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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来中国开工厂的南斯拉夫人

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当前章节:4398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17:5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热度还未过去,苏联就使出了自己的王炸:

1961年4月12日,“东方”1号宇宙飞船发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

继世界首次向太空发射人造卫星之后,苏联在航天领域再次领先一步,把人送上了太空。

加加林乘坐的“东方号”飞船结构其实很简单(简陋),全重4.7吨,返回地球的部分重2.4吨,基本就是一个单人闷罐子。因为太简陋,连装整体减速伞和减速火箭的空间都没有,飞船再入大气层,降到几千米的高度、速度也降低到安全限值之后,加加林打开闷罐子自己跳伞着陆,至于飞船就让他piaji摔地上就行。

不过东方号飞船再简陋,也比美国马上就要发射的水星号飞船上档次。东方号飞船进入了近地轨道绕地球一圈,水星号其实是个亚轨道飞行轨迹。宇航员坐在里面,随火箭飞出冯?卡门线,进入太空,十几分钟之后又掉下去,不过这也算是“进入太空了”

而且水星号还比东方号晚一个月。

中国新的卫星发射项目、载人航天项目有没有?有的,不过不是在1961年。对运力浪费极大的长征1运载火箭只打算发射一次,因此东方红一号卫星仅此一枚,没有同型再发射第二枚的计划。

不过东方红一号确实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对范?艾伦辐射带形状的补充说明基本上是1961年度的重大地球物理发现,并且,这个发现让苏联航天部门注意到之后,中国与苏联开始相互交换航天和地球物理数据。

1961年航天/弹道导弹的工作主要是以下几个:

真正专门用来发射卫星的长征2运载火箭,11月底首飞。

东方4弹道导弹,下半年还要打一次高弹道试射,这是量产前的最后技术确定流程,主要变化是它的弹头重量和尺寸适配现在试爆的那枚原子弹A01型。

东方3固体推进剂中程弹道导弹,终于过了最大的技术难关,今年4月起要进入密集试射了。

东3才是钱学森以及二炮想要的中程弹道导弹,液体推进剂的东2实在是不行。

但固体推进剂这可就是全新的领域了,在这方面,苏联也没法提供太多的帮助。当然,液体推进剂的运载火箭、弹道导弹也是在钱学森回国后,国内自己组织自己攒的。

4月15日,东3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成功的全弹试射。导弹从靶场的发射架射出,拖着一道白烟钻上高空,然后折向西飞行,此时导弹试验场的所有人以及东3项目的派驻人员,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去年东3试射过三枚,有两枚在这个时候导弹爆炸了

好在这一枚东3确实争气,无论是光学观测还是雷达观测都证明导弹航迹保持稳定,冲出大气层后不久燃料烧尽进入惯性弹道阶段,这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东3第二阶段的试射成功了。

1960年的导弹试射老是爆炸,后来也查到了原因,就是固体推进剂有问题。

回来检查推进剂的主要成分,不应该有问题,这种推进剂在其他的导弹上也用过。

推进剂的配方,已经很保守了,在主燃料之外掺杂的缓燃或者抗压成分是经过考验的。

弹体承压能力,反复计算过也测试过。

所以,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药型柱的浇筑工艺。毕竟其他导弹都是小不点,这个东方3可是直径1米多的大家伙。第三枚试射失败的导弹回收了比较完整的助推段,证明确实就是药型柱的浇筑有缺陷,导致发动机震爆。

解决这个难题的是上海格鲁德化工机械工团,这是一家外国人开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是南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的工业这么强?有一些小类确实还是挺强的。比如这个化工机械公司,它提供给中国的推进剂浇筑专用设备、技术,是南斯拉夫1955年从美国引进的一个化工厂里包含的,现在又转手给了中国。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区别对待的关系,中国和苏联都拿不到这种设备。

“尤拉诺维奇同志,十分感谢您参与到中国的国防工程,并在其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东3二阶段试射成功后,在工业部门的总结/表彰会议上,钱学森、聂荣臻夸赞这家公司的主席伊维卡?尤拉诺维奇,并且给他们公司送了一面锦旗。

尤拉诺维奇从聂帅手里接过锦旗,看着锦旗上写的“格鲁德工团”,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元帅同志,嗯,我们公司已经改组了,从格鲁德工团变成格鲁德尤拉诺维奇有限公司了。”

聂帅、钱学森:

从二?五开始,南斯拉夫人来中国开工厂办公司的越来越多。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就在尝试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在社会主义其他阵营是引起了混乱,但在南斯拉夫这边倒是让苏南关系更加改善了一步,连带着与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

中国的两个五年计划建设主要援助者是苏联,南斯拉夫没参与,南斯拉夫人是自愿来中国发展、开公司的。

因为中国宣称兼容所有的公司制式,从国有独资企业、集体企业、民营、民营小微企业以及混合股份制企业全都包括在内。当然也就包容了南斯拉夫的工团制度企业。

1950年,南斯拉夫开始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我管理”概念,国家对企业的指令管理减少到最低。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变体,南斯拉夫的每个工厂、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属于全体工人,决策权也属于全体工人工人委员会每一个人都有一票。

当然,工厂的日常管理事务不可能事事都由工人投票表决,所以实际上是工人委员会选出管理层,然后对管理层进行监督。

工厂运行起来,所获得的的利润出去国家税收提取的部分之外,其余全归工人,由工人委员会保证公平分配。

对标中国的话,南斯拉夫的工团企业接近集体所有制,但比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运转更加复杂一点。

因此,当南斯拉夫与中国改善关系,并且发现中国是个“什么都可以”的国家之后,南斯拉夫的工业贸易代表团在1956年询问能不能把公司开到中国,得到了中方非常肯定的回答。

于是,南斯拉夫公司就纷纷出现在京津、上海、广州了。

不可否认,其中一些来中国搞事业的南斯拉夫人,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是希望把南斯拉夫独创的工团制度在中国发扬光大。但另一个现实的原因则是:

这时候南斯拉夫的失业率有点高

19581960年,南斯拉夫的整体失业率达到了710%,其中最低的斯洛文尼亚失业率5%,塞尔维亚失业率7%,而马其顿和科索沃的失业率一直超过20%。

这是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工团制度的必然结果,企业有那么大的自主权,工人委员会运转起来之后,最终都会导向“能不招人就不招人”,或者少招人。工厂的活都有人干就行了,还招那么多人干什么?瓜分大家的钱呀。

失业率这么高,但是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吧,高等教育普及率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是数一数二的

因此,南斯拉夫人来中国开工厂办公司,中国是特别欢迎的。一水儿的大学生,理工科素质还特别扎实,多难得呀。这些南斯拉夫人有的是带着资金来的,有些是只有技术,没资金或者资金不够充裕的,中国这边甚至都愿意给他们放贷款提供初始资金。

格鲁德工团/格鲁德尤拉诺维奇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自带技术、由中国银行提供资金办起来的公司。因为考虑到南斯拉夫人的工团主义属性,中国银行的资金就单纯地以贷款方式给他们,不在里面占股份了。

尤拉诺维奇是主席,他之前是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的副教授、化工机械专家。公司注册通过之后,他从南斯拉夫带了37人过来,其中11个是技术骨干,26个应届或者大学毕业没几年的青年。

格鲁德公司总共也就这37个人了(严格来说应该叫格鲁德工团),有意思的是,这37人是清一色的克罗地亚人,没有波黑人、没有马其顿人、没有塞尔维亚人。

这个工团公司在中国也没有招募中国工人。行吧,只要你厂子在中国就行,贡献产值、贡献税收。不雇佣中国工人就意味着这个格鲁德公司平常肯定会大量外包活儿,或者找劳动服务公司做一些不重要的事,因此也对中国的就业有益处。

因为手里掌握着核心技术美国1955年援助南斯拉夫的化工厂,尤拉诺维奇和他的几个伙伴把这座化工厂的核心设备全部测绘再逆向研究透了,因此格鲁德在中国这边混得风生水起。第一座化工厂的设备他们在中国仿制出来并改进,很快这些成套机械就被化工部预定了,一口气订购了3套。

接着尤拉诺维奇又让他的骨干技术专家莫德里奇返回南斯拉夫,托关系进入第二座美国援建南斯拉夫的工厂,照葫芦画瓢测绘机器、逆向研究

1949年苏南交恶之后,美国的确对南斯拉夫寄予厚望,经济援助和工业援助根本不算什么,美国甚至向南斯拉夫提供军援以防斯大林打过来呢。

但是,格鲁德公司虽然营业状况好、财务状况好,却仍然产生了内部矛盾,而且矛盾越来越激化。

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委员会代表之间出现紧张关系。

工人委员会认为工资系数不合理,管理人员也认为工资系数不合理。工人委员会认为普通工人的工资系数太低,管理人员认为技术骨干的工资系数太低。

骨干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之间关系紧张。

普通工人认为公司应该专注于第一套化工设备的生产升级,37人的公司没必要又去啃另一座化工厂的成套设备,总之就是不赞成扩张。但公司的莫德里奇、多米尼克、科瓦契奇等技术骨干认为必须扩张。

尤拉诺维奇站在技术骨干这一边,然后他就被工人委员会多数票表决通过,退出了日常管理,只让他做技术

尤拉诺维奇是化工机械专家,可他对公司的运营和发展方向方面的贡献可不小,或者说他主要的贡献是在管理。

公司一边在赚大钱,一边在内斗忍无可忍的尤拉诺维奇只好使出了大招:卡bug。退出管理层,辞职,然后他单人出来办了尤拉诺维奇有限公司,再把和他站在一边的6个技术骨干和2个管理销售骨干拉过来。骨干到位之后,尤拉诺维奇有限公司升级为格鲁德尤拉诺维奇有限公司,因为拥有原来格鲁德工团的大部分资源,新公司成功地“李代桃僵”了。

新公司的老板就是尤拉诺维奇,他和其他几个拥有股份的骨干拥有决策权。也就是说骨干是董事,工人如果原公司的人想来也可以,不过先说好了,在新公司里,我尤拉诺维奇说了算。

来中国“搞事业”的南斯拉夫公司,整体上对中国的经济、工业技术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过在1960、1961年,这些南斯拉夫公司内部体制变动、“改旗易帜”的可不在少数。

南斯拉夫人在改革自己公司内部的工团制度,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却在悄悄观察、学习南斯拉夫企业的这种工团制度,找出其中的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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