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的好友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而此时刘备正依附于荆州牧刘表门下，尽管刘表以宗室之谊对刘备待以上宾之礼，让刘备所部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但刘备作为一代枭雄并不甘心寄人篱下，急切地盼望壮大实力，以求能实现其逐鹿中原的大志。
刘备对诸葛亮其人早有所闻，据《襄阳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因此，当徐庶力荐诸葛亮时，说道：“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四十七岁的刘备便不辞劳苦三往隆中，向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教统一天下的大计，他说：“汉朝的统治崩溃，董卓、曹操先后专权，皇室蒙受风尘。我不能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估计自己的力量能否胜人。想要为天下人伸张正义，然而智谋浅短、办法很少，就因此失败，弄到今天这个局面。然而我的志向到现在还没有罢休，您告诉我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作乱以来，各地豪杰同时兴起，化州为郡，称霸一方的多得数不清。曹操与袁绍相比，名利低微，兵力又少，然而曹操终于打败了袁绍。以弱胜强的原因，不仅仅是时机好，而且也是战略谋划得当。现在曹操已拥有百万大军，挟持皇帝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与他争强。
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世了，地势险要，民众归附，又任用了有才能的人，孙权这方面可以把他作为外援，而不可谋取他。
荆州北靠汉水、沔水，南边可以直达沿海一带，东面和吴郡、会郡相连，西边和巴郡、蜀郡相通，这是用兵之地，但是他的主人刘表却没有能力守住它，这大概是上天拿来资助将军的，难道将军没有夺取它的意图吗？益州地势险要，有广阔肥沃的土地，是个富饶的地方，高祖凭借它建立了帝业。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又在北面威胁着他，那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刘璋却不知道爱惜。有才能的人都渴望遇到贤明的君主。
将军既是皇室的后代，又声望很高、闻名天下，广泛地罗致英雄，思慕贤才，如饥似渴，如果能占据荆、益两州，守住险要的地方，和西边的各个民族和好，又安抚南边的少数民族，对外联合孙权，对内革新政治；一旦天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杀向宛、洛二都，将军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打出秦川，百姓谁能不拿着饭食、酒水来欢迎您呢？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称霸的事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就可以复兴了。”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是难得的人才，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从《隆中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诸葛亮对当时政局的看法，并且针对刘备集团无根据地的处境，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方针。概括起来，诸葛亮《隆中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当时的形势是曹操已拥兵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而荆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应利用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不能守成的机会”，若取代割据荆、益的刘表、刘璋，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便可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
其二，在夺取荆州和益州的同时，利用“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的声望，招揽人才，逐步增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
其三，在益州要妥善处理好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解除以后北伐时的后顾之忧。
其四，在荆州要“外结好孙权”，与孙权建立抗击曹操的联盟。待“天下有变”，再分兵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如果这样的话，刘备“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综观后来的历史进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也证明了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诸葛亮为刘备集团制定的战略决策也是行之有效的。
出色的论辩才能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袁绍后，横扫北方。在统一北方后，曹操将进攻的目标对准了刘备和孙权这两大军事集团。曹操自知一下子吞并这两股势力还比较难，于是，就派人拿着他的书信去东吴，想和孙权联手消灭刘备。
孙权手下的谋士大都主张降曹自保，唯有鲁肃力主抗曹。但鲁肃自知难以说服孙权和东吴的文臣，于是请诸葛亮来劝说孙权抗曹。正好这时刘备刚刚被曹操击败，需要孙权这一盟友共同抗曹，两家一拍即合，诸葛亮前往东吴促成孙刘两家联盟。而要想使结盟成功，须先驳倒那些东吴的主降派大臣，这也就引出了一段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论战，这一论战充分展示了诸葛亮出色的雄辩能力，让人折服。
鲁肃引诸葛亮见的这些东吴谋士，并非泛泛之辈，个个都是有学问的人。首先发难的是有着东吴第一谋士之称的张昭。他嘲笑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而最终却使刘备“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
诸葛亮笑着回答：“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以大鹏自比，志在万里；将群儒比做群鸟，胸无大志。接下去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指出人染沉疴，当用和药、糜粥，而不可用猛药厚味，说明刘备取胜尚需时日。又进一步用事实论证，说明自己的观点；“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
此段诸葛亮以充分的事实为论据，对“自比管仲乐毅”之说予以论证，在凿凿事实面前，张昭的非难不攻自破。诸葛亮将刘备的暂时之败归于三个原因：一是刘备仁义，不忍夺同宗基业，不忍舍弃赴义之民，甘与同败；二是刘琮孱弱，听信妄言，暗自投降；三是刘备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之后引用汉高祖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作比较，说明刘备失利是暂时的，而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必然的。进而归纳出汉高祖的最终胜利靠的是韩信之良谋，突出自己在刘备兴复汉室大业中的重要作用。此段回答张昭“刘备得先生反不如初”之问，水来土掩，滴水不漏。以上皆为防守之举。
接着诸葛亮话锋一转，将矛头直指东吴群儒：“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步骘指出诸葛亮欲效张仪、苏秦的游说之举，诸葛亮却淡化张仪、苏秦二人的辩士身份，而突出其豪杰的本色，强调二人“皆有匡扶人国之谋”，点出儒者们无勇无谋，只知巧言论辩，实则贪生怕死的本质。
诸葛亮避开某些辩士为一已之利而游说的目的，在突出其“匡扶人国”大志的同时，也为自己表白，我为匡扶人国而来，你们却为葬送人国而辩，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陆绩以曹操是相国曹参之后，刘备出身无可稽考相诘，“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诸葛亮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轻蔑地一笑，“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诸葛亮此处提及此事，表面看来似为闲笔，实则颇有深意。怀橘之事本为尽心事孝之典范，然而毕竟是小儿所为，怀橘小儿之论必是小儿之见，自然“不足与高士共语”。
由于张昭是东吴重臣、第一谋士，诸葛亮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娓娓道来，严密防守之后大举进攻，使张昭无一言可对。对张昭的反驳洋洋洒洒、周密细致、丝丝入扣，而对以下诸儒则多以简洁明快的对答迅速结束战斗，不与其过多纠缠。
在整个过程中，诸葛亮的论辩艺术发挥得酣畅淋漓，他面对群儒潮水般涌来的诘难，沉着应战，或引经据典、或转换论题、或厉声责问、或反唇相讥，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以韩信之谋，扬雄之死来作为论据帮助申明观点。对步骘的“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之论弃之不理，而从苏、张二人豪杰本色入手，转守为攻。对薛综则厉声责问：“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诸葛亮抓住儒者鼓吹忠孝为本的特点，以“君父”两个正大堂皇的字眼驳倒薛综，实在是击到了对手的致命之处，薛综自然“满面羞惭”。对陆绩，诸葛亮以不温不火的语调反唇相讥，指出其以出身论英雄的荒诞不经，使陆绩语塞。
而对严的“治何经典”之问，诸葛亮只以三句话回应，首先认为“寻章摘句”者为“世之腐儒”，并不能“兴邦立事”；进而举例，伊尹、姜子牙、张良、陈平“皆有匡扶宇宙之才”，而并未死钻书本；最后总括为“舞文弄墨”只是书生所为。短短数语，有理有据，在一连串的古圣今贤的列举中反衬出书生的无用，从而使以治经典为荣的严低头丧气。
详略的不同、论辩方法的不同显示出诸葛亮的机动灵活。详答老辣者，略对浅薄者，挥挥洒洒、左右逢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着实令人叹服。
综观舌战群儒的整个过程，诸葛亮在东吴诸儒的诘问中从容应答、侃侃而谈、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江东群儒无言以对。真可谓三寸之舌能抵百万之兵。其娴熟的论辩技巧令人折服，堪称经典。
以身作则的表率
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并用。他能够以身作则。他的高风亮节同他的能力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诸葛亮工作勤谨，如《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又《三国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载诸葛亮主簿杨称诸葛亮“自校簿书，流汗竟日”。诸葛亮处理政务这样勤谨细致，一则可以使部属不易作弊和玩忽职守；二则可以了解下情，及时准确地处理政务。
第二，持身廉洁，如《三国志•诸葛亮传》言：“亮自表后主曰……‘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第三，处事公正，《三国志•张裔传》：“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又《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亮与兄瑾书曰：‘乔（瑾次子，出继于亮）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第四，不受谄谀，如《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第五，虚心纳谏，如《三国志•董和传》载：“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的这些品行，无疑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好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他对蜀汉的治理。
对蜀汉的成功治理
诸葛亮治理蜀汉，首先是从建立法制开始的。在刘璋统治益州时期，地方豪强肆意妄为，使得国家政令无法实行下去。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厉行法规，赏罚分明，不久就改变了刘璋统治时期政治腐败的局面，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为了恢复国力，进一步安定人民生活，诸葛亮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实行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方针政策，使得蜀汉的经济力量得到很大增强。他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水利建设，对原有的水利工程加强保护及利用，以求减少旱涝所造成的损失。为了保护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诸葛亮设立了堰官，并派一千二百名士兵对都江堰进行保护。
诸葛亮实行“务农值谷，闭关休民”等一系列措施，他劝告人民要丰歉互补，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富国安家”（《诸葛亮集•文集•治人》）的目的。
治下的蜀汉民殷国富，甚至到诸葛亮死后，蜀汉破亡之时，朝廷粮仓里仍存粮四十万斛。诸葛亮对官吏要求严格，他任人唯贤，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到各级机关中任职。诸葛亮任命蒋琬为东曹掾，费、董允为黄门侍郎，王连为屯骑校尉并兼任丞相长史，拜陈震为尚书；并任命当时有声望的名流大儒为各类官官。
而对于那些贪污不法之徒则毫不留情地进行罢免和惩办，以树立廉洁公正的风气。诸葛亮自己则做出表率，以影响周围的人。
诸葛亮生活非常节俭，他曾在给刘禅的奏疏中说过他自己在成都有八百棵桑树、十五顷田地，从中生产的东西足够其家人的生活之用，他自己的一切费用，都是由官府供给，因此，不需要别的产业。诸葛亮责任感极强，做丞相的时候，不管什么时间，都是亲自批阅公文，十分认真仔细，即使劳累，也不肯轻易休息。他勤恳认真的做法，给蜀汉官员树立了榜样。
诸葛亮因为任重事繁，担心有关军国大计的措施不能保证全部正确。因此，他再三鼓励左右及部下随时指正自己的错误，他曾说：“要管理好国家，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的部下参事董和，有一次因为对诸葛亮处理事情不满意，先后与诸葛亮争论了十次，诸葛亮不但没有责备董和，反而加以表扬。诸葛亮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与他这种谦逊踏实的品格是密切相关的。
联吴伐魏是诸葛亮的一贯政策，在刘禅继位后，诸葛亮就考虑如何打破吴蜀之间的僵局，重新修好，这样才能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平定南中。为此，诸葛亮派邓芝出使孙吴。
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了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民族关系上，诸葛亮虽然是以武力平定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但是他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主。公元225年春，在作了充分准备后，诸葛亮兵分三路，向南中展开进攻。出兵不久，南中地区叛乱首领雍被部下杀死，随后，孟获成了南中地区的首领。于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次将他活捉，又七次将他释放，使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降蜀汉。这样，南中各地少数民族完全归附。
沙场点兵
金戈铁马锻造一代名将
勇者
战争是暴力的，更是血腥的，有句话说得好，“狭路相逢勇者胜。”勇代表着一种战争气质。面对危难勇敢亮剑，这才能称得上勇者，一代名将，往往都是经过战火千锤百炼的勇者。
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将军。金戈铁马的血色疆场是他们最好的表演舞台，他们靠手中的剑创下了自己的不世之功。
霍去病
匈奴未灭 无以为家
汉朝能够取得对匈奴百年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卫青之外，骠骑将军霍去病在这场战争中也功不可没。在卫青如日中天的时候，霍去病并没有荫蔽于家族势力下过不学无术的贵公子生活，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建功立业，最终创下“封狼居胥”的伟业，受到后世的敬仰和瞩目。
狂傲豪迈的性格
霍去病是卫青的姐姐卫少儿的孩子，他的出身和卫青极其的相似，霍去病也是其母与人私通生下的孩子，但与卫青少年时的遭遇不同的是，在霍去病懂事的时候，卫子夫已经入宫，卫氏家族正处在蒸蒸日上的上升期，所以霍去病虽然出生卑贱，但由于他舅舅卫青和姨母卫子夫的缘故，反而生长在了一个富贵的家庭环境中。可以说霍去病的出身经历了一个从“地上”到“天上”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来得太快了，以至于他几乎都没有感受过“地上”是什么感觉。
霍去病的父亲是在平阳王府做事的一名小吏，这位小吏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降世。父亲不敢承认的私生子，母亲又是个女奴，如果事情按照正常逻辑发展的话，霍去病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然而奇迹却降临在他身上。
大约在霍去病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姨母卫子夫进入了后宫，并且很快被封为夫人，仅次于皇后。霍去病的舅舅卫长君、卫青也随即晋为侍中。卫氏家族从此改变了命运。在这样的家族大环境下，霍去病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卫氏家族的显赫改变了霍去病的物质生活，那舅舅卫青的建功立业则是在精神上大大地激励了霍去病建功立业的雄心，可以说正是卫青的影响没有让霍去病成为辛延年那首《羽林郎》中描述的浪荡公子。
卫青对霍去病的影响是巨大的，卫青通过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经过多次征战得到汉武帝的器重，特别是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发动漠南之役，更是从匈奴手中夺取河南地，受封为长平侯。这时的霍去病十二三岁，正是拥有梦想的年龄，看到舅舅取得的丰功伟绩，他充满了羡慕和佩服，舅舅成为了儿时霍去病的偶像和榜样。
小小年纪就在心里埋下了像舅舅那样建功立业的种子。天生聪慧的霍去病苦练本领，等十六七岁的时候已长成一个相貌英俊、性格坚毅、智勇过人的男子汉，因为是皇亲的缘故，很早霍去病就得到了武帝的赏识，并做了武帝的侍中官。也由于这样的缘故，霍去病身上傲气十足，可以说，除了舅舅卫青，他谁都不服。汉武帝想教他兵法，他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意思就是打仗的时候根据战场上的局面排兵布阵就可以了，不用学那些古老的兵法。从这句话可以窥出他是多么的自信。
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再次出击匈奴取得大胜，被武帝拜为大将军。
舅舅取得的巨大成功， 对霍去病是一大鼓励，同时也造就了他傲气十足的性格，对于兵家流传的经典不屑一顾，与其说是傲气，不如说成是在霍去病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自信，正是这份自信成就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功绩。
勇气和无畏的战斗灵魂
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再次带兵出击匈奴，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不愿再做看客，主动请缨，恳求汉武帝准许自己随军出征，武帝见霍去病小小年纪就有如此为国出力的热情，就封他为嫖姚校尉，由卫青亲自选出800名壮士归他指挥，正式踏上了出征匈奴的征程。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自信满满的霍去病一上战场就甩开大军几百里直插匈奴深处，寻找有利的时机攻击敌人。匈奴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么深的匈奴腹地会有汉军出现。这一仗，霍去病以800人斩杀匈奴2 028人，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活捉。而霍去病等人全身而返。得此战报，汉武帝立即将他封为“冠军侯”，赞叹他勇冠三军。
霍去病的首战，以这样夺目的战果，向世人宣告，大汉朝的又一员名将横空出世了。
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一仗，在为霍去病的开门红喝彩的同时也不禁为他感到后怕，可以说霍去病这次能够一击制胜，运气占了很大的成分，毕竟只有800人就敢直插匈奴腹地，如果遇到单于主力将血本无归。但无论如何，霍去病成功了，他辉煌的首战赢得了汉武帝对他在军事上的信任，有心对他进行重点培养。
带领800人的小部队能够取得丰硕的战果，那统率千军万马可以吗？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武帝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统率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发，攻击匈奴。
这一战，霍去病自长安沿渭水河谷西进，在皋兰山与匈奴展开激战，杀卢侯雨王、折兰王。匈奴溃败，霍去病指挥军队追击，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俘获浑邪王子、相国、都尉等，歼敌9 000多人，战果辉煌。
经过这一仗，霍去病在军中的地位得到了确立，证明了他带领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也为日后他封狼居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朔六年（前123年）漠南会战后，匈奴伊稚斜单于听从赵信的建议，撤兵到漠北，企图引诱汉朝军队穿过大漠北上，然后趁汉军人困马乏的时候以逸待劳，消灭汉朝军队。不料汉军却转攻河西，使匈奴的诱兵之计落空。恼羞成怒的伊稚斜单于，于元狩三年（前120年）春天发数万骑兵，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入犯，杀约千余人，企图借以激怒汉武帝，诱使汉军北进，在漠北予以歼灭。
鉴于匈奴单于本部及左贤王仍具相当强大的实力并严重威胁汉朝北部边疆安全的现实，考虑到汉军经过以往多次实战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使用大规模的骑兵集团远途奔袭的作战经验，汉武帝决意乘河西大胜的余威，加强对匈奴的进攻。汉武帝认为：赵信为伊稚斜所出的计策是基于大汉军队很难越过沙漠，即使越过也很难再具备战斗力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汉军可以越过大漠而且保持很高的战斗力的话，那么必能给匈奴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汉武帝决定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而确定了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率，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汉匈开战以来汉朝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并组织“私负从马复四万万步兵”，运送物资。
元狩四年（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统率5万大军，踏上了征途。为确保此战必胜，汉武帝在战前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中将军公孙敖、后将军曹襄，统率骑兵5万出代郡寻找匈奴左贤王决战；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经过特选的“敢力战深入之士”5万骑出定襄，寻找匈奴单于的主力军决战。但队伍刚刚出发便抓获匈奴的骑哨，得知单于主力已经东移，汉武帝于是临时更改部署，将霍去病所部东调改由代郡出塞，便于寻歼单于主力，卫青所部改由定襄出发，北上进击左贤王。
匈奴得知汉军穿越大漠，伊稚斜单于将全部家属人畜物资往更远的北方转移，而将精兵部署在漠北一带，准备迎击汉军的进攻。
卫青从定襄出塞不久，与单于主力遭遇，双方激战一天，于傍晚时分汉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单于逃走。
而由代郡出发的霍去病虽然未能与匈奴单于交手，但其战果也十分巨大。霍去病凭借部下兵精马壮的优势，出代、右北平后，充分发挥了其机动作战能力强的优势，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长驱北进2 000余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对匈奴左贤王发动猛烈进攻。左贤王自知不是霍去病的对手，很快就率亲信弃军而逃。霍去病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约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一说即今河套西北狼山），斩杀匈奴北车旨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吏卒70 443人。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今贝加尔湖），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祭告天地，庆祝胜利。
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最艰巨的战役。最终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匈奴军9万余人，使其一时无力跨过沙漠南下。伊稚斜单于因与兵众失散十余日，以至于被误认为战死沙场，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十几天后伊稚斜单于复出，右谷蠡王乃去号，匈奴王廷的混乱与狼狈状态由此可见其严重。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单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缘立足而向西北方向远遁，因而出现了“漠南无王廷”的局面。漠北之战后的“漠南无王廷”则标志着匈奴势力大范围地退缩。此后，双方暂时休战，经过这次大决战，危害汉朝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已基本得到解决。
漠北大战，确立了霍去病在历史上的地位，使他成为与卫青并驾齐驱的西汉名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英武果敢 勇冠三军
霍去病能够在军事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他靠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手中的剑会让彪悍的匈奴人感到胆寒？可以说霍去病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理论家，他在出征匈奴的时候没有读过任何兵法类的书。汉武帝十分欣赏霍去病，曾经有心教他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但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从这句话可见在霍去病的身体里透着一股霸气和傲气，在他眼中那些陈旧的兵法根本不值得一看，只要让他上战场一看实际战斗中的战阵形势就能想出克敌制胜的方略。霍去病也不是一个爱兵如子、能与部下同甘共苦的将领。有一次，在他出征的时候，汉武帝曾派人将几十车食物送至军中，但在引军归来时，许多车上的食物还在，但兵士们却饿得面黄肌瘦。有时士兵粮食匮乏，甚至因饥饿而不能举手，但霍去病还在踢球健身。显而易见，霍去病不是一个完美的将军。然而他却能够做到战无不胜，军功远远超乎那些熟知兵法又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霍去病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英雄气概，一种盖过别人的气势和傲气，也可以说成是自信心，这与他生在将门有着直接的关系。司马迁说他“有气敢任”，就是不避艰险、勇挑重担、英武果敢。从其作战记录可知，霍去病打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于冒险。如元朔六年（前123年）的那次对匈奴腹地的出其不意的突袭。二是凶狠顽强。如元狩二年（前121年）第一次出征河西时，霍去病仅率骑兵一万人，孤军长驱直入。历经艰险，转战六日，越过焉支山几千里。回师途中又以骑兵与敌“合短兵”鏖战于皋兰山下，虽然获胜还朝，但汉军损失过半。这场战役进行的是何等艰苦与激烈，自可想见。前者是说他敢于孤军深入，又经常是冲杀在前；而后者是说霍去病敢打硬仗、恶仗。
第二，霍去病不光有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更加关键的是他拥有很高的军事智商，而不逞匹夫之勇。前面说他不学古代的兵法只是他超强自信的一种体现，并不代表他不具备军事谋略的才能，不可否认，他自身就是一名出色的战略军事家。他的战术思想不拘泥于习俗常规，重视战前的“方略”，即谋划。注意根据战场实际而随机应变。霍去病非常善于运用骑兵集团在沙漠、草原地带机动作战，他可以指挥骑兵进行短程奇袭．也可以指挥骑兵进行长距离、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可以用骑兵打运动战，也可以用骑兵打遭遇战，表现出良好的战术素养和高超的临战指挥艺术。
第三，霍去病自身超强的作战能力，往往能够对将士产生激励作用和积极的影响。 在元朔六年（前123年）的那次对匈奴腹地的出其不意的突袭，霍去病身先士卒扑向匈奴营帐，将士在他的激励下个个如狼似虎，以800人斩获敌人2 000多人，没有一定的作战能力，这样的战果是很难达到的。
霍去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霍去病的宠信，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大臣。这其中固然不乏裙带关系和私人感情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霍去病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报国精神和奋发有为的气势。当汉武帝为霍去病建造起精美的住宅并嘱他前往察看之时，霍去病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千古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去病正是因为具有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才能够屡建奇劝。后世对霍去病将军的崇拜和喜爱的情结，除了对英雄早逝的怀念与哀思外，更重要的本质内容，其实是对其尚武精神和顽强斗志的推崇。
李靖
智勇双全的统帅
李靖（571年—649年），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杰出的军事家。出生于官宦之家，是隋将韩擒虎的外甥。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拥有过人的军事才能，为人敦厚、与世无争、屡立战功。是唐太宗颇为倚重的重要将领，被封为“卫国公”。
卓越的军事思想
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征战无数，为初唐的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三卷，《阴符机》一卷，《玉帐经》一卷，《霸国箴》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一卷，《韬钤总要》三卷，《卫国公手记》一卷，《兵钤新书》一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原著有《李卫公兵法》，原书今佚，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
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
李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
李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
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
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
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
这些重要的军事思想是李靖千百次战争的结晶，是他所向披靡的保证。正是有这些卓越的军事思想作为支撑，才成就了李靖的名将之路。
甘于受屈的大度
李靖为人谦和，不爱与人斤斤计较，即使受了委屈，也很少为自己辩白，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一种甘于受屈的大将风范。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国力得到巩固的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消除这一草原民族对大唐的威胁。在选择统兵将领的时候，李世民选择了李靖。不仅因为他的战功，还因为李世民对他的兵法很有信心。
李靖也没让李世民失望，第二年正月李靖就率领三千骑兵，自马邑附近的恶阳岭出发，在夜间袭击定襄成功。颉利可汗认为李唐这次肯定是派了大量的军队打过来，于是把王帐搬到了碛口，他说：“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
在唐军的连续打击下，内忧外困的颉利可汗带领数万部众逃到了铁山，派执失思力去见李世民，要求做李唐的藩属国，颉利可汗愿意亲自去长安。李世民派时任鸿胪卿的唐俭去跟颉利可汗接洽，同时让李靖率军迎接颉利可汗入朝。
经过李靖和李世对战局的研究，认为现在不乘胜拿下颉利可汗，如果让他再往北去，想追都追不上了，不如趁现在颉利可汗接到李世民允许他投降的诏书后警惕比较放松，派一万精锐骑兵袭击，应该可以一战成擒。
两人把想法告诉张公谨，张公谨认为李世民已经下诏迎接颉利可汗，而且唐俭在颉利可汗那里，不应该再发动攻击。
李靖说：“此韩信所以破齐也。唐俭辈何足惜！”意思是说当年韩信也是在郦食其已经成功劝降齐王田广的情况下，坚持攻打齐地，唐俭这种人有什么好可惜的。
于是李靖当夜就率军出发，李世也率军跟了上去。这时候颉利可汗见到了唐俭，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就放松了警惕。直到二月初八唐军来到阴山离颉利可汗的营帐仅仅只有七里远的时候，东突厥才发现唐军。颉利可汗乘马逃走，东突厥被击溃，李靖的军队斩下东突厥军队的首级一万多，俘获人口十多万、牲畜数十万，杀死了经常煽动东突厥统治者攻打李唐的隋朝义成公主，生擒义成公主的儿子叠罗施。
颉利可汗带着一万多人想从碛口北渡黄河，却发现李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颉利可汗无法北渡，只好去投奔在突利之后立的小可汗苏尼失，而东突厥的很多贵族和部落首领不干了，干脆就地向李世投降了。
对突厥的这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长了唐朝的国威，可就在这个时候，平定突厥的大功臣李靖却受到了弹劾。这次弹劾的罪名是放纵士兵抢掠颉利可汗官署里的珍宝，弹劾者是以前当过仆射、现在就任御史大夫的萧。
颉利可汗战败后，他的珍宝自然要收藏好献给李世民才对，哪能纵兵抢得精光呢？李世民听取了萧关于要将李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报告之后，也很震怒。虽然下了特赦令不让言官们再弹劾李靖，自己却在召见李靖时，狠狠地批评了他。
与世无争的李靖面对李世民的批评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只是磕头谢罪。考虑到李靖的功劳比较大，而且一直以来对大唐忠心耿耿，唐太宗表示赦免李靖的罪过。
后来事实证明，李靖是被诬陷的，唐太宗又找来李靖谈话，说：“上次是有人说你的坏话，现在朕已经醒过神来了，你别介意啊（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然后又赏赐给了李靖两千匹绢。
而这一事件从开始到结束，李靖都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一句，足见其胸怀的宽广，为人的大度。
急流勇退的心境
李靖既屡建不世的功勋，唐太宗因而授予其尚书右仆射的职务，那是与宰相类似的官位，也就是要他执掌政务，参与朝政的决策。可是李靖与尚书左仆射等议论政治，小心谨慎，好像不善言辞似的，实际上这是他的谦逊，他已在军事方面显露其高人一等的才能，在政治上他不愿再露锋芒。虽然唐太宗并不是像隋文帝父子那样猜忌多端的国君，但他不能不有所避嫌，以保平安。
李靖认为自己在朝廷任官多年，功劳不小，受到的封赏也不少，应该急流勇退，早点解甲归田，免生后患。所以趁唐太宗派他去访察民俗的机会，说自己的脚有毛病，奏请退休归家。唐太宗见他的奏书写得十分恳切，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中书侍郎牟岑少去传他的旨意说：“我看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而能知足的非常少，不论是愚人还是智者，都莫能自知。有些人没有什么才能，却硬是要占据官职；就是有了病，也勉强留着不肯辞官，李靖能识大体，实在可嘉。我如今批准你的请求，不仅是成全你的志向，还想把你作为一个时代的模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