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士兵，爱护同志，是彭绍辉的一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时他经常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尽管他没有左臂，但有时还替体弱的战士扛枪。每到宿营地，他首先是到伙房、卫生队和战士营地去转一转，查看一番。从战士的衣食住行和伤病等情况，到机关建设和参谋人员的培训，他都时刻放在心上。有一个叫杨玉娃的小侦察员，目不识丁，一次向彭绍辉报告敌情时边说边看手掌。彭绍辉觉得很奇怪，拉过他的手一看，才发现他手掌上画着一些小人，还有手榴弹、长短枪，便问他:“小鬼，在家没念过书吗?”杨玉娃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彭绍辉关切地对他说:“过去没念过书，那是旧社会造成的。我小时候也是个放牛娃，没读过多少书。现在我们干革命，打天下，没有文化可不行啊!你以后每天学两个字，我来帮你，好吗?”从此，杨玉娃天天坚持学习，每当他汇报完工作后，彭绍辉总要听他汇报一下学习情况，有时还写几个字考考他。后来，杨玉娃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彭绍辉坚贞不屈，刚直不阿，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四人帮”大刮夺权风的日子里，他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态:“军事领导机关不能冲击，不能夺权!”
“文革”初期，林彪一伙企图把“假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彭绍辉的头上，并进行逼供。每次，彭绍辉都理直气壮地说:“凡是没有的事情，压力再大我也不会承认。”
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对彭绍辉的迫害步步升级，审查逼供没有效果，就采取诬陷的办法对他进行批斗。
彭绍辉坚信毛主席是相信他的，因此想方设法托人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说:“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放过牛，是一个好同志嘛!”这才使得“四人帮”迫害彭绍辉的行为有所收敛。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彭绍辉经常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自己一被解放出来，就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同志，不怕承担风险。一天，武汉来人调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情况，彭绍辉态度鲜明地对来人说:“陈再道是个好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一定没有问题，这我敢打包票。”就是这样一句话，彭绍辉被诬陷为陈再道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四天的批斗会，责令他写检查交待材料。当有些同志被诬陷、受审查，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时，彭绍辉不怕担风险，主动为他们写证明材料，说明事实真相。有些同志被隔离、关押时，他还多次冒险前去探望。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他的这些行为招来了更多的谣言与诽谤，有人甚至贴出《彭绍辉探监》的大字报，将一些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他，妄图使他屈服。对此，彭绍辉正气凛然地表示:“有真理在，我不怕!”
70年代初，“四人帮”见军队难以插手，于是别有用心地提出在我国武装力量体制中增加“民兵指挥部”编制的要求，以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全国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绍辉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74年9月，彭绍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兵训练工作座谈会，会上，他坚持执行我军传统武装力量体制，拒不宣传“民兵指挥部”，更没有推广“上海经验”。对此，张春桥、王洪文向他兴师问罪，指责彭绍辉:“不抓路线，方向错了。”
彭绍辉根本不理睬那一套，当着张春桥、王洪文的面，向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建设思路。张春桥、王洪文大发淫威，严令总参谋部带头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所谓的“经验”。但彭绍辉始终拒不表态，使张、王二人非常尴尬和恼火，可也无可奈何。
彭绍辉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多次公开抵制“民兵指挥部”的做法。1975年11月，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信分队组织训练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彭绍辉又明确要求:“会议所有文件，包括讲话和典型材料，一概不提‘民兵指挥部’。”会后，他规定，凡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只通知省军区、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参加，不通知“民兵指挥部”。
这样，“四人帮”一伙企图强制推行“民兵指挥部”经验、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从而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以坚持下来。
但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斗争中，彭绍辉在战争年代饱受伤病折磨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1970年，解放军301医院发现他身患主动脉血管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于是给他规定了“六不准”，连弯腰、起立、咳嗽也不准用力。但彭绍辉却不以为然，照样坚持工作。
1975年，医院将彭绍辉的病情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叶剑英副主席指示要他注意身体，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彭绍辉知道后对医生说:“我的病情，以后你们不要再向上报告了，军委首长工作很忙，不要拿我个人的这点小事去麻烦他们，再说你们不让我工作怎么行呢!”他顿了顿又对保健医生说:“再说，我身上的病有如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爆炸了，我要在它没有爆炸之前为党多干点工作。”
于是，他的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很紧，每天都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时常到深夜还不休息。疼痛发作时，就吃几片止痛片继续工作;血压高了，就把降压药加到十几片，把血压压下去，照样坚持工作;眼痛发作时，就让夫人或工作人员把待处理的文件念给他听，他提出意见，再让秘书处理。
周总理逝世后，彭绍辉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参加总理遗体告别时，彭绍辉当场失声痛哭，为总理的追悼会规格公开抱不平:“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悼念总理的群众，为何只安排这么一间小小的房子悼念?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从悼念会场回到家里，彭绍辉抱病和泪写下了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公开痛斥“四人帮”对总理的污蔑。由于悲愤过度，老将军再次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清明节这天，首都数万群众自发悼念总理的“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彭绍辉还住在医院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听医生的劝阻，坚持要去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他让家人做了一个花圈，吩咐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亲自坐车把花圈送到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看到悼念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在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四人帮”本来就想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要想叫人家开灯又岂是他这个独臂将军做得到的?
老将军嚎啕大哭，以表达自己对总理逝世的无限悲痛。警卫员见状，只得吩咐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让他看了广场上悲壮的场面，他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了一些。他不停地对身边的秘书泣道:“公道自在人心啊!我倒要看看那些小丑能横行多久?”老将军说的“小丑”，当然是指的江青之流。
转眼到了1978年夏天，彭绍辉的病情开始有点好转，便要求出院。医生要他不要坐飞机，不能劳累，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坚持乘飞机前往胶东半岛参加总参谋部主持的一次业务会议。会后他又视察了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部队。其中有个连队在山上驻防，随行医生考虑到他的主动脉瘤发展较快，怕出危险，劝他不要上山。彭绍辉却说:“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战士们直接见面，既然已经下到基层来了，又怎么能再脱离战士呢?”说完，硬是坚持步行上山，全连战士深受感动。由于过度劳累，彭绍辉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一天下午，他又忍着血管瘤局部破裂引起的剧烈疼痛，参加空军作战会议，并讲了三个小时的话，会后还看望了与会人员。可到了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医生给他检查时，他还一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住院，今天的文件我还没有处理完，明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开。”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彭绍辉同志就因血管瘤大面积破裂，猝然倒在了设在病房里的办公桌前，永远离开了他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军队。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军队建设，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独臂奇将—晏福生化装改名
晏福生（1904—1984） 湖南醴陵。入党时间:1927年。受伤原因:1936年9月7日罗家堡战斗中右臂被炸断。截肢情况:1936年10月整条右臂被截去。军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护送战友寻找毛泽东，化装改名晏福生。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最后率部随黄公略上了井冈山
成百上千煤矿工人喊着口号，群情激愤地进行游行示威。1924年的安源，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开始了。游行队伍要去找资本家讲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他叫晏国金，是工人推选出来的谈判代表。
这个晏国金，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晏福生。
晏国金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很小就被迫给地主家放牛，稍大一点后，又给地主家当了长工。
晏国金儿时伙伴陈化科的父亲从小拜师学武，会一些拳脚功夫，因此，从很小开始，他就和陈化科一起随陈父学习武艺。1923年春天，晏国金辞别父母，来到安源煤矿当了矿工。刚到矿上时，晏国金被分到条件非常艰苦的下士畈坑道当小工。工头唐文全是他的同乡，见面三分亲，加之他膀大腰圆，干起活儿来不要命，又会拳脚功夫，因此对他青睐有加，没几天，就升他为大工。他渐渐在一帮年轻矿工中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在晏国金来安源的两年前，也就是1921年9月，毛泽东来到安源，发动工人，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1月，党又派李立三来到安源，建立党组织，创办平民学校，开办矿工夜校。不久，刘少奇也来到了安源。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饱受苦难的矿工当中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由于晏国金在罢工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且又会一些拳脚，罢工胜利后不久，就被党组织指派为地下交通员，负责路矿工人俱乐部、路矿工会与安源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以及来往人员的护送等工作。
1925年10月初，安源工人俱乐部得知敌人将对工人下毒手的消息后，马上向上级党组织和毛泽东报告。不巧，当时毛泽东去了长沙。为了让毛泽东尽快知道这一情况，安源党组织决定派地下交通员晏国金护送蒋先云到长沙去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商讨对策。可当时晏国金还不认识蒋先云，于是俱乐部负责人给他们规定了接头的暗号。
这天中午，晏国金穿上破烂衣服，头戴斗笠，脚穿草鞋，挑着装满了辣椒的小箩筐，来到街上，等候蒋先云一同去火车站。他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扯着嗓子吆喝:“卖辣椒!卖辣椒!”
晏国金来到街心饭铺前，放下挑子，忽见一个瓜子脸、大眼睛、白皙皮肤、肩背紫色油纸雨伞的青年向这边走来。
一定是他!晏国金连忙冲着他大声问道:“先生，买菜吗?”蒋先云停下脚步，警惕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看着晏国金问道:“有茭白吗?”“没有，只有辣椒。”
“我只想要茭白!”蒋先云说完径直朝前走去。
晏国金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忙挑起担子尾随蒋先云向前走去。
他们一前一后快步走着，当快走出安源那条惟一的小街时，晏国金装做换肩，一扭头，从眼睛的余光中发现后面跟着两个“黑狗子”。
不好，有尾巴!他心中一惊，连忙又大声吆喝起来:“卖菜 口 来 !卖菜 口 来 !新上市的青菜!”一边喊着，一边快步冲出街道，闪身进了左侧的工人区。
蒋先云听到告警暗号，知道有情况，头也不回地拐进了工人居住区，七拐八绕，钻进了一个茅草棚。
“快，换上，迟了就出不去了。”晏国金跟进去三下五除二脱下自己的破衣衫递给蒋先云，又说道，“情况紧急，我掩护你，你出去后直接去车站，车站有人接应你!”换好衣服后，两人相继离开了茅棚。
为了掩护蒋先云，晏国金来了个调虎离山。矿警上钩了!晏国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始终同矿警保持着一段距离。突然，跟在后面的矿警扯着嗓子叫道:“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就开枪啦!”
晏国金知道，这些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忙喘着气止住了脚步。两个矿警扑了上来，一个脸上长黑痣的家伙恶狠狠地朝晏国金的背上砸了一枪托，然后把他的头朝面前一扭，仔细一看不由愣住了:咦?怎么不是那个人?嘴里骂骂咧咧地问道:“活见鬼，你是谁?那个共党要犯哪儿去了?”另一个矿警也上前踢了晏国金一脚:“我再让你跑!你跑个鬼!”“我怕，怕……”
“啪!”长黑痣的矿警气恼地朝晏国金脸上抽了一嘴巴。晏国金怒视着这个家伙没有吭声。
长黑痣的矿警绿豆眼一翻，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问道:“你叫晏国金，在下士畈坑道做工!”
晏国金心中一惊，心想，黑狗子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看来我早被敌人注意了。他定了定神，灵机一动，回答道:“老总，你认错人了，我叫晏福生，晏国金是我堂哥，他老爹病重，让我来安源找他回去。”
“找晏国金?那你怎么到处乱跑!”
“我忘了他的住处了。”晏国金撒起谎来，“老总要是知道，劳你给指点一下。”
“去你妈的，老子知道也不告诉你这臭小子!滚!”
“老总，老总你……”晏国金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黑狗子扬长而去，晏国金赶紧跑掉了。
晏国金在矿警面前“改名”晏福生，逃过了追捕，从此，索性就叫晏福生了。
1925年，革命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被迫解散。晏福生遵照毛泽东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的指示，回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回到家乡以后，正巧碰上唐生智的部队溃败，晏福生就与同乡好友陈化科等人，从溃军手中搞来枪支，武装自己。晏氏家族族长的三儿子是“挨户团”团长，这家伙狗仗人势，横行乡里，乡亲们敢怒不敢言。晏福生想，这家伙是发动农民运动的最大障碍，于是和几个农友一合计，把他抓起来杀掉了。族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又气又急，严令“挨户团”四处追捕，又四处张贴布告，悬赏100块光洋要晏福生的人头。但是，晏福生的人头没拿到，却被晏福生带着人马将他抓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从此他再也不敢找晏福生的麻烦了。
正当工农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军阀许克祥也跟着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霎时间，血雨腥风，乌云压城。此时的晏福生已经再次从家乡回到了安源，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拟定了举行秋收暴动的计划，接着又于8月下旬再次来到安源，成立工人纠察队，准备参加暴动。
9月9日，正值中秋佳节，秋收起义爆发了。参加秋收暴动的安源工人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占领安源以后，随即奉命攻打萍乡。晏福生参加完安源暴动后，按照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当地开展工作。他和同乡陈化科在醴陵和安源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并成立了工人赤卫队，1928年参加了醴陵暴动。随后，奉党的指示，率赤卫队在安源参加了黄公略带领的红军，几经转战上了井冈山。
独臂奇将—晏福生大难不死
追悼会上，王震沉痛地说:“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两次追悼会，晏福生大难不死。负伤掉队，千里乞讨追部队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荒无人烟的数百里茫茫草地，到达甘南。按原定计划，二方面军要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晏福生当时是红六军团十六师政委，师长是张辉。
10月5日，十六师在娘娘坝与敌遭遇，张辉英勇牺牲。10月7日清晨，部队向天水进发，晏福生率领十六师担任前卫。当部队前进到罗家堡时，突然遇到两路敌人的阻击。敌人利用占领的有利地形，首先用轻重机枪疯狂地向我军扫射，接着发起猛烈的攻击。
敌军指挥官为了阻截十六师前进，不断调来增援部队，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十六师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愈来愈激烈，十六师的指战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反击敌人。
打退敌人后，晏福生指挥部队掩护军团部和十七师、十八师转移。眼看整个部队就要全部通过了，敌人又从左右两面围攻上来。晏福生指挥部队边打边撤。突然，一架敌机飞到红军阵地上空，扔下了十几颗炸弹。一颗炸弹在晏福生身边爆炸，他的右臂被炸断，顿时血如泉涌。
警卫员向宣德、麻婆子把他抬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此时敌人又追上来了。两个警卫员急忙扶着他往前跑，敌人越追越近了，晏福生忍住剧痛，对警卫员说:“我不行了，你们带上文件包和武器赶快赶部队去!”说罢用左手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密电码，交给向宣德:“这个，你负责带出去。”“晏政委，你……”向宣德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不要说了!”晏福生又捡起掉在地上的驳壳枪，在裤腿上擦掉枪上的土，庄重地递给麻婆子:“大个子，你有劲，这个你带上!”“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现在您的伤势这样重，我俩怎能离开您呢?就是死，我们也要和首长死在一起。”麻婆子哭着说道。
眼看敌人越追越近，晏福生对警卫员严肃地说:“我们来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着消灭敌人。我的文件包里有党的秘密文件和密码电码本，为了不使它们落入敌人手里，我命令你们立即离开我，赶快去追部队，一定要把文件包和武器安全地带出去交给组织，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啊!”
两个警卫员泪如泉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俩把晏福生背到山坡上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挎上文件包和武器，向追来的敌人投出最后两颗手榴弹，利用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冲了出去。
晏福生见敌人朝警卫员逃走的方向追去，为了掩护警卫员安全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故意大喊一声，果断地从高坡上纵身朝下跳去，以吸引敌人来抓自己。他滚下山坡后，发现有一口废弃的土窑洞，便毫不犹豫地滚了进去，隐藏起来。
晏福生跳下高坡之举，被敌人发现，立即放弃追赶警卫员，返身来抓晏福生。一个敌兵端着枪跑下山坡，到晏福生滚落的地方搜索，嘴里还不停地嘟囔:“日怪，老子明明看到一个红军从山上滚下来，他妈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找着找着，忽然看见了晏福生藏身的小窑洞，高兴得“啊”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走到洞口前，却没有发现脚印，不禁生疑，站在窑洞口嘀咕:“他妈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莫非红军真的像人们传说中的天神?”但又不死心，便站在洞口喊道:“红军长官，出来吧!”喊了一会儿，见洞内没有动静，才悻悻离去。一心想抓住红军首领发财的敌兵，走了一个，又来了几个。只听一个敌兵喊道:“班长，这里有个窑洞!”“好，你进洞去看看。”
喊话的士兵站在洞口磨蹭着，不敢进洞，怕丢性命。忽然眼睛一亮，指着窑洞前的脚印说:“班长，你看这崭新的脚印，分明是红军长官刚跑掉。”其实脚印不是晏福生的，是先前那个敌人留下的。其他的敌兵也怕进洞丢掉性命，便纷纷附和着说:“没错，脚印一定是红军长官留下的。红军长官才不会那么傻，猫在洞里等我们来抓。”敌军班长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走!还愣着干啥?顺着脚印给老子追!”
敌人远去了，晏福生悬起的心方才放下。但因伤势重，流血过多，眼前一阵金星乱冒，便晕了过去。
十六师摆脱敌人后，当晚在离罗家堡30多里的红和镇附近宿营。由于没有见到晏福生，大家都在焦急地打听他的下落。直到黄昏时分，看到他的两个警卫员挎着他使用的文件包和武器回来，才知道晏福生的不幸遭遇。军团首长陈伯钧、王震等同志知道晏福生负重伤被敌人包围的情况后，立即要师长刘转连带一个营再打回当天打仗的山头，去营救晏福生。
刘转连带着部队赶到罗家堡，把宿营在附近的敌人打跑后，在山头搜索寻找，没有发现晏福生。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军团首长和同志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而难过。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日记中写道:“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同志牺牲。”
红六军团继续前进，在胜利渡过渭水到达目的地时，军团为晏福生开了个简朴而又隆重的追悼会，军团政委王震沉痛地说:“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是红六军团为晏福生召开的第二次追悼会。
第一次追悼会是1935年4月在陈家寨战斗后召开的。在陈家寨战斗中，晏福生带领部队冲进寨子，在部队分头追剿残敌时，他带着警卫员发现一股敌人突破包围圈逃跑了，此时晏福生来不及收拢部队，便带着几名警卫员尾追而去。战斗结束后，部队撤离战场清点人数时，发现晏政委和警卫员不见了。大家都以为晏政委牺牲了，非常难过。当时战况紧急，部队马上要转移，于是红四十九团团长将全团战士集合在一起，为晏福生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追悼会。
正当指战员们伫立默哀之时，晏福生和警卫员却浑身挂满缴获来的长短枪出现在追悼会场。他幽默地说:“革命还没有成功，阎王老子不收我呢!”一句话，使得大家破涕为笑。晏福生再次大难不死。
夜幕徐徐降临了，经过激战后的山头，显得格外宁静。不知过了多久，晏福生才苏醒过来，他忍着剧痛爬出窑洞，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敌人确实已撤走，于是就决定离开窑洞，先到老乡家讨点吃的，然后去追赶部队。
此时，他孤身一人，身负重伤，又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连举腿迈步都非常困难。他离开窑洞，慢慢朝山下走去。此时晏福生每移动一步，浑身都感到钻心的疼痛，豆大的汗珠顺着脸直往下流。他咬紧牙关，手拄木棍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好不容易才走到一间茅草房前。
晏福生站在房子外面听了一会儿，听见里面有小孩的哭声，再从这破旧的茅舍来看，断定这家老乡一定是穷苦人家。他便轻轻地敲门:“老乡，我想在你们家借宿一晚行吗?”
老乡听见有人叫门，又是南方口音，便推托说:“老总，我家只有这两间破草房，哪能住得下你呢?请到北边去看看吧!”晏福生一听，知道老乡把他当成白军了，就坦率地说:“老乡，我是红军的伙夫，和白军打仗负了伤，现在夜深了，求你让我借宿一晚吧!”
老乡夫妇一听是红军的伤员，就赶忙点上灯，打开门，把晏福生扶进了屋。当了解到他是在罗家堡和白军打仗负伤掉队的，便忙着给他包扎伤口、做饭、搭地铺，安排在家过夜。第二天天未亮，晏福生就爬起床，叫醒老乡。他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老乡说:“我现在就要上路去追赶部队，这两块银元留给你们，请你们给我身旧衣服换换吧。”
老乡夫妇听晏福生说马上就要走，就劝他说:“你的伤势这样重，行动不便，沿途又有敌人和民团盘查，这多危险呀!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你还是安下心来把伤养好后再去找部队吧!”无论老乡夫妇怎么挽留，晏福生还是执意要走，老乡只好给他找了一套破旧衣服。晏福生告别了老乡一家，踏上了追赶部队的征途。一路上，他忍着伤口的疼痛，沿着部队原定的北上路线，艰难地行走。
陇东，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道路崎岖，到处是沟沟坎坎。晏福生拖着负伤的身体，手拄木棍，匆匆地赶路。为了避开敌人，他不敢走大路，专抄小路走。第一天傍晚，他好不容易赶到目的地红和镇，可是部队早已离开了。他找到一户穷苦人家，向老乡讨了点吃的，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又继续追赶部队。当天，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加快速度赶路，天黑后赶到了固城镇。一打听，知道部队两天前就从这里开走了。于是，他顾不得休息，借着月光匆匆上路了。第四天，他来到了渭水河边的五十里铺附近。这个地方人烟稠密，有国民党的一支部队在此驻防，过河的船只统统被他们控制起来。由于前几天渭河上游下暴雨，此时的渭河水流湍急，洪水上涨，要过河去，既找不到船，也没有桥，怎么办?晏福生为了争取时间尽快赶上部队，便决定徒涉。
徒涉对一个重伤员来说，无疑是很危险的。晏福生在离五十里铺四五里的下游，选择了河面较宽、水流较缓的河段，毫不犹豫地下了水。可是一下河，负伤的右臂浸在水里钻心般的痛，他一头倒进了水中。幸亏水不深，他还能站起来。就这样，他咬紧牙关，顽强地坚持着，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快到对岸时，南岸巡逻的敌人发现了他，嚎叫着追赶到河边，边追边朝他开枪射击，他冒着敌人的枪弹，奋力爬上岸，然后拼命地绕小道朝前跑，才逃离险境。
晏福生连日赶路，伤口无药治疗，已经开始溃烂化脓，疼痛难忍，但他却以坚强的意志坚持着向北走。
一天深夜，晏福生实在走不动了，就钻到路边谷场的草垛里睡觉。身上一暖和，他就觉得断臂奇痒难忍。此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伤口情况，只好用左手五指隔布抓痒。等到天明，他打开裹伤口的破布一看，吓了一跳!原来伤口因感染已生了蛆，一条条白蛆正在伤口里蠕动!他赶紧用草棍把蛆一条一条地从伤口里挑出来，然后对着伤口吐上几口唾沫，以作消毒之用。接着起身继续赶路。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行进，行程近千里，在10月下旬的一天，终于在通渭县境内追赶上了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晏福生碰到的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一个师部。他们早听说晏福生已经牺牲了，眼前这个人身穿破旧的便衣，还吊着个流血的断臂，很难相信他是红六军团的一名师政委。于是政治部的同志盘问他:“你说你是红二方面军十六师政委，我问你，你们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是谁?”“萧克。”
“你认识萧克吗?”“何止是认识，太熟悉了。”“他认识你吗?”“那当然。”
“那好，二、四方面军会合后，萧克调到我们三十一军当军长了，不久我们就可以见到人。”
“那就请你们快给萧军长发电报，说晏福生还活着，让他派人来接我，我的伤很重，需要治疗。”
萧克接到电报后，说道:“怎么又冒出一个晏福生，莫非是假的?”他决定先把这个自称是晏福生的人先接过来再说。于是，晏福生被接到了三十一军军部。
萧克和晏福生相见，悲喜交集。他见晏福生的伤臂已经感染化脓，便立即让军医给他治疗。晏福生的伤势严重，拖的时间又长，需要截肢，但三十一军没有条件，必须转送到四方面军卫生部，于是晏福生又被护送到了红四方面军医院。
晏福生到总部医院不久，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率三十军、九军、五军共两万余人，改称西路军，进行西征，并成立了以陈昌浩为主席的西路军委员会。
西路军从甘肃清远的二河口渡过黄河，先是向宁夏方向前进，然后沿甘肃河西走廊向西挺进。晏福生也随总部医院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河西走廊是高寒地区，11月份就已经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红军指导员们身穿单薄的衣衫，冒着刺骨的寒风，在沙漠戈壁中艰难地行进。进入河西走廊后，由于天天要行军作战，总部医院跟着天天转移，晏福生的伤口得不到及时治疗，开始恶化，必须截肢。
到山丹县后，医院刚一扎营，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部长苏劲光和医生刘朋来、陈仁山等人给晏福生做了截肢手术。从那时起，晏福生就失去了整个右臂，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臂将军。
独臂奇将—晏福生委以重任
征河西走廊跟部队失散，扮乞丐装哑巴躲追捕，孤身带伤回陕北，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晏福生截肢后伤口还未愈合，便到西路军总部警卫团担任政委。晏福生到任后，带领警卫团与其他兄弟部队一道，同占优势的敌人进行殊死的奋战，一个多月共歼敌一万余人。不久，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西路军损失惨重，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不得不突围向东转移，于3月中旬到了梨园口。部队刚到梨园口，敌人骑兵便分两路追了上来，将红军分割包围。指战员们虽经顽强奋战，英勇拼杀，终因敌众我寡，又一次遭受失败，许多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冲出敌人重重围困的部队沿着梨园口的狭窄峡谷，经康隆寺向石窝子前进。在石窝子又遇到敌人的追击，部队又一次被冲散。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总部首长决定:将剩余的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深入山区打游击。晏福生和团长杜义德等30余人随军长王树声连夜摆脱敌人的追击，进入了祁连山。
祁连山是一条东西绵延千里的大山脉，平均海拔四五千米，不少地方是悬崖峭壁和深谷。晏福生等人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前进，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艰险的道路。
梨园口恶战之后，马家军为了彻底消灭红军，派出骑兵进入祁连山，到处追踪搜索，并在山谷、要隘等处设立关卡，前堵后追。晏福生带着伤臂与同志们一道翻山越岭，继续西行。有一天，他们刚刚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就被敌人搜山的骑兵发现了。他们边打边撤，最终摆脱了敌人。
巍巍祁连山，荒无人烟。在荒山雪地行进，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开始还能遇上牧羊人的帐篷，买点青稞炒面吃。后来，遇不到任何人，找不到粮食，他们就吃草根树皮。天气寒冷，他们衣衫单薄，常常冻得手脚僵直。晚上睡觉，一般在雪迹稀少的大树下，偶尔找到土洞，就算是很幸运了。
为了躲避敌人，他们把白天和黑夜颠倒过来利用。白天，找个石洞等隐蔽的地方睡觉。夜晚，披星戴月不停地赶路。一天，他们来到一个较宽敞的山沟里，看看天色渐明，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天亮以后，敌人骑兵来到山沟里，发现了他们，马上围追过来。他们边打边跑，敌人虽然被甩掉了，但是晏福生和警卫员却与王树声、杜义德等人失散了。晏福生和警卫员走出祁连山后，化装前行，沿着河西走廊北侧向东走。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俩仍然昼伏夜行，白天找个地方隐蔽，夜晚摸索着赶路。一天，他俩走了一夜的路，来到永昌以西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附近。晏福生看到警卫员又累又饿，就要他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自己准备到老百姓家里讨点吃的。这时天刚拂晓，他见四周没人走动，便悄悄地向村子里走去。眼着快要进村了，这时从村子东面突然蹿出几个马家军骑兵。要敲开老乡的门进屋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幸好前面不远处有个羊圈，晏福生急中生智，赶紧跑了进去，躲进羊群中，才没有被发现。
敌人走后，他再次装作乞丐，向老乡讨了点青稞炒面，赶快回到警卫员隐蔽的地方，可是警卫员不见了，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从此，他只好一个人孤单地赶路。
甘肃的中西部，不少地方是岩石裸露的山地和寸草不生的戈壁滩，老百姓很穷，加上四五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生活非常困难。晏福生沿途乞讨，根本填不饱肚子，有时一点东西也讨不到。一天午后，晏福生感到饥饿难耐，便从口袋里掏出讨来的半块青稞饼子吃。突然，一条饿狗扑上来抢食，他一个急闪身，狗扑了空。此时他想起了在井冈山时，曾听毛泽东说过打狗要靠墙，于是忙背靠墙壁阻挡恶狗的疯狂进攻，最终把狗赶跑了，保住了手中的半块青稞饼子。但是他的左手却被狗咬伤了。又有一次，晏福生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荒原，由于连日奔走，没有吃东西，走着走着头晕眼花起来，实在走不动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再赶路。可是他一趴在荒野里就呼呼地睡着了。在梦里，他回到部队，梦见了贺龙、王震，正当他伸出左手去跟他们握手时，衣服突然“哧啦”一声从肩头撕开。他一个激灵猛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条饿狼正咬住他的肩头衣服撕扯!晏福生急忙抬脚向狼的胯下踢去。狼负痛松口跳到一边，旋即又扑上前来。晏福生此时忘记了伤臂疼痛，急忙起身，朝狼的臀部飞起一脚，饿狼被踢中扑倒在地。晏福生顺势抡起讨饭用的打狗棍，“嘿”地一声断喝，打在狼的腰上。饿狼被击中，嗥叫着一瘸一拐地逃走了。晏福生又逃过了一劫。死里逃生走出了荒原。一天，晏福生终于来到一个小集镇，天色已晚。他沿街乞讨，没有讨到一口吃食。突然看到一个长工院的长工们正在吃饭，他几天颗粒未进，实在饥饿难忍，便走了进去想讨点饭吃。
“乡党，还没讨下吃食吧?”一个长工关心地问道。“嗯。”晏福生有气无力地答道。
“怪凄惶的，来，来，吃一碗。”一位长工给晏福生盛了一碗饭给他。
晏福生接过碗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一位老长工见晏福生虽然衣衫破烂，但气度不凡，便问:“听乡党口音，不像是此地人，你是……”“红军伤员。”晏福生信任地说。“噢，难怪我看你不像庄稼人。”
“不，我当红军前也和大伙儿一样，给地主当过长工。”
长工们听说晏福生也是长工出身，倍觉亲切，又张罗着给他烤山药蛋、烧黄豆吃。晏福生也借此机会给长工们宣传革命道理。院内不时传出笑声。
“你们扎堆儿，又在说我的坏话了?”这时，财主推门进来，扯着嗓子喊道。
老长工赶紧起身，踢了晏福生一脚，示意他快钻进羊圈里去藏起来。接着，老长工忙跑上前去对财主说:“老爷，这么晚了你还……”“啊，啊，上头有公文，来看看。”“咋啦，又吃紧了?”
“还不是让红军给闹的!”
财主在老长工的陪同下到羊圈里看了看，边走边问:“没来生人吧?”老长工干脆地说:“没有。”
“他妈的!”财主踢了一脚卧在地上的一只羊，羊“咩咩”地叫着躲开了。他又踢了踢另一只羊，羊却没有动，也没有叫。因为此羊是反穿了羊皮袄的晏福生。
由于院内光线很暗，财主并没有在意羊的真假，他环视了一眼满院的长工，恐吓说:“大家听着，这些日子来了不少被打散的红军，上头有公文说，谁要是窝藏了红军不报，就枪毙谁!”长工们没有吭声。财主翻了翻白眼，出门走了。晏福生在长工们的掩护下，逃过了一劫。
不久过了凉州，敌人的搜捕不那么紧了，只要离开大路走小路，在白天也可以赶路了，走不多远，就到了腾格里大沙漠。这里茫茫沙海，一眼望不到边，没有人家，也没有草和水，简直是死亡地带。在沙漠里走路很费劲，没走多久就两腿发酸，但晏福生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一步一步向东走。
一天，晏福生走到了中卫县的黄河边，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兴奋不已。因为过了黄河，离陕北就不远了。在一位老乡的指引下，他来到了一个渡口，坐上了老乡的渡船，平安地向对岸划去。谢别了船夫，晏福生加快步伐向东南方向前进。这天，他来到了宁夏与甘肃交界的李家集，被国民党的民团拦住了去路。民团队长见他只有一只左臂，怀疑他是红军的侦察员，对他严加盘问。
晏福生想:自己是南方人，一讲话就会暴露身份，这个地方又没有人认识我，只要我装成哑巴，什么话也不说，就一定能骗过敌人。想好对策后，他就装起了哑巴，不管敌人怎么盘问，他都装做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懂的样子，只是不停地发出“哑哑”的叫声。民团队长火了，对他又是打又是骂，他却装成十分委屈的样子，一边哇哇大哭，一边指着自己的断臂不停地做手势，意思是说他的右臂是在山上砍柴时摔断的。队长见盘问了很久，什么也问不出来，又看他破衣烂衫的，就真的把他当成哑巴释放了。
离开了李家集，晏福生又匆匆地赶路。两天后，他打听到了红军的确切消息，真是高兴极了。晚上，他顾不上休息，一路小跑地赶到了甘肃镇原县。这里驻有援西军的部队，负责接应从西路军回来的同志。守卫城门的红军战士得知他是西路军回来的人，就把他领到了军部。
说来也巧，此时三十一军参加了援西军，接见他的正好又是军长萧克。又一次意外重逢，两个人三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各自在对方的肩头上重重擂了一拳。晏福生的双眼立即潮了。“走，快吃饭、换衣!”萧克说道。“这下好了，总算又到家了。”
“不，我们的家在延安，你在这里暂住几天，我派人送你上延安，见贺老总，见毛主席。”
“见贺老总，见毛主席?”晏福生这个久离母亲怀抱的赤子，激动得跳了起来，顿时热泪盈眶。
晏福生在镇原城休息了几天，跟历尽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几十名西路军干部结伴，被护送到了延安。到了延安后，晏福生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