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无可改变的客观事实，这也是医生应有的素质。这是峨利生教授常教导我的。”
“对于他的义行，鄙人深感敬佩，请代我向他转达敬意。”盐谷说完深鞠一躬，走出门去。
孙希目送他的身影离开，鼻子深深吸了一下，迅速走上二楼。林天晴正端着一个木盆出来，盆里的液体稀薄如水，微微带有腥臭。
她是主动留下来帮忙的，此刻一见孙希，有些担忧道：“教授今天上午又腹泻了三次，热度一直在三十九摄氏度。”孙希道：“他现在精神如何？”
“意识还好。”林天晴没再说什么，端起木盆下楼去倒。孙希推门走进屋子，看到峨利生教授半靠在床头，侧头向窗外看去。
“Thomas，你来了。”峨利生教授的眼窝深陷，面色枯槁，只有灰蓝色的双眸依旧闪着理性之光。
自从十二月二日在球场路昏迷之后，峨利生教授的身体迅速垮了下去。他反复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而且持续腹泻，短短十天之内便消瘦得不成样子，身体虚弱到连船都无法乘坐，只能留在汉口当地。
根据柯师太福医生的判断，峨利生教授一个多月来的高强度工作导致体质骤降。尤其十二月一日至二日那一次开坟验尸，他长时间沉浸在满是腐气和毒素的环境里，健康受到严重侵害，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红会的所有医生对此都束手无策，租界里的几位名医被请来会诊，也无法阻止衰弱的趋势。原先峨利生教授在课堂上说，医学对人体奥秘的探索，还远远不够。孙希到现在才深刻地感觉到这种无力。
此时见到峨利生教授这副样子，孙希几乎抑不住眼里的泪水。峨利生敏锐地注意到他的神态，微微抬起手，示意他坐到床头来，因为自己没力气大声讲话。
“你不必如此，医生要保持冷静，冷静是理性之母。”他像平常那样教诲道。
孙希用力吸了吸鼻子：“我找来了一些樟脑与勃兰地酒调配，可以缓解您的腹泻，兼具退热功效。”
峨利生教授摇摇头：“你的用药没有问题，但我认为腹泻只是表征，我胸下位置很不舒服，很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很多案例显示，下壁位置的心肌梗死，会刺激到膈神经，造成肠胃道的异常反应。”
他的口气冷淡，简直不像是在谈论自己的病情，而孙希的嘴唇剧烈地颤动起来。倘若峨利生教授的判断是对的，那么他已经判了自己死刑。以现在的外科技术，绝无可能在心脏上动刀。
“我问你，腹泻反过来对心脏有什么影响？”峨利生教授像平常一样突然提问。
孙希对此已形成条件反射，略做思考便回答道：“腹泻失去大量水分，会导致血液黏度过高，造成动脉血栓……”
峨利生教授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他努力呼吸了一下，灰蓝色的双眸看过来：“你有心事，而且与我的病情无关。”
这不是疑问句，而是个陈述句，他的敏锐，丝毫不因病情而减弱。孙希只好硬着头皮，讲起了他和邓医官在坟前的辩论。虽然那场辩论被易乃谦打断，但孙希总觉得自己输了，因为他想不出如何反驳邓医官，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你们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到底图什么？邓医官的声音再度响起。
峨利生安静地听完，淡淡一笑：“我还记得Thomas你第一天到医院的事。你和方三响、Jane三个人，路遇一个脖颈动脉被割开的伤者，把他送来医院。我问你，你救他的时候，有没有计算救他能带来什么好处？”
“哪里顾得上啊？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就想着赶紧把他救过来。”
“你看，你遇到病人，会有一种冲动去拯救他。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救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但你就是有冲动，为什么？”峨利生把手按在胸口上，“因为医学不只教会我们救人的技术，也赋予了我们一种救人的天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术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利他本能，希波克拉底誓言不过是这种本能的症状罢了。你还记得王培元教授爱背的那段‘苍生大医’吗？”
孙希点头，那是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的内容，在蚌埠集时，王培元为了鼓舞士气背诵过，还是他亲口翻译给老师听的。
“那一段话，我真的很喜欢。‘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这说的不就是医者的责任与共情吗？可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医者，心意都是相通的。你的祖先是一位好医生。”
孙希“呃”了一声，刚想要解释，不是姓孙的都是一家人，峨利生已继续道：
“你还记得我们去球场路时的那场谈话吗？”
孙希点点头。
“你问我，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峨利生教授说到这里，居然面露腼腆，“说实话，我当初决定来中国的原因，并不怎么高尚。我狂热地崇拜老师奥斯特教授，他曾说过，一位良医应该拥有狮子般的勇气，可以直面最恐怖的事物。中国在丹麦人眼里，是一个充满病菌与古怪的蛮荒之地，如果我连中国都敢去并通过考验，说明我的勇气完全合乎良医的标准。”
孙希能理解老师为什么有点羞涩，原来他年轻时也那么轻狂不着调。
“那么您现在不惧怕了吗？”
“不！这个词不够准确。”峨利生教授辩解似的提高声调，“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认为这片土地不需要去恐惧，它需要的是去理解。我始终无法喜欢王培元喝茶不放糖与奶，我也不明白沈会董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的古怪逻辑，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于生命的珍视，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诚。孙思邈与希波克拉底对医道的理解，并无分别。”
“还有你们，这几年你们几个经历了很多事，包括这一次来武昌，从你们身上我听到了强烈的心跳，那是狮子的心跳，多么美妙。能拥有这样心跳的土地，又怎么会让人恐惧呢？”
“教授……”孙希感觉他的口吻像是在做临终忏悔，双眼乞求他不要继续说下去了。
峨利生教授伸出手，放在孙希的手背上，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少见的情绪：“我因为误解而来到这里，在离开这个国度之前，我希望能培养出至少一位独立执刀的本土良医，让这里的生民多一分希望，也让外界少一分误解。”
孙希感觉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眼。自己去英国的打算，居然被老师觉察到了。他不敢直视老师：“可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我没有勇气去替您在尸坑里检验，我没有勇气跟老方和英子说实话，我没有勇气去拒绝冯大人的要求，我……我没法通过您的考核！”
峨利生教授淡淡笑道：“Thomas，你有一双稳定的手，更重要的是，你有一颗善良、悲悯之心。勇气和其他物质一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用这些基本品质化合而成。你是我留给这个国家的礼物，不要让我失望。我的尸检解剖就交给你了，你可以验证一下心梗导致腹泻的猜想……”
“我……我……”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不过恐怕没机会去研究了，我把它作为留给你的最后一个课题。”峨利生教授吃力地转动着瞳孔，“这一次战地救治，医生实在太匮乏了，很多伤员是死于等待之中。如果能够设法改善一下救治流程，也许就能多救一些生命。”
孙希哽咽着点点头，泪流满面。
峨利生教授闭上眼睛，再次吟诵起“苍生大医”来。他的发音很流畅，明显是下了苦功夫：“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大医……”
峨利生仿佛觉得自己发音不够标准，勉强重复了一次，旋即彻底沉默下去。只有那只瘦弱的手掌，依旧覆在孙希颤抖的双手之上。
在外面不远的大街上，方三响和姚英子正各自拎着一个药箱返回医院。快接近小楼时，两人突然感应到什么，抬起头，只见医院楼顶那一面飘扬的红十字旗，正被一个人影缓缓降下到旗杆的中间位置。
两个药箱齐齐坠落在地，姚英子捂住了嘴，方三响双手抱住了头。一个小报童恰好从他们两人身边经过，童稚嘹亮的声音在整条街道上回荡：
“号外，号外，今日起义十四省代表与袁世凯特使齐集南京，南北和谈，共议全新国体。共和宪政，实行在望！”
三人后续事迹，请看第二部《大医·日出篇》
后记
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回二〇一七年。
当时华山医院的赵重波医生打算举办一次职工文化讲座，恰好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于是辗转邀请到我。活动当天，我抵达华山医院的时间早了一个小时，赵大夫很热情，说：“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院史馆吧。”
我对此颇不以为然，一个医院的院史馆能有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堆锦旗、奖状，外加几张剪报和老照片罢了。赵医生估计早看出了我的不屑，也没说什么，呵呵一笑，带着我去了门诊楼旁一座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前。
要知道，老建筑和古董一样，有一种类似于包浆的气场。我第一眼看到这座小楼，便感觉到不一般，气质雍容，造型厚重，绝非仿古新建筑可比。里面的一砖一瓦，似乎都藏着无数故事。
果不其然，赵大夫在旁边淡淡地道：“这座楼叫哈佛楼，是华山医院最早的门诊建筑，也不算太古老，一九一〇年建成。”我脑袋里一炸，连忙拱手：“失敬，失敬……”
哈佛楼里的展厅不算太大，里面摆放的也不是什么奇珍异宝，大部分是红十字会与华山医院的历史文献、照片和少数文物等，内容也仅限于本院活动。如果你不熟悉历史，大概会看得索然无味。但倘若参观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些展示物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
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我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想想看，从一家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讲座结束后，我回到酒店，把拍下来的照片存进电脑，一一检视。逐渐冷静下来之后，我发现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远超想象。创作者不光要熟知近现代史，还必须熟知上海城市发展史，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教育、饮食……更关键的，这是个医疗题材，所以创作者还必须精通医学。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来说，实在无法完成，于是只好遗憾地把照片存档，留待日后再说。
不过我这个人脾气有点倔，越不许做什么，就会越惦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题材时不时会浮现在我心头，轻轻地诱惑一下，撩拨得我内心炽热难忍。我每次出差去上海，还会去哈佛楼转一圈，顺便约华山医院的几个医生聊天，而且开始有意无意地购买相关的书籍，甚至养成了每天读几份老《申报》的习惯。
等到我回过神来时，发现与民国医学相关的书籍堆满了一个大书架，从清末出版的《药学大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和《农村常见病防治》；从余新忠先生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到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吴淞卫生示范区档案》到《红十字会历年征信录》……我忽然意识到，人的内心渴望是无法抗拒的，早晚有一天要向它妥协。
于是在二〇一八年，我正式开始了前期调研。这是个艰苦而充满乐趣的过程，我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扫荡了一遍，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还挖空心思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我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成行。
调研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甚至没等到次一年的新年，在同月三十一日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郑重其事地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几个字。
当时我并没预料到，两个月之后，全球进入了疫情时代。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我的新创作中心的华山医院，再度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变得人人皆知。
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生怕被人误解是追热点、蹭热度。但随着写作和调研的深入，我发现当下疫情的种种现象，其实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那个时代，中国多次面临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席卷全国的时疫几乎每年都有，也同样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义无反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这种“苍生大医”的精神，从那时起就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我分享了一些搜集来的抗疫老故事给周围的人听，所有人都深深为这些故事与时下抗疫的相似性而震撼。他们听完之后，无一例外都会感叹一句：“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是呀，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可惜他们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公众了解得实在太少了。这些大医的事迹，只停留在学术专著和一些回忆录里，乏人问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在那个艰苦的时代，曾存在这样一批人，怀着强国、保种的理想，默默地支撑着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
我忽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既然我接触到这些资料了，既然我也被他们感动，为什么不把这种感动传递出去呢？如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界先辈的情怀、功绩和做出的牺牲，那么对于当下的疫情时代，人们就能多一分理解、深一点思考，更能体会医疗工作者的不易和伟大。
所以我犹豫了一周之后，决定还是继续写下去，方不违本心。
这次旅程持续了足足两年时间，其间诸多波折。即使我做足了准备，仍旧低估了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别的且不说，单单医疗细节的描写，就让我愁得几乎秃头——当然，这是修辞，我其实仍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为了显得足够专业，我找了几位医生做顾问，但很快发现他们帮不上太大的忙……不是他们学艺不精，而是学艺太精。他们都是接受了现代医学培训的精英，熟知正确的治疗方式。但我要描写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初到中叶，在清末、在民初、在北洋时代、在国民政府时代、在抗战时代，每一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医疗理念与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大相径庭。
换句话说，很多场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现代的正确做法，而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输血吧，一九〇〇年医疗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一九一一年医生们才普遍接受输血与受血血型必须相同。直到一九一四年出现了抗凝用的枸橼酸钠溶液，才能够初步实现血液的储备与远程运输。而人类大规模建设远程血库，要到“二战”期间“全血用ACD保养液”被发明之后。
如果我要写一九一〇年一位医生进行输血操作，就必须让他不验血型，抽出血来就用，而且必须现场抽新鲜的，因为没有抗凝剂——这在现代医学观念里是错误的，但这才是那时的真实情况。
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才实现量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我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在一九三一年墨菲氏滴管发明之前，输液无法调节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情况的辅助。那种满满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针的场景，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才可能出现。
我发现，不光要学习医疗技术，而且要学习医疗技术史，才能准确写出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治疗方式，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读者有专业医学背景的话，请一定谅解书中那些错误的治疗方式，现代医学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取得进步的。
我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动笔，一直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写下“全文完”三个字。正好是两年时间，冥冥之中给我凑了个整。
在这段漫长的创作生涯里，我得到了太多帮助。第一要感谢的，是华山医院的靳建平副院长。
当初我起意想要创作这个题材时，很是不安。毕竟华山医院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擅自写它的故事，人家会不会有意见？于是我多方联系上了靳副院长，靳副院长听完我的创作想法后，大为支持，主动打开了展馆和档案室，给我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一手资料。那段时间我去华山医院去得极其频繁，以至于很多熟人怀疑我得了什么顽固怪病。
第二要感谢的是苏州大学的池子华老师。
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研究第一人，发表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考据精细，极见功力。我买了他几乎所有的研究专著，差不多快翻烂了。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完成，正是因为先有了池老师的筚路蓝缕之功。
我在创作期间，特意跑去苏州拜会了一次池老师。池老师人很和善，且对文学创作持宽容态度，鼓励我说：“只要不违大事，适当的虚构是可以的，毕竟是小说嘛。”在此后的创作中，我时不时还会询问他一些史实细节，池老师都耐心解答，问一答十，使我获益良多。
最让我感动的是，全稿完成之后，池老师还不辞辛苦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挑出若干史实错误，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审阅报告，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
第三要感谢的是中山医院的杨震医生。
对了解中国近现代医疗史来说，杨震医生绝对是个宝藏。他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医疗史相关的各种原始档案、照片和文物等。我在他那里见到过华山医院的就诊券、伪满洲国牙医的执照、重庆医科大学的患者名册、广州护士学校的毕业合影……这些零碎的东西在收藏界并不受重视，但如果叠加上医疗史的讲述，便可以清晰地呈现一个大时代的风貌。
我在创作期间，没事就去他那里翻收藏，听他讲当年各个医院的逸事与掌故。大到中山医院的购地风波，小到病人拍一次X光照片的价格，杨震医生随手拈来。一件收藏，都能讲上半天，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或忍俊不禁，或热血沸腾，或悲伤动容的小故事。他的东西如果单拉出来办个大展或出一本书，绝对是一次文化盛事。
除他们三位之外，还得感谢来自很多位医生的技术支持，感谢小蹄和索大的同步试读，感谢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指点，感谢Fam同学进行专业审阅，感谢上海图书馆沙青青副主任和诸位同人提供的查询便利。感谢我丈母娘和老丈人——他们老两口是地道的上海人，让我一个北方糙汉多少能体验到一点海派风格。最后还要感谢我太太。在这两年的艰苦创作中，她替我挡住了我儿子的大部分打扰，让我得以专心创作。
最后还要感谢华山医院本身。我在创作期间，进出这里几十次，熟悉得像是自己家一样。如此频繁地出入医院，却是因为取材而不是因为看病，实在是太幸运了。
马伯庸
日出篇
书中所涉医疗细节，反映的是近代医学在特定时期的手段与理念，受时代所限，存在一定谬误，并不代表正确的处理方式。望读者察知。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