之侧施倒钩，也就是图中的双钩枪、单钩枪和环子枪。至于步兵则种类更多，有素木枪、鸦项枪、锥枪、梭枪、槌枪、大宁笔枪种种。
刀剑：
宋代刀有手刀、棹刀、屈刀、戟刀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棹刀，棹刀两边开刃，刃首上阔下窄，可劈可刺，形如船桨(棹),因此名为棹刀。棹刀可谓是“三尖两刃刀”的原型，宋代四川在祭祀二郎神时，就以舞棹刀为戏。在“平戎万全阵”中，棹刀是重要的装备。除了棹刀，屈刀也是重要的军刀。屈刀，类似于我们熟知的“青龙偃月刀”,不过屈刀更为朴实，也更为实用。宋剑，厚脊短身，颇为实用。
望楼：
在“平戎万全阵”中，望楼是重要的装备。宋代望楼高达8丈，以坚木为竿，竿上施方阔6尺的板屋，板屋中置军士1人，名为望子。望子手执白旗，观察敌情，平安无事时将旗帜卷起来，敌军来袭时则展开旗帜，旗杆平放代表敌军逼近，旗杆垂直代表敌军已至。
盾牌
《武经总要》中的盾牌，无论是步兵盾还是骑兵盾都是木质，上蒙皮革。步兵盾狭长，上端尖锐下端方正，可以遮蔽士兵并且安放长枪；骑兵盾呈圆形，系于左臂，用来抵御飞矢。
车辆：
车也是抵御骑兵的重要装备，宋代战车常在正面放置排枪，有运粮、巷战等多种用途。
打击兵器：
在“平戎万全阵”中，有骨朵3750条。骨朵，即长柄锤，与铁鞭、铁简均为打击兵器。
看完兵器后，让我们重新回到阵法中来。
首先是北宋的“常制阵法”。北宋的“常制阵法”包括大阵、拐子马阵、先锋阵、策先锋阵、前阵、无地分马和拒后阵。
所谓大阵，即中军阵，亦是由驻队、战队组成，并不是专指一个阵形。大阵的阵形可以是长阵(常山蛇阵),也可以是方阵(四门斗底阵),须视情况排布。相较于“平戎万全阵”,大阵更为实用，也更为灵活。大阵之中，步兵刀手枪兵在前，配合盾牌和标枪。阵脚则以拒马和大车构成，其后布置强弓劲弩，包括威力巨大的双弓床弩，阵容坚固，足以抵挡敌军的冲击。这种兵力布置，上承诸葛亮“八阵法”与李靖“六花阵”,确实是对抗骑兵的良方。在步兵与战车之后是大阵的骑兵，当大阵为方阵形态时，骑兵处于阵形中央。骑兵若要出击，则开启阵形四边的4门。大阵的规模视将领数量而言，一将领3千至5千人，若阵中有10员裨将，则整个大阵规模也达3万至5万人。大阵之中，指挥明确，层层递进，且强调灵活机动，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堪称良阵。
大阵既为中军阵，那么也意味还有其他阵形作为其辅助，这些辅助阵形就是拐子马阵、先锋阵、策先锋阵、前阵、无地分马和拒后阵。
拐子马阵，全名为东西拐子马阵。拐子马的声名远播，还是要归功于宋金战争，但是拐子马并不是金军的原创，宋军之中早已使用拐子马阵作战。所谓拐子，并不是拐杖，更不会是跛子和骗子，而是指代两翼。东西拐子马阵实际上就是两翼骑兵，金军善于使用两翼骑兵作战，使得拐子马名震天下，而更早使用拐子马阵的宋军反而声名不显了。宋军设置拐子马阵，是因为在与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作战的过程中，宋军中军大阵屡遭敌军弓骑的集中攻击，一旦防御不住，就会阵形崩溃，全军溃散。为了应对少数民族骑兵，宋军设置东西两翼的骑兵来作为救援，只是从实战的效果来看，宋军的拐子马战绩有限，远不如金军的耀眼，才被金军抢去了“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