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场玩笑，其实也就是一种司空见惯、普遍平常的玩笑，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字：
赌。
而如果按马王堆"帛书苏秦"的解读（唐杨马的解读），苏秦的一生，就是一场地地道道、标标准准、货真价实的国际玩笑。
想一想，苏秦，洛阳城中的一个闲浪子弟--洛阳，曾经的帝国首都，那时名虽存，实已亡，其实亡不亡都跟苏秦无关了。反正苏秦肯定要离开这个首都家乡，去到外地闯荡。生逢一个金戈铁马、动荡如水的年代，读了两年书（自学？或是跟鬼谷子学的？）羡慕感慨不忿他人与自己的命运比对，主要是财富与名声的不平衡，于是让自己的双脚，像忠厚的桑乔，跟随发梦的主人堂o吉诃德，跟随自己那颗发财扬名的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遍天涯。想想看呐，一个布衣平民，胸怀梦想（理想？），两手空空，衣衫褴褛，仗舌走天下，四处碰壁，矢志不悔。当终于从一个偏远的边陲小国，攥得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他像攥紧自己的命一样，攥实了它！邹阳说："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狱中上吴王书》），《淮南子》说："苏秦以百诞成一诚"（《说林》）多么让人感慨万端的奇妙对比！为什么？凭什么？当初，当苏秦与燕昭王相遇，到底是苏秦给燕昭王灌了迷魂汤，还是燕昭王给苏秦灌了迷魂汤，抑或是两个年青人坐在地上互相灌了迷魂汤，总之，随后，一场在今人看来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疯狂crazy的"人间奇剧"（在我的想象中，整个人类史上，就其谋划想象的宏大与惊骇程度，唯"911"堪差比拟）。从此，苏秦走上一条"史上最古老007"的惊险生涯，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充满惊涛骇浪的"卧底"、"双面"人生。唐兰、杨宽、马雍在其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摘说，司马迁的《苏秦列传》写成了传奇小说，可是，当你看过唐兰、杨宽，特别是马雍的文章后，你会失声惊呼："天呐！这才是真正的传奇小说啊！"--马雍的文章，不但可以说是一篇传奇小说，事实上，它更像一篇完整的现代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现在的电影人，不是老喜欢将目光流连在古装戏上吗，只要你有足够的才气，苏秦就能为你提供最理想的素材，拍摄出一部足堪媲美《宾虚》的巨片。想一想，在至少十几年的光阴，苏秦数度由燕如齐，由齐、或燕，到赵、魏，甚至秦国，--自然还有韩国，甚或楚国，名（明）义上，他是齐王的代表，背（暗）地里，他是燕王的使臣；名（明）义上，他在为齐国摇旗呐喊、奔走、撮合，背（暗）地里，他在给燕国联络、串联、"铺线架桥"。为了实现宏图大计，苏秦不但要燕王派兵助齐攻宋，而且还极力和好齐、赵（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当初派兵助美攻打伊拉克；或者，由中国和好美、日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一个好莱坞大片似的假设。事实上，中国没有那么做。中美关系，也不是燕齐关系）不说其他，单单是孟尝君田文、奉阳君李兑，还有韩珉，韩徐为，与苏秦、齐王之间的关系，就都是一出出精彩纷呈的绝佳好戏。粤语说：做戏做全套。苏秦做戏，岂止全套，--只要有需要，随时可加套！想想看，有多少人卷入了这只套，而且一个个都是史上声名赫赫的大人物。客观实事地说，他们全都是苏秦与昭王设计的一盘"超大棋"中的棋子。这是一盘怎样的惊世骇俗的棋！一盘怎样用心良苦的棋！最后，曾经威仪八面的"东方之珠"--齐国，被乐毅的铁骑，横扫得只剩最后一口活气。在苏秦的一手策划下，齐国事实已经灭国。
当然，就像鲁迅《铸剑》中写的，要铸成剑，得拿自己的命填进去！（于是眉间尺毅然而然跳进了熔炉）--苏秦也跳进去了。杨宽在《战国史》中，引《孙子兵法》的"死间"说，来形容苏秦的"卧底"齐国。也就是说，明知是个死，偏向死中行。这里，前面那个问题--同样是关键的、惹人遐思的问题--又浮出来了。苏秦这么玩命，为什么？凭什么？苏秦与燕国、燕王非亲非故（不像屈原、韩非，多少还有点这方面的瓜葛），干嘛为了个天远地偏的燕国、燕王，如此往死里地奔命？对于这一点，司马迁、刘向和唐杨马，均"回避"了正面的解说。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一句，苏秦跟燕王易的太太有染；另外则有人根据《战国纵横家书四章》有"故强臣之齐"之语，说苏秦的家属，可能被燕王扣为人质了。但仅凭这两条，也不足以诠释，苏秦何以要把自己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潜伏、奔波"敌营十八年"啊。
一个人甘冒这样的风险，十数年（数十年？）如一日--其间，苏秦也委屈过、自伤过、犹豫过、抱怨过、痛苦彷徨过，几次提出要辞职不干了（见《战国纵横家书》及唐杨马，尤其是马雍的解读），但他毕竟做到了最后。做这样一件非凡的事，它的动机与驱策力到底是什么？总不能归之于好玩吧？或者，归之于一句古人所崇扬、高唱的"一诺千金"，就打发了？当这一切还幽晦不明时，我只好说，它更像是苏秦，跟自己开的玩笑。
当苏秦被抬上车裂的位置，安放在几匹骏马之间，准备进行多方向运动时，在缰绳拉紧的一瞬间，他会想起谁？他会不会想起他的嫂子。苏秦平生的第一个玩笑，那个轻松、快意、胜利的玩笑，是跟他嫂子开的。在苏秦功成名就的时候，他没有跟他的兄弟妻妾开玩笑，而是跟他的嫂子，开了那个流传千古的玩笑。这，也许是个可以书写的话题，但非大手笔，恐难当此任。也许，众人景仰的陈寅恪先生，较为擅长此题。说不定，他可以替我们考证新鲜的、我们闻所未闻的史料来。
再见了苏秦！不管怎么说，你曾在这世上，好好地--风光地、充实地、痛苦不堪地--活了一回。留下的这个千古之谜，正好印证、符合你"远东国际第一大谍"的身份。
第六部分：韩非的官场攻防手册
官性如贼，防官之心，甚于防贼。
官在中国，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中国思想史上，对官，对官场，说过这么多，说得这么深，说得这么有用的，韩非之外，别无他人。韩非用战国新起的铁器深耕法（《吕氏春秋》的介绍是："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把发育得热火朝天的中国官场，第一次捅了个底朝天。让人直观无碍，--而不是像《周礼》或《汉书·百官公卿表》那样妆容整肃，--看到了它的底细和模样。
韩非一生的思想焦点，尽在于此。
官场，成为韩非思想的主要背景。
官性如贼，防官之心，甚于防贼。防人之心不可无，防患于未然，严防死守，防微杜渐，以防万一，防不胜防，就是官场文化、官场游戏题中必有之义。
防，就是官场的主旋律。
整部《韩非子》， 就是中国第一部《官场攻防实用手册》。
怎么防？
为了做好防课、防事，韩非首先树立两条原则性提议：一，握碎所有的信任；二，念紧一个备字。
最后，韩非还提出了他的官场政治终极之道：专制。
专制在今天的解释，繁复地说，简直罄竹难书，简单地讲，可以归结为两个词：集权和独裁。韩非对于这两方面的表述，可谓竭尽无遗。摭拾其中两句，即足以表明：集权--"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有度》；独裁--"权势不可以借人"（《内储说下·六微》）。
韩非以此两义为边界（边际），构建了他专制主义的"思想版图"。
以扇为喻：君主为"扇纽"，上两条为"扇边"，下五条为"扇骨"，看看韩非的专制主义思想，展现了一幅怎样的"扇面"内容：
1． 权要抓得紧，利要看得清
有权就生"夭娥子"，有权必有鬼名堂（详见《内储说下六微》）。如何遏制权力，不使其出轨、越轨？韩非认为必须是以权治权，--当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以大权治小权，以君权治臣权。所以，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君臣不同道"，"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扬权》）。然后在实践中，韩非将君权简释为二柄：刑（罚）德（赏）。有了这二柄（现谓抓手），君就是君，没有了这二柄，君就成了臣，臣有了二柄，也就成了君。因此，必须"谨执其柄而固握之"（《主道》）"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上七术
说三》）连看都不让看一眼。一定要像攥命根子一样给攥死了。千万别撒手。
但仅仅只顾抓权也不够。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决不是稳固的，能够长治久安的上层建筑，这一点，也给韩非看到了。所以韩非提出："利于民者，必出于君。"（《八奸》）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思想。我认为，这一理论口号，这一重要思想，是中国国营经济、国营企业的奠基之论，它穿透了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的隐秘之门。
"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同上）
关于韩非思想中利的部分，另见他文。
1． 信息掌控中的政治神秘主义
信息似乎是个经济词，其实更是个政治词；似乎是个现代词，实际古已有之。信息，细究起来，应当正是马克思给恩格斯书信中所说，跟军事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产物。所以，时至今日，说起信息，始终有股硝烟的味道。
《韩非子》中，信息更如幽灵闪烁，时时焕发出神秘光影，并跟政治完成了第一次天衣无缝、颇具规模的媾和。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说难》）
"术者，藏之于胸中，……潜御群臣者也。"（《难三 八》）
如何潜御？
信息掌控，是君主潜御群臣--亦即政治神秘主义的关键、要素。
这一点，韩非深受老子启发，深得老学精髓。--偷龙转凤、别出心裁地启发和学习。
韩非从《老子 五十九章》"莫知其极"一语，得出"其术远，则众人莫见其端末"（《解老》），并进而推导出一系列政治神秘主义话语：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大不可量，深不可测"（《主道》）
"其用人也鬼"（《八经》）
要做到这一切，信息的封锁、隐蔽、掌控，就是必然之径。
"言通事泄则术不行"（《八经》）
《外储说右上说二》，两则相连的故事，讲到"谨廪"一词，众多释者解"廪"字，都解得模糊不到位，其实从通篇上下文看，"谨廪"，就是既要引诱对方，又要隐藏好你的（攻击性；操纵）意图，才能将对象、客体，玩弄于掌股之上。这也正是政治神秘主义者的惯用手法，所以才会有"子加之弋，我加之国"和"齐宣王曰："然则为天下何以异此廪？""之语。
同篇之中，韩非借口堂谿公与昭侯的对话，说出："今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语，是犹无当之玉卮也。"同样的意思，韩非在别处，也多次发出警告--当领导，做国君的，如果不懂得严密控制好负面信息，那就成了一只漏底的精美酒杯，实际已是个废物，一甩手就应该撇入垃圾桶。
蔽，是韩非书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也是韩非认为要实现君主专制，就必须破除的障碍之一。蔽的字义，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就是地球人都知道了，就他不知道。--这真的很要命。--韩非着急的，要保证的，正好和这相反。
此外，联想到韩非一干人，那个所谓"法家团队"，个个都认同、强调的"告密法"，甚至韩非的名篇名作《孤愤》、《说难》，以及与此有关，韩非对于纵横家的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见《说疑》《五蠹》等文），这其中，都体现出、包含着信息权的争夺与掌控。韩非与姚贾（还有相当部分的李斯）的冲突，核心即在于此。
2． 没有革命的手段，就没有革命的目的
孔子讲政治（狭义的），只有4个字，君君臣臣（《论语 颜渊》）。孟子更简洁，俩字：仁政（《孟子 梁惠王上》）
韩非不同。
韩非明确于目标，更精娴于手段。深知没有手段，就达不成目的。
手段，在韩非的字典里，称为"术"。
在把韩非思想划定为"三叉戟"，或"三尖两刃刀"的人那里，术，占到韩非思想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有的稍多，有的稍少），基本与法、势并列（有点三权分立，或三位一体的味道）
韩非对手段（方法）的重视，表面看，与申不害有关，实际更可能与荀子有关，这是韩非思想极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它不仅远超孔孟，整个先秦诸子，也无人能出其右。
抽象的方法论，先摆在一边，仅《内储说》上下篇，韩非就给君王，结结实实提供了13种各式"兵器"。
以下是13种"兵器"的简略说明书。
参观：不轻信任何一人，不以一事断事，不以一事断人。多看看，多想想。
必罚：该处罚的，捕爹捉娘，天王老子也不放过（君王则暂且搁置不议）
赏誉：说好给多少，就得给多少，只要肯给，就有人干。
一听：预防合谋搞鬼，最好单独面对，个个击破。
诡使：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装模作样，也办不成大事。
挟智：明知道王二是李三的舅舅，却问李三听说过王二吗？
倒言：能当上副科长是心藏已久的宿愿，却每每告人，从来就不想当官；然后听听、看看周围有什么反应。
以上七种，专供君王使用。以下六种，一则提醒君王防备六处攻击点，同时，它又是君王反攻击对手的六种有力武器，所谓："明主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内储说下六微》）
权借：权势不可借，谁借谁有难。
利异：你出钱，人办事，办的都是人家事。
似类：君王，借你的宝刀杀个人。
有反：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获利最大的那个人。
参疑：鹬蚌相争，渔翁受害。看人打架，别以为就跟你无关，小心烽火急转。
废置：树烂从根，菜烂在心，关键位置一定要摆对人。
以上兵器全为官场而设，是官场就用的着。事实上，它们一直沿用至今。
韩非的"兵器库"里，还有些别的常规和非常规 "武器"，性能各有优劣，有兴趣者可自行参观、浏览。
3． 当官，你就得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现在是妈妈教小朋友做人的最低的道德训诫，但在韩非那，是具有战略高度的官场"栏闸"--亦即刑名学说。小朋友言行不一，最多让妈妈训一顿，打两下屁股，在韩非那，是死罪。
"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主道》）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臣不得陈言而不当，不当则罪。"（《二柄》）
说大话，不行；说"小话"装怂（音近假借），留有余地，也不行。
"主道者，使人臣前言而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南面》）
有过遭罚，无话可说，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这也太可怕？！太不讲理了吧？！既然如此，那我什么都不说，总行吧？--韩非说，不行！
官员，你没有沉默的权利。
"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南面》）
莫敢妄言，又不敢默然，言、默皆有责。--这人臣不好当。
在另一处，韩非再次强调：
"（非）对曰："申子未尽于法也。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定法》）
这样的政策之下，时越2000年，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该说谎的照说谎，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热闹，越说越有水准；不该沉默的一直在沉默，沉默已成为他们终生的通行证。
4． 破群散党
党在先秦，不是个生僻词。朱熹《论语集注
述而》有注曰："相助匿非曰党"。相助匿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互相包庇。朱熹这个解释，其实有点偏。党的词义（词性？）至少在先秦时，实际是半贬义，半中性的--应该还稍许带点弱褒义--但主体倾向于贬义，所以《论语
述而》才有："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陈司败对于孔子的质疑。而孔子也很诚恳、诚实地承认："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党的这种偏私性，非正当性，和危险性，在韩非的著述里，凸显得倍加强烈，成为韩非专制之途的主要"拦路虎"之一。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与众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有度》）
"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爱臣》）
"故内搆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扬权》）
《奸劫弑臣》有段文字，更是将大臣、官员为何要结党营私，走上层路线，搞帮派，结人脉网，公权私化，凡事入私门，以敷衍、马虎心态对待公职的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墨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宝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矣。""
着实称得上是篇纲领性文件，通用的官场自我辩护词，精准得一塌糊涂！看来确实是给黑格尔说着了，2000多年，的确是没有变化。顺便说一句，"以足搔顶"，这是整本《韩非子》中，唯一可见的幽默语。难得，也够形象。
结党成群，既然是官场的趋势所然和客观存在，是君主专制的最大威胁之一（《亡征》之中有数条，指私党成群，皆可致亡国败君），严禁、破散、清除党群，自然就成为韩非专制思想，穷追猛打、狠叮猛咬之处。
"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主道》）
"大臣之门，唯恐多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
"作斗以散朋党"（《八经》）
只要是人群聚集，就得加倍小心。
顺带说一句，破群散党，在先秦时期，并非是韩非个人，或那个所谓法家小团体的思想观念，而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共识，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事实上都起到了推筑中国君主专制的效果。不仅如此，或许完全是意外，破群散党，也使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猜想和臆断，沦为一句毫无指望的空话。甚至，中国社会每每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如甲申三百年，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的史籍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因寡不敌众"的字样，此亦源头之一。
第七部分：谈孔说儒
孔子真是儒家的创始人吗？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
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
如果顺着《史记》继续往前走，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由司马迁首创的《儒林列传》。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作春秋，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还是没有把孔子，包括孔门弟子跟儒，跟儒学、儒家直接联系起来，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在这篇《儒林列传》中，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这才姗姗出场。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为何没有开门见山，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说明？《史记》虽不像《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但也绝非信手之作。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与儒之间，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读，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儒学的半点印象。莫非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样的事情，在史迁的笔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说，或者说是，不太好说的事？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四书五经，在后世之人眼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礼之《礼记》，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儒行》，整体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但就是这篇《礼记
儒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其一，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一说。其二，文章开头，鲁哀公问孔子（如果此事属真，那它发生时，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说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回答说："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服装在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胡服骑射的故事，大家不会太陌生，它所引发的震动，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三礼（《周官》、《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丧服篇》。《书城》杂志一篇名为《大明衣冠何处？》的随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明中山装，更是直到如今，仍是国家领导人的装束选择之一。而被后人奉为儒家、儒学开创者的孔子，竟会以一种听上去不太高兴的口吻说："丘不知儒服！"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吃惊吗？其三，《儒行》一文，文章主体内容，用的是"儒有"的表达格式，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它至少说明，在作者写这篇《儒行》时，儒并非铁板一块，并非一个整体性的团队，并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坏，故称"儒有"。而且，听这辩解语气，应该可以认为，好的还是少数。最后，这托名子曰的长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学底子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与《论语》中孔子说话的天差地别。台湾一位学者，在其所著《中华文明通史》中，直言："孔门弟子作。"（笔者甚至怀疑，它是否会出自时间更后的汉儒之手）
以上基本可算作是与孔子关系直接、近密的材料。如果有兴趣继续深挖下去，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去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里翻一翻了。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因为，真实可能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
《庄子》号称道家之书，但孔子却是其中进出最多的一位客人，好像庄周不拿孔丘说事，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远。《庄子》一书，尤其是外篇、杂篇，孔子不仅是熟客，而且被作者极尽揶揄、调侃之能事。但有一点，庄子在写孔子与儒时，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试看外篇《田子方》，前面有三段写到孔子，但一个儒字也没出现。紧接下来一段正面写儒，甚至给出了儒的定义，但又绝不涉孔。这种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是整个先秦时期，孔、儒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何后人对此要故意的回避、淡化，乃至于装聋作哑？
《孟子》情况与此如出一辙。孟子这位古今华夏口才第一的雄辩家，他的书中自然没有少写到孔子和儒，但却与庄子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恪守着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的准则。孟子与孔子与儒的关系，这里无法展开，但以孔孟在所谓道统上的传承关系，和孟子在所谓儒家、儒学上的特殊地位而言，《孟子》一书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某种严重性和真实信号吗？
荀子，后世公认的所谓儒学之集大成者。《荀子》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分别写到孔与儒，《仲尼篇》和《儒效篇》。《仲尼篇》中，一个儒字没有。《儒效篇》呢，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儒的文章，跟《礼记
儒行》不同的是，《儒效篇》说好也说坏，对儒有赞美，也有痛诋。其中三处说到孔子，"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就是这些，全都在这了。你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或儒学的内容么？
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这是我读先秦诸子的一个发现。但有一家，打破了我的发现。这就是《韩非子》。《韩非子
显学》篇，劈首一句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这是我在先秦诸子--墨子除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孔、儒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峻急的韩非，把孔、墨是当论敌来对待的。韩非以一种精密而暴烈的逻辑，论证了儒、墨的荒谬不可行。韩非笔下的儒、墨，基本没有什么正面、积极意义，有的只是贬斥与鄙夷。所以，韩非说"儒之所至，孔丘也"，我们就很难把它看成是种肯定和赞美，而倒有可能是刻意地曲解与误导。况且，很显然，这跟孔子创立儒家，其义之相差，仍不可以道里计。
诸子大家之中，只剩墨子。墨子在他的书里，有专门的《非儒篇》，但我手边没有墨子全集，所以，若有人指出墨子在书中，说了孔子创立了儒家，我愿就此推翻以上全部论证。
如果我们还不嫌累，还想继续向前，我想大概只能走近至今真伪莫辩的《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了。虽然笔者认为，这两部"伪作"里的孔子及诸弟子，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要比《礼记》更形近于《论语》。但既然专家学者，都说它们是西晋人的伪作，那咱们也就趁机作罢歇手吧。
写到这，也许有人会笑着说，你真是太天真，太不自量力，愚不可及了。后人之所以说孔子创立了儒家，是从历史的现实结果来说的，并非一定要像现代政党的成立，得孔子本人亲自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读"党纲"。是的，我承认，历史很多时候，是讲既成事实的，但学术岂能等同、迁就于历史的既成事实？孔子之前，儒已存在，孔子时代，儒者遍地，但为何在孔子本人，及与他时代接近的学者，都明显显示出孔子与儒之间，有着某种疏离，甚至是避忌的情况下，孔子一死，却成了所谓儒家的创立者，创始人？这之间的变迁是如何跨越的？孔学与先儒，与同时代之儒，与后世之儒，究竟是种什么关系，这岂能是含含糊糊、含混而过的事？孔学就非得要与儒学合二为一？孔学就非得一定要用儒学来命名？这符合孔子的意思么？孔子若泉下有知，他会怎样来面对所谓儒家、儒学的创立者、创始人，这样一种封赠？怎样面对他本人与所谓儒家、儒学之间的这样一种变迁和跨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继续向前，更深入一步，来探源这个有点神秘莫测的儒，它究竟始源于何处？孔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跟儒发生关系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关系？儒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究竟经历过怎样的荣辱与嬗变？
儒的起源
儒的起源，用扑朔迷离，纷乱如麻，诡异奇谲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儒，《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指儒家；②旧时指读书人。
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段玉裁注：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我们先且按下这堆解释，另由蹊径，来趟一趟这儒的起源，究竟从何而来。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一篇，以他那著名的坚实，晦涩、烦琐的小学功夫，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简明地说，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
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胡适的论证方式，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
其实，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势不两立，他们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价值。
要给予儒一个较为明晰，但又不要太过烦杂的解释，我想，还是应该从平王东迁开始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在此之前，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灭。所以，平王定都洛邑，说起来是迁都，实际是新立了一个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当时面临一种什么状况，概括地说，就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王室衰微，表现在，一，王室土地日益萎缩，所谓"昔先王日辟百里，今也日蹙百里"（《诗经
大雅
召旻》），而土地，自古及今，都是财富的根本。二，诸侯的贡献也日蹙。据范文澜《中国通史》，"按照鲁史春秋所记，242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64页）人都不来了，见面礼也就肯定别指望了。
东周王室当时究竟穷到什么地步，我们借几个事例，稍作说明。"开国之君"周平王死后，下葬的钱不够，周王室派人到鲁国去求助"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私自向鲁国求车，说明，王室穷得连车都置不起了。桓王死后，因为没钱，七年后才得以埋藏（见顾德融
朱顺龙《春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