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园又名廉园，园中有池数亩，主堂构建于池上，名万柳堂。万柳堂外，又有匏瓜亭、南野亭、玩芳亭、玉渊亭等。绕池种植有百株柳树，池中多莲花，夏日柳荫莲香，风景可爱。除了遍植柳树之外，园中又有名责花草几万本，牡丹尤盛，号为京师第一。时人有诗赞道：“花飞竹外疑红袖，水度云松自玉琴。”公卿士大夫休暇时多宴游于此，吟诗赋词，赓和极盛。
旅食京华，蜀道天难，邯郸梦回。
笑白衣苍狗，悠悠无定，黄尘赤日，扰扰何为。
长铗休弹，瑶琴时鼓，倦鸟谁教强去来。
衡门下，幸良辰良友，同酒同诗。
功名少壮为期。柰身外升沉自不知。
算人间难得，还丹大药，山中尽有，老树清溪。
蕙帐云空，石田苔满，应被山灵怪去迟。
春来也，向故园回首，归去休迷。
——许有壬《沁园春•次班彦功韵》
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定都于燕京，是看重此地四季分明，且有山水美景，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有一组小令描述燕京春夏秋冬四季云：“暖风迟日春天，朱颜绿鬓芳年，挈榼携童跨蹇。溪山佳处，好将春事留连。”“参差竹笋抽簪，累垂梅子攒金，旋趁庭槐翠阴。南风解愠，快哉消我烦襟。”“庭前落尽梧桐，水边开彻芙蓉，解与诗人意同。辞柯霜叶，飞来就我题红。”“门前六出狂飞，樽前万事休提，为问东君信息。急教人探，小梅江上先知。”
随着大都成为大元的政治中心，一些王公贵族也争相在大都建宅筑林，一时涌现出众多著名园林[1],多是利用昔日金中都城郊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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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不独大都，其他地方均盛行私家园林，远远超过前朝。这主要是由于蒙元统治者实行等级划分，极端轻视儒生，又断绝科举之路，以吏代士，众多汉族文人入仕艰难，遂以诗酒为伴，寄情园林，与前面所提元曲风行一时的原因相同。诸多文人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园林的审美情趣。宋代以前，园林多为写实意境。即简单地模仿山林野趣。从元代开始，由于大量文人参与设计，园林逐渐演变成集山水植物与建筑为一体的综合体。
区的河渠、水道，以池沼水景为主要景观，建造起亭台别墅，均位于南城之外。声名显赫者，有汉人官员张九思之西园，畏兀儿大臣廉希宪之野园。
西园又名遂初园，园中景色秀丽，绕堂水石花竹之胜，甲于一方，颇为时人所称道。
野园又名廉园，第一任主人廉希宪，号野云，“野”取自其号。园中山石林立，松竹参天。有池数亩，内中可泛舟，主堂构建于池上，名万柳堂[2]。万柳堂外，又有清露堂、奇观台、匏瓜亭、南野亭、玩芳亭、玉渊亭等，高楼林立，“去天盈握”。绕池种植有百株柳树，池中多莲花，夏日花草丰美，柳荫莲香，风景可爱。除了遍植柳树之外，园中又有名贵花草几万本，牡丹尤盛，号为京师第一。时人有诗赞道：“花飞竹外疑红袖，水度松间自玉琴。”[3]
廉园名气如此之大，中书省工部官员为皇太子真金营建东宫时，也曾慕名而至，希望廉希宪同意将廉园中的花木移植一些到东宫之中去，却遭到了廉希宪的断然拒绝。好在皇太子真金为人宽厚，尤其尊儒重道，也未在意，此事遂不了了之。
廉园柳堤环抱，景色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京师游赏佳丽之所。公卿士大夫闲暇时多宴游于此，吟诗赋词，赓和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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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南城并非今日北京南城的概念，而且古代文人表述地理位置时(指非专业地理类的诗词文章等),多指大致方位。
[2]元人赵孟頫绘有《元赵孟頫万柳堂图轴》,今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所绘即康氏野园万柳堂。画中建筑体量恢弘，依地势而建错落有致，屋面灰瓦卷棚顶，装修简洁，不施彩画，四周绿柳成行，花团锦簇，淡雅精深，充分与自然相融合，正是典型的元代私家园林风格。
[3]关于廉园的具体位置，史籍并无明确记载，元人只简单记载在“京师城外”,本书采纳明人蒋一葵说法，认为廉园及万柳堂在今玉渊潭一带。据明朝万历年间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平则门外迤南十里花园村，有泉从地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时，郡人王郁隐此，作台池上，假约为乐至今人呼其地为钓鱼台。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与蒋一葵同时代的王嘉谟有诗云：“西望重关五时平，数株烟柳夹河生。山当曲径云常白，池凿沈灰水更清。落叶千城催暮雨，浓阴万里静秋声。当年歌舞堪回首，遗迹风流万古情。”"城西胜迹已尘埃，池水东流何日回？荒树远迷白马寺，寒云还覆钓鱼台。”王诗与蒋氏记载相印证，可证明万柳堂确实在玉渊潭即钓鱼台一带。也有学者认为康园与万柳堂为两园，廉园位于今丰台一带(据明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该书成书时间晚于《长安客话》),万柳堂则在玉渊潭。本书认为两园实为一园。
许多知名文士都曾慕名到园中宴游。如汉人名臣张养浩曾在寒食节时游览廉园，也曾赋诗称赞廉园。
翰林大学士姚燧有《满江红•廉野云左揆求赋南园•庆云都城善》,词云：“面势林塘，紧横睫、觚棱如削。还更比、城南韦杜，去天盈握。便有名园能甲乙，他山刿施先尊岳。甚一花一石。总都将平泉学。虽鬓发，流光觉。浑未厌，明来数。有庆云善谱，新声天乐。正乐关弓鸿鹄至，可知弃屣麒麟阁。只北山逋客负尘缨，沧浪濯。”
士子许有壬游廉园时即席成章，有《木兰花慢》词道：“渺西风天地，拂吟袖，出重城。正秋满闲园，松枯石润，竹瘦霜清。扁舟采菱歌断，但一泓寒碧画桥平。放眼奇观台上，太行飞入檐楹。主人声利一毫轻。爱客见高情。便芡剥骊珠，莲分冰茧，酒注金瓶。风流故家文献，况登高能赋有诸甥。清露堂前好月，多应喜我留名。”
翰林学士赵孟頫则有《万柳堂即席》诗云：“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
赵诗中的“游女”,便是京城名妓解语花[1]。其人才貌双全，擅长慢词。某日廉园雅集，天下名士集于万柳堂中。作为大都声名最盛的乐妓，解语花亦应邀助兴[2]。
时值夏季，荷花盛开，香气满堂。解语花左手握着一枝花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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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语花为艺名，其人本姓刘。又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成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意思是，这莲花再美，也比不上我这会说话的名花。后人遂将“解语花”(也作“解语之花”)作为一个成语，专门用来赞誉容貌美丽的女子。
[2]元代戏曲繁荣，艺人辈出，知名乐妓与达官显贵、文人才士之间有着广泛的交往，赴宴应酬更是家常便饭。但《元典章》明令规定，禁娶乐人为妻。严格禁止朝廷官员与戏曲界有任何关系，而且对“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倡优之家者”,均要给予“断罪罢职”的处分。但规定是规定，实际情况是，一些权贵政要不仅照常嫖妓招娼，还多有强娶女艺人为妾之事。
子合欢莲[1],右手持着酒杯，歌元好问《骤雨打新荷》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轮明，来往如梭。”
座中宾客尽拍手称快，纷纷赋诗留念。翰林学士赵孟頫除作《万柳堂即席》一诗外，更将当时盛况绘成图轴，成为廉园风流文雅最生动、最直接的记录[2]。
受邀列席廉园宴会，历来被大家视为幸事。而今年元宵节之廉园雅集，更是与众不同——除了是新皇帝仁宗改元后的首次集会，亦是一场为翰林大学士姚燧送行的饯别宴会。
姚燧因文名而受元廷重用，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然其人恃才放旷、耿介刚直，与朝中诸多权贵难以相容。待实录修成，姚燧便一再请辞，皇帝却不予准许，而今终于因病重而得告南归，也算是如愿以偿。以姚燧文坛盟主之地位，自然会有一场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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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欢莲即荷中珍品并蒂莲，自古有之。荷花在生长过程中，一般只形成一个花芽，一个分生中心，开一朵花。如果受到某种特殊外界环境条件的刺激，或内部发生特殊变异，着生在一支茎上的花芽，便有可能分化成两个分生中心，进而发育两个像是双胞胎的花蕾，从而在一支花柄上形成两个花蒂，并开两朵花，结一对莲蓬，这便是并蒂莲。并蒂莲是荷花中的珍品，其生成的概率仅十万分之一，是十载难逢的植物中的“双胞胎”。其遗传机制尚在研究中，荷花专家曾分别用生长过并蒂莲花的藕种和并蒂莲蓬里的莲子，反复进行培植试验，结果都不能生成并蒂莲花，证实其不可遗传，只能天然生成。
[2]据清人阮元《小沧浪笔谈》：“(《万柳堂图》)图立幅三尺，着色，画荷池山馆，烟雨满林，堂中二人袍带坐，一女子持荷花送酒，即所传歌《骤雨打新荷》者。”又，万柳堂在中国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文人诗会雅集，彼此唱和，为一时之盛，遂成为人文精神的象征，不仅在元时享誉京师，亦流传后世。清乾隆皇帝有《题赵孟頫万柳堂图》事云：“久闻城外有廉园，今日宛看画图存。求媚羞为右丞相，传真却赖昔王孙。”连皇帝都仰慕不已，足见廉园名气之大。清初重臣冯溥因仰慕廉希宪，专门在北京另建了一处“万柳堂”,位于今龙潭湖公园，又特意植万株杨柳，排列成行，仍然命名为“万柳堂”,以示与元代万柳堂一脉相承之意，著名学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六十六《万柳堂记》中也有记载：“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园京城东南隅……园无杂树，迤逗下上皆柳，固其堂曰万柳之常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燕游旧地以名之也。”同样，有“一代文宗”之称的清道光名臣阮元也在故乡筑堤种柳，并于湖边建一别墅，取名“南万柳堂”。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全编》记道：“阮芸台师(即阮元)有别墅在邵伯湖之北，湖埂植柳三万株，自额所居曰‘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
行，而这场宴会便被特意选在了廉园——
姚燧是典型的传统文人，热爱山水美景，他为地方官时，自称“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陆舟马周历乎澧峡、归、鼎五州七县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驶奇峭，人才之标特秀异，实若富于心中”。又说：“燧思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亦千载之旷遇，江山之形胜，风土之微恶，民俗之浇淳，必一就观。”
而廉园虽为人造之园，却也是大都名胜，更是人文荟萃之地，素为姚燧所爱。他自知年事已高，又重病缠身，此番南归后，必定再无机会北返大都，将万柳堂作为京师最后一处与文友们相聚的场所，也算是心中安慰。
廉园元宵宴会的主客自是姚燧，主人则是最年轻的翰林学士贯云石。廉氏满门显宦，子孙多在外为官，且多是行省及路长官。也有在京者，只是相对不那么突出。比较起来，亲族子弟中，以贯云石的地位最为显赫——贯云石是翰林院最年轻的学士，前途无量。他既是廉氏外孙，在廉园中长大，也是姚燧最得意的门生，遂被力推为宴会主持。虽然贯云石新近遭遇姑姑汪小佩病逝一事，但为了恩师，也必须含悲忍痛，赶来廉园筹划饯别之宴。
其余宾客大多为京城文艺界名士，如赵孟頫、虞集、揭傒斯、范梈、王约、杨载、黄𤦋、袁桷、王振鹏等。又因廉氏、贯氏属于大元最上流阶层，亦有朝中权贵及地位特殊者参加，如爱凑热闹的高丽王王璋、新得朝廷封号的江南道教首脑人物倪昭奎、诗名远扬的道士张雨、名医危亦林等。甚至还有御史台书吏黄公望、士子许有壬这类籍籍无名的人士。
虽是宴会，却只是茶宴，这自是为了迎合姚燧的喜好。姚燧本人不爱饮酒，但并不是因为酒本身，而是因为大都粮食紧张、粮价高昂[1]。姚燧认为大都尚有许多贫民因买不起粮食而食不果腹，忍饥挨饿，而蒙古执政者却在无限制地饮酒，除了传统的奶酒和果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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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大都虽然比金燕京城区面积大大增加，然而大都人口亦是远远超过金朝，住房日趋紧张，生活成本亦很高。最明显的，便是大都的粮食远比江南和其他地区昂贵。元初学者兼诗人(转下页)
外，更是大规模地酿造粮食酒，为此还专门令光禄寺所隶尚饮局、尚酝局开发粮食酒，著名的阿剌吉酒[1]即由二局酿造。又往粮食酒中加入药材和其他物件，进行调制，如此诞生了虎骨酒、枸杞酒、地黄酒、羊羔酒、五加皮酒、腽肭脐酒等宫廷滋补酒[2],大受欢迎。又设醴源仓，专收用以酿酒的优质原料[3]。如此，令本就紧张的大都粮食愈发紧缺[4],粮价居高不下，姚燧甚至担心此事会影响社会安定。
既是主宾厌酒好茶，主人自会专意照顾周全。今日宴会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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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王恽(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先后在中书省、御史台等处任职，一生仕宦，刚直不阿，清贫守职，是著名谏臣)曾作诗描述当时情况道：“饥寒常有几千人。”又称：“薪如束桂米如珠。”王恽之后，宋朝皇族赵孟頫从江南应召到大都做官，受到元朝皇帝的隆重礼遇。即便如此，赵孟頫也感叹大都生活费用之高，不易度日，曾作诗道：“太仓粟陈未易杂，中都俸薄难裹缠。”中都即大都。太仓即朱清所开创海运起始码头。赵孟頫在诗中称，在大都时，连陈腐多年的太仓米粟都很难吃到，更遍论其他。由于朱清开辟了海运，从江南运到大都的粮米比之前增加了几十倍，达到数百万石之多，但由于人口亦相应暴增，因此大都粮价依然居高不下。就连贵为二品大员的翰林学士姚燧亦感叹道：“神州桂玉地，富室居犹难……囊空到称假，岂能久盘桓。”称他自己为了生活，连盘缠都用光，要意借侦度日，足见大都物价之高。
[1]阿剌吉酒，即世人俗称的烧酒。据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记载：“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意即阿剌吉酒采用蒸馏法加工制成。复烧蒸馏是酿酒工艺的一大进步，《饮膳正要》的这段记载也是中国目前可以见到的关于蒸馏酒的最早、最详细的史料。阿剌吉酒的酒精含量比普通酒高得多，故而又被称为火酒，此酒一经出现，便受到普遍欢迎，引起酒的生产和消费的重大变化。时人称赞道：“阿剌吉，酒之英，清如井泉花，白于寒露浆。”
[2]这些酒均以与粮食同酿的药材如虎骨、枸杞、地黄、五加皮、胆肭脐等命名。以药材加入粮食酒作为滋补品，在当时很流行。其中又以“大补益人”的羊羔酒最为著名，它是将“精羊肉”蒸熟，用“糯酒”浸泡，再加工而成，被时人视作美酒。类似的还有菊花酒、天门冬酒、菖蒲酒、紫苏子酒等。
[3]当时粮食酒的原料主要有糯米、黍等。江南出产的香糯米和卫辉路出产的苏门糯米，都是酮酒的上佳材料。元中央醴源仓“掌受香莎、苏门等酒材糯米，乡贡曲药，以供上酝及岁赐百官者”。
[4]姚燧专门算过这笔账，称：“京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粮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而大都闹粮荒也不是罕见之事，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还因为京师粮食不足而专门下令禁止用粮食酿酒，并“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费，散之贫民”。但因蒙古贵族酗酒成风，上行下效，饥荒一过，时过境迁，很快又故态复萌。事实也证明姚燧大有远见，他并非杞人忧天，酿酒耗粮导致了社会动荡，京师刑事犯罪亦大大增加。
两种茶叶，一为顾渚茶[1]，一为范殿帅茶[2]。未用名气更大的凤髓，盖因为姚燧本人便好江南之茶。虽然刚刚过了年，茶亦成了旧年陈茶，然在新茶未发的时节，又在大都这样的地方，可是珍贵至极了。
好茶须配好水，虽然万柳堂存有皇帝所赐邹店观音堂井水[3],为御用之水，但主人仍然贴心地准备了玉泉水[4],盖因为顾渚茶、范殿帅茶均为山泉所制，自然只山泉水才能泡出其灵气。
热茶奉上后，年轻的宴会主人贯云石便将目光投向座中宾客，期待众人尤其是姚燧的品评。姚燧浅尝两口，先叹道：“‘泉濑金沙涌，芽茶紫壁截。'在大都能饮到如此佳茗，可谓极是难得了。”
“泉濑”两句，为唐人杜牧之诗。前句指金沙泉，后句则指顾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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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渚是山名，元代属湖州路长兴州。顾渚产好茶，自唐代起是贡品。但宋朝时顾渚茶急速衰落，并不是因为“重建茗”,而是专用制作的金沙泉泉水枯竭。用该泉水制出来的茶叶味道绝佳。然宋代时，“金沙泉不常出，唐时用此水造紫笋茶进贡，泉不常出，有司具牲币祭之，始得水，事讫即洞。宋末屡加浚治，泉迄不出”。由于泉水枯竭，贡茶因而停造。到了元朝，“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元中书省官员到金沙泉祭祀后，泉水又重新涌出。元世祖忽必烈闻讯大喜，赐金沙泉名为瑞应泉。泉水复现，顾渚茶也随之恢复生产，再次成为贡茶，并以金花为标志。顾渚茶中精品色紫而形似笋，有紫笋之称。
[2]范殿帅茶，元代贡茶名。范殿帅是南宋降将范文虎，曾任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领禁军，故有段帅之称，又号常败将军。《元史》云范殿帅茶不知所出，但据《庆元方志》载：“出慈溪县民山，在资国寺冈山者为第一，开寿寺侧者次之。每取化安寺水蒸造，精择如雀舌细者入贡。”又据清光绪《慈溪县志》卷六引《四明山志》云：“下有开寿寺，产名茶。仅次于三女山所出。上有史丞相嵩之墓，毁帅范文虎因置茶局。”足见此茶产于浙江慈溪四明山开寿寺。
[3]现存文献中，没有蒙古人在13世纪前饮茶的记载。入元后，唐宋两代各地出产的名茶依然源源不断地进奉宫廷，但皇帝主要是用以赏赐大臣。虽然元世祖忽必烈曾改金沙泉为瑞应泉，但史籍中关于元朝皇帝饮茶的明确记载，却是始于元武宗海山。元武宗即位之初，曾率队前往柳林打猎，其母答己太后亦随行。一行人途经邹店时，元武宗忽然口渴想喝茶。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因为蒙古人的日常饮料是马奶子，皇帝出游，总是随身带着专供挤奶用的马群。元武宗忽然要喝茶，可忙坏了事先并无准备的扈从大臣。大臣们忙赶去附近各个水井选水，经过筛选后，选中了一口井。该井井水煎煮过后，澄清如镜，比其他井水要清凉甘甜得多。侍从用此水煎茶，元武宗品尝后，连连称赞，称“其茶味特异内府常进之茶”。既然皇帝喜欢，该井便被定为御井。元武宗派人在井边修建了观音堂，又将水井用栅栏围了起来，在井上建起了一座亭子，用以覆盖此井。同时，还在井边刻石，专门记录此事。此后，元武宗皇帝每天御用之水，基本上都取自邹店观音堂水井。此为元朝皇帝饮茶最早之记载，至元顺帝时，饮茶在皇宫中已蔚然成风，如元顺帝第三任皇后奇氏(元朝唯一一位非蒙古族皇后)便曾是皇帝的煮茶宫女，“主供茗饮”。
[4]玉泉水，即北京颐和园西面玉泉山所出泉水。玉泉山是西山东麓的支脉，在“山之阳”,逶迤南北，且土纹隐起，作苍龙鳞，沙痕石隙，随地皆泉。而泉水自石穴中出，鸣如杂珮，水清而碧，澄洁似玉，甘洌宜茗，故名“玉泉”。入元后，元世祖忽必烈在玉泉山修建了昭化寺。
茶中极品紫笋。见多识广的姚大学士引用前人的名句，对今日之茶水显然还是满意的，虽未能用金沙泉水煮紫笋茶，但玉泉水亦是不错。
贯云石见主宾出言称赞，总算略略松了口气。忽有人接口道：“茶是不错，可惜大都的水不够好，浪费了此等佳茗。”
声音清脆稚嫩，众人均感愕然，循闻声望去，发言者却是坐在真人倪昭奎身边的倪瓒。
倪昭奎仰慕廉园雅集已久，既受邀参宴，便带了倪瓒一道出席，想让幼弟也跟着见见世面。姚燧是当今文坛魁首，既已预备还乡，以其老病之身，怕是回大都无望，今日万柳堂宴势必成为绝响，机会极其难得。不想倪瓒品茗后感觉口味不佳，且当众说了出来，倪昭奎不免大为尴尬，忙斥道：“众多名家在座，你小孩子懂什么，切莫胡说。”
倪瓒生有洁癖，本不愿用非自家茶具饮茶，是兄长一再低声强调御茶难得，这才勉强尝了一口，结果大失所望，便直截了当地将心事说了出来。他见兄长斥责自己，很不服气，道：“这茶是好茶，水却是太重了，浑然不像山泉之水，没有清灵之气。”
倪昭奎斥道：“又在胡说了。”
一旁杨载接口笑道：“倪三公子倒是有见识得很。这水确实是泉水，而且是京畿地区最好的泉水，但又与江南的泉水大不相同。北方的泉水来自地下，而南方的泉水则多是江河之水或是雨水，二者大有分别。我初来大都时，也觉得这里的水味重，不够轻盈。”
姚燧等人均点头称是。倪昭奎出身于巨富之家，长期在江南过着优渥的生活，如何会尝不出杯中水重，只不过为了旁人的体面，不得不斥责倪瓒几句。见众人均赞同幼弟的品评，当即欠身举手，向众人表示谢意。又低声叮嘱道：“且不可再乱开口。”
贯云石早就留意到倪瓒举止不凡、一身贵气，忙笑道：“小公子不妨再尝尝邹店观音堂之水。”又命人取邹店井水重新煎了一壶茶，先给倪瓒倒了一杯。不料倪瓒浅尝之后，连连摇头道：“更加不好。”
倪昭奎忙假意斥道：“又胡说了，这可是内府御用之水。”
倪瓒道：“不是水不好，而是此水过于甘洌，煎煮味轻的紫笋茶不大合适，若是青凤髓，倒还相配。”
高丽王王璋当即赞道：“倪三公子的品味可是好得很。当年武宗皇帝放飞柳林，到邹店时口渴思茶，侍臣便是用邹店井水煮青凤髓进奉，我亲眼所见。”
王璋虽然久在中国，但口味随其母安平公主，好饮奶酒，于茶事则是一窍不通，不过邹店观音堂水井的来历却是清楚，毕竟当日他也扈从在元武宗海山身边。
最近王璋颇为春风得意——是竟与长年不和的正宫王后宝塔实怜公主和好，此节已在京师传为奇闻，闻者无不啧啧惊叹；二来王璋终于得到了渴慕已久的姚燧的诗文。
王璋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在元人眼中，高丽不过是藩邦小国，高丽国王头衔实不及王璋的一字王头衔。他虽久在中国，爱附庸风雅，且以风流名士自居，但因才学有限，又有与父争权、逼父退位等诸多为中国传统礼法所不容之行径，且继任高丽王位后仍长期滞留大都，置高丽国事于不顾，时人称为“父子之间，惭德实多；久居上国，自罹窜逐之辱”,又称“父子天性之亲，孝为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因而真名士均对其鄙而远之。姚燧负一世之名，为当今文坛魁首，王璋仰慕其诗文已久，也曾几番恳求，这次还是在翰林编修杨载的斡旋下，才终于得偿所愿。欣喜若狂的高丽王为此赠送了五十筐币帛、金玉、名画，以作为回礼。姚燧素来喜爱搜集古玩名画，王璋的礼物可谓投其所好。然姚燧虽然收下了重礼，却将字画等分给了属官、吏胥及侍从，将金银财物则送给了翰林院做日常费用，自己分毫未取。此举令人称赞，也颇令王璋不爽，姚燧固然留下了器识风度豪迈过人、不因贪婪而失志的美名，但同时表明他为高丽王作文一事，并非完全出于自愿。
无论怎样，王璋得到姚燧诗文是事实，今日又出席了为姚燧饯行的廉园盛会，面上大大有光，日后可以作为夸耀的资本。然他今日亦有所收敛，不敢抬出高丽王及沈王的身份，宴席中亦不敢随意开口，此时好不容易才插了一句话，自觉极为得体——既奉承了目下会场的中心人物倪瓒，又表明了自己有天子近臣的身份。不想话音刚落，便有人冷笑一声，却是坐于名医危亦林身侧的洪金竹。
洪氏祖上为大唐才子，入高丽后，仍酷爱收集古籍善本，累世所积，遂成藏书大家。由于未受中原战乱的影响，家中许多藏书成为绝世孤本，极其珍贵。洪氏入元且开始显达后，洪氏藏书也随之扬名，得窥洪氏藏书，是许多读书人的愿望。
洪金竹是辽阳行省右丞相洪重喜之侄，与廉希宪幼子廉惇是至交好友，因其家藏书极丰之故，与座中诸多名士亦是相熟相知。众人皆知洪氏与高丽有难解世仇，料想洪金竹这声冷笑，是有意针对王璋，均佯装未闻。
高丽王世子王鉴坐于其父身侧，闻声大有忿色，正待开言，却被父亲王璋举手阻止。
杨载与洪金竹、王璋均有交情，不欲双方难堪，忙接着茶水的话题，续道：“依倪三公子的说法，北方之水，井水也好，泉水也好，都不大适合泡江南茗茶了？”
倪瓒道：“也不尽然。如若取黄河之水，三煮三蒸后，水质堪比江南之水。”
众人闻言均感愕然。倪瓒又补充道：“我亲口尝过。”
倪昭奎遂道：“这次北上路过黄河时，瓒儿非要尝一尝黄河之水，贫道拗不过他，遂命弟子取了一桶河水，蒸煮过后，风味果不一般。”
姚燧哈哈笑道：“倪三公子见闻不凡，改日一定要尝试一下黄河之水。”
倪瓒小小年纪，却在品茶雅事上极有见地，自是令人刮目相看。他个性孤僻，既受瞩目，便不自在起来，低声向长兄央求道；“我想出去透透气。”
倪昭奎忙道：“我叫人陪你。”
倪瓒摇头道：“我不喜欢大兄的徒弟陪着。况且我只是在附近随意逛逛，不会走远。”
黄公望坐在倪昭奎南侧，闻声忙道：“我陪三公子出去。”黄公望虽应贯云石力邀来赴廉园宴会，然满堂俱是名流，他于诗文一道又疏怠已久，亦不敢随意开口，这隐形人当得颇不自在，早就萌生了去意，只不过碍于主人面子，还未发作。刚好倪瓒称要出去透气，他便趁势而起。倪昭奎早猜到老友心思，当即点了点头。倪瓒颇为喜悦，主动上前牵了黄公望之手，二人一道出去。
那万柳堂构建于池塘之上，二人出了堂，四下看了看，便沿着池边散步。黄公望见园中树木以柳树为主，道：“可惜目下季节不好，万柳无枝，若是春日游园，万条丝绦……”
忽见到前面一名仆役打扮的中年男子匆匆走过，黄公望仔细看了看，竟是金海岩。黄公望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忙道：“瓒儿，你留在这里，我过去看看。”也不待倪瓒回答，先行追了过去。
金海岩听到身后动静，头也不回，却加快了脚步，直到黄公望叫道：“是我！”这才勉强停了下来，回过身来，冷然道：“当真是哪里都少不了你黄公望。”
黄公望早知今日廉园宴会正餐是由能远楼供应，见金海岩一身仆役装扮，料想对方是冒充能远楼送菜伙计混进园来，当即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
金海岩反问道：“怎么，我不能来吗？”
黄公望问道：“你到底有什么图谋？”见金海岩不应，料想对方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实话，便直言告道：“不管你想做什么，趁现在还来得及，快些走吧。万柳堂中的那些人可能不认识你，可皇宫女官清涟今日也在园中，她可是认得你是伊儿汗国使者那鹰。”
金海岩闻言大为意外，问道：“今日万柳堂宴会，不是专门为姚大学士饯行吗？清涟如何也在廉园之中？”
黄公望道：“因为鲁国大长公主人在这里。”
鲁国大长公主名祥哥剌吉[1]，前日新从鲁王城[2]回到大都。这位公主身份极为显赫，父亲答剌麻八剌是忽必烈之孙、真金次子，生母为当今答己太后，兄长即是元武宗海山，亲弟则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当今在位的仁宗皇帝，丈夫则是弘吉剌部首领调阿不剌。大元皇室世代与弘吉剌部联姻，祥哥剌吉公主的爱女卜答失里，在出生后不久、尚在襁褓之中时，便已被元武宗海山选为长子和世㻋之正妃一
也就是说，如若当今仁宗皇帝遵守事先约定，立侄子和世㻋为皇太子，鲁国大长公主之女便是未来的皇太子妃，也就是未来的大元皇后。
祥哥剌吉公主非但地位非凡，还与众多大元公主的性情完全不同——其对中原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书画艺术，嗜好收藏历代字画。其特殊的身份及雄厚的财力，令其收藏甚丰且巨。她除了收藏书法作品外，还收藏了不少绘画作品，绘画涉及宗教、山水、花鸟、墨竹、车马人物、鱼虫走兽等多个种类[3]——堪称空前绝后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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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祥哥剌吉又作桑哥剌吉、相哥刺吉、星格喇实、桑哥剌失、僧格剌真等。“祥哥”为藏语“野子”之意，“剌吉”原意为“神王之主”,一般用于称呼医生。清代译公主名为“星格喇实”,实误。
[2]鲁王城，即应昌城，城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腾旗达里诺尔西南的达尔罕苏木，为弘吉刺部(享有与元皇室世代联姻等种种特权的蒙古部落，成吉思汗原配即弘吉刺部人)首领兴筑的城郭。因弘吉刺部自建立应昌城后，首领多被元廷封为鲁王，故此城又被称为鲁王城。鲁王城依山面湖，地势雄固，山环水抱，幽静神秘，山青水碧，景色宜人。元人杨允孚有诗咏应昌城云：“东城无树西起风，百折河流绕塞通。河上驱车应昌府，月明偏照鲁王宫。”在元代，应昌路与大宁路、全宁路同为塞北三大历史名城。又，元朝灭亡后，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退出大都，先至上都，后至应昌，仍继续奉元朝正朔，史称为“北元”。后元顺帝病逝于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因而应昌对北元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一度成为明军与北元争夺的焦点。最终，在明军强大军事压力下，北元势力远退至漠北蒙古高原，明军于应昌设置应昌卫。宣德以后，应昌城被废弃。清人赵玉丰有《乌丹城怀古》诗云："大元王气起开平，北建雄藩馆帝甥。四面楼台公主第，万家灯火鲁王城。当年战至巡刁斗，此日荒田拾破铛。落马河边重回首，满山禾黍自纵横。"
[3]据统计，祥哥刺吉公主的藏品见于收录者，至少有六十一件，以宋人作品居多，画多而书少，一些唐宋两代名家的书画精品经公主鉴藏而得以保存下来。元代文学家、翰林侍进学士袁桅曾专门撰编《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载于袁桷《清容居士集》)。又，祥哥刺吉公主收藏印有两方，一方为“皇姊图书”,另一方为“皇姊珍玩”,被中国文物收藏鉴赏界确定为鉴定珍贵文物的依据之一
不仅如此，祥哥剌吉公主还派人祭祀孔庙，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祭孔者。又与虞集、柳贯、朱德润等汉族文士交往，对当世文艺、宗教、教育等均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人称赞其“禀性生知学用……嘉惠斯文，以教道结人心”。
最为特别的是，年轻时的祥哥剌吉公主曾学习中原士林的传统做法，在大都南城天庆寺[2]举行雅集[3],“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饮酒赋诗，鉴赏书画，京师儒臣、文士悉数参加，为当时一大盛事。以女子为主导，举办如此盛大的文坛集会，且参加者均为当世名流，可谓亘古未有。
天之娇女，亦不是事事如意。祥哥剌吉公主的丈夫鲁王琱阿不剌于去年过世，公主尚不满三十岁，正值盛年，便做了寡妇。出人意料的是，祥哥剌吉公主又有惊人之举—
她未按照蒙古收继婚[4]的传统再嫁丈夫的弟弟桑哥不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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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祥哥剌吉公主热爱汉文化，又因曲阜孔庙在鲁王封地内，曾多次遣人以她的名义祭祀孔子由此在孔庙里留下了三块碑铭，今存，分别为《皇妹大长公主懿旨释典祝文碑》《皇妹大长公主祭孔庙碑》《皇姊大长公主降香碑》。皇妹即表示祭祀时间在元武宗执政时期，皇姊则表明在元仁宗登基后。在中国历史上，祥哥剌吉公主是唯一的一位女性祭孔人，她所遗留的碑铭也是山东曲阜孔庙内仅有的妇女祭孔碑，元代相对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以及蒙古公主的特殊地位亦由此可见一斑。
[2]天庆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晓市街，其东与南药王庙毗邻。原为辽代的水泰寺，金时毁于战火。入元后重建时，发现寺中有一口废钟，上刻“天庆"二字，经考证是辽代年号，因而就以“天庆”为寺名。明代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锦衣卫指挥朱善重修。僧舍中有李公麟(北宋著名画家，时推为“宋画中第一人”。白描绘画自成一派，扫去粉黛、淡毫轻墨、高雅超逸，被后人称为“天下绝艺矣”。又，在中国绘画技法中，线描是最有特色的技法之一，而纯用线条和浓淡墨色描绘实物的白描画法，是线描技法发展的最高、最纯的阶段)画罗汉十六轴。后有高阁，可望天坛。民国后，仅存后殿，而且已改建，并非原状。现寺墙上的"天庆禅林"匾额，也是后人摹刻。元时的天庆寺景色清幽，元著名色目诗人马祖常有《天庆寺纳凉联句》云：“槐屋夏阴繁，石池暑气清。高堂瞰福田，邃宇依王城……”大略可见其精致。
[3]祥哥剌吉公主在大都天庆寺举行雅集聚会为历史真事，但具体时间为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晚于本书故事发生时间，本书对时间做了提前处理。
[4]收继婚，又称转房婚。狭义的收继婚，是指女性在丈夫死后嫁给其兄弟。广义的转房婚，也包括改嫁给夫家其他男性，例如亡夫的叔、伯、儿子(女方的亲生子除外)、侄、甥等。在此俗流行的时代或地区，即使是国君的女儿，也不能幸免。在汉地，传统上不鼓励收继婚，特别是儒家兴起之后，收维婚被认为是乱伦行为，遭到人们指责，以后各朝均有法律规定废止。但在中国北方及中亚游牧民族中，收继婚是常见习俗。如西汉时，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冒顿单于互称兄弟。刘邦死后，冒顿写信向刘邦妻子吕后求婚，吕后勃然大怒。这固然有冒顿试探的成分，但更多的(转下页)
上书元廷，表示要遵从汉地习俗，终身守节。
此举为祥哥剌吉公主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毕竟，她曾有那么多标新立异之举，足见其我行我素之个性。酷爱汉地文化的异族权贵为数不少，如高丽王王璋等，但祥哥剌吉公主却没有只流于表面，守节一事，公然表明了她对儒家礼法的尊重。
而祥哥刺吉公主在处理完丈夫的丧事、协助年仅八岁的儿子阿里嘉室利袭承鲁王之后，便动身返回了大都，虽因路途遥远、天气恶劣等因素，未能及时赶上皇宫的元日盛宴，却正好在元宵节前抵达大都。她一听到廉园雅集的消息，便主动派人联络主持者贯云石，表达了要出席宴会的意愿。
祥哥剌吉公主是当今皇帝之姊，亦是答己太后最疼爱的女儿，又是真心热爱汉文化，且盛名在外，与诸多文人士大夫，包括姚燧，早有来往。按理来说，她来参加廉园宴会，无异于锦上添花。然主持宴会者贯云石却有所顾虑——
毕竟祥哥剌吉公主身份非同一般，她若出席宴会，势必夺去主宾姚燧的风头，且在座众人多不敢畅所欲言。
其他襄助筹办宴会者如杨载等人，亦有类似看法。于是，贯云石在反复斟酌后，向祥哥剌吉公主提议，单独组织一场女性雅集，与万柳堂宴会同日同时举行，地点就在万柳堂对岸的清露堂。
此议居然得到祥哥剌吉公主的大加赞赏。元代风气相对自由开放，蒙古妇女地位不低，皇后亦能与皇帝并坐于大明正殿，但中原由于受传统礼教束缚，男尊女卑现象严重。祥哥剌吉公主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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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是两国习俗不同。后来大汉嫁往乌孙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及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在原任丈夫死后，都按照当地习俗改嫁了继位的前王子孙(大汉与匈奴恩怨及细君、解忧公主故事可参见吴蔚小说《大汉公主》)。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均有收继婚的行为，此为典型的贪恋美色——隋炀帝在其父隋文帝死的当天便收继了庶母宣华夫人；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收继了弟弟李元吉的妃子杨氏；唐高宗则收继了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当时名武媚，具体可参见吴蔚小说《璇玑图》)。这些行为实为时人所不耻，只因为当事人至高无上的地位，无人敢当面直言反对而已。但汉地民间贫困人家中，由于买卖婚姻盛行，贫者无力娶妻，故有鳏寡两相将就之事，弟娶寡嫂的现象颇为常见。尽管明、清两朝法律明令禁止收继兄弟之妻，但民间不遵行者大有人在。
不拘一格之人，认为女子不该完全是男子的附庸，亦有意为提高女性地位而努力，而组织一个只有女子参加且能与廉园雅集争锋的文宴，便是极好的开端。
主意是好主意，但实施起来却有些困难。既是文宴，参加者当是通晓文章者，或是在艺术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然昔日到廉园雅集助兴之女性，均为京师乐妓，如名妓解语花等，而今即便祥哥剌吉公主亲自出面组织，性质有所改变，怀有才艺的汉臣家眷如翰林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1]等，也不愿意抛头露面[2]。而在大都的蒙古、色目贵妇则少有文采出众者，就连祥哥剌吉公主自己，也只是以收藏著称，在文学上并无造诣可言。
万事开头难，既然是历史上第一次女性雅集，象征性意义更大，也不可苛求太多，祥哥剌吉公主便退而求其次，不再强调文宴，而称其为茶会，小范围地邀请了数名贵妇或朝臣家眷，如高丽王后宝塔实怜公主、姚燧的义女真真等。皇宫女官清涟则是祥哥剌吉公主在入宫觐见答己太后时，临时拉来凑数之人，毕竟姚燧是天下士子的楷模，若是答己太后也派代表饯行，既是臣子的荣耀，也能为太后挣得体恤文臣的名声。
金海岩素以反元为志，既混进廉园，自有图谋。他却是不知皇宫女官清涟人亦在园中，黄公望当面告知后，金海岩极是意外，一时颇为踌躇，似在思索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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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道升，字仲姬，元代著名女性书法家、画家、诗词创作家。因嫁赵孟须为妻，被元廷封为吴兴郡夫人，世称管夫人，后又被封为魏国夫人。管道升仪雅多姿，聪明慧敏，才资过人，“翰垦词章，不学而能",精于诗文、书法、绘画。因其书法成就甚高，与东晋女书法家卫铄卫夫人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书坛两夫人”。绘画方面，尤擅画墨竹梅兰，笔意清绝。今有《水竹图》等卷存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竹石图》,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又，赵孟頫中年之后准备纳妾，管道升为此作《我依词》,赵孟頫深有所感，从此再未提过纳妾之事。
[2]管道升是朝廷命妇，随同丈夫住在京师，享受着所谓的荣华富贵。但宋为元所灭，赵孟頫是宋皇室后裔，入元为官，已受世人诟病。他虽自惭，但还是想把握机会，施展抱负，造福百姓，但入京后才发现汉人文臣只是元廷装饰，因而心情郁闷，只潜心于书画以自遭。管道升深知丈夫处境，曾填《渔父词》四首，劝其早日辞官归去。反映了她淡然于功名利禄，只向往闲逸清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