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8月，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委刘礼年在指挥部队反击日军围攻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前方需要干部，毛主席想到了正在抗大学习的晏福生。
毛主席在安源时就与晏福生认识。这些年来，晏福生在前方冲锋陷阵，为革命立下了大功，为此还失去了一只胳膊，经受了很多苦难，因此毛主席也想见见他。
晏福生奉命到杨家岭去见毛泽东。听说晏福生来了，毛主席很高兴，远远迎出了窑洞。晏福生心情非常激动，跑步上前，用左手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他进了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亲切地对晏福生说:“福生同志啊，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政委刘礼年同志3月份在晋西北的一次作战中牺牲了。你是六军团出来的，对七一七团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就接替刘礼年同志任政委吧。”
晏福生闻言，立即双腿一并，用左手向毛主席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说道:“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晏福生回到抗大，命令也下来了，正式任命晏福生同志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他当即收拾了行装，告别了抗大的首长和战友，告别了妻子马忆湘，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抗日战场。
独臂奇将—晏福生生产英雄
独臂参加南泥湾大生产，两次被评为“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题词赞扬晏福生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晏福生一面与团里其他领导一起给各个单位明确任务、制定规划，一面深入生产第一线，做宣传鼓动工作，还经常挥着伤臂亲自参加开荒种地。看到开荒第一线人手比较紧张，他就在勤杂人员身上琢磨开了。他想，开荒和打仗一样，要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晏福生先做自己警卫员的工作，要求警卫员凡是不外出执行任务，一律要参加开荒。警卫员考虑到晏政委的安全，加之他又失去一臂，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困难，因此一开始不愿意。但是，晏福生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告诉警卫员，现在不是在敌占区，安全问题不那么突出，而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任务很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晏福生还让自己的妻子马忆湘帮助他做警卫员的工作。马忆湘知道丈夫的脾气，也极力支持他，自己承担了全部家务，把公务员也抽出来参加生产。在晏福生的带动下，全团上下纷纷响应，大部分勤杂人员都安排了生产任务。各级领导也都亲自参加开荒。这一来，光是警卫员、通信员、文书等，开荒第一线就增加了三四十人，一天下来，全团就多开荒地二三十亩。
直接抡镐头开荒，晏福生无能为力，但他在做好思想发动以及组织协调工作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找别的活儿干。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三连干部战士就在连长的带领下上山了。到了预定作业地点一看，荒地上的枣刺、藤条、茅草都不见了，大家都很纳闷，连队的干部战士都在，是谁帮我们干了这活儿?战士们环顾四周，忽然看到不远处的山坳中飘起一股浓烟，好奇的战士们都往起火的方向跑去，透过烟雾，看到两个人正在来回奔跑着引火，其中一人一只空荡荡的袖筒在晨曦中随风飘舞。
“是晏政委!”
连长这才想起还忘了两个客人———昨天晚上，晏政委带着警卫员来连里了解生产情况，由于太晚了没有回团部，就住在连里。大家呼喊着跑过去，将晏政委围住，三连长夺过他手中的捅火棍子，感动地说:“晏政委，你昨晚为开荒的事和我们商量到了很晚，结果我们还回去睡了一会儿，你却跑到山上来帮我们做准备工作，看你眼睛都熬红了。”“没有的事，是让烟熏火烤的。”
三连长不容晏福生再说什么，上前推着要他回去睡一会儿。晏福生指着火堆惬意地对战士们说:“看你们连长，我当不了壮劳力，放把火烧烧荒还顶一个人嘛，再说没有我提前烧荒，你们得窝工嘛。”
连长赶忙检讨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周，硬是推着晏福生离开了山坳。晏福生回营地后，并没去睡觉，他让警卫员回团部告诉团长一声，他想再在三连待两天，深入了解一下生产进度以及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并嘱咐警卫员回去抓紧时间开荒。送走了警卫员，晏福生还是没有去休息，而是走进了伙房，操起扁担去挑水。挑满缸后，正赶上锅里的水烧开了，于是他又挑起开水桶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水。三连的干部战士深受感动，干劲更足，成了全团的开荒先进连。播种了，禾苗出土了，晏福生寻思着:锄地比挖地要轻松得多，不能握大锄头，何不打一把小锄头?
于是，他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锻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把锄头为“晏氏”锄头。
汗水浇出丰硕果。当年，七一七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对他们在生产运动中做出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在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称赞三五九旅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不仅在政治上与军事上起了保卫边区的作用，而且解决了大量的财政供给问题，并为三五九旅颁发了“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边区政府还奖励了22名生产英雄，晏福生名列第三。
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主席亲笔给生产英雄题写奖状，给三五九旅的题词是:“既要勇敢，又要机智，二者缺一不可。”给王震的题词是:“以身作则。”
给晏福生的题词是:“坚持执行屯田政策。”
晏福生是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的生产就热火朝天，硕果累累。高干会后，他被调到警备第一旅当副政委，负责警一旅的大生产，很快取得丰硕成果。为此，他再次被选为生产英雄。1945年春，边区在延安召开春耕生产动员会，晏福生再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奖状。
独臂奇将—晏福生面对淫威
马忆湘写书株连丈夫进监狱。黄永胜对晏福生大声吼道:“你怎么总跟老子过不去!”面对黄的淫威，老将军说了一句颇有预见性的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成为林彪的死党。
黄永胜对上一向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对下独断专行。对于他的这些问题，作为广州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的晏福生，曾多次在党内当面对黄永胜提出过批评。
晏福生正直的行为触到了黄永胜的痛处，他把晏福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运动一来，他就密令爪牙对晏福生立案。
1968年5月，黄永胜在还没有找到晏福生所谓的“罪行”材料时，就决定下手了。但是他暂时还不能把晏福生怎么样，于是先密谋把晏福生的妻子马忆湘抓起来，罪名是“写黑书吹捧贺龙”，妄图从马忆湘的身上挖出整晏福生的黑材料。
原来，马忆湘13岁时因忍受不了当童养媳的苦难，跑到贺龙的部队当了红军。60年代初，党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号召老同志写回忆文章。马忆湘响应党的号召，以自己当红军前后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朝阳花》，出版后很受青少年欢迎，一版再版印了80多万册。而黄永胜却叫嚷说:“坏书坏书，彻头彻尾的坏书!”
马忆湘被带走了，晏福生无能为力，他用左手紧紧握着妻子纤细的手，千言万语凝聚成四个字:“我等着你!”
马忆湘深深理解这四个字中所包含的信任和鼓励。
黄永胜本想从马忆湘嘴里得到一些整晏福生的黑材料，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气急败坏地嚷道:“把晏福生也关起来!”黄永胜的手下干将们惧怕晏福生的凛然正气，不敢硬干，只好谎称开常委会，请晏福生参加，以此把他从家中骗了出来，而且不让带警卫员和秘书。晏福生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他心地坦荡，毫不畏惧地跟着来人走了。
晏福生随来人刚走到办公楼门口，黄永胜手下的一员干将就说:“晏书记，党委决定让你参加学习班。”
在那个年月，“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的代名词。晏福生冷冷地说:“学习可以，我回去拿点东西。”
“不用了，学习班什么都有。”说话间，一辆黑色小轿车开来，他们把晏福生推上车子，关上门，放下窗帘，飞驰而去。车子七拐八转，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晏福生被送进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一张单人木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椅，一盏100瓦的大灯泡高高悬在顶棚上，大白天还放着刺眼的光。晏福生被逮捕了，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半年前，黄永胜发了迹，被林彪点名提升为总参谋长。赴任前，他派人将晏福生叫到办公室。一进门，就听黄永胜“嘿嘿”狞笑几声，讽刺地说:“怎么样，我的监委书记，冷板凳有味吗?”晏福生瞪了黄永胜一眼，没有理他。黄永胜又说:“我要走了，知道吗?”
晏福生的鼻翼重重地翕动了一下，“哼”了一声。
在晏福生的眼里，黄永胜只是个势利小人，不足挂齿。黄永胜听惯了恭维话，这几天，得知他又荣升总参谋长后，送礼、说好话的人更是踏破了门槛，看到面前的晏福生却依旧蔑视他，黄永胜不禁暴跳如雷，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跳到晏福生面前大声吼道:“晏福生，你这个家伙好毒辣、好阴险，你怎么总跟老子过不去!”
黄永胜两眼怒视着晏福生，想知道他的反应，但他看到的还是对方蔑视的目光。黄永胜又气又怕，他知道，作为监委书记的晏福生手中掌握了不少别人检举自己所做坏事的材料。他担心的是，晏福生会揪出他的狐狸尾巴。于是，黄永胜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得恨恨地嘟囔道:“你原则性强，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说完又狞笑了两声，摆摆手让晏福生走。
晏福生站起身，冷冷地说了一句颇有预见性的话:“我也奉劝你一句，别高兴得太早了!”说罢拂袖而去。
晏福生被关押后，白天晚上在大灯泡下烘烤，再加上车轮战式的逼供，他人瘦了，视力急剧下降。但不管黄永胜的人如何逼他、折磨他，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
1969年10月，马忆湘因心脏病时常发作而被释放回家，晏福生也由“特号”移到大监狱，放风时可以散散步。马忆湘回家后想知道丈夫的下落，到处探问，却没人敢说。她想，丈夫一定关在军区监狱，要想探监，他们不给她机会。她于是灵机一动，便经常地到与军区监狱一墙之隔的一五七医院，以看病为名站在围墙下扯着嗓子喊:“有没有鸡蛋，多少钱一斤?”一次、两次，高墙内始终没有反应。马忆湘痛不欲生。后来，她又得知劳改犯正在挖塘泥，心想，晏福生是独臂人，挖泥不行，担泥还凑合。于是偷偷钻进山坡上的树丛中察看，仍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只好怏怏离去。
原来，晏福生被移到大监狱不久，林彪为显示他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发出所谓的“一号令”，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开始进行紧急战备。于是晏福生从广州军区监狱移送到湖南耒阳监禁。这些，马忆湘全蒙在鼓里。
1970年11月，黄永胜下令把同晏福生一起在安源煤矿共过事的十多位70多岁的老工人骗到株洲关起来，强迫他们交待所谓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老工人们都说没有这回事。黄永胜的人骗他们说晏福生自己都交待了。老工人们气愤地责问说:“那还问我们干啥?他交待了你们就问他去，反正我们没看见!”
黄永胜的爪牙火了:“你们不交待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一辈子也不准回家!”
老工人们说:“只要你们管饭吃，不回去倒给家里省了一份口粮。”
黄永胜的人讨了个没趣，只好草草收场。
黄永胜的干将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拿来一张晏福生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在照片前放上四根黑色小木棍，再加以翻拍，然后让人带着这张“艺术”照，到洞庭湖劳改农场，找到一个80多岁的老叛徒作伪证。
面对伪证，晏福生义正辞严地质问:“你们还像共产党人办事吗?我从没被捕过，哪来坐监狱的照片!”
黄永胜得知从政治上一时半会儿整不死晏福生，就指令手下从生活上折磨、虐待他，让他担水、担粪，进行重体力劳动。干活儿，对晏福生这个从小当长工、矿工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此时他已经60多岁，且失去右臂，加上长期牢狱生活的折磨，别说担东西，就是空手走路爬坡，也都力不从心了。不过，乐观的晏福生却把折磨看成是锻炼身体和意志的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彪折戟沉沙后，黄永胜再也跳不起来了，真应验了晏福生当初的那句话。1980年深秋，早已获得自由的晏福生和马忆湘终于看到了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电视实况转播。两人高兴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心地笑了。
独腿虎将—钟赤兵痛失右腿
钟赤兵（1914—1975） 湖南平江。入党时间:1930年。受伤原因:1935年2月26日娄山关战斗中右小腿负伤。截肢情况:1935年6月，第一次截去右腿小腿以下部分;第二次截去右腿膝盖以下剩余部分;第三次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全部截去。军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长征路上，21岁的钟赤兵就当上了团政委。血战娄山关，追击敌人时痛失右腿
1935年2月，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钟赤兵任第十二团政委。为了摆脱十多万川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中央军委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又让第十二、十三团担任先锋，要求必须于2月28日前夺取娄山关，攻下遵义城。
彭德怀把钟赤兵叫到军团部，亲自给他下达任务:“夺取娄山关，这是中央军委，是毛主席下达的命令，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钟赤兵一个立正，答道:“请军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娄山关在桐梓县城南30里处，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山脉最高峰，海拔1440米，地势险要，群峰如剑，直插云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倘若占领了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守了。因此，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天晚上，第十二团经过一路拼杀，到达桐梓县城。干部战士饥渴劳累，正准备休整一下，谁知刚歇脚，钟赤兵和团长谢嵩便得知彭雪枫、李干辉率领的十三团于25日下午在娄山关半腰和敌人展开了激战，双方对峙在关口下。枪声就是命令。彭德怀军团长命令第十二团立即出发，务必于26日拂晓前赶到娄山关口，接替第十三团作正面进攻。
听到要打仗，指战员们顿时来了精神，疲劳一下子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午夜，部队开始向娄山关进发。钟赤兵和谢嵩商定，由他带领第一营为先锋，跑步前进。谢嵩率大队人马随后跟进。钟赤兵带领第一营官兵急速冲向娄山关关口。此时，雨雾浓云铺天盖地，十步之外难看清物体。年仅21岁、中等身材的钟赤兵，健步如飞，冲在队伍的最前头。凌晨6时许，钟赤兵率部控制了点金山。敌军首领王家烈听说点金山失守，恼羞成怒，立即组织兵力反扑。上午8时许，浓雾从峡谷中缓缓散去。过足了烟瘾的王家烈“双枪兵”，仗着人多弹足，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从娄山关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嚎叫着向上扑来。十二团一营居高临下，奋力迎战，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和机枪扫射，打得敌人连滚带爬，龟缩到了公路旁的壕沟里。
战至10时，“双枪兵”的烟瘾又要发作了，只好使出浑身解数作最后的挣扎。敌军官亲自在后面督战，扯着嘶哑的嗓子连嚎带骂，用手枪逼着士兵往前冲。钟赤兵见敌人冲上来，大声命令:“上刺刀，取出马刀!”待敌人靠近，他一声呐喊，带领战士们挥舞马刀，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群，横劈竖砍，直杀得敌人哭爹喊娘，丢盔弃甲，潮水般退去。
钟赤兵率一营官兵乘胜追击，一直杀到黑神庙前，遭到敌人约一个团兵力的反击。敌众我寡，伤亡很大。钟赤兵看到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站在阵地前沿，手指着山下的敌人，高声大喊:“快，狠狠地打!把狗日的统统消灭光!”
这一队敌人是刚过足了瘾的“双枪兵”，凭着烟劲，硬是拼死朝上攻。正在第一营难以抵挡时，团长谢嵩派来的由第二营营长邓克明带领的突击队冲上来了。
这时，钟赤兵的身子猛地一晃，上身左倾，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警卫员胡胜辉以为他被绊倒了，赶上前来拉他起来，却看见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钟赤兵的右小腿上冒出来。
“政委，你负伤了，我背你后撤!”胡胜辉急切地说。
“别声张，擦破点皮不碍事!”钟赤兵怕惊动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士们，影响战斗，便轻声说着，在胡胜辉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强忍伤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胡胜辉见钟赤兵要继续投入战斗，就一把搂住他的腰，不由分说将他按坐在一块石头上，说道:“政委，你伤成这样，让我给你包扎一下再杀敌不迟!”说罢撕下自己的衬衫，就替钟赤兵包扎伤口。胡胜辉撕破他的右裤管一看，只见枪弹穿透了他的右小腿，迎面骨已经粉碎了。胡胜辉一连为他包了十多层布，血还是照样向外浸。他赶紧找来卫生员，又叫人把政委负伤的情况报告给团长。团长谢嵩得知钟赤兵受伤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胡胜辉，一定要让钟赤兵马上撤下来。
可是，钟赤兵还没等卫生员包扎好伤口，就拖着伤腿指挥战斗去了。他站着困难，就趴在石头上指挥。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但大家在政委英勇顽强精神的鼓舞下，毫无惧色，从拂晓一直打到傍晚，阵地仍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钟赤兵拖着伤腿，坚持指挥，直到由于流血过多昏了过去。谢团长带领大部队上来了。他看到身负重伤、躺在路边草地上的钟赤兵，心里非常难过，便吩咐身边的战士，赶快把钟赤兵抬下战场。这时，敌人又发起了一次冲锋，二营教导员谢振华举枪高呼:“同志们，敌人上来了，为钟政委报仇!冲啊!”战士们群情振奋，以猛虎下山之势，很快就把敌人压了下去。钟赤兵苏醒过来了，他躺在担架上，看到红旗仍在娄山关上高高飘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独腿虎将—钟赤兵大将风度
面对钟赤兵的断腿，毛泽东说了句风趣的话。19年后，曾使他痛失右腿的敌军首领向他真诚道歉
2月28日晨，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城，钟赤兵被送到野战医院。医生发现，他右小腿的迎面骨几乎都成了碎片，肯定保不住了，必须进行截肢。当时的手术条件极其简陋，没有医疗器械，没有麻药，工具只是一把老百姓砍柴用的刀和一条断成半截的木匠锯。手术时，木匠锯上下拉动的响声刺耳得能穿透人心。钟赤兵忍着剧痛躺在手术台上，紧紧闭着眼睛，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身上往下淌，但他始终一声不哼。
医生瞅着他，关切地说:“如果疼痛难忍，你可以喊，可以叫，这样兴许会好受些。”钟赤兵摇摇头，没有说话。此时他想到的是，与那些倒在战场上的战友们相比，这点痛苦算得了什么呢?手术中，他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在场的医生、护士都被他坚强的意志所感动，年仅15岁的小护士马湘花一边协助医生护理他，一边抽泣着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合和这么强硬的汉子。”
手术一直做了三个半小时。当钟赤兵再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他的整条右腿已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轻松，又感到痛苦。轻松的是手术终于做完了，痛苦的是失去了伴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右腿。他的脑海里反复闪烁着一个问题:“我还能带兵冲锋陷阵吗?我还年轻，才21岁呀……”
贵州的6月，天无三日晴，加上手术时没有消毒药品，没过几天，钟赤兵被雨水淋过的伤口就感染了，腿肿得分不清小腿和大腿，高烧持续不退。昏迷中，他恍惚感到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常说胡话，一会儿喊着“冲呀”、“杀呀”，一会儿突然坐起来呆呆发愣。仅仅几天，他的眼窝就塌陷得很深，憔悴不堪。
彭德怀得知钟赤兵的病情严重，特地去看望他，并嘱咐医生:“一定要想尽办法救活钟赤兵。”
为了把钟赤兵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医生决定给他进行第二次截肢，把右腿膝盖以下全部截去。不料，手术后伤口仍继续感染。最后，医生不得不硬着心肠将他的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对于钟赤兵来说，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钟赤兵真是命大，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钟赤兵称自己的命是捡来的。他常常对身边的战友说:“是党救了我的命，我只有拼命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多做工作，才感到问心无愧。”
此时，部队继续踏上长征之路。是让钟赤兵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养伤，还是让他拖着一条腿继续跟部队长征?组织上举棋不定。他得知后坚决表示要跟着部队走。他何尝不知道，部队进行长征，除了走还要打，要对付围追堵截的敌人，还要爬山涉水，同恶劣的大自然作斗争。这些，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很不容易，何况是一个被锯掉了一条腿的残疾人。然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团长彭德怀表示:“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还有三军团的政治委员杨尚昆等同志到医院看望伤病员。毛泽东看到了钟赤兵，便走到病床前，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小鬼，又负伤了?”
钟赤兵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腿部，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心细如发的毛泽东看着钟赤兵痛苦的表情，什么都明白了。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风趣地说:“应该在娄山关立个碑，写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
钟赤兵咧着嘴，苦涩地笑了笑，坚定地说:“主席，我不想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就是死我也要跟部队走。”
毛泽东看着钟赤兵，想起了一年前自己亲自给他颁发红星奖章的一幕:那是1934年3月间的事情，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钟赤兵奉命率部保卫三溪圩白塘村。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红军采取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次战斗，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与十二团作战，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经过精心准备，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使第十二团伤亡惨重。大敌当前，敌强我弱，再这样继续打下去，就会给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甚至还会有全团覆灭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钟赤兵不顾可能被套上“右倾”或不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方针的罪名的危险，而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机智灵活地带领部队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有效地歼灭敌人。于是，在他的率领下，十二团主动撤离阵地，灵活利用地形，发挥近战火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不幸的是，一颗流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的左手拇指，像刀削一般，将他的左手拇指齐刷刷地削掉了。战斗结束后，因钟赤兵作战有功，指挥有方，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红星奖章一枚，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他颁奖。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小鬼，你的事迹材料我看过了，打仗就要灵活机动、勇敢果断。”
此时，听说部队准备把钟赤兵留在老乡家里养伤，毛泽东马上严肃起来，对周恩来、杨尚昆说:“钟赤兵很能打仗，是有战功的，怎么能把他丢下不管呢?就是抬也要把他抬着北上!”周恩来闻言，马上对身边的人说:“马上传达主席的命令，绝不能把钟赤兵丢在老乡家里不管。让他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去，让人抬着他北上。”
钟赤兵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后，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就这样，钟赤兵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被安排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拖着一条腿随中央直属部队行动。
中央休养连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有体弱年老的领导同志，还有一些妇女干部和家属。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都是休养连的成员;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也编在休养连。钟赤兵被编入第一排第二班。该连连长是在夺取遵义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的三军团十团团长张宗逊，指导员是李坚真，党支部书记是董必武。
钟赤兵到了休养连，由于刚动过手术，伤口没愈合，行军时只得躺在担架上。他为减轻担架员的劳累，每当遇到山势陡峭或路不好走时，都主动爬下担架，拄着拐杖一瘸一跛地跳着走。双拐是木棍做的，十分粗糙，走不了几步，两个胳肢窝就被磨肿了，但他总是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他不忍心让饥饿疲惫的战友们抬着他走，于是等伤口稍有好转，就让战友将他绑在马上行军。就这样，钟赤兵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陕北。
1954年，钟赤兵调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这年春节，贵州省举行各界人士春节茶话会，钟赤兵与王家烈相遇了。王家烈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座谈会的。出于对钟赤兵这位独腿司令的好奇，王家烈走到他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做了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握着钟赤兵的手问道:“请问将军尊姓?右腿何故造成?”
“敝人姓钟名赤兵。腿嘛，乃被贵军的‘双枪兵’在娄山关借走了，也不知先生何时送还?”钟赤兵诙谐、幽默地说。王家烈双手合在胸前，面有愧色地说:“久仰久仰!罪过罪过!久闻将军大名，请钟将军从重发落!”
“王老先生，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我们还要一同共事，共商治黔大计呢。”
王家烈被钟赤兵如此博大的胸怀所感动，当即老泪纵横，再一次紧紧握住钟赤兵的手说:“钟将军真乃大将风度，王某佩服!佩服!”
独腿虎将—钟赤兵回归中国
苏联疗养学习，钟赤兵克服身体残疾，苦练生活技能。学成之后，几经磨难，回归中国
1936年10月，钟赤兵跟随部队终于到达陕北。毛泽东听说他安全到达了陕北，十分高兴。考虑到他过去的战功和军事领导才能，便任命他担任陕北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不久，他又担任了军委一局局长。在此期间，党中央拟选拔一批在长征中受重伤的红军将领，送到苏联去一边治病，一边学习。毛泽东再一次想到了钟赤兵，决定派他前往。
1937年冬，钟赤兵和刘亚楼、卢冬生等同志一起启程去苏联。他们经过六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于1938年6月方才抵达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他和其他几个从中国来的伤病员被送往莫斯科郊外的红十字会疗养院疗养。
初来乍到，异国的一切都使钟赤兵感到新鲜。但令他最羡慕的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更加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不懈追求。他由此想到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同胞，渴望有朝一日中国也像苏联一样强大起来。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自己的祖国。于是他找来一张中国地图挂在房间里，经常站在地图前分析研究国内抗战形势。当他得知由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取得消灭日伪军3万余人、一举收复45个县的消息时，高兴得竟然忘记自己是独腿，和战友拥抱欢呼，不小心摔了个三肢朝天，逗得众人开怀大笑。
为了尽早恢复体能，回国参加战斗，钟赤兵以顽强的毅力进行各项技能训练。早在来莫斯科之前，他就以坚强的意志学会了独腿骑马。来到莫斯科不久，他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手术。手术后不几天，他就拄着拐杖坚持走路。开始练习时，每走三五十米就要停下来休息。经过坚持不懈的锻炼，到后来可以一鼓作气走上一两公里。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附近，留下了他那副双拐的无数印痕。苏联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气候异常寒冷，进入10月已滴水成冰。室外锻炼不方便，钟赤兵就坚持在室内锻炼。他那种身残志坚的精神，令疗养院内的苏联工作人员敬佩不已。
经过三个多月的疗养和锻炼，不仅腿伤恢复很快，体能也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恢复。这时，钟赤兵又被组织上送进苏联共产国际党校学习，不久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深造。
对于只读过三年教会小学的钟赤兵来说，异国他乡的学习是一项十分艰苦的事，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上的困难。钟赤兵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6岁时就开始帮着家里干活儿。9岁那年，母亲为了使他长大有出息，不再像父辈那样受穷，靠着节衣缩食，把他送进县城一所教会小学读书。钟赤兵早慧，理解母亲的心情，读书特别用功，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好景不长，当钟赤兵升到三年级时，办学的洋人撕下了慈善的假面具，有意提高了学杂费。钟赤兵不得不辍学回家，进了县城一家毛笔店当小学徒。15岁那年，家乡红了，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钟赤兵也跟着四个哥哥参加了农会。1930年6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挥师平江，钟赤兵在这一年参加了红军，从此开始了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逐步成长为一名军事指挥人才。历经磨难的钟赤兵，总是把苦难当做一笔财富，愈挫愈奋，不断超越自我。他知道今天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自己应倍加珍惜。学校所有书籍都是俄文原版，对于钟赤兵来说，犹如天书。但困难吓不倒钟赤兵，他下决心先过语言关。早在他们这批伤病员出国之前，在伍修权的帮助下，学习了一些俄语基本知识，对一些日常用语也多少能听懂一些。再经过一段时间刻苦自学，他和刘亚楼等人都顺利地过了语言关，已经能够借助字典读书学习，上课时也能听懂老师的讲课和记笔记了。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将军的摇篮，苏联许多著名的高级将领，如崔可夫、朱可夫等都毕业于这所学院。同时，这里还是知识的海洋，藏书丰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还有苏联高级军事教官授课。钟赤兵学习十分刻苦，他克服身体残疾，每次总是一个人最先来到教室，下课后又是一个人最后离开。教官们被他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特别为腿脚不便的钟赤兵作出了一项特殊的规定:钟赤兵上课可以迟到、早退。可是钟赤兵从不自恃特殊，依旧严格遵守学院的一切作息制度。他除了听课、读书外，还天天坚持做读书笔记。除了系统地学习军事课程外，还认真地阅读了许多马列书籍，为回国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伏龙芝军事学院开办的特别班提前毕业。8月中旬，钟赤兵、刘亚楼、卢冬生等人离开莫斯科，来到蒙古乌兰巴托，候命回国。由于当时中蒙边境日军布防严密，无法过境，他们被滞留下来，一边工作一边等待。一等就是三年多。1943年8月，苏德战争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钟赤兵由于腿疾，行动不便，被安排到一个集体农庄看菜园。这期间由于物资严重匮乏，又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冬里工作，经常是又冷又饿，身体日渐消瘦。但钟赤兵从不气馁，他坚信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将失败，人民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自己总有回到祖国的一天!
直到1945年初，中蒙边境开始松动，钟赤兵、刘亚楼等人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几经辗转才得以回到中国。
独腿虎将—钟赤兵逃过一劫
老红军向仲华为何说自己的命是钟赤兵救的?“文革”中，钟赤兵被林彪、“四人帮”诬陷挨整，又是毛泽东替他说了句话，使他逃过一劫
1930年11月，中央红军正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当红三军团东渡赣江，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在中央苏区发生了肃清“AB团”事件。12月，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秘书向仲华作为“AB”团分子被逮捕了，消息很快传到十二团政治处主任钟赤兵的耳朵里。他本来就对这种盲目的“肃反”扩大化早有反感和抵触，一听说连自己非常了解的向仲华也成了“AB团”分子，顿时悲愤难抑，拍案而起，对周围的同志说:“向仲华怎么会是‘AB团’分子?他要是，那我也是!”
周围的同志提醒钟赤兵要冷静，说话要注意分寸。他何尝不知道说这些话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就在不久前，三军团有一个姓李的连长，一向作战勇敢，工作积极，因在一次会议上说了一句“我不相信‘AB团’有那么多人”，便被扣上“与‘AB团’同流合污”、“想带部队造反”的罪名，最后，全连一个不剩地都被处决了。
钟赤兵自己公开站出来为一个已被逮捕的“AB团”分子辩护，该有多危险啊!战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然而，钟赤兵想得更多的却是，共产党人办事要实事求是，尤其是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向仲华是他的直接领导，他有义务向上级领导反映向仲华的真实情况。经过钟赤兵的极力抗争和担保，向仲华最终死里逃生，回到了战斗岗位。多年后，向仲华常对人说:“我的这条命是钟赤兵救的!”
解放后，钟赤兵担任军委民航局局长。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他因心脏病住院治疗，这时局里一些人因受扩大化思潮的影响，把一位为我国民航工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工程师打成“大贪污犯”，并在多次批斗后错误地判了死刑。宣判大会这一天，钟赤兵得到消息，赶忙赶到宣判会场，果断地制止，要求“刀下留人”。并立即抱病找有关领导据理力争，要求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尊重历史，不看一时一事，认真按照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办事。随之，他又拄着拐杖去找周总理申诉，终于使这位工程师获得新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1961年4月21日，钟赤兵奉调国防科委担任副主任，协助主任聂荣臻元帅工作。
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要求国防科委也要创“四好”。钟赤兵认为不能硬搬带兵的方法管理科研工作，依旧坚持贯彻由聂荣臻元帅组织制定、经党中央研究、毛主席批准的“科研十四条”，强调国防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了把“科研十四条”落到实处，他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聂荣臻元帅在国防科研机构的重要讲话，并且深入调查研究，抓了第十研究院十四所贯彻“科研十四条”的经验，树立典型，在科委系统大力推广。为了让科研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邀请陈毅元帅到国防科委作报告。陈毅元帅渊博的知识、风趣幽默的讲话以及对科研工作的深刻见解，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人员。
由于钟赤兵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贯彻党的科学技术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坚持按照科学的方法管理科研，“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触犯了林彪。“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扣上了“军内一小撮”、“‘臭老九’的黑保护伞”等帽子，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乃至人身摧残。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钟赤兵却毫无惧色，坚持斗争。
一次，造反派头头奉旨逼他交待所谓“黑材料”，他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欺人太甚，老实说，想从我这里得到一根毫毛也办不到!”
钟赤兵的“顽固不化”惹怒了林彪、“四人帮”，他们指使亲信狠整钟赤兵，使他得了心肌梗塞，不得不送进医院抢救治疗。可“造反派”不让抢救，非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67年3月，“造反派”硬将他从医院拖出来游街批斗。他重病在身，又只有一条腿，站立非常困难。但他们偏不让他坐，还给他戴上了一顶一米多高的高帽子。“造反派”厉声厉色地反复问道:“你为什么要保护‘臭老九’?为什么要推行修正主义科技路线?”
1967年8月，钟赤兵又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隔离起来。他的夫人于陆琳，这位15岁参加革命、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教育学院教育系的“三八式”老干部，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说:“我当时是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和钟赤兵分别隔离在两间教室里，夫妻近在咫尺，我为他的身体担忧，却不能照应。”被隔离的次日上午，在批斗钟赤兵夫妇时，一个“造反派”头头质问:“钟赤兵，你为什么支持于陆琳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钟赤兵义正辞严地反问:“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什么，学校的教育方针又是什么，你知道吗?”
“造反派”头头愣了，过了一会儿才说:“这谁不知道，学校当然是抓教育，是培养人才，是……”“这一方针是谁提出来的?”“毛主席。”“既然是毛主席提出的，难道于陆琳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就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吗?”“造反派”无言以对……
林彪、“四人帮”之流见从政治上整不倒钟赤兵，就决定从生活上对他进行迫害。他们撤掉了钟赤兵的警卫员和保健医生。这对于一个肢体残缺、又患有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来说，身边没有人照顾，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没完没了的批斗，果然，三天后，钟赤兵就病情加重、生命垂危了。消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知道了钟赤兵被批斗、隔离审查的情况，非常生气，当即指示:“钟赤兵是个好同志，从小是在红军里面打仗出来的，工作有能力，有魄力。”
林彪、“四人帮”挨了当头一棒，只好放了钟赤兵。毛泽东又一次救了钟赤兵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