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力二世在位的20多年间，马其顿由一个内乱不止的小国崛起为希腊城邦的首领，并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累积了巨大的优势。
马其顿统一希腊仅仅两年，腓力二世的遇刺就再次给王国带来危机，刚刚臣服于马其顿的希腊诸邦又开始蠢蠢欲动，希望借新国王立足未稳之际挑起事端，摆脱马其顿的控制。
被腓力二世所征服的希腊各城邦国和色雷斯、伊利里亚等地的一些部落纷纷乘机叛乱或宣布独立。年轻的亚历山大面对危险的局面没有犹豫，果断地首先率军出击，对敢于挑起事端的部落进行严厉的打击。
他首先率军挺进至巴尔干半岛北部，征服了背叛自己的伊利里亚诸部落，接着把色雷斯人击退至多瑙河畔。此时，过去曾与马其顿作对的底比斯人施展诡计，谣传亚历山大阵亡，马其顿军队群龙无首，乘机掀起了反对马其顿的轩然大波。亚历山大明白，底比斯是希腊诸城邦中有名的大城邦，它在希腊诸城邦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如不把这次暴乱平息下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先把底比斯的叛乱镇压下去，再对其他城邦进行威慑。兵贵神速，亚历山大火速挥师南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底比斯城下。底比斯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对亚历山大的大军无不惊慌失措。底比斯城被攻陷，变成了一堆瓦砾，全部居民都被变卖为奴。亚历山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底比斯的毁灭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希腊诸城邦望风归顺，纷纷表示臣服。随后雅典也表示臣服，并恳求宽恕。没过多久，各邦国又统一在亚历山大的领导之下，承认亚历山大为最高统帅。
亚历山大凭借自己出色的胆识和军事指挥能力，成功地镇压了希腊各城邦的反叛，稳定了混乱的局面，使自己的王位得到了稳固。
强烈狂热的征服欲望
亚历山大有着极强的征服欲望，在重新征服希腊，巩固了在马其顿帝国的王位后，他将征服的对象瞄准了富庶的东方。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波斯。
亚历山大强烈而狂热的征服欲望一大部分源自于其父腓力二世的遗传。腓力二世在遇刺之前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波斯的战争了。而从小受到的熏陶也在潜移默化地滋长着亚历山大的征服欲望。
亚历山大从小兴趣广泛又聪明勇敢，十岁时就驯服了一匹无人能够驯服的野马，腓力二世鼓励他说：“去建立你自己的帝国吧，马其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小了。”父亲的鼓励和先天的征服欲成为亚历山大后来征服世界的原动力。在腓力二世征服希腊的过程中，年纪轻轻的亚历山大随父亲身经百战，战争的不断胜利大大鼓舞了他的自信心，也助长了他从小就有的征服欲。
波斯帝国地处亚洲大陆，从美索不达米亚横跨到印度，由里海伸展到波斯湾，范围包括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公元前550年，居鲁士领导波斯各部落推翻米堤亚王国，建立波斯帝国。继而向外扩张，征服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叙利亚等地，又向东占领大夏（巴克特里亚）、粟特等地。王位传到大流士一世的时候，他实行巩固中央集权的改革；继续扩张领土，帝国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爱琴海及非洲东北部（埃及）。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波斯不断西进导致持续约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最后以波斯失败告终。波斯的统治激起各地人民的不断反抗，境内经常爆发反波斯统治的起义。公元前4世纪以后，波斯帝国国势转衰。亚历山大准备东征的时候，当时波斯的国王是大流士三世。
波斯帝国的面积是马其顿王国的50倍之多，财富实力更是雄厚。从表面上看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亚历山大却没有被这表面现象所吓倒，征服世界的欲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告诉他波斯只是一只纸老虎，并非不可战胜。亚历山大分析认为波斯帝国虽国土辽阔、军队庞大、威名犹在，但其势已衰，内部四分五裂，皇帝大流士三世是个意志薄弱、缺乏智谋的平庸昏君。而马其顿王国挟征服希腊的余威，气势正盛、锐不可当。亚历山大果断出兵，开始了自己的征服世界之旅。
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借口是波斯人曾蹂躏过希腊，又参与过对腓力二世的谋杀。据说，临出征前，亚历山大把自己所有的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全部分赠他人。当时有位将领迷惑不解地问道：“陛下，您把所有的东西分光，把什么留给自己呢？”“希望！”亚历山大干脆利落地答道：“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带来无穷的财富！”随后，亚历山大怀着征服世界的渴望，离开故土，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征程。
杰出的战争指挥艺术
亚历山大南征北战，连战连捷，创立了幅员辽阔、青史留名的马其顿帝国，在这一过程中他出色的战争指挥艺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取得战争胜利的坚实后盾。
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之旅的第一站是东方大国——波斯。
进入波斯后亚历山大遇到的第一次大的战役是于公元前333年秋季，在伊苏进行的一次大会战。马其顿军队（3万~4万人）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军队（12万~13万人）在奇里乞亚（小亚细亚）古城附近的伊苏（今土耳其伊斯肯德仑北）进行的一次交战。 马其顿军队攻占了几乎整个奇里乞亚后，沿海岸向叙利亚北部，朝腓尼基进发。波斯人通过阿曼山口前出至其后方，占领伊苏，从而断绝了它的交通线。此举出乎亚历山大意料，但他没有惊慌，在探明消息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决定击溃大流士的军队，为此将自己的军队折向伊苏。两军在皮纳尔河附近（伊苏地域）相遇。大流士的军队排成长达四公里的两个横队。马其顿军队的战斗队形由三部分组成：右翼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指挥下的重骑兵，中央是重步兵方阵，左翼由色萨利骑兵、伯罗奔尼撒人等组成的盟军。马其顿方阵的坚决突击决定了交战的结局，这个方阵首先击退了波斯人的左翼，尔后与色萨利骑兵协同，合围并歼灭了处于大流士军队战斗队形中央的希腊雇佣兵，波斯人四处逃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亚历山大保持了异常的冷静，他没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孤军深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为了巩固后方，亚历山大继续向南征服地中海沿岸港口，经过七个月的艰难围攻，攻克了腓尼基的岛屿城邦推罗城（在今黎巴嫩）。使自己再无后顾之忧，可以大踏步地向波斯的腹地展开进攻。
在围攻推罗期间，亚历山大收到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一封书笺，提出为了达成和平协议，他愿把半个波斯帝国割让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将军帕曼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他说：“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就采纳这个建议。”亚历山大回答：“如果我是帕曼纽，我也许会采纳这个建议。”帕曼纽眼中只有半个波斯帝国，而亚历山大想要的却是整个世界，也许正印证了那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如果说底比斯之战和伊苏战役是亚历山大在战略上才能展现的话，那么在高加米拉战役上的出色指挥则是亚历山大在战术上的巨大成功。
公元前331年10月1日黎明，在高加米拉村，马其顿军队与波斯军队展开决战。
波斯摆开了四千多米长的战阵，充分发挥其人数的优势，无论马其顿军队如何布阵，都要比波斯军队短五百多米，这样非常有利于波斯军队发挥人海战术，用刀轮战车和骑兵对马其顿进行正面和侧翼的打击。
面对这种1：5的兵力对比的劣势，亚历山大布阵的时候打破常规，排出了一个反传统的阵形。
亚历山大手中有两张王牌：一个是马其顿方阵，一个是精锐骑兵。这两张王牌的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决定着这场战争的成败。亚历山大的阵形排列为：
首先，步兵没有采用传统的正面布阵的方式，而采用了梯形布阵。这个布阵有三个用意：
其一，攻击方向不明，容易起到迷惑对方的目的。
其二，左梯形尾部折回并对外，有利于对抗侧翼的攻击。
其三，左梯形与敌方长阵之间有一大片开阔地带，有利于重装骑兵展开攻击，用以引诱敌方向这个方向攻击。
事实上，大流士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迅速派出骑兵向左侧这片开阔地攻击。而这一切都在亚历山大的计算之中。
其次，亚历山大率领骑兵向右侧前进，与左侧的战线平行运动。
这一行动出乎大流士意料。因为这一行动本身有绕过波斯的四千多米的长阵范围，从侧翼包抄的意图，这是大流士不能放心的，如果真是这样，波斯的长阵将被冲击得四分五裂。
于是大流士马上派出骑兵部队进行拦截。波斯的骑兵与亚历山大的骑兵平行运动，防其包抄、攻击侧翼。
然后，亚历山大正面的方阵开始向波斯长阵的中央发起进攻。
这样就形成了左侧缠斗混战、右侧骑兵平行向侧翼运动对峙、中央正面方阵冲击的战斗局面。
但是，这并不是亚历山大战术的全部，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一整团的轻装步兵——掷矛兵，他们使用弓箭、标枪、掷石器，主要用于攻击敌人的军官、骑兵和车兵。而这一团轻装步兵被隐藏在右侧平行移动的骑兵内侧，用骑兵挡住了敌人的视线，使敌人发现不了这一队步兵，起到了奇兵的作用。 亚历山大在等一个机会——等波斯长阵中露出缺口。
由于马其顿方阵的强大攻击力，波斯中央阵地开始动摇，于是大流士开始放出其终极武器——200辆刀轮战车。不过亚历山大早已准备了对策。这个对策是利用了马的特点，马是不会向长矛林立的阵地里冲的，它只走空地，于是亚历山大设计了一个陷阱。这样马就自然地跑到陷阱中而被困。几分钟之后，刀轮战车就被消灭了。
同时，左侧梯形阵地上的缠斗打得难分难解，马其顿阵地已经快守不住了。
这时，亚历山大带领的右侧骑兵还在不紧不慢地向侧翼运动着，既不进攻，也不撤退。眼看就要走出战场了。
亚历山大这一奇特的战法确实奏效了，他奇怪的战术使得波斯部队阵脚大乱。眼看亚历山大的骑兵就快走出战场了，大流士越来越担心侧翼受到攻击，于是派出了大量的骑兵向右翼布防。
从长阵中抽调骑兵布防右翼，而中央阵地正受着马其顿方阵的攻击，不可能向右移动来填补骑兵走后留下的缺口——亚历山大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当马其顿中路的所有部队，扑向波斯人队伍中央的薄弱处时，波斯军队中的西米亚斯无法迅速前进，并且得知左翼处于困境，便让自己的部队停止推进，去支援左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缺口。
正面马其顿方阵的攻击和亚历山大骑兵对缺口的冲击，使波斯阵线瓦解了，大流士三世见大势已去，落荒而逃了。
其实这时候马其顿的军队并没有彻底胜利，左侧梯形阵线岌岌可危，大有被消灭的危险。是追击大流士并杀了他？还是回援左侧阵线？这是个考验。 亚历山大在不甘心的心态下，还是很快地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放大流士逃跑，回援自己的部队。杀了大流士固然重要，失去了部队也无法真正地统治波斯。
高加米拉一战，亚历山大杰出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四万部队击溃了波斯号称的百万雄兵，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是亚历山大正确指挥的体现。此后，亚历山大运用自己出众的战争指挥能力指挥马其顿大军所向披靡，一直打到今天的印度附近，建立了庞大的马其顿帝国，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英年早逝，恐怕征服整个世界并不只是个梦想。
彪悍勇猛的虎狼之师
亚历山大在位短短十三年，连战连捷、横扫欧亚，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马其顿帝国。这样巨大的成功，要归功于以下三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两点，一是亚历山大强烈的征服世界的欲望；二是亚历山大出众的战争指挥艺术；而第三点则是马其顿军队在亚历山大训练下的强大。前两点是亚历山大自身素质的体现，而第三点则是马其顿世代积累的结果。
马其顿实行的是常备军制度，这与当时其他城邦还在实行的藏兵于民的制度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所谓的藏兵于民制度就是在和平时期国家并没有军队，人们都从事劳动生产，而一旦有了战事，平时从事生产劳动的老百姓就拿起武器，响应国家号召，成为征战的战士。这样的好处是国家没有繁重的军费负担，但这种制度的弊端更大。在这种制度下，士兵的装备都是自己来负担，这就限制了一部分人为国效力的能力，只有少数经济上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才有可能拿起武器，不利于全面动员战士参战。而且这种制度也不利于部队大规模战术阵形的演练，对军队战斗力也是一大削弱。而马其顿实行的常备军制度，所有装备军饷都由国家来出，部队长期在一起训练，形成了互相间的默契，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马其顿军队中的马其顿方阵和同伴骑兵就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马其顿方阵古已有之，但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手里发展到了极致。
马其顿方阵这种军事编制跟现代军队的编制极其相似。通常64名甲兵组成一个排，128人组成一个连，256人组成一个营，1 024人组成一个团，4 096人组成一个师（即初级方阵）。初级方阵跟现代的一个师相同，是自成体系的多兵种作战部队，它除了重步兵外，还包括（在满编的情况下）2 048名轻装盾兵，1 024名辅助兵和一个1 024人的骑兵团，总计8 192人。每个联合方阵由四个初级方阵组成，相当于现代一个小型的军或野战军，约32 000人。这就是亚历山大远征部队标准的编制情况。
马其顿方阵在作战时排成很长的横队，纵深16人，士兵与士兵之间有着较大的间隔，马其顿长矛通常握在离柄端3至6英尺的位置，方阵前面4至6排士兵的矛头对准前方，后面各排士兵握矛的姿势有的倾斜，有的垂直于地面，各不相同。每个纵列的排头三人和末尾一人属于关键位置，因而选用骁勇而技术高强的士兵。作战时，整个方阵常常以坚固的密集队形跑步向前推进，就像一把攻城锤猛烈冲击敌人的队伍。
为了保护侧翼和后方，战斗开始前轻装长矛兵在方阵的后面排成纵深约8人的横队，而辅助兵（大部分是重步兵的勤务兵和粮秣征收员）则在方阵前面排成散兵横队，两翼配置骑兵和一定数量的轻装长矛兵。
单纯依靠方阵是不容易取胜的，马其顿方阵必须和骑兵紧密配合，马其顿人在作战时会把方阵排成斜阵，即直角三角形或直角梯形，斜面向外，这样就会根据具体需要从某一侧包围敌人。一般敌人在马其顿方阵面前不会立刻被杀得四散奔逃，像割草机一样利索。他们大部分会为其所困，竭尽全力地躲避众多的矛头，而这恰恰是马其顿军队所要的，敌人被放在一个大大的案板上，那刀就是马其顿骑兵。
这样的作战方式自身具有很高的机动性，能以完整的横队勇猛地冲向敌人，给尚未从骑兵袭击中恢复过来的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相比重步兵方阵，马其顿方阵的防守能力略为逊色，但攻击则凌厉得多，战败的雅典人这样描述，攻到马其顿人面前的每个士兵都必须同时对付至少十个以上的长矛头。不难理解，为何雅典人会在马其顿人的攻击下迅速溃败，漫过底比斯人的阵地，仍然不能摆脱马其顿方阵的追击，披着重甲的士兵在战场上移动的速度还比不上成阵的马其顿人。
马其顿军队的另一个强大武器就是同伴骑兵。
马其顿最精锐的重骑兵被称为同伴，通常人数在1 800人左右，所有的成员来自于马其顿的王族成员。
整支部队分成八个分队，每队200人，国王的卫队有400人。分队编有四个小队，各有49人。为什么会有49这么古怪的数字？很简单：站队的时候小队长在最前面，后排3个骑兵，再后排5个，以此类推，最后一排13个，整个小队就是49人。
这样的三角队形是腓力二世发明的，使骑兵队伍可以方便地向左右两翼回旋，比波斯骑兵传统的直线形站队具有更高的机动性。每次转向时，只要将马头拨过四十五度，三角形的边就成为最前一线，第一排有七名骑兵，第二排有六名，以此类推。每两人中间空开一段距离，不影响后面的同伴冲击。四个小队排成一线，他们的站位就像尖利的锯齿；若干道这样的锯齿就是马其顿骑兵的突击队形。当然，这需要严明的纪律和高水准的训练。每个分队的同伴都来自同一个省份，他们用同一颜色的披风和旗帜，在战斗时可以高呼家乡的名字。这样的骑兵布阵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是马其顿军队打开战局的最为锐利的武器。
马其顿先进的军事制度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恺撒
最高权力的追求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100年7月13日—前44年3月15日），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
恺撒出身贵族，历任财务官、祭司长、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等职。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头政治（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花了八年时间征服了高卢全境（大约是今天的法国），还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公元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公元前44年，恺撒遭到了以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的暗杀身亡。
一颗不甘平庸的心
恺撒出生于罗马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曾是罗马小亚细亚的总督，外公则是担任过罗马执政官的卢西乌斯•奥莱利乌斯•科塔。家族的这些辉煌，从小就熏陶着恺撒幼小的心灵，少年时期的恺撒就有着非凡的抱负和志向，幻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荣誉。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恺撒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为了学习，他孤身一人离开罗马外出求学，不辞劳苦，甚至危险。
公元前75年的一天，求学途中的恺撒被海盗绑架，面对海盗开出的所要750千克贵金属的赎金价码，恺撒很是不屑，他觉得这个价码是对自己的侮辱，他跟海盗高声喊道自己的价码远远不止这个价，他甚至向海盗建议开出1 800千克贵金属的价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一举动常人也许难以理解，可这就是恺撒，他不放过任何一次表现自己价值的机会，他要告诉所有人自己不是一个平庸之辈，自己有很大的价值，即使在海盗开的价码上也必须体现出来。
公元前68年，恺撒到西班牙就任财务官，在看到亚历山大塑像的时候，不禁泪流满面， 想到这位马其顿人在自己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他的丰功伟绩，而自己现在却还是一个无名小卒，这是恺撒所不能接受的。正是这颗不甘平庸的心激励着他不断向他梦想着的权力顶峰走去。
灵活睿智的政治才能
恺撒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自己的政治理想多年后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他意识到光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必须在最高层寻找靠山，以便尽快地一鸣惊人，出人头地。
在选择靠山的过程中，恺撒对当时的政局作了详细的分析，对当时的重要的政治人物逐一加以揣摩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时的大演说家西塞罗虽然有着很高的影响力，但他只是民主派的一个十足的理论家，对恺撒的发迹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所以西塞罗被恺撒排除了；克洛迪乌斯偏好暴力及具有持续的过激行为，即使暂时能在一起奋斗但终究不能长期协调一致，所以他也被恺撒所排除；而克拉苏，这位大放光芒的百万富翁，他的政治能力与他的理财能力有着巨大的差距，这对渴望权力巅峰的恺撒来说是没有用的。挑来找去唯有庞培才是恺撒心中真正的大人物，也只有他能够在权力的追逐中助自己一臂之力。在随后的根除地中海劫掠威胁和结束米特拉达悌战争的事务上庞培干得漂亮出色、威名远扬，证明了恺撒选择的正确。
借着庞培的势力，公元前66年，恺撒被选举为罗马市政官，再次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决定要把握眼下的机会，在担任市政官的一年中给人们在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使自己的名字让更多的人知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恺撒采取了向民众慷慨施舍的办法来取悦平民阶层，他举办各种活动无不使民众皆大欢喜，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恺撒取得了民众的认可，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在当时的罗马政坛，庞培和克拉苏是两股强大的势力，他们之间既有着矛盾，又有着共同的敌人，恺撒很好地掌握了这一微妙的关系，利用他们的这种关系实现了自己地位的提升。
公元前60年，庞培、克拉苏和恺撒三人组成“前三头同盟”，以此来对抗元老院对他们的制约，而恺撒在这次结盟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公元前59年，在庞培和克拉苏的鼎力相助下，恺撒当选为他梦寐以求的执政官，三头同盟的威力初显端倪。
当选执政官后，面对各方的利益要求，恺撒再次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利用不同的手段，达到了排除异己，保护自己的目的。
面对元老院的牵制，恺撒想尽办法摆脱元老院选举的执政官毕布拉斯的约束，他表面上表达了对毕布拉斯的诚意，使毕布拉斯放松对自己的警惕，私下里却秘密准备一支军队，利用计谋把毕布拉斯赶下了台。面对庞培这一方，恺撒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庞培的老兵们都满心欢喜地分到了土地，庞培所有在东方发布的命令以及他在那里扶植起来的国王都得到了承认。至于克拉苏这方面，恺撒给了他们很大的优惠，减少了他们的税赋，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面对激烈的政治斗争，恺撒运用出色的政治手段为自己赢得了梦寐以求的权力，向自己梦想的权力顶峰迈近了一大步。
看重民心的力量
恺撒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对民心的把握。在当时的罗马共和体制下，人民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是否得民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政治家的政治前途。而恺撒紧紧抓住了这一关键点，注重民心的笼络，为自己最终成为独裁官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公元前66年恺撒被选为罗马市政官后，他开始了自己争取民心的行动，以便使自己在这个任期内给民众留下好印象，为将来获得更高的权力作准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争得平民阶层的支持， 他举办竞技会，组织角斗比赛，这使民众欢心鼓舞。他顺应民心，重新树立起了被苏拉推倒了的马略胜利纪念碑，得到了民众的赞誉。
在征服整个高卢之后，恺撒以极其盛大的方式返回罗马，获得了举行凯旋礼的殊荣。恺撒没有因为胜利而丧失理智，他时刻记着民心的重要性，对于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勇士们恺撒给予了他们丰厚的赏赐，除了士兵自己的俘获物之外，恺撒还给他们薪饷加倍，无限制发放粮食，并赐予他们奴隶。
恺撒还广泛地对有势力的人馈送金钱、珍宝和奴隶，以此来扩大自己支持者的人数。那些任期一年的高级长官、总督和将军们都纷纷前来拜会恺撒，恺撒对他们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为了赢得整个民众的赞誉，恺撒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公餐、竞技、斗兽等活动，并在罗马建造了朱里亚广场，这些措施虽然耗费了恺撒巨大的资金，但同时也为恺撒带来了极大的威望和民众的支持。
公元前49年，恺撒与庞培的权力争夺战爆发，在西班牙，恺撒同庞培的部队展开会战。战争之初，恺撒战事不利，损失很大，但在战争过程中，恺撒包围了袭击他的庞培部将的一支军队，被包围的士兵表示投降，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恺撒不但不杀他们，也不俘虏他们，而是对他们不加伤害地放回去，于是，这些被恺撒放回的士兵开始向他们的战友讲述他们的所见所感，对恺撒的行为充满了赞誉，致使整个部队都在谈论是恺撒正确还是庞培正确的话题。
一种和解的气氛在军营中迅速散播开来。这引起了这支军队统帅的警觉，他跑到军营里面宣布，凡是有再散布恺撒如何不伤害士兵的言论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可这样一来更进一步加剧了士兵对庞培的不满，心里愈发倾向于恺撒的仁慈。不久以后，恺撒切断了这支部队的水源，敌人迫不得已，跟恺撒进行和谈。双方商定，他们把西班牙让给恺撒，恺撒允许他们回到庞培那里去。
在庞培的军队回去之前，恺撒再一次发挥他笼络人心的能力，对他们说：“我的敌人，我还是用这个称呼，因为我想使你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我的意思，虽然以前我的军队被围困的时候被你们杀害，但当你们被派来袭击我的军营的时候，我没有伤害你们那些向我投降的人；当我已经切断你们水源的时候，我也没有伤害你们其余的军队。如果你们对于这些恩惠有一点感激的话，请你们把这些事请告诉庞培的全体士兵们。”
恺撒这样的手段大大削弱了庞培军队的战斗力，取得了比厮杀更加有效的成果。恺撒正是认识到了民心的巨大力量，才想出了这样一个削弱对手战斗力的方法，为自己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注重笼络人心，不但让恺撒在战争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而且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左右逢源，使自己有了一个稳固的政治基础，为以后同政敌的决战积蓄了力量。而恺撒最后的遇刺也正是由于他后期失去民心所致。
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
成大事者，必须要有容纳屈辱的宽阔胸怀，这样才可以韬光养晦，沉着冷静，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而恺撒在面对屈辱的时候，总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和理智的头脑作出最为正确的判断。
公元前61年，恺撒在担任西班牙总督期间战功卓著，征服了众多当地的部落，扩大了罗马的统治范围，为国家带回了巨大的财富，使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公元前60年当他凯旋回到罗马的时候，按照罗马的传统，恺撒本来可以得到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来展示自己的赫赫战功，提升自己在罗马的影响力，但元老院却对此事横加阻挠，利用参选执政官的条件对恺撒进行要挟。
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竞选执政官的人必须本人在罗马城内才有资格参加竞选。而罗马法律同时还规定，在外得胜归来的将军如果想要举行凯旋仪式，在凯旋仪式举行之前是不能够进入罗马城的，否则就是非法的行为。面对这样两难的境地，恺撒请求元老院特许他缺席参加竞选，而这样的请求他的政敌们当然是不会同意的，他们打着维护法律尊严的幌子驳回了恺撒的请求，虽然这样的事件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先例。
面对这样的要挟，恺撒泰然处之，他放弃了自己进行凯旋仪式的荣耀机会，进入罗马城，参加执政官的竞选。
公元前59年，恺撒即将卸任罗马执政官，政敌们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迫害，元老院故意给恺撒指定了人烟稀少、贫瘠荒凉的意大利南部地区作为他卸任后将要去管理的地方。到这里担任行政管理的人既不能发财致富，也不能获得为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所必须的荣誉。面对这样的安排，恺撒一眼就看出了政敌险恶的用心，感觉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形势，他先是通过他的亲信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更换了自己卸任后的领地，然后又将自己年仅14岁的独生女尤丽娅嫁给年近半百的庞培，以得到庞培在政治上的支持，并且扶植了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做保民官，这个人的名字叫普布利乌斯•克洛迪乌斯。恺撒的第二个妻子和他私通，当众被揭露后，恺撒并没有因此与他翻脸，而是从大局考虑佯装不知，只是休了妻子。得到恩惠的普布利乌斯•克洛迪乌斯更加死心塌地地为恺撒卖命，成为恺撒在罗马城的利益代表者，使远在外省的恺撒还能够时刻掌握着罗马城的政治局势。
恺撒宽阔的胸怀使他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使他能够时刻以自己的政治生涯为中心，最终登上权力的巅峰。
克伦威尔
英吉利的“护国主”
克伦威尔是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他是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首领。在1642年—1648年两次内战中，先后统率“铁骑军”和新模范军作战。1645年6月在纳西比战役中取得对王党的决定性胜利。1648年，清洗了国会中长老派的势力。1649年，在城市平民和自耕农压力下，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主”。
忠实的清教徒
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德国的马丁•路德、法国的加尔文成为改革后基督教新教的领袖。在当时的英国，由于英国国教的专横，宗教改革姗姗来迟，但英国教徒们还是受到了来自加尔文教义的影响。早期的清教徒希望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顺服圣经的教导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如廷代尔的目标就是让英国每位识字的人都拥有一本圣经。历史上，将在英国的新教徒，那些信奉加尔文教义，不满英国国教教义的人称为清教徒。
清教徒并不是一种派别，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价值观，它是对信徒群体的一种统称。清教徒是态度最为虔敬、生活最为圣洁的新教徒，他们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认为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他们主张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
而克伦威尔就是一名忠实的清教徒。1599 年4月22日，克伦威尔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农业小镇亨廷顿。他的父亲是小镇上的一个中等乡绅。克伦威尔的整个家庭环境完全是清教徒式的，他从小就受到清教徒的熏陶。亨廷顿小镇也同样充满了严肃的清教徒气氛，这一切在克伦威尔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626年，由于急需资金迫使查理一世国王重新召集议会，加之宠臣伯金汉的对外政策接连失败，国内气氛越来越紧张。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克伦威尔在不断探索自己的政治立场，考虑自己的使命。
当国王命令在亨廷顿选举两名代表出席他的第三届议会时，克伦威尔如愿以偿，成了一名议员，从此他的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议会于1628 年3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
克伦威尔第一次走进了下院，这里成了他学习政治斗争的一所好学校。在议会中，克伦威尔看到了许多优秀的演说家和反对派领袖，了解到议会和国王的激烈斗争。
在暂时休会四个月后，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议会的主题也转向清教徒十分关心的宗教问题。清教徒的代表人物克伦威尔终于按捺不住了，请求发言。克伦威尔的第一次发言简短而有力，猛烈地抨击了受宫廷保护的天主教，主张保护清教徒的利益。这次发言产生了很大影响，下院多数议员拒绝服从国王命令，并且通过《三项决议》提案，反对天主教，反对国王任意征税。国王查理一世惊恐万状，迅速调集军队强行解散议会。作为议员的克伦威尔，一开始就坚决违抗国王的旨意。
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清教徒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高峰，清教徒与英国国教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作为英国国教的维护者，查理一世国王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作为一名忠实的清教徒，克伦威尔必然要加入到这场政治斗争当中来，也为他后来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埋下了伏笔。
反对王权的激进派
1640年—1660年的英国，经历着一场新旧政治体制交替的搏斗。在这一进程中，世袭的封建君权败下阵来，古老的王权思想却顽强存在，国会自主权力增强，但与个人独裁之间的冲突贯穿始终，共和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要求展示着新时代的曙光。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克伦威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英国革命以斯图亚特王朝最初两个国王与国会之间的冲突开启其端。内战前，这种冲突在三方面展开：宗教上，国教与新教之间；经济上，国王擅自征税和出卖专利权，而国王征税须经国会同意，同时国会反对专利权出卖；政治上，国王强调“君权至尊”，国会要求拥有自主的权力。詹姆士一世提出：“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宣称“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君主是谋叛”。查理一世则声言：“国会的召集、持续和解散，完全依从于我的权力”，他多次未经国会同意而强行征税，实行无国会统治达十一年之久。
1628年议会解散后，克伦威尔回到亨廷顿做起了绅士。1636年克伦威尔迁居到伊里城居住，成为该郡的最大乡绅之一。这几年里， 克伦威尔成了剑桥及邻郡最受欢迎的人物。克伦威尔赢得的声望同他确立与专制制度斗争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国王查理一世的权威不断上升，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高涨，最终导致了起义，迫使查理一世再次召集议会，克伦威尔信心十足地再次走进下院。1638年苏格兰人民举行了起义。为了筹集到钱去镇压起义，查理一世不得不召集议会，这届议会中的激进派认定：公开反对王权专制的时刻到了。来自剑桥郡的克伦威尔成了这一想法的领袖人物。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选进18个议会委员会，并且成为一系列摧毁英国“旧制度”根基的重要法案的倡议人。1640年11月9日，克伦威尔在议会中作了发言。他在这次议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参加了宪法和宗教问题委员会的工作。
但是暴君查理一世拒绝采纳长期国会通过的《大抗议书》，并命令下院交出五名反对派领袖，妄图一举终止国会的活动，可是当他亲自来到下院进行逮捕时，他发现议员们都已经走了。于是，国王升起军旗，国会征募军队，1642年秋，内战开始了。
在这场对专制王权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克伦威尔和战友们一起，反对国王的暴政。但这时，他反对查理一世的，首先是宗教而不是政治。1628年第一次进入国会时，他的主要活动是参与一起宗教案例的调查，要求取消主教制，禁止《公祷书》规定的教义；17世纪30年代中期，国会与国王围绕着拒交船税的“汉普敦案件”而斗争时，他正在为家乡一个清教徒讲坛布道者缺乏资助而呼吁；短期国会中，他的发言仍限于宗教宽容。直到长期国会召开后，他变得活跃起来，动议释放在押的约翰•李尔本，积极支持《根枝法》，参与为草拟《大抗议书》作准备的，有关王室暴政的调查工作，在通过《三年法规》中起到卓越的作用。
诚然，他在《大抗议书》通过以后曾说：“如果《大抗议书》被否决，我将在否决后的第二天一清早，就卖掉我所有的一切，再也不愿意见到英格兰。”然而，这是宗教感情多于政治考虑。因为《大抗议书》不像《根枝法》，前者对废除主教制问题作了让步，克伦威尔认为反对者不会太多，可结果出乎他意料，在《大抗议书》的讨论中，争辩激烈，仅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因而他作了如上的表述。在内战爆发前的年代里，克伦威尔从一个抨击国教主教制度知名的纯朴清教徒，开始成为长期国会中的国王反对派，但政治地位不显要，所以他不在被国王逮捕的五人之列。
战争爆发后，反对国王和王权的斗争从国会讲坛转移到战场。要不要击败国王军，在国会阵营内发生了分歧。掌握国会、控制军队的长老派不想与国王决裂，伺机妥协。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认为首先必须在战场上彻底取胜，尔后进行谈判。他所征募的一支骑兵队在埃吉山战役中（1642年10月）初露锋芒；1643年，当国会军在其他战场上丢城失地时，克伦威尔所在的“东部联盟”始终保持完整，成为国会军公认的中心；马斯顿草原一战（1644年7月），他的骑兵队痛击国王军，被称为“铁骑”。
然而，这些辉煌的胜利被长老派将领的败绩所抵销。对此，克伦威尔深为不满。1644年初，他谴责国会军军官们军事上的不称职和行为上的放荡失检。9月，他向“两王国委员会”申诉说：“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军队，对作战无所裨益，难以完成任何重大的事业。”
曼彻斯特伯爵在马斯顿草原战斗中因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对此他和伯爵发生了争辩，克伦威尔严正指出：“让国王不受攻击而逸去，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因而，唯有现在将他击溃，他和他的事业将从此毁灭。”伯爵回答道：“如果我们打败国王九十九次，他仍然是国王，他的后裔仍然是国王，我们则仍然是臣民；但如果他打败我们那怕只是一次，我们就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也将完蛋。”
克伦威尔气愤地说：“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拿起武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该反对战争。如果是那样的话，让我们和国王议和吧，不管这是从未有过的多么卑鄙的和平！”
战争进行了两年，国会军在战场上越来越糟，为了挽救面临的危机，克伦威尔在1644年12月9日发言中，撇开对个人的指摘说：“现在的重要问题在于拯救国家，因为连绵不断的战争带给国家以致命的流血，或者说几乎是奄奄一息。
因此，不进行一场更迅速、强力和有效的战争……我们将使全国人民厌弃我们，痛恨国会这个名字……不把军队置于另一种格局之中，战争不更强有力地进行，人民将不再忍受战争的重负，迫使你们顺从一项可耻的和平。”
在克伦威尔等独立派分子的坚持下，国会通过“新模范军法案”（1645年1月），组织起一支在费尔法克斯统率下，以“铁骑”为核心的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担任副统帅。从此，克伦威尔在国会中代表着军队，在军队中代表着国会，他带领新军驰骋疆场，在纳西比和兰伯两次战役中（1645年6月—7月）取得了对国王军的决定性胜利。
1646年夏第一次内战结束，国王成了阶下囚，封建君权统治的光环黯然消逝。1649年查理一世死后两个月内，王政废止、上院取消，行政权交由下院选举产生的国务会议。克伦威尔为国务会议第一任主席，成员中的半数来自下院。一个“没有国王和上院”的一院制共和国诞生了。
铁骑军的首领
在英国内战中，西北的省份大致拥护国王，而东南方商业和制造业发达的省份则站在国会一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北方的一些大城市也在国会的控制下，而南部的贵族大多支持国王。总之，全国绝大多数民众向着国会，包括几乎所有的中产商人，这些人担负着主要的财政税收。于是国会军占有财力、物力上的优势，可以轻易地招募军队。
在埃吉山战役失利后，克伦威尔这样告诉汉普顿上校：“你的部队都是些残兵败卒，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这次战役失利后，被任命为骑兵总指挥的克伦威尔开始重组他的部队。骑马的火绳枪兵，或者说马上的长枪手差不多完全被裁撤了。他们的打扮与国王军相差不大，皮衣外面罩着胸甲，戴壶形的头盔。使用单面开刃的长剑，有时用传统的战斧，装备手枪，偶尔有军官扛着一杆长长的马枪。到1643年底，已组成了总数11000余人的14个骑兵中队。克伦威尔摒弃门第观念，从普通士兵中选拔作战勇敢、具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各级指挥员。军中严禁盗窃、酗酒和侮辱妇女，违者严加惩处。这是一支精诚团结、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同时对新教虔诚信仰的队伍。
铁骑军最大的优点就是纪律严明，“铁人”这个绰号是鲁普特亲王送给克伦威尔的，后来成了他部队的称号。倒不是指士兵穿的铁甲，而是指他们的坚定顽强。在单打独斗中这些人也许不是正规骑士的对手，但作为一个整体却行动得更有效率。加入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虔诚，于是铁骑军以清教徒为主，任何时候都被克伦威尔牢牢抓在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