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一章第一节注释八，第3页，正中书局，1977。.2
令人感喟的是，王政君再次展现出她的仁厚善良，延续先帝的临终嘱托：对定陶王一系照顾有加。她向皇帝建议，让傅昭仪和丁姬每十天入太子宫看望刘欣。汉成帝不同意，理由是这不合礼法。王政君认为：“刘欣从小是被祖母看大的，允许祖母看望太子，和允许奶妈和太子见面能有什么区别？”汉成帝想了想，最终同意让傅昭仪每十天见太子一次，丁姬因为没有照顾过刘欣，所以不允许。
继承人的确立，使汉成帝登基以来最大的隐患得以消除。王政君的仁爱举动得到朝廷内外的赞誉，后来，口碑较坏的淳于长在王氏家族内部的清洗中倒台，公认具有宰辅之德的王莽被推荐为大司马，种种举动，令王氏家族的形象焕然一新，基本不再被人指责为灾异的来源。
在灾异影响下持续不安的汉廷，也出现了可贵的稳定局面。皇帝身体健康，选立的太子刘欣举止稳重，雅好文辞，皇室安宁；外廷丞相翟方进，是著名的儒学学者，一代名相。
新任大司马王莽踌躇满志，名义上是“辅政”，但皇帝沉湎享乐，实际上等同于“执政”，他有理由认真处理政事，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当然，王莽面临的政事十分棘手：国家虽然承平日久，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但人口也随之增长。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每逢天灾，必有流民；社会经济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朝廷的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很多，迫切需要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祭祀方面更是复杂，朝廷连汉家宗庙该建在哪里，怎么祭祀，祭祀谁，哪些先帝可以“毁庙”（停止祭祀的意思），都还一塌糊涂。其他各类大小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王莽当然会从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思想资源里寻找出路，他的初步思路是来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通过真正实践儒家的本意，一劳永逸地将其解决。
就他个人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的形象。当了大司马，王莽的宅邸从门可罗雀变得熙熙攘攘，外朝的官员，内廷的近侍，有事无事都来拜访他。知道王莽的母亲身体不好，有些人就委派妻子女眷前来向太夫人问讯，搞搞“夫人外交”。这些盛装的汉朝贵妇们一进王莽家门，就看见一位荆钗麻裙的老妇前来迎接，她身上的短衣仅能遮蔽膝盖，都以为是王莽家的老婢，并未在意，直到被迎进屋内，才知道这位老妇是王莽的妻子，不禁十分惊悚。
节俭当然值得称颂，但做到这个程度，难免会被认为虚伪。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以丞相之尊，盖布缝制的被子，就被时人讥讽为沽名钓誉。王莽这么做，也有类似的声音。
但是，在更多人看来，比起王莽叔叔们的骄奢淫逸，节俭总归不是坏事。而且王莽应该是真没什么钱，因为他上任后在大司马府聘了许多名流。为了招揽人才，几乎散尽了封邑的收入和皇室的赏赐，钱都花到为国揽才上了，哪里有钱为妻子置办绫罗绸缎呢。
汉成帝也感觉到王莽当政后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他的心情越发向好。看起来，汉朝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唯独为汉成帝养马的奴仆，觉察到一丝不同：
绥和二年二月，大厩马生角，在左耳前，围长各二寸。
此奴仆发现，皇家马厩里有一匹马长角了，这个灾异说明有人将要“害上”！当时王莽执政，气象一新，什么人会害上？后宫？宰相？潜在的叛乱？
巧合的是，就在这个月，丞相翟方进因为一次可疑的星象“荧惑守心” 1 而被迫自杀。比起这样可怕的天象，皇家马厩里的灾异也就不被人注意了。
又过了一个月，三月丙戌（公元前7年4月17日），皇帝睡在未央宫白虎殿，准备次日一早召见前来辞行的楚王和梁王；又因为翟方进死后，丞相之位空缺，皇帝还打算第二天拜孔光为丞相，连夜阅看了拜相的赞词。
这天夜里，安静平和，皇帝睡得很好。
拂晓，皇帝苏醒。像往常一样，在内臣的服侍下，他穿上绔与袜，又拿起外衣，忽然手拿不住外衣，然后竟然话也说不出来了，整个人立刻倒了下去，当天就晏驾了 2 。
13．四家外戚一时登场
皇帝晏驾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十五岁的王政君听说儿子晏驾的消息，极度悲痛。这些年来，她努力为儿子分忧：国家政事由王氏家族主持；后宫事务由着皇帝的喜好，连立赵飞燕为皇后都点了头，就是为了让儿子安安稳稳地当太平皇帝。没想到，他竟然死在了自己前面。
朝野也沸腾了，皇帝晏驾的消息刚公布，内外臣僚骚动起来。群臣对皇帝早已压抑了颇多不满，得知皇帝毫无征兆的死亡后，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赵氏姐妹。
王政君凭借皇太后的身份出面稳定政局。她命令孔光即刻按照大行皇帝遗愿，在皇帝遗体前受博山侯印绶，接任丞相。这事实上是把孔光摆在了顾命大臣的位置上。孔光大为悲痛，仿佛皇帝早就知道自己要死，所以提前将外朝委托给自己一样 3 。
她还命令王莽领衔，御史、丞相、廷尉等共同参与，严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的起居和发病情况。
这条诏令一下，赵合德昭仪立刻自杀。
赵昭仪一死，追查大行皇帝晏驾的详情也就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了。群臣知道，皇帝晚年专宠赵昭仪，连对皇后赵飞燕的宠爱也不如从前。所以，大行皇帝晏驾当晚发生了什么已无从查考，也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而赵昭仪必须为皇帝长期以来的沉湎酒色负责，她的自杀是咎由自取。赵昭仪的死，使得赵皇后意外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没人知道赵昭仪自杀前是否与赵皇后商量过。
既然皇帝已经晏驾，朝臣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接下来权力结构的调整。
外朝由于孔光接任丞相得以迅速稳定。所以，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太子登基后的变化。例如，盘踞朝廷二十五年的王氏家族是否还会继续执掌朝政呢？王莽的大司马是否按惯例让出呢？那些对汉元帝时期宫廷尚存印象的老人们还记得，傅昭仪可不是好对付的。
按照礼仪 4 ，刘欣应该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先帝灵柩前即位，然后才能把先帝下葬。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公元前7年5月7日），在王莽朗诵策文的威严声音里，刘欣于汉成帝灵柩前正式受皇帝印绶，继皇帝位；随后，刘欣又将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等象征皇位的礼器交给王莽，告令群臣，宣布大赦天下，解除宫门和城门戒严。
未央宫里山呼万岁，长安城沐浴在肃穆的气氛中。
随后，参加登基大典的内外朝官员们纷纷脱下皇帝即位时穿的吉服，换上先帝大丧期间的丧服，簇拥着刘欣去高皇帝庙拜谒。这道程序非常重要，当年昌邑王就是因为即皇帝位后没有去拜谒高庙，被霍光当作借口废掉。
尽管“绥和”还是汉成帝的旧年号，但汉朝有了新的皇帝。
如前所述，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一位皇帝，他是藩王出身，对地方情形相对熟悉。他在长安缺乏根基，因而对皇权也更敏感。西汉自宣、元以来，祥瑞与灾异迭现，关于汉德已衰、汉帝让贤的谣言时而出现，儒生们虽然倡言改制，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本身就是谣言的土壤，因此刘欣可能对儒学颇为警惕，对元帝、成帝笃信儒学不以为然。此外，当皇太子期间，他也初步聚集了一批身边人，清楚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作，对汉成帝不问政事的荒淫做派看在眼里。
刘欣的施政策略，是效仿武帝、宣帝，重视汉朝自身传统，讲究“王霸之道杂之”，对儒学加以利用但并不笃信，降低大司马等由外戚例行占据的职位的重要性，逐渐消除外戚专权的土壤，从而努力将皇权收到自己手中。 5
不过，刘欣此时才19岁，颇为清楚昌邑王、汉昭帝等幼主在位时期的微妙，羽翼尚未丰满之时，避免锋芒毕露。他要做的是尽快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从四月即位到次年正月改元这八个月间，刘欣一方面下了罢乐府、放宫人、限名田、限奴婢、例行节约等一系列诏令，向天下显示新气象；另一方面，在内廷，他密集赏罚，借力打力，集中处理外戚问题。从这些举动来看，刘欣当太子期间可能已经深入谋划，因此能够做到动作迅速且有条不紊。
就刘欣面临的局面来看，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外戚权力过大导致的皇权旁落。
西汉的外戚传统 6 ，一言以蔽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外戚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以恩泽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理论上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登基，旧外戚隐退，新外戚登场。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古人寿命又短，太皇太后并不见得常有。所以，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不至于尾大不掉，例如——
汉文帝以外藩入朝，皇太后吕后的家族已经在政变中覆灭，所以他的母亲薄氏一家独大，没有竞争者；汉武帝时期，祖母窦太后、母亲王太后、妻子卫皇后虽然皆一时擅场，但时间上前后交替，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相互干扰；汉宣帝自民间入朝，在亲政并剿灭霍氏家族后，祖母史氏、母亲王氏、妻子许氏三个家族虽然同时登场，但史氏、王氏本人已在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变”中被杀，许后也已被霍氏家族毒死，没有“后”的支撑，这三个家族的权势也就大打折扣；汉元帝时期延续了宣帝时期的外戚格局；汉成帝则是王氏家族独大，没有竞争者。
拒不隐退的外戚往往下场很惨，比如吕氏家族；隐退后牢骚满腹的下场也不会好，比如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去世，失势又不安分的魏其侯窦婴就死得很惨；有些外戚尚未登场就被赶了下去，比如汉武帝死之前赐死的汉昭帝生母钩弋夫人。
但任何传统，无论优劣，在时间的流逝下都会积累起足够多的弊端，外戚也不例外。刘欣登基后，外戚家族累积到极端的地步。
这是刘欣的宿命：
他是汉成帝的侄子，但他的父亲与成帝非同母所生，所以他与成帝的母族并无血缘关系，与成帝的妻族更没有；他自己又带来了祖母和母亲两家。偏偏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和他的祖母傅太后都很长寿，关系又差。这就出现了四家外戚同时聚集的局面。
一是汉成帝的母族王氏家族，太皇太后王政君是核心，有贤哲王莽担任大司马，曾帮助刘欣被立为太子的前任大司马王根也在长安病养，列侯众多，子弟遍布朝廷内外；
二是汉成帝的妻族赵氏家族，皇太后赵飞燕是核心，虽然赵合德已经自杀，但赵飞燕安全“退休”，家族中也有一位列侯 7 ；
三是刘欣的祖母傅氏家族，定陶傅太后是核心，刘欣的妻子也出自傅氏，家族男丁兴旺；
四是刘欣的母族丁氏，定陶丁太后是核心，丁氏家族也有颇多男丁。
傅氏和丁氏两个家族可以看作一个整体，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飞扬跋扈的傅太后。刘欣正式即位之前的第五天，天色呈现出深黄的土色，傅太后打破常规，授意刘欣封丁后的兄弟、国舅丁明为阳安侯，封妻子傅氏的父亲、傅太后的堂弟傅晏为孔乡侯，引起朝野震惊。谏大夫杨宣上书批评，说了一句话：
五侯封日，天气赤黄，丁傅复然。 8
王氏家族在王莽这一代已经恢复名誉，但大臣们始终不忘当年一日封五侯的往事，时不时要提出来警示一下皇帝。但是应注意到，杨宣的这句话也意味着灾异从王氏家族转移到丁、傅外戚身上了。
刘欣并不在意这些与实际权力无关的封赏。假如权力只集中在一家外戚手中，如霍光、王凤，他反而很难动手。恰恰是外戚云集的极端局面，使得刘欣可以借力打力，利用外戚新旧交替的惯例，在尽量维持皇室内部和谐氛围的前提下，重新梳理宫廷的权力格局。
14．王莽被免职
前朝权贵王氏家族成了刘欣施政的第一个障碍。
难以置信的是，刘欣只用三个月就轻松解除了王莽的大司马职务。时间虽短，却又显得那么漫长；结局早定，过程又令人觉得颇为和谐。
刘欣证明了自己具有出色的能力。
四月丙午，刘欣即位当天就按照惯例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赵飞燕为皇太后，大赦天下。王政君的尊位更上一层，但她与皇帝无血缘关系，又是隔代的“祖母级”，权力已被架空，只留名誉上的至尊地位；对赵飞燕来说，“皇太后”意味着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渡过了宫廷政治里权力更替的最难关，已无性命之忧。
刘欣的生母丁后和祖母傅太后也一定驾临了即位典礼。但她们的身份仍然是定陶王的亲眷，住在长安的定陶王邸。此时此刻，为孙子刘欣继位付出大量心血的傅太后，心里在想什么呢？
熟悉外戚传统，也与傅太后是旧相识的王政君，非常识趣也十分高姿态地做了两件事。第一，她命令王莽辞职，把大司马的位置让给新的外戚。王政君这么做显得很大度，颇有“至尊”的胸怀，也显出一种熟习旧例的汉宫旧主姿态。第二，她下了一道诏令，指示傅太后和丁姬都可以每十天到未央宫里看望皇帝。这则诏令虽然没有实质意义，但同样展示出她仁慈的风采，也是对皇帝的示好。
辞职这样的大事，王莽应该早就与王政君商量过，所以他立刻遵照王政君的诏令上书称病请辞。
刘欣治国理政的权力地图里确实没有王氏家族的位置，但当年王根支持刘欣为太子，而且王政君地位和威望都很高，王莽又是名重内外的贤哲，还有很多内外臣僚也都与王氏家族关系密切，所以不能在即位的第一个月就更换掉他。刘欣的权力目前还需要王政君和王莽的声誉来增饰。
于是他给王莽下诏，内有“诚嘉与君同心合意 ”的话，表示要与王莽同心同德治理国家。他还派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这两位“三公”、自己的老师左将军师丹、负责未央宫保卫的新贵外戚卫尉傅喜，也就是刘欣当前重用的人，一同去见王政君，转达了皇帝极为谦恭的意见：
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 9
就是说王莽不来上班，皇帝就不上朝。
这句话确实非常有诚意，王政君就吩咐王莽继续担任大司马。
刘欣做出的谦逊姿态很容易理解，不立刻将王莽解职本来就是他的既定策略。但是，也应看到刘欣是努力在儒家礼仪和亲戚伦理的框架内进行决策，不想搞得腥风血雨，要和谐平稳地处理外戚问题。
与此同时，刘欣对王政君允许母亲丁姬到未央宫看望自己的示好也有了反应，他下诏令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廷议傅太后在长安城内怎么住的问题。
孔光对傅太后比较了解，不愿意傅太后和皇帝住得太近干扰政事，就建议住在较远的筑宫；何武可能慑于傅太后的强势，或是有意讨好皇帝，建议住北宫。北宫在未央宫的东北，且有“紫房复道”相通，也就是空中走廊。皇帝果然同意何武的建议。而傅太后也真如孔光所料，住北宫后，每天通过复道到未央宫，怂恿皇帝尽快解决她的名分问题，抓紧让傅氏家族封侯掌权。
刘欣即位还没出四月，宫廷局面已翻天覆地。一些嗅觉灵敏的大臣开始蠢蠢欲动。
高昌侯董宏第一个上书，以嬴政的父亲秦庄襄王为例，认为同时尊两个太后是有先例的。傅太后现在只是定陶王太后，但作为皇帝祖母，也应有尊号。当然为了与“太皇太后”有所区分，可上尊号为“帝太后”。
秦庄襄王的故事的确与刘欣的经历十分契合：他的生母是夏姬，在吕不韦的运作下，他被没有子嗣的秦国王子安国君和妻子华阳夫人收为养子。安国君后来继承秦国王位，秦庄襄王也得以成为一代秦王。即位后，他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尊夏姬为夏太后。这就是董宏上书的主要依据。
但是，在汉朝人眼中，秦朝极为特殊。汉朝本来就是“诛暴秦”“斩白帝之子”而建立的，不久前大家还在皇帝的登基典礼上见过这把“斩蛇剑”。在儒家的话语中，秦朝是汉朝的对立面，秦代表着残暴，汉代表着文明。特别是在今文经学里，秦朝的“德”犹如历法里的“闰”，不纳入五德终始，汉朝人认为自己接续的是周朝。
此外，秦庄襄王这件事由吕不韦运作，在后世眼中也不正当，充满着宫廷秽乱和阴谋诡计。堂而皇之比附汉廷皇帝，岂不是羞辱？
于是，王莽、师丹激烈反对董宏的主张，认为刘欣既然早就被立为汉成帝的太子，就已经不是诸侯王的身份，更不宜拿已经灭亡的暴秦来寻求依据，要求严惩董宏。
这番交锋发生在王莽首次辞职被留任之后。刘欣刚刚挽留了王莽，多少要表现出纳谏的态度。把问题抛出来的董宏，也早就做好了被牺牲的准备，他被收走高昌侯印绶，废为庶人。
刘欣对董宏的处理如此严厉，既展示自己在舆论前的谦逊，也突出王氏家族的霸道，还故意激怒了傅太后。果然，傅太后勃然大怒，更加频繁地通过复道来宫里找刘欣索要“尊号”，刘欣把这个难题故意抛给王政君，请她以“至尊”身份来定夺。这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局面：
刘欣支持王莽，处理董宏，也没有给傅太后上尊号，向王氏家族表示了谦逊；王政君和王莽不愿意尊傅太后，但皇帝这么谦逊，他们不得不后退一步，把皇帝的父亲也就是傅太后的儿子定陶恭王追认为“恭皇”。
藩王承继大统带来的名分问题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后世亦屡见不鲜 10 。刘欣的处理显示了他的老道。
此时，王莽已经明显感觉到时代变了，作为内廷首领的大司马说话也不那么管用了，他硬着头皮处理政事，这段时间多少值得记上一笔的是向皇帝举荐了老朋友刘歆。
五月，刘欣按照惯例封妻子傅氏为皇后，同时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有趣的是，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赵钦也在此时被封为新成侯。
五月的内廷，王、赵、傅、丁四个家族一时齐备，四位太后各有一套服务自己的班底，纷纷扰扰，蔚为大观。普通人家四世同堂尚且产生各种矛盾，何况皇家？最跋扈的傅太后“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妪” 11 ，敢当着王政君的面称呼她为老太婆、老妈子，其情形可想而知。努力维持王政君身份地位的，内廷里也只剩王莽了。
这些矛盾终于在六月份的一场宴会中爆发 12 。
刘欣在未央宫举行登基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宴会，王政君、傅太后均出席。少府的内者令负责布置，把傅太后的帷幄设在王政君旁边，也就是并尊的意思。王莽见到后，极为不悦，斥责内者令说：
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 13
把已经被尊为恭皇太后的傅太后斥之为“藩妾”，也难怪傅太后会称王政君为“老妪”，两事不知道哪个在先，但关系之剑拔弩张，略见一斑。
王莽是大司马，内者令只是少府属官，是内廷的低级官员，竟然不事先向王莽问清楚，说明王莽的权力已经式微。但大司马已经开了口，内者令也只能把傅太后的帷幄另外设坐。此事大大激怒了傅太后，她拒绝参加此次宴会，并对王莽深恶痛绝。
傅太后不来赴宴，一场宴会不欢而散。皇帝如何表现，史书没有记载，但一定很不高兴。因为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七月，王莽第二次申请辞职。
王莽在权势日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得罪傅太后呢？直接的原因是他别无选择，他和元后同在一条船上，不论得罪傅太后与否，将来迟早要被罢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王莽非常在意这一行为对自己声誉的影响，如果不这么做，对元后就是不孝，对傅太后就是谄媚，那么他备受众人褒扬的德行就会大为消减。
从四月首次请辞被留任，到七月第二次请辞，三个月时间说长不短，宴会之事王莽处置不妥亦有责任。皇帝因此欣然允准，为了抚慰王莽，特别是照顾王政君的脸面，刘欣给了王莽极高的退休地位和赏赐：
黄金五百斤 ——这是钱；安车驷马 ——这是“专车”，是历来给功勋老臣退休的待遇，安车即矮车，乘客可以坐在车里，而当时的车很多是站立其中的；中黄门为莽家给使 ——从内省拨一个侍从驻在王莽家中服务；十日一赐餐 ——皇帝每十天请王莽吃一次“未央宫外卖”；益封莽三百五十户 ——增加封邑，也就增加了王莽的年收入；位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 ——退休后的“行政待遇”，王莽仍然有权出入禁省，与在任大臣同列时位次等同于三公，每个月的朔望两天可以上朝，见皇帝时可以行三公之礼；车驾乘绿车从 ——绿车是皇孙之车，皇帝出行时允许王莽乘绿车随从。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此次王莽“罢就第”，人仍然在长安家中，说明不是以罪免，不必“遣就国”，没有远离政治中心。
在赏赐王莽的同时，王氏家族的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以及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都同时增加了封邑。整个朝廷里弥漫着其乐融融的气氛，王莽的主动辞职，皇帝的优容赏赐，也传递出儒家伦理所推崇的谦让之道。刘欣成功地和平处理了王氏家族势力。
而且，空出来的大司马职位，刘欣也并没有给外戚担任，而是让自己的老师师丹担任。
王莽当了不到一年大司马就被罢免，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是心有不甘，是坦然平静地接受，还是准备东山再起？这些都有可能，但考虑到当时刘欣正富于春秋，且傅、丁两家不乏男性；而王政君六十四岁，已是超长寿命，所以王莽最可能的心理是坦然接受这一命运，回到砥砺名节、激扬声誉的道路上，并争取在朝廷中担任个其他职务就心满意足了。
15．王莽被逐出长安
昔年汉宣帝厚葬霍光后，就逐渐剥夺霍氏家族的权力，最终将其族灭。这大概给了刘欣不少启示。
仅仅在王莽等人增加封邑一个多月后，司隶解光突然上奏弹劾曲阳侯王根和成都侯王况！措辞非常严厉，把王氏家族前番的种种不法之事都翻了出来。细看这份奏折，贪污敛财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是僭越。
宅邸的装饰僭越，前面汉成帝微服私访时曾被气得不轻的“赤墀青琐”再次被提及；排场的规格僭越，王根让自己的家奴穿战甲持弓弩，陈列如军人；权力的范围僭越，王氏家族把近亲故吏送到禁省担任尚书，欺上瞒下，垄断皇帝视听，还违禁交接诸侯，败坏国家制度；私生活上也僭越，王根公然把皇宫的女乐官娶到自家唱歌跳舞，王况更大胆，聘娶掖庭的贵人也就是先帝的嫔妃为妻。
解光是谁？
解光是一个小人物。他得以史书留名，要从“司隶”这一官职说起。司隶校尉是《周礼》上记载的官职名称，掌管监察巡察。汉朝时，汉武帝第一次设立，手下还有兵，因此称“司隶校尉”算是实至名归 14 。后来渐渐不再掌兵，成为专门的监察官员，至汉成帝时被撤销。
有趣的是，刘欣即位后在官僚机构上做的第一个调整，就是恢复这个职务，将其定为大司空也就是原来的御史大夫手下的监察官，秩比二千石。因为不再掌兵，所以改名为“司隶”，当然有时候大家还是俗称“司隶校尉” 15 。
刘欣设置这一新职位是有意图的，解光因为“明经、通灾异 ”为其所注意，被任命为首任司隶。所以，解光的劾奏基本可以认定是刘欣的授意。王莽名誉极好，已经荣休，王政君和王莽对这份不涉及自己的奏折想必不敢有意见；而王氏家族的其他人就不得不被“拉清单”了。
解光弹劾的结果是，刚增加了封邑的王根，因为立刘欣为太子时说过好话，所以仅被“遣就国”；王况是前任大司马王商之子，被免为庶人；凡是由王根、王况举荐在内廷担任近臣的人一概逐出。
王氏家族到此地步，基本上算是退出刘欣一朝的权力场了。王莽担任特进、给事中，可以通过列席廷议了解朝廷事务，但没有决策权；内廷的近臣里，还剩下王去疾和王闳 16 ，这兄弟二人是王谭之子，前面已经说过王谭与王凤关系很差，一直是王氏家族的另类。
不管怎样，刘欣的目标并不是要灭掉王氏家族，而是在合法框架下消除外戚过重的权势。转眼到了次年正月，刘欣正式改元建平（公元前6年），大赦天下。
司隶解光又站了出来，这一次，他弹劾的是赵氏家族，而且也是汉成帝时期的旧事。
这桩旧事，可能在汉廷已经广为人知，不然解光何以知之？此即赵氏姐妹暗害汉成帝其他妃嫔所生子嗣、致使汉成帝绝嗣之事。解光认为，谋害皇帝后裔这样的事情罪大恶极，要遭天谴，结果凶手的家族不仅没有被惩治，还当了皇太后，封了侯。建议重治赵家。
议郎耿育随即上书，委婉地谈了另一番道理：赵氏家族这件事的确非常恶劣，但是皇家的龌龊事情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张扬出去，有污皇室声誉。而且，比起赵太后当年主张立您为太子这样光辉灿烂彪炳日月的大事，别的事再恶劣也是次要的。
耿育其实是告诉刘欣，如果不是赵氏姐妹害的汉成帝绝嗣，哪里轮到你来当皇帝呢？所以做事不要太绝。
刘欣本来也没想把事做绝，他将赵飞燕的弟弟新成侯赵钦和赵飞燕的侄子咸阳侯赵 免为庶人，赵氏家族只有这两位列侯，夺爵之后，家族就败落了。但是赵飞燕本人因为帮助过刘欣，得到了傅太后的厚待。
解光上奏的结果，就是赵氏外戚硕果仅存的皇太后赵飞燕被傅、丁外戚收编。王氏家族则被进一步孤立，成为傅、丁、赵三家的对立面。
在朝廷打击王氏家族时，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要求王氏家族名下的田地，只要不是用作墓园的都无偿分给贫民耕种，这明显是一种身段柔软的反抗。王政君以“至尊”身份来收买民心，表现仁慈，刘欣未必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来。
于是，在官吏和平民眼中，以往骄奢淫逸的王氏家族已经改弦更张，倒是傅氏家族变得咄咄逼人。
王政君以七十岁高龄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出行时都让亲属在前面领着，以避开丁氏和傅氏，以免被新贵侮辱，路人看到此情此景，有人同情地哭，这种对王氏的同情成为后来王莽复出的民意基础。
打击了王、赵两家，刘欣并不是要为傅、丁两家腾地方。他频繁更换大司马，师丹之后，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和丁氏家族的丁明先后出任大司马，每人在职的时间都不太长。可以说，在董贤崛起之前，大司马的职位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具有权势，更像是慰劳外戚的顾问之职而非辅政的权臣。
傅太后也没有像当年王政君那样，把大司马当作外戚牢牢把控朝政的关键，而是将精力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挟怨报复上。刘欣的即位给了傅太后一抒胸臆的机会，将她多年来压抑的愤懑之情肆意释放，造成刘欣执政前期非常不雅观的内廷形象，反而衬托出王氏家族的正当性。
傅太后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早在汉元帝时期，她与冯昭仪一时俱为皇帝宠妃，王政君是一个连失宠都谈不上，属于“无宠”的皇后。而且，傅太后的儿子也很为汉元帝喜欢。但就算如此，最终大位仍然由王政君的儿子继承。多年来，傅太后一直作为定陶王的亲眷待在外藩，受定陶国相的辖制，也不得不经年累月地向汉成帝母子朝请、进献。她宠爱的儿子定陶王很早就去世了，这势必增加了她的压抑和痛苦。如今，孙子荣登大宝，她没有理由继续压抑自己了。
然而，傅太后似乎从未认识到，政治的本质在于决断国家施政的路线，她不明白达成政治意图的途径是夺取重要的职位，更不明白只有路线清晰且职位稳固，才能进一步谈论划分敌友，争取同盟，打击异己。换言之，傅太后不具有政治头脑。
但她复仇的心性却很剧烈。斥退王莽，打击王政君，拉拢赵飞燕之后，她把精力放在一桩与国事、与政治没有多少关系的私事上——报复当年和她一同受宠的冯昭仪，如今的中山王冯太后。
冯太后冯媛家世显赫，人人都熟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冯太后就是冯唐重孙的女儿。多年前，汉元帝曾带着冯、傅去“皇家动物园”看猛兽，一头熊突然爬出笼子，攀上围栏，傅昭仪吓得落荒而逃。冯昭仪却挺身而出挡在皇帝面前。这一壮举令汉元帝感动万千，也令傅昭仪终生嫉恨。
现在的冯太后并不太关心中央的皇位更迭，把精力放在照管孙子刘箕子身上。因为箕子身体不好，冯太后多次到庙里祈福。刘欣听说后，派遣近臣、一个名叫张由的谒者去中山国慰问，还带了医生。但张由据说有点神经病，私自逃回长安，于是被弹劾。张由害怕担责，就诬告说冯太后在中山国诅咒刘欣和傅太后。
这件事情很可疑，因为张由是谒者，级别虽不高，却是皇帝近侍，“主殿上时节威仪 ”，很难相信皇帝会选择一个神经病担任谒者。这件事最大的可能是傅太后收买了他，让他找冯太后的茬儿。
不管怎样，张由既已告状，朝廷就不得不查。先派御史丁玄去查，抓了冯家一家子，却毫无所得；又增派一个叫史立的中谒者令去查。史立受傅太后指使，以大刑严审冯太后及其家人，死者数十人，终于有人受不住只得供认冯太后诅咒皇帝，阴谋弑君，目的是立中山王为帝。冯太后当然不承认，史立逼迫说：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 17
冯太后一下子明白了，对左右人说：这事只有汉元帝和傅太后知道，你史立如何晓得？可见，这次是专门冲着我来的，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陷阱。于是，她不再申冤，饮药自杀。她的弟弟宜乡侯也不得不自杀。最终，案子由经办人史立、丁玄署名，由冀州牧毋将隆领衔署名上报汉廷。
朝中有人对这个案子颇为不满。曾当过三年京兆尹、现任司隶的重臣孙宝就站出来要求重审，惹得傅太后暴怒，大骂刘欣“帝置司隶，主使察我 ”，胳膊肘向外拐，刘欣只好将孙宝下狱；尚书仆射唐林站出来为孙宝争辩，刘欣反而更加恼火，认为两人“朋党比周 ”，将唐林贬谪到敦煌。所幸大司马傅喜以傅氏家族成员的身份站出来力争，孙宝才被放出来。而那个据说是神经病的张由竟然因此事被封为关内侯，史立升迁为中太仆。强行将此案的影响压了下去。
冯太后一案对刘欣的前期执政造成了恶劣影响，朝廷内外都很同情冯太后，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傅氏家族。这段时期发生的灾异，多数会被大家解读为傅氏家族的擅权和强势。王氏家族基本上不再被看作灾异来源了。
冯太后作为诸侯王太后，并未参与中央宫廷政治，也不构成傅、丁两家的威胁。傅太后却将她作为眼中钉拔之后快，其原因史书没有明言。这并不难理解，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宫廷斗争都源于政治，很多就是私人恩怨。我们无法得知冯太后与傅太后这两个女人一辈子究竟有怎样的纠葛和仇恨，但傅太后任凭自己发泄私欲，将无辜的冯太后逼死，却放过政敌王政君，本末倒置，这绝不是政治家的素养。
冯太后一案期间，掌管宫廷侍卫的郎中令泠褒、内廷侍从黄门郎段犹站了出来，这两位都是刘欣的近臣，他们上书提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恭皇太后”“恭皇后”，都是来自“定陶恭皇”，而定陶只是一个王国，与其帝国外戚的身份不符，建议制定和皇族相称的礼仪，并给定陶恭皇在长安建立宗庙。
此时的“三公”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全都反对，师丹在上一次董宏提议时就反对，傅喜作为傅氏家族成员也反对，可想而知傅太后何其不得臣僚士大夫的欢心。
刘欣可能迫于傅太后的压力，但更可能是出于消除外戚专权、防止大臣挟制的长远目标，在京兆尹朱博的配合下，先罢免了大司空师丹。师丹高乐侯的爵位被褫夺，改为关内侯，朱博顶替他为大司空。朱博紧接着向傅喜和孔光发难，傅喜被免大司马，“遣就国”，离开了长安；孔光最惨，罢免丞相，收走博山侯印绶，免为庶人。
到了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根据朱博的提议 18 ，刘欣正式尊傅太后为“帝太太后”，几年后又更名为“皇太太后”，称永信宫，和王政君并列为至尊；丁太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傅、丁两家终于得偿所愿。
朱博则趁机上位为丞相。
朱博，就是多年前王莽送女人给他的那位将军。当时，他默默接受了这个女人，替王莽消弭了讥议。而今，朱博却上蹿下跳，死心塌地与傅太后结党。不久，他和御史大夫 19 赵玄共同上奏弹劾已不担任官职的师丹和王莽。理由是，当年师丹、王莽拒绝董宏尊傅太后的行为是错误的，应当将师丹、王莽都免为庶人。
朱博这么做，直接原因当是傅太后的指使，王莽把女人扔给他那件事可能也令他不快。不过，深层原因是，朱博出身“武吏”，当过亭长。他从基层一级级干上来，风格近于酷吏，特别讨厌儒生。他在地方上当刺史、太守期间，到哪儿都不任用儒生，他有一句话很有名：
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20
儒风盛行时，朱博却坚定捍卫汉帝国传统，强调承载汉道的是“三尺律令”，儒生的圣人之道毫无意义，让儒生们滚蛋，“等你们的尧舜圣君出现，再摆你们的道理吧”。朱博的风格和刘欣追迹武帝、宣帝的执政精神高度一致，因此才得到重用。一旦得势，师丹、王莽等儒臣自然会遭受他无情的打击。
朱博的上奏得到刘欣的支持，师丹彻底失势，被免为庶人；王莽因为王政君的面子，没有被夺爵，但是取消一切待遇，“遣就国”；两年前被王莽弹劾而被剥夺高昌侯爵位的董宏，则恢复了旧爵。
与王莽一并被逐出长安的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是王仁藏匿赵昭仪的亲属。王仁是王莽叔父王谭的长子，他们父子兄弟为人都比较耿介。在上一辈里，王谭与王凤关系就很差，到了王莽这一辈，王莽与王仁也来往不多。所以，王仁的“遣就国”与王莽无关，估计是行侠仗义惯了，接纳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赵氏亲属而取祸。
这是对王氏家族的最沉重打击，距离王莽罢免大司马仅两年。王莽不得不待在新都国接受郡守和国相的看管，在中央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
此事引起朝中部分大臣的不满，为了平息舆论，刘欣把两年前被废的成都侯王况的弟弟王邑抬了出来，继承成都侯的爵位，并招致内省担任侍中。王邑是王莽的堂弟，才能不如王莽。如果说，将王莽逐出长安给了王政君一记重重的耳光，那么用一下王邑是耳光之后的差强抚慰。
马车载着王莽缓缓离开长安，他抚摸着新都侯的印绶，步入入仕以来最灰暗的日子。
16．王莽与孔休
其实刘欣的日子也很灰暗。
在外人看来，傅太后的强势重蹈了外戚干政的覆辙。但刘欣很清楚，汉朝除了吕后，女性外戚无论地位多么尊崇，也不具备处理日常政事的合法性，家族总要推出一名男性担任要职来取得事权。
傅太后虽然气势汹汹，顶多只是干预个别人事安排，没有处理朝政大事的强烈愿望，还常常被他拿来当“枪”使，对付王氏以及外朝不顺从的大臣。傅氏家族的傅喜、傅晏，丁氏家族的丁明，虽然都当过大司马，但刘欣没有给他们大权，最不顺从的傅喜还被撵出长安，权力远不如成帝时的王氏家族。
而且，刘欣对前朝勋旧、帝师、三公之类等潜在的“权臣”毫不手软，如果这些大臣在某件事上不顺从，刘欣总会找理由将其斥退甚至处死。曾把王莽逼走的朱博，因为被发现和傅晏结党，更听傅太后而非刘欣本人的话，在王莽“遣就国”后不久就被刘欣逼迫自杀。此外，刘欣还逼死了族叔东平王刘云。
总之，外戚也好，大臣也好，诸侯王也好，都不要想着当权臣。很快，刘欣又发现了董贤，将他快速提升为大司马，董贤的不孚众望恰恰意味着大司马的权势已经衰微，犹如皇帝的玩物，皇权占据了上风。
刘欣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自从他即位以来，天下仍然灾异频现，地震、水灾不断，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更极端的是，预言汉历中衰、天命转移的流言也时常传到刘欣耳中。
在当时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的氛围里，刘欣也不是局外人，同样深信不疑。但灾异、谣言毕竟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到底指向天子还是大臣，是指向外戚还是蛮夷？其解读却是开放的，也是存在争议的。当一种灾异有多种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那么最终的解释权一定会转移到拥有实权的人物手里，比如皇帝刘欣。
总之，刘欣尽管对汉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仍然葆有努力振奋、通过改制来力挽狂澜的希冀。
中央的朝局日渐明朗，被遣回新都国的王莽也在重新思考汉家天下。尽管史料匮乏，但以王莽的敏感性格以及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推断，他应当注意到局势尚有余地：
第一，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位极尊，无人撼动，中央官员和地方太守里还有一些是当年王氏举荐的人。
第二，傅、丁两家虽然气焰嚣张，但只知奢侈享乐并无大权在握。王莽就国期间，丁太后去世，归葬定陶国。刘欣令舅舅阳安侯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送葬，从长安到定陶 21 约1300里，一路仪仗煊赫，耗费公帑无数。在定陶恭皇的陵园，刘欣竟然征集了五万人挖开陵墓复土，以便让丁太后与恭皇夫妻合葬。这件事过于张扬，使得傅、丁两家外戚备受讥议，成为灾异的指涉对象。王氏家族反倒成了公忠体国的“前朝故旧”，被拿来抒发对时政的种种不满。
第三，皇帝为消弭灾异，搞了一次“改元再受命”的操作，虽未成功，但透露了皇帝对天命的畏惧，证明他的心性仍可被儒家影响。这就意味着，天下仍然需要君子，需要贤哲，需要圣人。自遣就国那天起，朝中就有人为王莽鸣不平，有人甚至颂扬他是不世出的伟大人物。
有多伟大？圣人可乎？
在西汉，皇帝很少自称“圣”，主要是不敢 22 。而圣人如孔子，有圣人之德，无王者之位，晚年“获麟受命”，却大势已去，不得不绝笔《春秋》，将王者的功业寄托在经书中。孔子终究只是圣人而非王者，为后世所遗憾。
王莽就国的路上，经过许多郡县，常常会有当地名流官员想要拜会他，他却什么人都不见，陪伴他的主要是三名女婢增佚、怀能、开明。他咀嚼着圣人孔子的时运不济，仿佛也在周游列国，不免联想到自己同样空有圣人之德、贤人之能，却没有位置来舒展抱负，为天下开太平。与孔子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古往今来，凡是能被万众高呼推为教主的，无不是自己先有圣人的自诩。倘若自己都不信，如何能够通过行动和言语来感召世人呢？
新都国位于南阳郡，十七年以后，有个叫刘秀的人将从南阳起兵。当下的南阳繁华富庶，新都也是膏腴之地，但这未必能给王莽何种安慰，因为“遣就国”意味着被边缘化。
南阳太守对王莽的归国不敢怠慢，遴选了一名心腹属吏去新都国担任国相。这包含了复杂的考虑：这一时期侯国的国相相当于县令，掌握着侯国实权，列侯名义上是侯国的封君，实际只有食邑的好处，并无治国的权力。列侯一旦被“遣就国”，国相即负有监视和限制之责。因此，南阳太守既要考虑到不违逆皇帝的意旨，把王莽“看管”好；又要考虑到王莽的名誉和身份，不与他为敌，尽可能尊重他。这就需要选一个自己既信任又了解，且具备与王莽交往的资格和水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