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瓮由一整块黑质白章的大玉石精雕而成，石质柔和细腻，玉质斑驳变幻。玉瓮口呈椭圆形，体外周身雕有波纹，下部以浮雕加阴线勾刻的手法表现旋卷的波浪，上部以阴刻曲线勾画旋涡做底纹，整体呈大海状，波涛汹涌，旋涡激流，气势磅礴，神秘莫测。在海涛之中，又有龙、螭、猪、马、鹿、犀、鱼、螺等动物，形体各异神采俱佳，不但雕工精细；而且俏色独特。
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西风吹起鲈鱼兴，已在桑榆暮景。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那个临危自省？
岸边烟柳苍苍，江上寒波漾漾。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十年旧剑长吁，一曲琵琶暗许。月明江上别温浦，愁听兰舟夜雨。
——姚燧《中吕•醉高歌•感怀》
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
“年时节，元夜时”,正月初一元正节，是中国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皇庆元年(1312年)元旦，也是新即帝位不久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改元的第一天。满朝文武及各方使者尽着白衣，齐聚在大都皇宫大明殿[2],庆贺这双喜临门的日子。
大明殿是宫城正殿，也是皇宫中最壮观的建筑，为“前殿后寝”的格局，分为前殿和寝殿、香阁等部分，中间以柱廊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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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古人尚白，入主中原后依然保留了此习俗，在举行元正受朝仪式时，皇帝及所有参加庆典的臣民都要穿白衣。各地进献给皇帝的贺礼，也须配上白布。因蒙古人爱马，在这一天进奉的马匹也多是白马。又，据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记载，臣民进贡礼品的数目应与九相合，如进献马匹，应该是九乘九共八十一匹。
[2]蒙古人很早就有庆元正的习俗活动。金人张德辉在《岭北纪行》中记录了贵由执掌汗位时草原庆祝元旦的情形：“比岁除日，辄迁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日大宴所部于二帐前，自王以下皆衣纯白裘。三日后，方诣大牙帐致贺礼也。”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大都后，每年都要在皇宫举行盛大而降重的元正受朝仪式。
前殿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仅殿前台基，便分为三级，均由白石阑环绕。白石阑上雕刻有龙凤图案，每根柱子下还有伸出的鳌头，造型独特。
与宏伟宫殿颇不相衬的是，台基丹墀上种植着大批移自沙漠的莎草，称为“誓俭草”,以示不忘创业艰难。时人有诗吟诵道：“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难。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
至于大明殿内，则是富丽堂皇——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碍，文石梵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间金绘，饰燕石，重陛朱阑，涂金铜飞雕冒。整座殿堂阔大宽敞，可同时容纳上千人。
大都宫城由中亚花刺子模人亦黑迭儿丁设计，汉人郭守敬担任都水少监，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成[1]。当年正月初一，元世祖忽必烈在大明殿举行朝会，接受皇太子、诸王、百官及高丽国王元宗王植所派使节的朝贺。此后，元廷每每有盛大聚会，都会在大明殿举行，饮酒奏乐，歌舞升平，即时人所称“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捧珠帘。大明殿前筵初秩，勋贵先陈祖训严”。
宫殿外观，采用了中原王朝宫殿的传统模式，红漆门窗楹柱，绘有金龙及其他各种彩画。屋顶则以琉璃瓦覆之。殿前悬有绣缘朱帘，又用青花石做成台阶，白玉石雕成栏杆等。
宫殿的内部装饰，则沿用了蒙古族传统的毡帐风格。地上铺有厚厚的地毯，墙壁用银鼠、黑貂等名贵兽皮缝制的壁障装饰，以挡风寒。其他摆设，如御榻、胡床等，皆依照蒙古毡帐的风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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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朝宫殿规模宏大，远远超过了金朝，仅大明前殿，其建筑规模若折合为现代尺寸，即宽60余米，深约37米，高约28米，总建筑面积达到2270余平方米。十分可惜的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下令拆毁了这座极为壮观的皇城宫殿，目的如同之前元世祖忽必烈派僧官杨琏真迦拆毁南宋皇宫(事见吴蔚小说《富春山居图——高楼聚远》),借拆毁元朝宫殿来铲除蒙古的“王气”。有意思的是，后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封为燕王，受命就藩北平(即元大都，今北京),燕王的府邸就是元朝的旧宫，规制如同天子。按照规定，藩王的府邸下天子一等，其他诸王均是如此。朱元璋特地下诏告谕诸王，让他们不要与燕王攀比，因燕王府邸是元朝旧宫，无须重建，而其他藩王新建的府邸则要按规定办事。而朱元璋死后，朱棣即发动了“靖难之役”,用武力从侄子建文帝朱允校手中夺取了皇位。
前殿正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为皇帝宝座，旁设皇后之位。诸王、百官、怯薛等侍宴坐床，以及雕像酒桌、银裹木漆瓮、玉编磬、玉笙、玉箜篌等物，列于左右[1]。
最为特别的是御榻之前陈列有一具七宝灯漏，名大明殿灯漏，由郭守敬设计制造。主体造型类似宫灯，为一个巨大灯球，高一丈七尺，以黄金制成，球体四面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宝石，极为华丽。最妙的是，这样精巧的灯漏，其实是一件由水力驱动的自动报时器——
灯漏灯球内部共分成四层，各有各的作用：顶部最高一层内，按圆环状分布着“四神”,每天自右向左回转一周，表示天体在自东向西做周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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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朝制度，皇帝、皇后座位并列，因而即使在大明殿这样的皇宫正股中，皇帝的宝座也不是独尊的，而是与皇后的座位并列。除此之外，段中也为其他宗王贵族等设置了座位，以便于宴饮。这种帝王和皇后并座的皇宫布局很有特色，体现出元朝统治者仍然保留有部落贵族平等制的观念。
[2]七宝灯漏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高约5.3米，是一架以水力为原动力的精密机械时钟，内部构造相当精巧复杂(以当时技术水平而论)。灯漏的动力装备，是一组水力机械。用水车注入水壶，通过类似漏壶的一组水箱，使一个水位恒定的漏壶中的水均匀地流出，依次冲击一个枢轮。枢轮旁边装有一套轮轴装置，利用凸轮机构与齿轮系统，使轮轴传动装置的一重重机轮带动灯球内四层中不同的物象，做出不同的反应。尤其是第三层内的四象模型，能按时鸣叫、舞蹈和跳跃，这是前所未有过的。要做到这些，机械传动装置内必须装有控制速度的擒纵器，使走速均匀，计时准确；并且需要有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和齿轮系统，以带动这一整套的传动装置。除此之外，灯球上面有一道“中梁”,中梁之上还设有一道“曲梁”。曲梁上面刻有水槽，用以定水准。中部安设“云珠”一颗。左右两旁，分别布置“日球”与“月球”各一颗。曲梁两端用龙首作装饰，梁摆动时，能够口吻张开，目珠转动，好似凝视着曲梁架上的水平位置是否左右平准。云珠下面另挂一颗“大珠”,位于其下的中梁上左右盘旋着两条龙，成“双龙戏珠”之象。两龙又能随大珠的摇摆而俯仰转动，好像是在昂首察看水槽内的水是否平均稳定。这两根梁、两个龙头及两条龙，都非为了单纯装潢而虚饰的，而是供校正这座水力机械时钟的水平状态之用。又，值得强调的是，机械装置用水力传动，创始于东汉张衡(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天才人物，其人事迹可参见吴蔚小说《江东二乔》)。经过唐代改进，到北宋有了很大进步，北宋苏颂、韩公廉等人曾制造过一座雄伟高大的水运仪象台，高近12米。上层安装浑仪，中层设浑象，底层有一座五层木阁，通过水力传动机构，能自动报时、报刻和夜漏更等，并能摇玲、扣钟、击鼓、打锣，以声响报告时刻。郭守敬的七宝灯漏显然是承唐宋旧制而作，同水运仪象台下部木阁内的计时机制基本相同。但水运仪象台早在北宋灭亡后便已经毁去，南宋朝廷曾考虑重新复制一座，却没有人能看懂苏颂的遗著，遂成缺憾。到了元代，郭守敬能重新制造出来同样原理的七宝灯漏，很不简单。欧洲1386年方出现第一台机械时钟，此七宝灯漏比其早一个世纪。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了欧洲钟表与中国宋代水运仪象台后，曾在他的《中国的天文钟》一文中提到水运仪象台：“可能天文钟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第二层按东、西、南、北方向，布置龙、虎、鸟、龟。每到一刻，四种神物便会跳跃、舞蹈、鸣叫，与第一层周日旋转运动相呼应。
第三层的圆环状被一百等分，每一等分即为一刻钟。又团团排列着代表十二时辰的木制“十二神”,每一位大神手中都执着一块“时牌”,上面写有时辰名称。当某个时辰来到，大神便在四个方向的门内执牌按时出现，报告当时时辰。另外，还有一个木人立在门口，手一直指向刻数。如此，现下是何时何刻，一望便知。
第四层为底层，四角立着四名木人，各执不同乐器，分别为钟、鼓、钲、铙。每个时辰分“初”和“正”两段，每段各有四刻，乐器木人逢初刻鸣钟，到二刻打鼓，至三刻击钲，最末四刻时击铙。
通常，白天的六个时辰相对容易区分，然每个时辰之内，再细分的八刻，则往往难以明确。七宝灯漏以时牌报时，再配以不同的声响报刻，可谓巧妙而完美。
盛大的朝会从早晨便已经开始。清晨时，文武百官齐聚在崇天门下待漏，等待皇帝升殿。大明殿内，皇帝和皇后则先后在御榻上就座。司辰郎据大明殿灯漏报时，宣布元正朝会开始。
怯薛及其他殿前侍卫人员最先从日精门和月华门进殿，向皇帝、皇后叩拜，随即按仪制分立在两旁或殿下，充作宿卫。
在后妃、宗王、驸马等皇亲国戚依次进献贺礼后，文武百官才分左、右，依次从日精、月华两门进入大明殿，参拜皇帝。
之后，中书省丞相向皇帝三进酒，宣读中央官署及各地贺表与礼仪清单。
最后，僧人、道士及外国使者等入殿。这些人因为身份特殊被破例允许穿着自己的服饰，而不是穿白服。这时候起，大明殿中的服饰才有了颜色。僧道等朝贺完毕后，受朝仪式才算正式结束。
按照惯例，每年的元旦或其他节令，在朝会结束时，皇帝都要命乐伎演唱《新水令》[1]等散曲以示庆贺。这一年朝会唱的《新水令》套曲，由翰林侍读学士贯云石填写，对大元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曲中唱道：
“郁葱佳气蔼寰区，庆丰年太平时序。民有感，国无虞。瞻仰皇都，圣天子有百灵助。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军尽欢娱，民亦安居。军民都托赖着我天子福，同乐蓬壶。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架海梁对着檠天柱，玉带金符。庆风云会龙虎，万户侯千钟录，播四海光千古。三阳交泰，五谷时熟。梅花枝上春光露，椒盘杯里香风度。帐设鲛绡，帘卷虾须。唱道天赐长生，人皆赞祝。道德巍巍，众臣等蒙恩露。拜舞嵩呼，万万岁当今圣明主。”
一曲歌毕，群臣拜伏在地，山呼“万岁”。仁宗皇帝俯视着匍匐在地上的人群，感慨万千——
五年前，他就该坐在这至尊宝座上，虽然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将皇位让给了兄长海山，其后又经历了许多风波，他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一天。而且自大元立国以来，还没有一位皇帝能像他这样登基[2]。
仁宗皇帝愈发志得意满起来，转头望向身边的阿纳失失里皇后。阿纳失失里皇后出自弘吉刺氏，是蒙古贵妇中难得的酷爱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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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水令，曲牌名，源于隋唐之水调，多入套数(同一宫调、不同曲牌的若干支曲子按一定规则连级在一起，联合成套),居于首曲地位。水调始创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最初只是小曲，音乐风格以“悲切”为特点。唐代发展了水调，既演变成大曲，又有小曲或杂曲的流传。另外，唐人还制作了“新水调”曲。“水调”一名，亦演变成为音调名。宋代是水调持续发展时期，水调不仅如其在唐代时一般，有大曲、小曲或杂曲的流传，而且在南宋有了次曲或中曲的形式存在，在其大曲“摘遍”的形式上，产生了词牌《水调歌头》和《新水令》,且都可配辞入乐演唱。宋代杂剧有资料可查的名目中，用《新水令》曲调的官本杂剧有四本。
[2]元成宗铁穆耳和元武宗海山即位前，均没有被正式立为储君。元成宗铁移耳虽然手有皇太子宝，但因为没有正式被册立为太子，即位时，手握重兵的兄长晋王甘麻剌(即《富春山居图——高楼聚远》一书中的梁王，后改封晋王，驻守西北)并不服气，只是由于迫于重臣伯颜的武力压力，才放弃争位。元武宗海山能当上皇帝，则完全是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发动的宫廷政变。元武宗即位后为表感激，立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实为皇太弟)。尽管元武宗在位期间也有改立亲生儿子为储君的想法(类似故事可参见吴蔚小说《大明惊变》明英宗及景泰帝的故事),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最终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顺利即位，是为元仁宗。
的人，精通琴棋书画，又素以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为榜样，谨言慎行，宽仁待下，甚得夫君敬重。她见皇帝瞧向自己，当即微笑着点了点头，仁宗皇帝遂高声传令开宴。
原来朝会贺礼仪式结束后，还有宴饮，称诈马宴[1]。四品以上，赐酒殿上；五品以下，则赐酒于日精、月华二门之下。
皇帝一声令下后，大明殿立时安静下来，几乎是鸦雀无声，众人目光一齐落在宫殿中央的大瓮上。
大瓮四角装饰有四条金龙，均作昂首搏击状。瓮体边缘挂着上千颗珍珠编织成的璎珞，每颗珍珠都有拇指盖大小，珠光晕彩，圆润细腻。仅凭黄金、珍珠两样饰品，便彰显出大瓮的贵重地位。大瓮本身两步多高，形体巨大，气度不凡。
大瓮由一整块黑质白章的大玉石精雕而成，石质柔和细腻，玉质斑驳变幻。玉瓮口呈椭圆形，体外周身雕有波纹，下部以浮雕加阴线勾刻的手法表现旋卷的波浪，上部以阴刻曲线勾画旋涡做底纹，整体呈大海状，波涛汹涌，旋涡激流，气势磅礴，神秘莫测。在海涛之中，又有龙、螭、猪、马、鹿、犀、鱼、螺等动物，形体各异，神采俱佳，不但雕工精细，而且俏色[2]独特，利用玉石本身的色泽变化，来勾勒波浪的起伏、表现动物的形态特征，可谓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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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诈马宴，又名质孙宴，质孙意为一色衣，意思是参宴者穿同一颜色的衣服。诈马，蒙语是指退掉毛的整畜，意思是把牛、羊家畜宰杀后，用热水退毛，去掉内脏，烤制或煮制上席。原为蒙古部落分食整牛整羊的古朴习俗，入元后发展为奢华的宫廷宴会。又，诈马宴并非单指大明殴宫宴，凡大型庆典宫宴，均称为诈马宴，如，大都诈马宴。上都诈马宴一般在六月举行，往往要欢宴三日，期间设宫廷乐舞、竞技表演等，有时在筵宴上也商议军国大事。三日下来，用羊二千、牛三头(诈马宴以烤全牛开场),不醉不休。元人杨允孚是非常特别的一位诗人，以布衣模被，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莫不以诗歌记之。他有诗记录道：“千官万骑到山椒，个个金鞍雉尾高。下马一齐催入宴，玉阑干外换宫袍。”
[2]俏色，又名巧色，是玉器工艺加工过程中常用的一种专业术语，是指利用玉的天然色泽进行雕刻加工。例如，有五块通体为白色的玉石，上面带有一些红点和黑点，经过玉雕艺人的精心设计及加工，制成了五只生动活泼的鹅，玉上的红点成为鹅的脑门，黑点成为鹅的眼睛。今存最早俏色作品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出土的营玉鳖，为殷商时代之玉器。工匠巧妙地把握玉料的自然色泽和纹理特点，将原有黑褐色皮保留下来琢成整的背甲，鳖的头、腹、足均为青白色，鳖的双目为黑色，白爪上留着黑色爪尖，神韵天成，妙趣横生。
独运，技艺高超。
这大瓮，便是大元乃至天下最著名的酒器，名曰渎山大玉海[1]，又名酒海、大玉瓮，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犒赏三军而制，意在反映大元疆域之辽阔、国力之强盛。渎山大玉海一次可储酒三十余石。天下人无不以见之为荣，饮之为耀。
一名怯薛应命上前，打开大玉海机关，深褐色的葡萄酒从玉器的肚腹中流出。宫人们早各握金杯在手，次递而上，以金杯接酒，往来穿梭，分别奉给皇帝、皇后、诸王及以下诸大臣。
又有白纱蒙面的白衣宫人鱼贯而出，在参宴大臣的案头摆上各色美食佳肴。所谓佳肴，无非是羊肉、马肉、牛肉、驼肉、鹿肉、鱼肉等各种肉食。蒙古执政者入主中原后，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日常饮食均以饮酒、食肉为主，宫宴亦是如此。不过食物种类更加丰富多样，食材均为各地优品，如羊肉是来自北方草原的黄羊，鱼肉则来自黑龙江。烹调制作也格外精细讲究，炊厨及负责端菜的宫人侍者，口鼻均要用白绸或是白纱包裹，以防污了菜肴。调制肉食品的佐料、香料，也是各方进贡的珍品，如石盐、野山椒、野茴香、野韭菜、哈昔泥、咱夫阑、白蘑等。
诈马宴宴饮用酒为葡萄酒，但因为参宴者多是蒙古人，不习惯饮用果酒的亦大有人在，各人案头早备有银裹木漆瓮，里面装有上好的马奶酒，只需举手示意，便自有宫人上前斟酒。
除了美酒外，也有茶水供应。盖因为诈马宴以肉食为主，参宴者需不时靠茶水来消食、除腻、提神，即唐人所谓“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白衣宫人各捧南方名茶凤髓茶[2],在大殿中轻盈穿梭，及时为需要者添茶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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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渎山大玉海原来被放置在太液池琼华岛(今白塔山)上的广寒殿(殿毁于明代后期)中。琼华意指华丽的美玉，以此命名，表示该岛是用美玉建成的仙境宝岛。又因琼华岛是远古河道残留下的水泊中的山，故有“渎山”之称，所以大玉瓮被称为“渎山大玉海”。
[2]凤髓茶，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所产名茶，一种绿饼茶，故又名为“青凤髓”,唐宋时便已负有盛名。清人陆廷灿在《续茶经》中引用唐人李肇《国史补》：“风俗贵茶，其名品益众……建安有青凤髓……皆品第之最著者也。”诸多元曲中亦有记载，如吴西逸《殿前欢》中“味偏长风髓(转下页)
皇帝、皇后是国父、国母，待遇自与众不同。仁宗皇帝面前菜肴为“八珍”,即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八种奇珍异品。皇后面前的众多菜式则称为汤羊[1],亦是由极为名贵的美味佳肴组成。
一时间，大殿内酒如林，肉如山，处处欢声笑语，大有昔日酒池肉林、长夜之饮之象[2]。有诗记云：
宫漏催朝烛影斜，千官鸣玉动晨鸦。
交龙拥日明丹宸，飞凤随云绕画车。
宴罢戴花经苑路，诗成传草到山家。
小儒未得随冠冕，遥听钧天隔彩霞。
此刻，翰林国史院[3]编修官揭傒斯同僚杨载同案而坐，见杨载目不转睛地望向殿中，料想对方对渎山大玉海极感兴趣，便悄声告道：“听说哈拉和林的大殿中也有一具巨大的树状酒器，虽是银制，但内有机关，酒器内部可存储四种不同的酒。大树有四根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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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茶，梦己随胡蝶化，身不入麒麟画”。《红楼梦》第八回回前诗：“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翠贮琼浆。莫道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风髓香”即指风髓茶。元宫廷宴会饮凤髓茶，见于元人杨允孚诗：“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夸风髓，北陲异品是黄羊。”
[1]汤羊原意为专门供应蒙古可汗宫廷膳食之羊。据《元朝秘史》载，窝阔台汗时，为减轻属部负担，巩固统治，与其兄察合台商定，“百姓羊群里，可每年只出一个二岁羯羊做汤羊”,供汗廷膳食。元人杨允孚有诗记道：“内人调膳侍君王，玉仗平明出建章。宰辅乍临间闳表，小臣传旨赐汤羊。”又自注：“每汤羊一膳具数十六，餐余必赐左右大臣，日以为常，予常职赐，故悉其详。”杨允孚曾任元廷尚食供奉之官，记录真实可靠，足见入元后，汤羊已成为专供皇帝、皇后享用的十六道珍品膳食的统称。又，本书各种细节均取自典籍。
[2]酒池肉林、长夜之饮均为商代商纣王典故，据《史记•殷本纪》：“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后即以“酒池肉林”形容极度豪华奢侈。
[3]翰林国史院是元代掌管草拟诏令、纂修国史、兼备皇帝咨询的中央机构。前身是唐朝玄宗开元初年设立的翰林院。元初先设翰林院，后立国史院。再后两者合并，建翰林学士院，秩正三品。至元四年(1267年)改立翰林兼国史院，至元八年(1271年)升从二品，大德九年(1305年)升正二品，皇庆元年(1312年)升从一品。翰林国史院设承旨六员，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各二员，属下有待制、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编修官等。院内下设(蒙古)新字学士，负责用八思巴字起草或翻译诏敕。
枝，分指四方，便是专门取酒的四根输出管道[1]”
杨载依旧是那副模样，漫应道：“那倒是不错。”又随口问道：“揭公去过哈拉和林吗？”
揭傒斯摇了摇头，道：“这些都是听人说的。”
杨载终于转过头来，问道：“应该是听尊内兄程大学士说的吧？”程大学士即指翰林学士承旨程钜夫[2]。揭傒斯比杨载小三岁，年轻时远游湖南、湖北，讲学谋生，名气很大，也很得名公显宦器重。彼时程钜夫任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一见到揭傒斯，便称其为奇才，还主动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为妻。
程钜夫在朝中地位显赫，但揭傒斯并未利用这一点。后程钜夫入朝，揭傒斯虽随内兄来到大都，但他只居于远斋馆内[3],很少外出，且对程钜夫执主宾之礼，十分恭谨，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程钜夫的亲戚。直到有一日，有访客听说程公有佳客在堂，便想与之结交。程钜夫不得不叫出揭傒斯，引荐给众访客。交谈之后，诸访客一致认为揭傒斯才华横溢，是栋梁之材，纷纷向朝廷推荐。知中书李益看了揭傒斯写的《功臣列传》,赞叹不已，道：“这才是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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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据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所著《东游记》一书。鲁不鲁乞早于马可•波罗及鄂多立克，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于1253年自地中海东岸出发，经由黑海以达伏尔加河流域，谒见拔都(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嫡次子)父子。后到达哈拉和林附近，次年曾谒见蒙哥汗，并随蒙哥汗至哈拉和林。旋由陆路西归，以行记《东游记》寄呈路易九世复命。其行记《东游记》为研究当时东西交通及蒙古历史之重要史料。
[2]程钜夫，名文海，因避元武宗海山名讳，改用字代名，号雪楼，又号远斋。叔父程飞卿于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年)任建昌军通判，程钜夫过继给程飞卿为嗣子，随叔父来到南城寄居。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将攻南城，程飞卿献城降元，因程钜夫是叔父的嗣子，作为人质进京。当时南宋尚未灭亡，朝中权相贾似道执政，忽必烈极想了解贾似道，遂召来南人出身的程钜夫。程钜夫时任千户，应对极详，又写了二十多幅笔札呈上。忽必烈大为惊奇，立即下令召程钜夫入翰林院。彼时程钜夫不到三十岁，因太年轻，被任命为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后，升为翰林修撰，再任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遂成为元朝开国以来最先得到重用的南人之一。程钜夫虽得到忽必烈信任，但也知道蒙古人从心底深处看不起南人，是以极知进退，忽必烈曾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他坚辞不就。宰相桑哥执政时，法令苛急，四方骚动。程钜夫时任江南行台御史，毅然入朝弹劾桑哥。桑哥大怒，将程钜夫滞留朝中，并六次奏请杀他，忽必烈均未准许。世祖之后，程钜夫继续得到成宗、武宗、仁宗倚重，为四朝元老，四十余年间出入显要，朝廷典册多出其手，是元代前朝最主要的文臣之一。
[3]程钜夫住宅在大都城北较为荒僻的安贞里，因其远离都城中心，故而程钜夫自称其居室为远斋。
书的名手笔啊！其他人不过是抄书匠而已！”
因此揭傒斯名声大噪，由布衣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跟杨载成为同僚。二人均是以布衣直接被召入翰林，意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
而其实早在这之前，杨载便与揭傒斯有一面之缘。事情缘起于某日揭傒斯独自溜去大都著名酒肆能远楼饮酒，酒后向伙计要了纸笔，当场题写了一首《秋雁》[1]。诗云：“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明里是写秋雁每年在冬季到来前飞到南方避寒就食，但其实别有寄托，只要是南方汉人，便能一眼看出端倪。
写完后，揭傒斯便掷笔而去。
当日杨载亦在能远楼饮酒。此时的杨载已因文才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编修，而在此之前，因杨氏诗文极得翰林侍读学士赵孟頫[2]推崇，其文名早已轰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可谓一方名流。
早已成就大名的杨载见揭傒斯举止怪异，早已暗中留意，待赶过去读了《秋雁》一诗，大为感慨，当即尾随而出，一路跟着揭傒斯到了程钜夫宅邸前。程氏大宅虽然距离皇宫很远，却是世祖皇帝忽必烈钦赐。杨载见揭傒斯无须通报便径直进了程大学士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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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雁》一诗暗指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南人地位最低，蒙古人、色目人甚至北方汉人都视南人为奴隶，只将江南当作财赋之地，疯狂压榨剥削。元人孔齐在《至正直记》评点此诗说："揭曼硕题雁，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
[2]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又号水晶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系子孙。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赵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受元世祖忽必烈的礼敬，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晚年逐渐隐退，后借病乞归。赵孟頫以宋宗室身份出仕元朝，颇受争议，然其人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其以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在绘画上，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见”；书法上，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书、草书，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擅篆书、隶书、真书、行书、草书，尤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道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赵孟頫不仅本人成就极高，为一代宗师，其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均是一代书画名家，此即元仁宗所言：“使后世知我朝有斗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很是惊奇，便向门人打听。门人只说揭傒斯是程府佳客，半句不提其他。杨载愈发好奇，遂将此事告知了京师名士赵孟頫、虞集、范梈、王约等人，众人约好日子来到程府，请求会见佳客，这才有了揭傒斯声名鹊起一事。
揭傒斯见杨载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不待自己回答，便又望向殿中，这才反应过来，问道：“杨公到底在看什么？是那位风度翩翩的道长吗？他好像是王寿衍王真人新收的得意弟子。”
杨载摇头道：“不是那人，是他身边年长些的那位道长。”
渎山大玉海刚好挡住了揭傒斯的视线，他歪着脑袋仔细看了一会儿，这才笑道：“那是主持江南道教事务的倪昭奎，新得了真人赐号，亦是出自王真人门下。”又问道：“怎么，杨公与倪真人是旧识？”
杨载答道：“非但是旧识，还是至交好友。只不过我们已经二十年没见了，想不到今日竟有缘在大明殿见到。”
刚好有宫人将葡萄酒奉至案前，揭傒斯见一向豪迈的杨载亦有感伤之意，便抓过金杯，笑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可是产自哈刺火州 的美酒，素为贡酒，只有在皇宫中才能喝到。”
杨载收回目光，也端起了金杯，笑道：“不错，虽然‘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你我还是能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揭傒斯不由得一怔，问道：“这是什么疯话？”
杨载哈哈一笑，正欲提及旧事，忽听到宦官高叫道：“肃静！举杯！”
原来皇帝、皇后已各自握杯，欲君臣同饮第一杯酒。殿中诸人一齐面朝殿首，躬身捧杯。仁宗皇帝正待说几句祝词，刚好大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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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刺火州：又译作哈刺和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在历史上，这一地区以产葡萄及葡萄酒而久负盛名。《饮膳正要》对葡萄酒有明确记载：“益气调中，耐饥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刺火者。田地酒最佳。”元代“西番”指西藏和河西走廊以西地区，“平阳”“太原”则属山西。
灯漏鸣乐报时，皇帝便停了下来，又将目光投向殿外，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这时候，有心腹怯薛急奔过来，附到仁宗皇帝耳边说了几句话。仁宗皇帝略略一怔，随即斥退怯薛，依旧面不改色，但却没有再开口，只略略举杯，先饮下这杯酒。待到群臣饮酒谢恩之后，仁宗皇帝也无二话，站起身来，朝皇后招了下手，帝后便一道往后殿而去。大批怯薛、宫人忙跟了上去。
按照原先的安排，仁宗皇帝在大明殿宴饮一番、表示君臣同乐之后，便要赶去兴圣宫拜见母亲答己太后，继续第二场宴饮，只有宗亲及亲信大臣，如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1]等，才能随行。皇帝此番提前离场，又无特别交代，铁木迭儿有些疑惑，怀疑后宫出了大事，忙让副手中书平章政事张闾[2]主持宴会，自己则跟去了后殿。
皇帝一走，大明殿中的气氛便立即轻松了起来。蒙古人本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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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木迭儿，蒙古人，曾事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大德年间，授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宣微院掌宫廷饮膳等事，铁木迭儿久任此职，有亲近内宫之便，由此得到海山生母答己的宠信。答己素有干涉朝政的野心，视铁木迭儿为心腹，欲日后用他来控制军国大事。元武宗海山即位后，答己果然以皇太后的身份积极干政，元武宗一度不能容忍，将铁木迭儿迁为云南行省左丞相。后铁木迭儿擅离职守逃回大都，遂为尚书省奏劾。元武宗大怒，下旨诘问。但不久即从兴圣宫传出皇太后答己的旨意，铁木迭儿乃得以“贷罪还职”。元武宗海山在位三年即病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尚未即位之时，太后答己便急急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回朝，拜中书右丞相，使其成为自己控制朝政的最得力助手。元仁宗即位后，欲改革弊政，以儒术治国，任命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然而太后答己却从后宫传旨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元仁宗因自己怀有私心，想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元仁宗皇位得自兄长元武宗，按照事先约定，本该传位给元武宗长子和世㻋),需要取得太后答己的支持(因为对答己而言，无论是硕德八刺还是和世㻋即位，皇帝都是她的孙子),遂迎合母意，以铁木迭儿为相，主持中书省事务。
[2]张闾(名见《元史•仁宗本纪》),又作张驴(名见《元史•仁宗本纪》,又见《元史•铁木迭儿传》)、章闾(名见《元史•食货志》)、章律(名见《元史•仁宗本纪》)。根据史料所记相关人物官职及事件，可以确定这些名字均为同一人，当为蒙古名音译。张闾《元史》无传，但涉及其人者史料颇多，盖因他曾居高位，参与多起重大事件。今江西宁都翠微峰景区金精洞外石壁刻有《平寇颂》,记有元军镇压蔡五九起义军的历史。中有“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奋然曰”一句，石壁上的名字刚好被风蚀，“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之后，当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名李世安(即散木歹，为西夏国主后人，李源自唐朝赐姓。据吴澄所撰《元故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公墓志铭》)的名字，但内中大致能辨认有个“閶”字(注：笔者本人未到过翠微峰，此处所考据《南方文物》刊登的照片),“閶”即为“闾”的繁体，正好是张闾的名字。当时张闾正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身份在江南主持事务，为镇压蔡五九起义的首脑人物，名字亦有可能出现在《平寇颂》中。
迈随意，不拘礼节，整个社会风气都是如此。当下众人不再拘谨，有向尊者敬酒的，有找人拼酒的，也有专门去观赏渎山大玉海及大明殿灯漏的，甚至还有提前离场的。
杨载早就在期盼这一刻的到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对面道教真人王寿衍那边，扬手叫道：“小倪！”
那新得元廷真人封号的江南道教首脑人物当真便是倪昭奎，他一身黄色道服，在众多白衫中很是醒目。
倪昭奎其实早就看到了杨载，只不过碍于相隔甚远，又有师长在旁，不便打招呼。此刻听到老友一声“小倪”,心头一热，再也不顾其他，赶上前握住杨载双手。四目相对，两人竟都有了泪意。也难怪如此，毕竟这是二人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见面。
当年宰相桑哥倒台，杭州聚远楼事件后不久，江南地方官员人事大变动，元廷将大批桑哥党羽逮送京师，包括僧官杨琏真迦及其妻子，并抄没了诸罪囚的家产。然杨琏真迦在进京途中染病身亡[1]，大元皇帝忽必烈又动了恻隐之心，竟任命僧官杨琏真迦之子杨暗普出任江浙行省左丞相，只是未归还杨氏家产。皇帝此举令众人始料未及，江南民众甚至还来不及为杨琏真迦之死庆贺，其子杨暗普已施施然上任。
入住江浙行省官署后，杨暗普所办第一件事，就是将刚由浙西廉访司调入江浙行省的书吏倪昭奎以失职的罪名逮捕下狱。官差前去拘捕倪昭奎的好友杨载做证人时，杨载闻风逃脱，自此流亡在外。倪昭奎的另一好友黄公望则被海漕万户朱清以“借调”的名义，变相扣押在太仓。
三人之中，以倪昭奎所受磨难最重。本来失职不算大罪，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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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富春山居图——高楼聚远》中，杨琏真迦已死于聚远楼，但此处又称杨琏真迦是在押解进京途中病死，这是朝廷典型的掩饰手法，好避开聚远楼的话题，以免牵连其他重要人物。历史上，杨琏真迦的确是在朝廷派大臣到江南理算其资产却又临时叫停后，即神秘消失于史籍记载。其后不久，杨琏真迦之子杨暗普被忽必烈任命为江浙行省长官，亦为历史真事。
职已算重处，杨暗普却指使相关官员，有意拖延不审，造成所谓滞狱。不过就滞狱本身而言，倪昭奎的经历也不是个案——
元朝采取多级审判制度及所谓用刑审慎的慎刑政策，地方各级官府审案时，往往“恐负罪责，事事不为断决，至于两词曲直显然明白，故为稽迟，轻则数月，甚则一年二年，以至本官任终，本司吏更换数人，而不决断”,有意拖延不审。
即便是审结的案子，亦难明正其罪。“今县未尝申解于州，州未尝申解于路，或畏刑名之错，或因结解之难，不问罪之轻重，尽皆死于囹圄，断遣者既未曾有，平反者盖所绝无。”甚至审完定罪后不予上报，导致罪囚被关押长达二十年——“考其罪囚在禁月日，有十五年者，有二十年者”。
最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因犯下重罪而被判处死刑的死刑犯，累经各级衙门审断后，不少人甚至可以免于一死。结案而不执行，直接导致监狱人满为患，因而“死损罪囚”十分常见。杨暗普有意滞延，拖而不审，无非是想将倪昭奎长期关押，予以折辱，若是“死损”,自是最妙。好在倪昭奎曾是肃政廉访司书吏，而杭州狱也是廉访司下辖机构，不受江浙行省直接管辖，狱丞夏世泽[1]与倪氏交好，暗中照顾他，预备等到接替徐琰的新廉访使到任，便上书举报江浙行省无端干涉狱事。不想新任廉访使是个蒙古人，汉名守玉，名字虽然还算好听，但实际上此人毫无操守、胸无点墨，轻视汉人不说，还一味逢迎江浙行省长官杨暗普，将狱丞夏世泽免了职，而倪昭奎自此也遭受了更多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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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夏世泽即为元末明初著名书画鉴赏家夏文彦的祖父。夏世泽祖籍吴兴，后移居松江府华亭县，家中有知止堂，是黄公望亲祖父陆德孚原居地柳家巷所在地。兼之黄、叉二人曾是同事(黄公望为浙西廉访吏时，夏世泽是杭州狱狱丞。如前所言，杭州狱为廉访司下属机构),关系格外亲密。至正七年(1347年),黄公望开始创作《富春山居图》,而“三四载未得完备”。至正十年(1350年),黄公望携画卷到松江，在夏世泽的知止堂加题(《富春山居图》当时尚未完成，黄公望道友无用已猜到此画将成为传世之作，担心此画日后可能被人“巧取豪夺”,便在画完成之前就请“先书无用本号”,以加题来明确归属，无用由此成为《富春山居图》第一位收藏者),最后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完成画作，“经营七年而成”。后黄公望在知止堂附近建筑仙关，作为作画、会友的地方。
倪昭奎以轻罪下狱，却被当作重囚处置，他被迫戴上狱具，手足日夜被锁[1]，备受苦楚。
这还只是肉体上的痛苦，倪昭奎出身富贵，本人有洁癖，却被丢在最阴暗、最潮湿、最肮脏的死囚牢中，心灵上的屈辱可想而知。若不是顾及尚有老父在堂、弟弟尚未成人，只怕不等“死损”,便已自行了断。
即便不久后元廷因民情汹汹而不得不罢免了杨暗普，但杨暗普仍负责主持江南佛教事务，位高权重，依旧有能力干涉地方司法。而浙西廉访使守玉也遵从杨暗普的暗示，对倪昭奎“格外照顾”。倪昭奎出身巨富之家，尚无力脱困，足见他当时的处境何等险恶。
如是过了两年，一代雄主元世祖忽必烈因酗酒患病而去世[2]嫡幼子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新皇帝登基后即大赦天下，以轻微罪名入狱的倪昭奎这才得以重见天日。杨载也在不久后返回杭州，但倪昭奎却已经拜著名的道士金志扬[3]为师，出家为道。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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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朝律法规定“应犯死罪，枷杻收禁，妇人去杻，杖罪以下，锁收”,但江南因为是南宋的根本之地，治狱也较其他地方为重，“江南有司见禁重囚，昼杻双手，匣其一足，夜则并匣双足”。
[2]蒙古人日常饮料为马奶酒，虽然马奶酒有养生的功效，但过量饮用，仍会引发健康问题。元朝时，酒是权贵阶层的日常饮料，从举行重大朝会的大明正殿中尚安置着巨型酒器，便可看出当时风气。元太医罗天益认为社会上流行的许多疾病都与酗酒有关，在他的著作《卫生宝鉴》卷四《饮伤脾胃论》中提道：“故近年中风、虚劳、消狂、疮疡、癖积、咀、藏毒、下血者多有之大。概由朝醇夕醒、耽乐为常而得之也。古人云：脾热病则五脏危，乞不信哉！孔子云：唯酒无量，不及乱。谓饮之无多而且有节，则所以养精神而介眉寿也。凡饮酒之际，切宜慎之戒之也。”罗天益还认为，当时蒙古人常患的足疾和其他一些疾病，也可能与过量饮用马奶酒有关。除《元史》记录的忽必烈因“过饮马湮，得足疾”经多方医治终身不愈外，在罗天益的病案记录中，因过量饮用马奶酒而致病的，还有忽必烈的贴身侍卫纽邻，“久病疝气，复因七月间饥饱劳役，过饮湮乳所发，甚如初，面色青黄不泽，脐腹阵痛，搐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又有蒙古千户昔良海，“因食酒肉，饮湩乳，得霍乱吐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