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纵队是在刘伯承率领红二师六团巧取遵义城两天后,进入遵义城的。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仨还住一起,管理员把他们安排在新城古寺巷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院里;周恩来、朱德住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住宅的主楼二楼,楼下和配院是野战军指挥所和军委作战、通信以及情报局。博古、李德还在一起,住在更敞亮的杨柳街侯家公馆。但这几处彼此相距不远。
这天下午,周恩来、张闻天一起到侯家公馆找博古。
恰好博古一个人在屋里。刘群先白天有集体活动,红军进城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编在休养连的领导干部的夫人们,白天依然过集体生活,她们也有群众工作任务,刘群先也不例外,得参加。博古这阵子也烦李德,打从通道会议失去实际指挥权后,李德变得更暴戾,动不动就找博古泄愤、抱怨。开始一段,博古还安慰他、劝他,听他发泄,当他的出气筒,但渐渐地也烦了,尽量避而不见。
三人坐定后,张闻天先开口,直奔来意:“当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就我们三人,恩来和我都认为我们应当利用到了遵义有个短期的喘息机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当前迫切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讨论决议。这事也征得朱德、陈云的同意了。”
“拟定要解决什么问题?”博古问。
张闻天:“讨论我们下一步的战略计划;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还有从组织上正式解决领导和指挥问题……”
博古一听,当即意识到提议要召开的会议,不似此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单纯地议决战略转移的方向和计划问题。在他认为,张闻天、周恩来提议要召开的会议,是要检讨此前以他为核心的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冲着他来的,要赶他下台,他顿时产生逆反心理。
博古迅速地想到否定的理由:“一年前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向共产国际报告并得到共产国际同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也是得共产国际认可的。我们现在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组六届五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也必须得到共产国际同意吧!可是,我们已经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没法请示报告;再说,分散在其他地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不能到会,我们这些人自己召开,这合适吗?合法吗?”
周恩来说:“博古同志,你没听明白呀!我们提议召开的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不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当然,从组织关系上说,应当请示报告共产国际,应当通告其他战略区有关同志到会。但你也知道,这些都不可能办到,我们当下的形势又万分紧急,就只好自主。再说,当下能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也占多数,会议是合法的。况且,这样的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也有先例。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不也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也是能到多少同志算多少同志,特事特办。”
博古虽然没有参加周恩来说的党历史上所谓的“八七会议”,但他在中山大学研究党史时了解过这个会议,那是批评纠正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路线错误,改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从此以后,曾经是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党内什么都不是了,甚至成了被党抛弃似的。他不能让自己推到被批评的地步,不认为也不能承认他这个总书记犯了路线错误,更不能接受被党抛弃的命运。
“现在的情况不同于大革命失败……没有那么严重、那么危急吧?!”博古嘀咕。
“在你看来,我们的党和革命的损失还不严重?情况还不危急?现在的领导和指挥状况还应当继续?”张闻天激动地说,“这样说得把剩下的这点力量全搞光了,你才承认是失败?!”
“你别危言耸听!”博古也有些激动,“急于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中央政治局,他好上台,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吧?”
张闻天回应:“你站在维护你个人地位立场上,把问题都想歪了。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我和恩来的意见!”
“我也认为你想歪了。”周恩来说,“即使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是毛泽东提出的,组织上也是合法的,提议也是正确的,书记处应当听取……博古同志,我还告诉你,党内的其他同志和红军将领中,也普遍认为必须改变领导和指挥的现状!”
张闻天:“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同志提出,如果中央不能改变现在的不正确领导,就不能再跟着这种错误领导走下去……”
“什么意思?”博古说,“不听党的领导指挥?!”
周恩来:“首先应当指出,听党指挥不是听哪个人指挥。还有,我们是应当坚持党指挥枪原则,但也要强调党必须善于指挥枪……我们的党中央的主要成员,如果弄得红军回回打败仗,一次次地遭受惨重的损失,有资格让红军听我们指挥吗?!”
博古知道理亏,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我知道,毛泽东早就在活动,要我下台……这回抓到了机会了……”
“干脆把话说开,不就是说老毛、我还有王稼祥是‘小三人团’吗?可我们在一起议论的是事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扣不上非组织活动的帽子。”张闻天愤愤地说,“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们在一起议论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是责任所在。你们‘三人团’根本就不听我们的意见,还不许我们议论?这个问题就是摆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甚至让共产国际裁决,能扣得上我们是非组织活动帽子?!”
“我没说你们搞非组织活动!”博古说。
“都冷静些。”周恩来说,“我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意见是谁提出的,而在于他的意见是不是出于立党为公,是不是从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着想。”他又加了一句:“不要把党和革命的问题,看成是个人的问题。”
“可是,可是你们现在是借机冲着我个人来的……是要改组中央政治局,以我所谓犯了路线错误之名义,要我下台!”博古仍然气愤。
张闻天:“我们这样说过?!”
博古:“毛泽东有这个意思吧?!”
周恩来:“博古同志,不要以你的成见度他人的境界。我告诉你,恰恰是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像‘八七会议’那样改组中央政治局,而是只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作调整……具体说吧,就是正式撤销‘三人团’负全责之决定!”
博古一时无言。
周恩来又说:“你还认为我们‘三人团’有能力负全责?还能继续由我们说了算?”
张闻天接上:“实践已经检验过了,以你为核心的‘三人团’,已经把我们的党和红军带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为了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我们应当否定‘三人团’的领导。不行就得下,让行的人上。从以往实践成绩上看,我还有陈云认为毛泽东行,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增补他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参与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
“我赞成把毛泽东同志增补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周恩来说。
博古:“你们认为他能带领党和红军走出危难?”
周恩来:“起码是过去的实践证明他行。将来的实践检验他还行,他就成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倘若不行,党自然会也必须是另选他人!”
博古给堵得无言以对。许久,又说:“既然你们都商定要开这个会,我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张闻天:“那好,按党的组织程序,你必须作工作报告!”
“要我作检查?!”博古又激动了,“凭什么?!”
周恩来:“你是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你理当作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至于检查不检查,我个人认为你对党过去的失误负有主要责任,应当检查!”
“我负有主要责任?我不能接受!”博古最怕是这一点。
张闻天:“你不负主要责任,谁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报告你得做。这是你的职务责任!至于你要不要自我批评,就看你的认识。不过在我看来,错了就作自我批评,党和同志们会谅解;你不作自我批评,也没人会强迫你。但有一点得明白,也应当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的武器,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我们应当允许同志的批评。”又说:“过去的‘三人团’的失误,我也负有一定责任,我会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博古:“李德同志参加吗?”
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党中央的会议,从组织原则说,他不应参加;但他是我们中央过去指定负全责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又应当请他列席。”
博古:“预计什么时候开?”
周恩来:“得有所准备。但局势又不允许我们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几天后相对准备好了就开。”
“扩大到哪一级?”博古问。
“具体再商定。”周恩来说。
“好吧。”博古轻轻一叹。
5天后,也就是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后来的历史把它称为遵义会议。
会议在周恩来住处二楼西厅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扩大到会的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列席参会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几乎无序地各坐各的。李德刻意地坐在门里一旁。人们几乎都各在考虑各自的意见,会议气氛有些凝重。
会议由博古主持。按事先商定好的不针对人事的问题开始,首先复议下一步的去向和大体战略设想。
与会同志分析了黔北地区的人文、经济力和地形条件,认为此地不适合于红军大部队长期生存发展,决定放弃黎平会议预定的在黔北创建新苏区设想;又吸取了刘伯承、聂荣臻提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苏区,会同川陕苏区的四方面军,争取“四川赤化”。
会议的第二个议程,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在副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也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观原因,是由于中央的军事战略错误。他态度诚恳,也指到了问题的实质,获得了同志们的谅解。但费时间和口舌的是博古的报告,他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在于敌人力量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的游击斗争配合不力,而没有认识到是由于主观指导错误造成的,也没有对自己领导错误作必要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引起了与会者纷纷批评。
对此,早已有准备的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战略错误的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指出博古、李德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
毛泽东、王稼祥也作较系统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周恩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发表意见,表示不赞成博古的看法,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的第三个议程,是从组织上正式取消‘三人团’指挥权,决定由周恩来对军事斗争负总责,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参加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协助周恩来指挥中央红军行动。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案。
这是党在特殊情况下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但又是党的生死攸关的会议。
博古几乎是抱着抵触的情绪到会乃至主持会议。这天晚上会议结束后,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住房,颓然坐在桌前,脑海里又闪现会议的情景。
应当说,会议的一边倒是他想到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除了何克全一人外,与会者会对他的报告那么反感,甚至是气愤。会议虽然没有免去他的总书记一职,可这些高级干部对他如此反感,今后他可怎么能站得住?
他从眼下的处境,又想到4年前王明与他分手时交代的“切记”,即不要召开中央全会,不要改变经共产国际同意并批准的中央政治局人员组成。可王明说来容易,他博古做起来难。他不能阻止得了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参加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他虽然只有27岁,可他已经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大位上坐了多年,尝到了权力的可爱和可贵,以至于生怕得而复失。
不知几时,窗外又下起淅淅沥沥的雨。他不由起身走到窗前,打开窗子,顿时,一股带着梅花香味的寒气扑面而来。他这才意识到腊梅绽放,已是腊月,严冬的寒冷。
梅花的香气,兴许令他不由想到陆游的《咏梅》,又兴许令他感叹自己何尝不也是“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只是,他仍然没有想到他不会也不可能有“香如故”!
兴许是由想到陆游的《咏梅》,又回到他当下的心境,竟然也来了诗意。他关上窗子回到桌前,顺手操起桌上的纸和笔,写着:“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
他实在没有诗的才气,不过是一时的宣泄。然而这又的确是他此时的心结,唯有他自己才知道,他想诉说些什么?!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如释重负,轻松地回到他的住房。
邓颖超已先回来了。她见周恩来回来,指了指脸盆上的热水:“小邵刚送来的,水还热着,你洗把脸吧……”
周恩来放下手头上的本子和笔,解开棉上衣,在脸盆前洗脸。房子主人柏辉章的家奴逃跑时,只带走细软,屋里的用具一应齐全留着。周恩来和邓颖超享受着主人留下的铜脸盆和梳妆镜。
“扩红的成绩还好吧?!”周恩来问。扩红是扩大红军的简称,也是动员地方青年当红军。中央红军急于补充人员,进入遵义后各部都把扩红当成重大任务之一,连邓颖超她们所在的休养连也出动配合。
邓颖超高兴地说:“原以为这里没有革命基础,短期内要扩红会很困难,没想到经过这几天的宣传,群众竟然一天比一天踊跃,今天招收了好几百人。还有女孩子要当红军……我们不收女兵,有3个学生竟然和我们论理,说我们重男轻女;还说我们不也是女红军,为什么不收她们。弄得我们这些女同志都答不上来!”
“这就叫着穷则思变。穷人更要求革命,也更愿于投身革命。”周恩来又用洗脸水洗脚。
邓颖超:“会议的议题都完成了?!”
“完成了,也相对达到预期的目的。”周恩来说,“把老毛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事也成了……压在心头上的这块石头终于卸下了。”说着,端起脸盆下楼倒水去。
邓颖超又往火盆里加了几块木炭,一月的遵义天还很冷。这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家里存有很多木炭,警卫员共他的产,给首长住房里的火盆都点上火。
周恩来端着脸盆回来了。
“你说压在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放下了是什么意思?”邓颖超说,“以前可没听你说过这件事!”
“那是因为时机不到。”周恩来把脸盆放在架子后坐到桌子前,“我到中央苏区3个月后就和老毛在一起。这之前,只是从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感觉到他很能干,和他在一起后才身临其境看到他能干。1932年上半年,他领着红一军团打漳州,打乐安、宜黄,战无不胜。我这才体察到他不但有政治家的能才,还有军事家的天才,文武双全,人才难得。可就在这一年10月宁都会议上,后方的同志坚决地把他撵出中央红军,自此,一直让他赋闲到现在。我有心保他,无力办到,总觉得委屈他了,对不起他……”
“记得你说过,老毛的性格有弱点,过于强势!”
“他是有这个问题,但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看一个人的大节,用之大才。”周恩来又说,“我们伟大的党和革命,需要领袖,也在造就领袖。这些年来,党试用了好几个领袖,实践说明都不具有必需的素质、智慧。而在我看来,老毛才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造就的领袖。看他的过去,相信他的将来,他一定能带领我们党和红军走出眼下的困境,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你看好他,决心辅佐他?!”邓颖超走到周恩来身旁,“可他不过才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还是博古……”
“博古的素质和威望当不了总书记,只是时间问题。”周恩来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全取决于我们在战争中能不能战胜敌人。所以,总书记并不关键,关键的是红军的统帅……”
邓颖超:“可我听说,会议决定你还负军事的全责,老毛不过是协助你……”
“但我可以把权力托给他。表面上他听我的,实质上我听他的。”周恩来说,“政治斗争是要讲策略的,有些事,哪怕是对的,不可为时万不可轻易作为;当可为时,必须断然但又有策略地作为!老毛毕竟赋闲两年多了,得让党和红军有个再认识他的过程。以他的魄力和智慧,他会潜移默化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的。”
邓颖超笑了:“看来将来的党的历史,也会记上你周恩来的一笔!”
“我连领袖都不争,还在乎这一笔!”周恩来也笑了。
邓颖超:“如果将来我给你结论,那是8个字——立党为公,相忍为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