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尽玩乐。二年（公元606年），四方杂技，大集东京，各献绝技。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鳄、龟鳖遍地；鲸鱼喷雾蔽日，转眼化为黄龙，长七八丈；二人顶竿，上有舞者，忽然腾起，相互换位；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伎人皆衣锦绣之服，两京绵彩为之一光。四年，（公元608年），又集天下鹰师万余人于东京。十二年（公元616年），于景华宫，令数千人捉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
求长生不死之药。请嵩山道士潘诞炼金丹，为之修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给使，另常役数千人。潘诞云需石胆、石髓，广乃发石工凿大石深数百尺之坑数十处。凡六年，所费巨万，丹亦未成。
在位期间，屡屡夸耀于外，耗资无数。
三年（公元607年），作可坐数千人之大帐，以宴请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落，赐启民帛二千万段，其下亦各有赏赐。诸胡惊喜，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
八月，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可离可合，下施轮轴。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胡人惊以为神，十里之外，即屈膝稽首，无敢乘马。广大喜，赋诗曰：“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四年（公元608年），北巡出塞，行宫设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为之。内装机，触之，则铃发响。
广又慕秦皇、汉武之功，决心通西域，遣使至张掖，诱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迎送。浪费以万万计。
次年，至燕支山（在今甘肃永昌县西），以厚利引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焚香奏乐，歌舞喧噪；骑乘塞路，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又令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每年以亿万计之物转输塞外，路途险远，又有寇抄，人畜死亡者不少。
六年（公元610年）正月十五日，因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乃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一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照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即今日之元宵节。又令整修洛阳之丰都市，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胡人过酒食店，悉令邀请，醉饱而散，不取分文，胡客为之惊叹。其中聪明者，见以丝帛缠树，问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无言以对。
五、入侵高丽，损失惨重
七年（公元611年）二月，下诏讨高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至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以供军用。官吏督役严急，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腐烂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又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四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长矛手三万人。五月，令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五万辆，以运军需。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另有数十万人运送兵甲及攻城之具，往还在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山东诸郡负担尤重，一是令养马以供军役，一是发民夫运米，车牛往者皆不返，人员死者过半。又发鹿车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遥远，不足运者食粮，无可交纳，惧而亡命。因而耕稼失时，田地多荒，加之官吏贪残，百姓穷困，财力俱竭。人民断手断足以避兵役。
次年正月，一百一十三万余大军（号称二百万）皆集涿郡，编为左右二十四军。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终四十日，乃发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绵豆千里。广以为高丽会不战而投降，但事实相反，隋军遭到高丽顽强抵抗，先败于平壤，再败于萨水。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失亡荡尽。
广不甘失败，于九年（公元613年）正月，不顾群臣反对，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决定再次入侵高丽。四月，隋军攻辽东城，飞楼、木竿、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而高丽兵数万，灵机应变拒之。隋军二十余日不拔，双方死者甚众。六月，广令人造布袋百余万，皆装满土，筑宽三十步，与城同高之鱼梁大道，城内危机。时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书到，广大惧，被迫撤军，军资、器械、攻具、营垒、帐幕，皆弃之。
第二年二月，广召百僚再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但广以“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为由，一意孤行，再征天下兵，百道惧进侵高丽。士卒相继逃亡而不能止。高丽经过几次战争，困难亦很大，于是遣使求和。广甚为高兴，八月，班师。
十月，征高丽王高元入朝，元不至。广决定再次入侵高丽。因天下大乱，不果行。
六、信小人，杀勋臣
三年（公元607年），太常卿高颎和光禄大夫贺若弼等私议广太奢侈，为人所奏，广以诽谤朝政之罪，杀之。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进引贞良，当朝执政近二十年，朝野推服；海内富庶，颎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伤之。十二年（公元616年），建节尉任宗劝广勿幸江都，即日被杖杀于朝堂。
内史侍郎虞世基以谄媚取容，瞒上欺下，深得广宠爱。史云：“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益坏。”江都郡丞王世充，有口才，性谲诈，善察颜观色，常奉献珍物，由是得宠，迁通守。对其他官员亦是如此，凡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解职。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甚精，由边郡迂内郡，任博陵太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无生计，乃采树皮树叶，或捣稿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至自相食。
由于广穷奢极欲，大兴徭役，入侵高丽，民不堪其苦，纷纷起义，避征役者多往归之，徒众多者至十万余人。广虽派兵进行血腥镇压，然莫能止。加之偏信佞臣，诛杀勋臣，因之内部矛盾加剧。九年（公元613年），仆射杨素之子杨玄感发动兵变。虽被镇压，但农民起义和隋官吏乘机割据者进一步发展，先后有一百三十余起之多。广常提心吊胆，夜恒惊悸，呼有“贼”，令数妇人摇抚，才能得眠；十二年（公元616年）四月，大北殿西院起火，广以为“盗”起，惊慌出走，匿于西苑草丛之中，火定乃还。十二月，逃至江都。
广至江都，荒淫益甚，酒不寓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见天下危乱而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又引镜自照，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广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但从驾者多关中人，见广无西还之意，多叛归。广遣骑追斩之，而逃者犹不止。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三日，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动兵变，擒广于西阁。广曰：“我何罪至此？”兵变者数其罪，曰：“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欲杀之，广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不许，乃自解练巾授校尉令狐行达，缢杀之。死时五十岁，在位十五年。萧后与宫人撤床板为小棺，殡于西院流珠堂，后葬吴公台下（在今江苏扬州市北雷塘之西）。唐平江南之后（公元622年）改葬雷塘。
在此兵变中，隋氏在江都宗室、外戚，无少长皆被杀，唯秦王杨浩（文帝孙）素与智及（化及弟）往来，得保全之。
广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学士百人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年，修撰来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赌博、鹰狗，皆为新书，共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并置藏书室。
在位期间，曾遣人至赤土（今马来西亚中部）和流求（今台湾省）。
恭帝杨侑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生。炀帝之嫡长孙，父杨昭，母韦氏。
侑聪明，有气度。二岁，立为陈王，后为代王。九年（公元613年），炀帝东侵高丽，侑留西京。十一年（公元615年），从炀帝幸晋阳，拜太原太守。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一月，太原留守李渊攻入长安，奉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
义宁二年（公元6 18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杀炀帝于江都，立秦王杨浩（文帝第三子杨俊之子）为帝（九月，浩被毒死于魏）。
五月，侑被迫禅位于唐。隋经三帝，凡三十八年而亡。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八月，被杀，死时十五岁。葬手今陕西乾县阳洪乡乳台村南。谥曰恭帝。
唐
（公元618-907 年）
唐，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西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都今山西翼城县。
西魏左仆射李虎佐周代魏有功，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生子昞，袭封。昞生渊，袭封，及克长安，进封唐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五月，受隋禅，故国号曰唐。
立国之初，内忧外患，但经太宗、武则天、玄宗之治理，国势日强，国威远及波斯，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顶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国有郡三二一、县一五三八，人口从隋末不足三百万户（约一千多万人）上升到九〇六万户（五二八八万人）。全盛时期长达一百三十多年。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后，逐渐走向衰亡。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中，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斗争交织在一起，终于在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被后梁所代。至此，唐经二百九十年，其中含武则天称帝之周朝十六年，凡二十一主而亡。
中国从此进入最黑暗年代——五代十国，中国封建社会从顶峰上跌落下来，走向衰败。
高祖李渊
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于长安，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在今甘肃秦安县北）人。祖父李虎曾为西魏左仆射，赐姓大野氏（隋文帝相周时，复其本姓）；后佐北周代西魏有功，为柱国；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昞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独孤皇后是姊妹。
渊七岁，袭封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以诚待人，无贵贱皆得欢心。文帝受禅时，为禁卫官，与文帝甚相亲爱，后迁谯、陇、岐三州刺史。大业初，为荣阳、楼烦二郡太守和殿内少监。九年（公元613年），迁卫尉少卿。辽东之役，督运军粮于怀远镇。及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治所在今河南浚县东）之时，炀帝以其为弘化留守以御之，诏关右诸郡兵皆受其调度。任职期间，常树恩德，广交豪杰，众多依附，而为炀帝所猜忌。渊知之，甚惧，常纵酒纳赂以自保。十一年（公元615年），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参与镇压龙门、绛州起义军。次年，拜太原留守。时突厥寇边，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两军不满五千，渊选精骑二千，居处饮食如突厥，伺机击之，屡战屡捷，突厥退走。
三年（公元6 17年），天下大乱。渊之次子李世民怀安天下之志，积极准备举兵反隋。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晋阳宫监裴寂在世民授意下，私以宫女侍渊。谓渊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渊不得已而从之。
四月，渊使晋阳令刘文静诈作敕书，发太原等四郡年二十至五十之民悉为兵，进击高丽，以乱民心。由是人心惶惶，思乱者益众。及反叛者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在今山西宁武县管涔山上），渊以此为由，调集人马。旬日间近万人。
五月十五日，渊诬其副手、炀帝亲信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入寇”，执之入狱。十七日，突厥数万果犯晋阳，众皆以为威和君雅所召，渊乘机斩之。又卑词厚礼，与突厥相结，以安后方。之后，派长子建成和世民击西河（今山西汾阳县），打通南下之路。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七月，亲率甲士三万直指长安。军至贾胡堡（在今山西霍县北），遇虎牙郎将宋老生等阻拦，又值下雨，渊进退维谷，乃以书招瓦岗军之李密。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渊则卑词推奖。密甚喜，自此信使不绝。
雨久不止，渊军粮乏，又传突厥袭晋阳，渊决定回军太原。世民苦谏，渊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
八月初，克霍邑。议功不分贵贱，论功行赏，无所差异；劳赏霍邑吏民；原关中军士，欲归者，授官遣归。因而大得人心。及至长安城外，军至二十余万。十月，围长安，禁入村落侵暴，令：“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十一月，入长安，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炀帝嫡长孙）为皇帝，渊被封为唐王，总揽大权。又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争遣子弟入见，请降。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炀帝被杀于江都。死讯至长安，渊为之“痛哭”。五月，恭帝被迫禅位，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国号唐。改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废隋大业律令，继续隋之科举制度。
在军事上，效秦、汉之战略，先取陇、蜀（今甘肃、四川），再东争中原，南下江淮，收拾全国混乱局面。
西取陇蜀。六月，以世民为西讨元帅，与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薛举父子战于泾州（今甘肃泾川县）。经过五个月苦战，薛仁杲（其父举已病死）战败投降，西秦亡，唐尽有陇西之地。次年五月，擒凉王李轨，又尽有河西之地（在今甘肃武威至敦煌一带）。在此之前，派使者至巴蜀。于是自渔关，武关以西，北起灵武、敦煌，南至巴蜀，唐皆有之。
北灭刘武周。割据者刘武周，借突厥之力，欲与渊争夺关中之地。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屡胜唐军，占领太原，相继下晋州（今山西临汾县）、浍州（今翼城县），席卷山西广大地区。翌年四月，被世民击败。至此，来自北方之威胁，乃告解除。
出关东伐。征伐之主要战略目标，一是洛阳之王世充（国号郑），二是江陵之萧铣（国号梁），三是河北之窦建德（国号夏）。其次是江淮之杜伏威、辅公祏。四年（公元621年）五月，世民擒建德于虎牢（在今河南莱阳县），世充亦降，一战而灭二国。十月，赵王李孝恭俘萧铣，灭梁。次年，平岭南（指今广东、广西、福建及越南之地）。六年（公元623年），擒杀窦建德故将刘黑闼。据江淮之杜伏威及幽州之罗艺，亦先后入朝。至此，大统一之局面，基本告成。
统一大业既成，争夺继承权之斗争又起。
起兵晋阳时，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辞。及渊为唐王，将佐请以世民为太子，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渊遂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建成佐唐功不大，又喜酒色，好游猎，亲近小人，常与赌徒游。四子齐王李元吉，骄侈淫乱，多过失。而世民功名日盛，故渊有意以代建成。建成不安，乃与元吉协谋，各树党友，尤曲意奉事诸妃嫔，谄媚贿赂，无所不用，以求美言于上。而贵妃至洛阳私求宝货，世民则不与；为亲属求官，又不许。由是，诸妃嫔争誉建成与元吉而短世民。
五年（公元622年），世民以淮安王李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持渊手敕，为其父求封田，不与。婕妤诉于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渊怒。他日谓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之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被其家童数人拉下马，手指被打断。阿鼠恐世民诉于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凌暴妾家。”渊怒责之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凌，况小民乎？”世民再三解释，渊终不信。
世民每侍宴宫中，面对诸妃嫔，思母之早终，欷歔流涕，渊见之不乐。诸妃嫔亦乘机密谮之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渊为之怆然，由是疏远世民，日亲建成和元吉。
七年（公元624年），建成擅自募勇士为东宫卫士，又密召幽州突骑三百保卫东宫，还令其亲信庆州都督杨文干募壮士送长安，并令文干举兵，渊得知，甚怒。建成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渊怒意不解，将其拘禁，并许世民以为太子。后元吉和诸妃嫔相继为建成说情，渊意遂变，唯归罪于建成左右之人。
七月，渊校猎于城南，建成以胡马授世民。胡马烈马，建成意在害世民。世民乘以逐鹿，马蹶，被摔数步之外，世民复乘之，如此者三。世民谓左右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令妃嫔谮之于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渊大怒。时有司奏突厥入寇，渊乃改容待之，与谋突厥。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建成夜召世民，饮以毒酒。世民中毒，吐血数升，神通抉之还西宫。渊谓世民曰：“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书，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之，渊意遂改。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但未成功。乃谮世民智囊房玄龄、杜如晦于渊，而放逐外地。同时，建成借突厥数万围攻乌城（今宁夏银川市）之时，荐元吉代世民出征，调秦府名将和精锐之士加强元吉军。又阴谋在饯元吉宴会上，杀世民。世民闻之，左右劝其抢先下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犹豫不决。左右再三劝说，于是定计。
世民先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和谋害之事，渊听后愕然，曰：“明当鞫问。”次日（初四），世民伏兵玄武门。张婕妤窃知密奏内容，驰语建成。建成、元吉决定入朝，自问消息。至临湖殿发觉有变，即拨马东归宫府。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射杀元吉，又击败东宫和齐王府卫队，杀建成、元吉诸子。史称这次争夺帝位继承权之政变为“玄武门之变”。
政变之时，渊方泛舟海池。当得知此事后，先是大惊，继而以为委世民国事，“此吾之夙心也”。七日，立世民为太子，并诏：“自今军闺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八月，禅位于世民，自称太上皇。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秋，渊得风疾。翌年五月六日，死于长安大安宫之垂拱殿，时年七十，在位九年。十月，葬于献陵（在今陕西三原县城东二十五公里之土原上）。庙号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光孝皇帝。
唐朝之建立，李世民功劳最大，但李渊之作用亦不能否定。制定正确策略和政策，是其贡献之一。进军长安时，在策略上，北臣于突厥，以保太原之安全；奉隋为旗帜，以减少隋官吏之反抗；结盟于李密，以稳定东方。在政策上，悉除隋苛政，严格军纪，优待俘虏，对有功人员论功行赏，因而大得人心。
但渊好酒色，信谮言，以致功臣刘文静被杀，其次子李世民几乎丧生。
太宗李世民
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599年1月23日），生于武功（属今陕西省）庆善宫。高祖次子，母窦氏。年方四岁，一书生见之，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高祖用其语，名之曰世民。世民自幼聪明，见解高超，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测。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隋炀帝被突厥围于雁门。世民应募前往救援，以多设疑兵之计，使突厥误以为救兵大至，遂解围而去。
时天下大乱，世民阴怀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养士，广结豪杰，决心起兵反隋。但恐高祖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乃使晋阳宫监裴寂私以宫女侍高祖，乘机说之，高祖不得已而从之。
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高祖举兵晋阳，派世民等击西河，以打通南下之路。世民军纪严明，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必求其主而赔之。军至城下，民欲入城，听其自便。破城后，除忠于炀帝之郡丞外，其余不问，使其复业，秋毫无犯，远近闻之大悦。此次进军，往返才九日。高祖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并以世民为敦煌公，拜右领军大都督。
军至贾胡堡，久雨不晴，粮且尽，高祖欲引兵还太原。世民苦谅，不听，遂夜号哭于外，声闻帐中。高祖惊而问之，世民滦言撤兵之危害，高祖始悟。未几，太原运粮亦至。八月初，军至霍邑，天放晴，隋守将宋老生固守不出。世民曰：“老生勇而无谋，以轻骑挑之，理无不出。”高祖用其计，老生怒，引兵三万分道出击。世民冲其阵，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再战。隋军大败，僵尸数里。九月，世民率军数万攻渭北，所到之处，军令严整，秋毫不犯，吏民归之如流。至长安，增至十三万余人。
十一月，克长安，拜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正月，为右元帅，与其兄李建成督军十万夺取洛阳。军还，封赵国公。六月，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因割据者薛举父子寇泾州，高祖以其为元帅，将兵讨之。七月，与举相持于高墌（在今陕西长武县北），因得疟疾，遂委军事于纳言刘文静等，且戒之曰：“若来挑战，慎勿应也。”文静等不听，结果唐军大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八月，举死，唐军与其子薛仁杲相持于高墌六十余日。薛仁杲粮尽，将士离心，世民乃亲率数十骑首先陷阵，继之唐军表里奋击，呼声动地，仁果大败，投降。十二月，世民为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正月，出镇长春宫（故址在今陕西大荔县东之北寨子）。
五月，为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时东方形势紧张，东都落入自称为郑国皇帝王世充之手；河北之窦建德，自称夏王，相继占领洺州（今河北永年县）、相州（今河南安阳县）等地。突厥之傀儡刘武周统兵南下，据并州（治今太原市），企图占领今山西地区；其部将宋金刚攻陷浍州（治今山西翼城县）。高祖以“贼势如此，难与争锋”，欲放弃大河以东地区，仅守关西。世民以“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报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为由，请兵三万讨武周。十一月，引兵从龙门乘坚冰渡河，与宋金刚相持于柏壁之在今山西新绛县西南二十里）。时唐军乏食，民闻之，莫不归附，军食以充。世民乃休兵秣马，坚壁不战，由是敌军粮尽计穷。三年（公元620年）四月，宋金刚北走，世民追之，一昼夜行军二百里。至雀鼠谷（在今介休县西南），一日八战，俘斩数万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只一羊，与将士分而食之。虽然如此，仍奋勇追击，宋金刚大败。刘武周闻之大惧，弃并州，走突厥，宋金刚亦走突厥。七月，又率军击王世充。次年五月，擒前往救援之窦建德（七月，被高祖斩于长安），世充降，唐军进入洛阳。九月，高祖以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遂特置天策上将以授之，位在王公之上，并领高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
建德被斩，其故将皆惊惧不安，乃推举故汉东公刘黑闼，事为领袖，再次聚众造反，争杀唐官吏，建德旧部纷纷响应。十二月，世民奉命前往镇压。五年（公元622年）三月，战于洺水，黑闼败走突厥。
高祖原有意立世民为太子，因世民固辞，乃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后世民功名日盛，高祖又欲改立世民为太子。建成得知，惶惶不安，遂与其四弟李元吉合谋，各树党友，共倾世民。在危急之时，世民抢先下手。九年（公年626年）六月四日，杀建成和元吉于玄武门，史称“玄武门之变”。旋立为太子。八月八日，高祖禅位，九日，世民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改元贞观。
突厥不愿中国统一，虽前后赏赐不可胜计，但仍不断入侵。在世民即位之初，又以十余万之众，疾趋泾州，其主力直抵长安城北之渭水便桥。世民因“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遂倾府库赂以求和。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等六骑径至渭水，隔水而语，责其负约。俄而唐军继至，旌甲蔽野，军容甚严，突厥大惊。第三天，世民至城西，啖突厥以金帛，斩白马，与颉利可汗盟于便桥，突厥尽虏男女而退。史称之为“渭水之耻”。
渭水之盟后，有人建议：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大臣魏徵主张：“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世民接受魏徵意见，立足国内，励志图强，仅仅四年，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夜不闭户，行不带粮，是中国封建社会之鼎盛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其成功之基本原因：
一、顺乎民心
世民目睹隋朝迅速灭亡，深知“水所（意为可）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并对隋之灭亡深刻总结，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前车之鉴，使其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
世民既知民心之重要，亦知民之疾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对民有同情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畿内有蝗，拾取数枚，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对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
在位期间，还采取很多具体措施，以顺民心。
一是，轻徭役，薄赋税，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为达此目的，倡节俭之风。即位之初，明确指出：“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早在攻入洛阳之时，见隋宫殿，即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遣之。即位后，先后简出宫女三千余人；针对高祖童孺皆为王之弊端，曰：“岂可劳百姓养自己之宗族乎。”遂降宗室郡王为县公；又语罢贡献。新罗国献美女二人，林邑国献五色鹦鹉，令使者带回。十一年（公元637年），恐子孙从俗奢靡，乃预作陵墓，因山为陵，容棺而已。在位期间，整划州县，精简机构，减少官员，节约开支。
即位不久，突厥寇边，朝臣请修古长城。世民不许，曰：“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后又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
二是，宽律令。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世民犹嫌其惨，遂改为役流。十一年（公元637年），令房玄龄修定律令。变重为轻，仅死刑，就去其大半，天下称之。
量刑慎重。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对死囚尤慎重，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复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复视。由是全活甚众，冤案较少。还亲自查阅死刑案件。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在查阅死刑案件时，见应死者，悯之，乃令天下死囚三百九十人归家，来年秋至长安就死。翌年九月，无人督帅，皆如期至长安，无一亡匿，皆赦之。
二、选贤任能
选贤任能，是其成功之根本条件。
隋文帝杨坚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李世民则广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尤重视人才，曰：“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早在进军长安时，广收豪俊，引房玄龄为谋士。十九年（公元645年），得龙门人薛仁贵，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且择人慎重，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其用人总原则：“唯才是举”、“不私于党”。
不拘一格。魏徵才华出众，性刚直，为建成之心腹，是企图谋害世民之罪魁。玄武门之变后，世民当众宣布其罪行，又即予以重用。皇后之兄长孙无忌，欲用为宰相。因外戚掌权，历为所忌，结局大都不好，因而皇后固请曰：“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无忌亦辞，曰：“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世民曰：“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世民之叔父）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世民令百官陈得失。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所言该中当世要害；何系武官，不通经学，世民因而怪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世民即召见之，及与语，确不凡，大悦，遂拜其为监察御史（后官至中书令）；并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马周在任期间，曾多次上书，请以隋为鉴，薄徭赋，倡节俭，不实行世封制，建议在长安城中施行街鼓（城坊警夜之鼓）制度，均为世民所赞赏。
秦府旧人因未升官而不满。世民言于房玄龄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
用其所长。李世民针对上令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之论调。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后又强调：“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在所搜集之人才中，既有智多谋之房玄龄，又有当机立断之杜如晦，还有以谏争为任之魏徵，嫉恶好善之王珪，文武兼备之李靖，处繁治剧之戴冑。
用人不疑。有人建议，以阳怒之法，测臣之直、佞。世民拒之，曰：“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
光禄大夫萧瑀，性刚直，违众孤立，但得到世民支持，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十九年（公元645年），世民出征之日，有人告留守京师之房玄龄。世民令立斩告密者，并告玄龄，“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亲贤臣，远小人。常书督都和刺史之名于屏风，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坐卧观之，以备升降之用。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詹事李世勣得暴病，偏方云：“须灰可疗”，即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世民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弓矢，世民亲为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对细微处亦甚注意。七年（公元633年），宴请群臣及四夷酋长于玄武门，表演歌颂李世民功德之“七德舞”。太常卿萧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朝廷许多人原在刘武周等人部下，世民不许，曰：“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
十七年（公元643年），命画二十四功臣相于长安凌烟阁。
对佞臣和谄谀之徒，头脑清醒，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谀谄，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
世民曾止于一树下，爱之，殿中监宇文士及乘机誉之不己。世民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十九年（公元645年），世民辽东归来，过易州境，司马陈元涛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菜而进之。世民恶其谄，免其官。
三、纳谏如流
有自知之明。即位初，曾谓人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又鉴于隋之群臣恐惧，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之弊病，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将官吏言事之上书，皆粘之屋壁，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
历代“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但世民鼓励谏诤，常予重奖。魏徵是有名谏臣，敢于犯颜直谏。二年（公元628年），世民本欲幸南山，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徵问：“何也？”世民笑曰：“畏卿嗔。”一次，世民得一佳鹞，自臂之，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不止，鹞竟死怀中。六年（公元632年），世民被魏徵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声言要杀魏徵，曰：“魏徵每廷辱我。”皇后贺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世民转怒为喜。后魏徵亦曰：“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病，世民遣使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后与太子同至其第探视。魏徵死，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自登苑西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世民思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由于此，诸贤臣咸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亦能力争，不为面从。司马光曰：“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贞观时期，君臣水乳交融，亲如一体，开一代新风。
四、重在安抚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论止盗，有请以重法禁之。世民不许，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十二月，益都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不许，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
对待邻国，态度谨慎，不轻易发动战争，其原则：“必待有罪，然后讨之。”战争之后，又辅以安抚。
突厥数背盟而犯唐边境，蹂稼穑，掠子女，夺财物。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俘颉利可汗，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降唐者十余万人，漠南之地悉平。四月，妥善安置降民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风俗；派人掩埋突厥和汉人之尸骨；提拔其贵族至朝廷为官；任命颉利为右卫大将军，赏赐大量田宅。八年（公元634年），颉利死，命从其俗，焚尸葬之。
突厥既亡，北方各族君长至长安，请尊李世民为“天可汗”。突厥问题之妥善处理影响极大，各族纷纷要求内附。道路不绝，每年元正朝贺，常至数百千人。同年十一月，吐蕃（今西藏）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请婚。世民请使者冯德遐前往慰抚。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世民许以宗女文成公主。次年正月，命礼部尚书李道宗送文成公主于吐蕃。
唐朝建立之后，吐谷浑屡犯唐边境，又执唐使者，世民遣使劝说，十返无效。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大败吐谷浑，可汗伏允被其左右所杀。高昌王曲文泰屡阻绝西域朝贡，又击焉耆、伊吾。世民致书，示以祸福，希其悔过，文泰不听。十四年（640年）八月，唐军临碛口（在今新疆哈密县东南），文泰忧惧不知所为，发病卒，子智盛立，开门投降，唐乃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在今吐鲁番西）。于是唐之疆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州358，县1511），东西九五一〇里，南北一〇九一八里。
李世民之民族政策取得很大成功。在其去世时，四夷在长安之数百人皆恸哭，或剪发，或划面，或割耳，流血洒地，或请杀身殉葬。吐蕃松赞干布致书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讨除之。
五、赏罚严明
平洛阳后，贵妃私从世民求宝货，不与；为亲属求官，不许。张婕妤持高祖手敕，为其父求封田，亦不许。导致诸妃嫔争誉建成而短世民，险些被杀。
即位之后遵循“国家纲纪，唯赏与罚”和“不亲故人”之原则，正确处理赏与罚。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淮安王李神通争功，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世民曰：“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众皆悦服。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污解职，自陈曾在秦王幕府。世民谓其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令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可敢违！”相寿流涕而去。
九年（公元635年），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后军期，又诬告李靖谋反，被徙边。说情者言：“甑生，秦府功臣，宽其罪。”世民曰：“甑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且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
其第五子齐王李祐，轻躁，亲近群小，世民数以书切责之。祐不满，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举兵反，被赐死。太子李承乾，喜声色，好狩猎，又善于伪装；其弟汉王李元昌，所为多不法，亦数责之。同年四月，太子与元昌谋反，事泄，太子被废，元昌被赐自尽于家。
求实，是其特点之一。曾谓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李世民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欲自观国史。玄龄刪之，对玄武门之变，语多微隐。世民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又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典文章，不许，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
不好祥瑞。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树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世民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贤！”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李世民不但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代名将与书法家。
自幼就读兵书，演习弓马；十六岁从军，以疑兵之计，救隋炀帝于雁门；晋阳起兵，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之战略口号；在战斗中，常以奇兵取胜，或闭垒以待，以挫其锋，或冲其心腹，断其粮道，或各个击破，或乘胜追击。因而，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年二十四而定天下，是创建唐朝之大功臣。
作战勇敢。身经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屡处危境而泰然自若。
关心士兵。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治疗，士卒莫不感动。十九年（公元645年），将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因而百姓踊跃从军，募十得百，募百得千，甚至有自愿以私装从军者，未被募者，郁郁不乐。
综观李世民一生，不失为一远见卓识之皇帝。但晚年有变化，“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对下始有猜疑。又相继修建翠微、玉华等宫殿。死前有所悔悟，曰：“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并作《帝范》十二篇（《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赐太子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