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桥，香港广东交界处。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西奥多？威尔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两人乘坐轿车而来，在罗湖桥香港地界下车。
他俩已经办好了越境手续，本可以乘坐汽车一路畅通地过桥直抵广州，但威尔茨临时起意决定下车，以步行的方式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
“凌空交叉的公路车道，以匹配左行的香港和右行的中国大陆。”威尔茨站在桥头，仰头看前方公路突然拔地而起，在桥的铁路线上空画了个叉，在河对岸落地时，左行的车道就变换到了右边，右边的车道变换到了左边。
弗里德曼：“在1949年，这座桥只是单纯的广九线的铁路桥，并没有公路。1952年，中英两国协商，在铁路线的两侧加修了可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的便道；1954年中英再度决定翻修罗湖桥，于是它变成了现在的带车道变换器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威尔茨：“你看，即使我们没有与中国的官方预约，仅仅是走路看风景，也能看出许多有用的信息。仅凭入境处的这一座铁路桥，我们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
弗里德曼：“英国与中国最近几年巨额的贸易，已经改变了许多东西。”
这两位“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很早就想来中国考察了。1955年弗里德曼就问过港英政府进入中国的可行性，得到的答案是现在香港与大陆的出入境蛮便捷的，中国这边不拒绝正常的商贸、技术、学术交流过境，办事效率也很高，因为中国的主席说“外国人想来中国做生意，我们欢迎，来看一看也欢迎。外国的官员议员来也欢迎，不方便公开来可以秘密地来”。
公开访问大陆还是秘密访问大陆这对两人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是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也无意代表美国政府。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两人去大陆考察访问，最好还是先和那边打好招呼，希望能有中共的官方人士和他们见面，聊一聊。如果级别比较高那就更好了。
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学家的考察不是工业考察也不是地理考察，不和官员面对面谈话，没有官方授权许可到企业内部参观，仅凭逛街看城市景色，是看不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是怎样运行的。
两人需要中国官方接洽的另一个原因是：
两人的书都被中国政府盗版了，还印了好多
这还是1954年，威尔茨的一个学生，在英国公司打工的，无意中在广州发现了广州市政府干部在阅读一本小册子：《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中文译本。
这书是威尔茨在1945年写的。
威尔茨让他的学生继续在中国“搜集证据”，很快又发现新华书店的经济学书架上还有弗里德曼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
这倒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并作为常态化国情数据调查的国家之一，只比美国晚1年。
可是，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没收到稿费呀。
于是，两位教授赴中国维权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我想不明白，从香港到广州的距离超过100公里，如果在广州与香港之间新建一座城市，那么中国人与香港贸易的陆路距离就会更近一些。哪怕是车程从2小时缩短到1小时都是巨大的进步。”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步行过桥，然后还是上了他们的福特车，一路从公路向两边张望，真正的走马观花。威尔茨一边向车窗外看，一边喋喋不休地吐槽。
“况且新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城市发展的土地供给和发展上限要大大优于广州那被中世纪城墙所困住的污秽的旧城区。”
弗里德曼：“我去年听说广州已经把城墙拆除了四分之三，或许现在广州的城墙已经消失了，大概这就是为了城市发展而拆的。嘿，主任先生，你看，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应当新建的更靠近香港的现代化城市！”
两人都看见了路边的一大片工地，其中已经有几栋盖得比较早的新楼矗立起来了。
威尔茨：“司机先生，这里是中国的什么地方？我是问，地名是什么？”
“深圳镇。”两人请的老跑广州香港包车线路的司机答道。
“弗里德曼，你怎么看1951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政策？”
威尔茨问。
弗里德曼：“有人说中国正在变成东方的南斯拉夫，他们还说，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区别，仅仅是后者完全站在了苏联一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予以充分的配合和策应。但我对这个论断表示怀疑。这一趟中国之行，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问。”
威尔茨：“仅凭我们从媒体和开源情报中获知的信息，就知道这种论断是草率的。苏联是由国家掌控大部分企业和财富，集体掌控一小部分，国家和集体占据了近乎100%的经济总量。南斯拉夫的企业则主要由工人自主自治构成，一些人把这叫工团制度，还有一些人声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中国的企业所有权体制极为复杂，超过了任何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弗里德曼：“从资产层次，中国有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除了国资委直属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外，中国的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国资委，并且这些国资委之间平常是没有相互呼应配合的。从工业部门管理的层次，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划分为数个集团公司，每个集团公司之间也没有相互照应配合的规章制度。跳出国有企业这个层次，中国也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倒是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可以相比，但这只是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中国至今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
威尔茨：“中国的领导人在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国内的竞争市场。而且，这种竞争机制已经产生了成果。东通工与天津电子集团的收音机之争，现在有新的变化吗？”
弗里德曼：“丁香牌收音机上个月的市场占有率又增加了0.3个百分点，现在TR54与丁香分别占据34%和11.3%的国际市场份额。3：1的市场占有率其实并不是两者实力的真实对比，如果不是中国正在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双方的比分可能会相当接近。东通工已经宣布他们要开发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了，因为TR54对丁香牌并没有什么性能上的优势。但我可以肯定天津电子集团也有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的开发计划。”
威尔茨：“这是肯定的。”
弗里德曼：“另外，在香港市场上出现了少量的中国电视机，叫做北京牌，其实也是天津电子集团生产的。中国的电视机略逊于日本和欧美正在生产的电视机，但性能相差得不大，因此北京牌电视机也能凭借情怀，在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居住的华人和华侨那里赢得一部分市场。”
威尔茨：“弗里德曼，你只看到了香港和西方市场，我的朋友告诉我，北京牌电视机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销量好得让人嫉妒。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如果它看上去像市场经济，运行得也像市场经济，没错，它就是市场经济。而南斯拉夫，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弗里德曼：“因为流入西方市场的南斯拉夫产品很少？”
威尔茨点点头表示肯定，又说道：“优化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效果，促进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也是市场经济的效果之一。如果南斯拉夫产品流入西方市场的很少，那说明南斯拉夫的工厂生产不出性能比肩西方且价格也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产品，那么我可以大胆反推，南斯拉夫那些工人自治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之间，其实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关系。”
两个芝加哥大学的访客一路从香港来到广州，在酒店住下来之后，威尔茨由他的学生带路，先用两天时间走访了在广州开办贸易业务的英国公司，其中既有英国雇员，也有美国雇员。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和这些人聚餐或喝咖啡，坐下来慢慢了解中国的第一手情况。
对了威尔茨发现广州居然有咖啡厅，还不止一个。
在广州逛街+吃吃喝喝过了三天。第四天，威尔茨和弗里德曼见到了中国派来与他们接洽的官员，从北京赶来的卓炯和顾准。
“威尔茨先生，弗里德曼先生，我们对此表示非常抱歉，”卓炯说，“我们国家是承认并且重视知识产权的，并且出台了正式的法律保护出版物的版权和专利权。只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与美国之间的联系近乎等于断绝状态，而我们又非常迫切地想让国内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书，所以就‘先斩后奏’了。”
卓炯说完，给两人各递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他们两位的稿费。威尔茨接过信封，他带来的翻译小声地告诉他，信封上写的稿费发放单位是中央编译出版社。
“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这个编译局是共产党的党务机构，据说他们主要是翻译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著作。”翻译在旁边用很小的声音努力加戏。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其实并不在乎这点稿费。其实他们两人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要求中方支付稿费，与其说是盗版维权，不如说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要求中方派点高级干部来和他们聊聊。
现在来看，确实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派来的这两位不但是中共干部，而且是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
“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小组，你们的职责，就如字面上所描绘的那样，中共研究经济理论的机构？”威尔茨问。
卓炯：“对。”
威尔茨：“看得出来，你们研究了很多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而且都是30年代以来诞生的各个学派的理论。”
弗里德曼：“卓先生，我想直接问一个深入的问题：中国真的准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吗？”
卓炯：“对。”
顾准：“确切地说，我们打算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探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为我们提供经验，我们只能自己探索。”
弗里德曼：“看来，你们也不认为南斯拉夫体制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你们其实早几年前就开始怀疑苏联的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能力。”
顾准：“怀疑一切。现在我已经到了怀疑我自己的阶段。”
弗里德曼哈哈哈笑了起来。四个研究经济的人就这样聊开了。
弗里德曼知道顾准比自己还小3岁，不由得对这个才41岁的“年轻”经济学家大有好感，因为他本人也是在三十多岁时就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了。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呢？”
弗里德曼问。
卓炯：“在行业上，公有制经济控制国家的钢铁、煤炭、石油、电力、工业母机和重型机器制造、重化工，当然还有国防工业，这些行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生产的是所有一切其他轻重工业必须依赖的原材料或能源，这样公有制就从源头上把控住了国家的经济；在经济规模和就业规模上，公有制经济必须占据相当的数量，尤其是就业规模，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劳动力的薪酬标准，也就是国民收入。因为有公有制企业的薪酬作为标杆，民营企业开给工人的工资就不会低到哪里去。”
弗里德曼：“不过，劳动力的价格其实也应受市场的调控。”
卓炯摇摇头：“在美国或许可以是这样，在中国不行。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劳动力将一直是买方市场，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而工业资本太少。如果工人嫌工资太少，民营企业可能就说‘那你走开，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因为我们六亿多人口有近5亿现在是农民，他们时刻都盼望着进城成为工人，获得比种地更好的收入。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的标杆，那么城市工人的薪酬将会被压制得太过分。”
弗里德曼沉思。
顾准：“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原因，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是资本的‘荒漠’，我想弗里德曼先生应该也是知道这个论断的。”
弗里德曼：“是的，这就是我们芝加哥学派提出来的。那么顾先生，按照你们现在的发展规划，中国最终会形成某些行业允许市场的自由竞争，某些行业和领域实行垄断限入的经济体制。”
顾准：“目前来看是这样。”
弗里德曼：“你们难道不应该将这个只作为一个过渡政策，最终过渡到在所有行业和所有工业门类都一起实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吗？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路线图。”
顾准：“不会。就如卓炯刚才所说，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合乎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
“顾先生，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某些行业和某些领域的垄断限入政策，可能你们现在的这些企业还不错，很有活力，很有积极效应。但如果从发展和长期的眼光看，这种限入政策最终还是会改变企业。如果企业身上的垄断光环无法卸下，在今后的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时间里，就会慢慢演化为”
弗里德曼突然咧嘴神秘地笑了。他直视顾准，意味深长地说道：
“寡头政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