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东北部山区几乎是侗族、瑶族聚居区,他们的宗族观念强烈,村村都有相对宽敞的祠堂。
今天宿营,野战军司令部还是驻村子祠堂里。打从战略转移以来,中央红军称“野战军”、红军总参谋部称“野战军司令部”,行动编组为军委第一纵队第一梯队,每到一地都会开设指挥所。当下,指挥所设在祠堂大厅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随指挥所也驻在祠堂里;博古、李德驻村里的另一大屋。
晚饭后,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按惯例巡视驻村各单位。这阵子他已经回到祠堂,见周恩来住房没点灯,转而走进朱德的住房。
叶剑英是年37岁。他20岁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粤军供职。孙中山把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后,他追随孙中山,成为孙中山身边资格较老的中层军官。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开始时,他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北伐战争时任蒋介石第一军总预备队参谋长;北伐军打下武昌后,张发奎部发展为第二方面军,他出任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密谋南昌起义和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至1930年到莫斯科学习,1931年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后总参谋部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刘伯承任总参谋长,他任副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战略转移时,他兼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是时,刘伯承已被博古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叶剑英协助张云逸副总长主持野战军司令部工作。
叶剑英推开朱德的房门,问道:“周副主席呢?”周副主席是中革军委周恩来副主席。
“找博古去了。”朱德指了指椅子,“坐吧。”又问:“部队损失的确切数字还是统计不出来……”
“都乱成一锅粥了,哪能有准确数字?”叶剑英坐下又说,“从各部报来的约数看,损失已过半……八军团几乎全完了,全军只剩下3万余人……”
“败家子哟……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损失不说,这次转移以来,还不到两个月,把86000多人折腾得只剩下3万余人。”朱德愤愤地说,“老彭骂他们崽卖爷田心不痛,一点都不错……”
叶剑英:“当前的问题不仅仅是部队严重减员,还有弹药几乎消耗殆尽,士气严重低落……”
“所以必须立即整顿部队、精简机关,恢复基层的战斗力,争取打一个胜仗,夺取敌人的弹药补充自己,借此振奋士气。”朱德又一叹,“可是,这不仅需要指挥者想得到,而且必须要有合适的时机和战机……”
“但当下的时机不合适,战机没有出现……”
“更严重的是李德和博古根本就想不到,”朱德站了起来,“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走出广西东北部大山后,将面临着新的危险,甚至是新的灾难!”
“所以,我们不能再听李德瞎指挥了!”叶剑英也跟着站了起来。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也没有那么复杂!”叶剑英说,“他们在指挥上一错再错,而在红军中又毫无根基,我们和几个军团长如果不听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毫无办法……”
朱德回过头来:“我们都在旧军队待过。旧军队靠人身依附维系,军权掌握在个人手中。当下,国民党里的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是这样,地方派系和地方军也是这样。而我们党的军队和军权,靠的是党的组织原则维系,党指挥枪,枪听党指挥……”
“你说得对,我们红军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叶剑英说,“但党的指挥必须正确,枪固然要听党指挥,党也应当善于用枪。如果党的领导一而再地犯错误,损坏党的利益……甚至把革命带向失败,把红军带向毁灭……”
“党有错误,得由党来纠正!”朱德说。
“你说的是对的,但从组织上纠正错误,必须有个过程。”叶剑英说,“我是说,党作出组织上纠错决定之前,对于明知是错误的命令,我们不能照着执行!”
“是有这个问题……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叶剑英苦笑:“这就是你说的问题不那么简单?!”
朱德坚定地说:“我们要相信老毛,相信恩来,他们不会等闲视之!”
晚饭后,马夫弄来一把烟叶。这回,毛泽东正坐在厅堂前,专心搓烟叶。
“够上十天半个月的备粮了?!”张闻天走出他的住房。
他们仨是梯队里最大的官,虽然赋闲,但挂着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头衔,管理员不敢怠慢,把全村最大的房子给了他们。
王稼祥也拄着拐杖走出屋,在厅堂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俩不困?”毛泽东继续他手上的活。
王稼祥掏出怀表:“这还不到9点,睡什么觉……再说,也睡不着呀!”
张闻天倒没在意王稼祥的话:“我说老毛,你抽那么重的烟,一身臭烟味,尤其是一张嘴就一股烟味……你家贺子珍受得了?”
“她是知道我抽烟嫁给我的……”毛泽东没抬头,还搓着烟叶。
“据说,蒋委员长当年为追宋美龄,改跟宋小姐信基督教,你倒好……”
“你有所不知吧!”毛泽东打住张闻天的,“我家子珍还常常给我找烟叶!”
“得,没辙了吧!”王稼祥又说,“老毛,你下午说得对,我们政治局不能再这样给博古当花瓶摆设!”
这话把张闻天的思绪拉了回来:“要说这事,我也应当检讨,也有责任。当时就不应当同意把党和红军的领导与指挥全权,托给他们‘三人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太荒唐了。”
“记得曹雪芹《石头记》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毛泽东边卷烟,边来了一句。
张闻天:“你这是哪儿跟哪儿?!挨得着吗?!”
王稼祥:“我猜,老毛是说我们党做了件荒唐事,落下辛酸泪。”又说,“不对,是共产国际给我们党加上这荒唐事,弄得我们党一把辛酸泪。”
“悔之晚矣。”张闻天说,“我倒想起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毛泽东接上:“是的,革命的路是漫长的,会有艰难曲折;革命者应当有百折不挠的态度。那就让我们一步步地从头开始,但从现在起,我们可是一步都不能再走错了,再走错一步,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就再也无可挽回!”
张闻天听出毛泽东话中有话:“你是说,必须改变我们党的领导现状?”
毛泽东说:“我还不敢想得那么多、那么远,我想的是眼下的一步,我们走出这大山后会遇到什么情况?应当怎样对付?”
“不是说要按原计划去湘西么?”张闻天说。
“问题就出在这里。”毛泽东说,“依我看,蒋介石这回更放心了……没准离开南昌了……”
“他放心了?放什么心?”张闻天问,“怎么说?”他的确长于文不善于武。
毛泽东说:“因为他早已判断出我们要去湘西,我们既然突破了他们的湘江堵截,进入广西东北部的大山里,下一步出山后必然进入湘西南,再往北去可就是湘西了……”
“你是说何键才是最怕我们去湘西的?!”王稼祥打断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还是边搓烟叶边说:“你俩想想,果真我们的中央红军到了湘西,与贺龙、任弼时的二、六军团会合了,湖南的局面会是怎样?”
王稼祥说:“就成了国共两党两军内战的主战场,何键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既要对付我们,又要防着老蒋彻底吃了他……”
“明白了。所以,下一步是何键必然竭尽全力,阻止我们去湘西!”张闻天说。
“我认为是这样。”毛泽东反问,“那么,何键会怎样谋兵布阵?”
“傻子都知道,在湘西南堵我们呗。”王稼祥又忽然想到,“对,是这样,所以他根本不跟追我们进入桂北大山,而是把他之前用在湘江堵截我们的20万重兵,抄近路转移到我们出湘西南通道北上湘西途中,张网以待。”
“那你们说,我们是采取硬打强攻去湘西呢,还是从我们拼不过敌人的实际出发,避开这张网呢?”毛泽东问。
“硬打强攻肯定不行……眼下的中央红军已没有与敌人作这样决战的能力,硬打强攻岂不是自投罗网,找死呀!”王稼祥说。
张闻天说:“对,老老实实承认我们打不过强敌,避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前是以保存力量为本!”
毛泽东转换话题:“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老蒋。我们在中央苏区连破他前四次‘围剿’,让蒋介石很没面子。为了挽回面子,他竭尽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把他能动用的30万中央军全放在北路,由北往南压,图的是要把我们撵出中央苏区……”
“他不是想一举消灭我们?”张闻天问。
“他没敢想消灭得了我们。”毛泽东说,“他只想着把我们撵出江西;而只要我们退出中央苏区,他就可以向舆论,向国民党内看他笑话的人交代,他的‘围剿’成功了!”
张闻天似自问:“这会是老蒋的最低目的?”
“我倒觉得老毛的分析靠谱。”王稼祥说,“蒋介石要是有自知之明,应当看到打红军要比打他国民党内的反对派难多了。”王稼祥又说:“从1930年冬,一直打到1933年春,他哪回赢过中央红军?而中央红军反倒是越打力量越强,中央苏区越大。这回,他把我们赶出中央苏区,可不是露脸了!”
毛泽东说:“他把我们赶了出来,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剩下的是借力,借我们败走西去途中当地的国民党地方势力,‘追剿’我们,甚至和我们拼命……”
“是这回事。”王稼祥说,“首先和我们拼命的是广西的白崇禧,接下来会和我们拼命的是何键……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地盘,积极地,甚至会是竭力地加入蒋介石‘追剿’我们的行动中去!”
张闻天:“这就是说,以后的‘追剿’,就不再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单打独斗,会是他们中央军和地方军的联合?!”
毛泽东说:“总的局面会是这样,但不等于他们就联合得起来……国民党地方军也只是各扫门前雪而已……关键还是看我们自己。只要我们自己应对得当,天无绝人之路!”
晚饭后,周恩来到博古的住房。
博古以为周恩来如以往找他和李德商量事:“我让伍修权把李德叫来。”
“不,就我们俩谈。”周恩来不请自坐。
“李德又不是外人……”
“他不能算是我们党的领导。”
博古一时没得话说,也坐了下来。
“你对董老让小超和小刘来传话是怎么看的?”周恩来直入话题。
“我不会再做蠢事了。”博古倒也反应过来。
“我相信。”周恩来又说,“如果你还想自杀,那真是愚蠢至极,死了也不会有人原谅你!”
“当时,当时我很内疚!”博古低下头。
“有内疚就对了。”周恩来说,“我找你不是来劝你不可以自杀,而是谈几位老同志要我俩振作起来,想想怎样纠正党的错误……项英留在中央苏区;眼下,书记处书记是你我和张闻天三人,而党的错误是你我造成的……”
“我们造成了党的错误?!”博古顿时紧张了,“不,我不这样认为……”
“可你刚刚还说过你内疚!”周恩来接下说,“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苏区丧失了,眼下的湘江一战又遭到那么惨重的损失,这不是在我们领导和指挥下造成的?”
“这……这怎么能都归到我们的身上?都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我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
博古一时回答不上。
周恩来意识到要冷静:“好,我们暂且把有没有错误、有错误的责任在谁的问题都放在一边,谈谈你我应当怎样确保不再使中央红军遭受损失。”
就在这时,李德闯了进来。
博古有些喜出望外,用俄语说:“好,你来得正好。”又冲门外喊着:“伍修权,你过来。”
都住在一起,伍修权很快进来。
博古对李德说:“恩来提出,我们应当怎样确保不再使中央红军遭受损失。”
李德听完伍修权翻译后不假思索地回答:“毫不动摇按预定计划北出湘西,会同你们在湘西的红军转入反攻!”又信心满满地说:“记得你们说过,两年前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打破敌人的进攻,转移到川陕地区不过两年,兵力翻了几倍,也建立了人口达500万人的苏区,他们能办到,我们为什么办不到?我们目前的损失只是暂时,是为了下一步大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会说明我们的指挥是正确的、高明的!”
“情况不同,没那么乐观!”周恩来说。
博古倒显然站在李德说法的一边。“如果我没有记错,四方面军撤到川陕地区只有15000人左右。我们现在的队伍,就按你们估计的只剩下3万多人,再加上湘西贺龙、任弼时红军,也比四方面军撤到川陕地区的人马多出两倍。他们行,我们怎么就不行?!”
“问得好。”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只要走出龙胜境内进入湖南通道,就会遭受到强大敌人的拦阻,我们当面的敌人,是不会放过我们进入湘西的!”
“何以见得?”博古问。
李德说:“推断的吧?”
“反常的敌情迹象引起的判断。”周恩来反问,“请你们注意:我们撤进西延山区后,广西白崇禧派大部队追杀吗?湖南的何键和薛岳的‘追剿’军,有一兵一卒跟追吗?他们为什么就不追了?!”
“他们的军队也在湘江战役中遭受到你们红军的沉重打击,受到惨重伤亡。”也许是话不投机,李德又甩出一句走了:“恩来同志,别只盯住你们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就认为我的指挥不当!”
博古无奈于李德走了,示意让伍修权也走。
“敌人也遭到惨重损失不敢追了?!”周恩来苦笑地说,“湘江一战,恐怕是连伤敌人一指也谈不上。何键的湘军有多大损失?薛岳的中央军几乎没有投入战斗……退一步说,即使是他们损失几千人,对他们的20万追剿军来说,九牛一毛……怎么老是这样自以为是!”
博古坐了下来:“我认为还是必须相信李德。”见周恩来一时没回话又说:“李德同志在苏联红军学校学习过,有战争指挥知识……”
“我们红军将领中在苏联红军学校学过的不乏其人。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左权不都在苏联红军学校学习过……”
“那可不能相提并论。”没等周恩来说完,博古抢话。
周恩来有些气愤:“为什么?我们的同志比他矮一头?!再说,没到苏联红军学校学过的同志,就不懂得指挥知识?!”
“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博古说。
周恩来顶上:“可共产国际并没指示我们把红军指挥权全盘交给他!”没等博古再辩解又接着说:“实践出真知。实践,不,红军的血的教训,已经验证了他不懂得我们战争的特点,根本指挥不了我们的红军战争!”
博古嘀咕:“不能以暂时的成败论英雄……”
“可成了,我们的红军和苏区就能存在发展;败了,我们的党和红军就不能存在发展,长此下去,中国革命就没了希望。”周恩来又追上一句:“看来,你还是根本就不相信国内同志有能力指挥红军。请你好好面对现实,好好想想,如果国内的同志没有这个能力,那红军是怎么来的,苏区是怎么来,从前的大好局面是怎么来的?!”
“你不还是认为我、李德把大好的局面弄砸了?!”博古说。
“不是吗?冤枉了?”周恩来又说,“是不是把大好局面搞砸了,你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事实说了算,党内同志和红军官兵说了算!”
“我们并没有失败,只要我们到了湘西,前途光明。”博古仍不服。
“看来,我们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差距,问题你自己想去。”周恩来说,“但眼下必须吸取教训,不能再全盘听李德……”
“那谁来指挥?”博古出口。
周恩来:“朱德,还有我。朱德是总司令,我是总政委,我们指挥师出有名,也是责任所在……”
博古急了:“你这是要在实际上取消‘三人团’,我不同意!”
“你可以不同意。但从现在开始,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周恩来说,“等情况稍加许可,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甚至中央委员会议。”
博古也有些气愤:“你这是逼宫……”
“我这是对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负责!”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博古同志,我们该好好检讨了,不要等到党和红军抛弃我们!”说着,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