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沈展如：《新莽全史》，第一章第一节注释八，第3页，正中书局，1977。.3
他选了孔休。
孔休是南阳本地人，从姓氏可知，他应该是圣人后裔。孔休是儒学中人，仰慕王莽多年，由于自身地位卑微，没有机会与王莽交接。接到去新都国担任国相的调令，孔休既惊且喜。
他一上任即主动拜见王莽，行臣僚之礼，而王莽也极尽礼数，两人一时相见恨晚，言谈甚欢。
国相名义上是王侯的臣僚，其实是汉官，并不会真的把王侯当主公。有些王侯与国相甚至会交恶，互相陷害。王侯谋反，先杀国相；国相不满，诬陷侯王，均屡见不鲜。王莽遇到孔休这样知礼谨慎的君子，两人还能叙一番君臣之情，实属难得。
王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在新都国闭门不出，以避舆论。孔休则尽心竭力治理境内事务。有一次王莽生了重病，孔休日夜守候，极尽臣下之礼，令王莽感动万分。为了报答这份恩义，王莽像以往那样，将一把装饰有玉石的宝剑赠给孔休。
王莽与孔休已经交往颇深，理应知道孔休并非贪财好利之人，本就不该以贵重物品相赠，形同收买，待之以常人，反而降低对方人格。
孔休见此，果然大吃一惊，托言这是王莽私人爱物，且剑饰玉石，十分珍贵，坚辞不受。
王莽似乎没有感知到孔休的真实想法，认为孔休只是碍于情面不收，就说：“我没别的意思，也不是要送您宝剑，是看您脸上有块瘢痕，据说美玉可以祛瘢，我是特意送你剑上的玉石。”王莽边说边把宝剑上的玉石解了下来。
这番托词并不高明，所以孔休坚决不收。王莽突然产生一种被拒绝之后的“激情”，有些“恼羞成怒”——你越是不接受，我偏要送给你。这个劲头一上来，谁也拦不住。和因为别人讥诮他纳妾，愤而将女人送给朱博的行为完全一样，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极端”的因素：
莽曰：“君嫌其贾邪？”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 23
王莽就像“小宇宙”爆发一样，瞬间变得狰狞可怖，他说难听的话：“您是觉得这很贵重是吧？”他做难看的事，把那雕花的玉石砸碎，找了块布帛包了起来，必须要送给孔休。
孔休只得收下。
收下玉石的孔休，不仅对王莽爆发的这种“帝王之怒”倍感恐惧，也对他这极端的性格十分抵触，更对这位举世称颂的君子、践行礼仪的儒宗产生了幻灭。
王莽是当时的“公众人物”，很多儒生士大夫的偶像。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英雄偶像，一旦亲近就会褪去光环。王莽也是如此，他这种“神经症人格” 24 非亲近之人所不能知。而且，王莽不只是一个偶像，还自认是圣人，甚至是圣王，这种性格将日益显示出可怕的效应。
自此，孔休便有意与王莽保持距离，不再推心置腹，他的马车也越来越少出现在侯门的阙下。但越是如此，王莽就越要亲近孔休，好像完全看不出孔休在躲避他一样。多年以后，王莽确实成了帝王。他更加不能忘记卑微的孔休，以高官厚禄去聘任他当国师，孔休则称病不见。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正史里，是南阳老乡刘秀为了褒扬他对王莽的态度，赏赐了他的子孙。
17．一摘使瓜好
从新都侯宅邸的阙下走过，很少有本地人见到大门是敞开的。但大家会忍不住猜测、议论，更多的是自豪，有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居住在这里。他谦逊知礼，深沉低调，很少抛头露面。直到有一天……
“新都侯的公子自杀了！”
传言很快得到证实。人们注视着从侯门徐徐而出的棺车，好事者还会跟随出殡的人群到郊外下葬，远近回荡着那首送殡的挽歌《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25
新都侯面色凝重，悲痛万分，这可是丧子之痛，人之常情呀。
慢慢地，先是从孔休的治所传出不幸消息的来龙去脉，随后整个新都国的百姓都听说了这起悲剧的细节，再以后，这件事情传到了长安，内廷与外朝都知道王莽次子王获自杀了。
这件事令许多人震惊，也令许多人感喟。
说起来，事情非常简单，起因于王获为琐事杀掉了一名奴婢。
奴婢？不就是主人可以买卖和赠送的家庭财产吗？没错，但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从张家山出土汉简的情况看，奴婢是以“人”的身份被纳入主人户籍的，其民事责任与主人的子女相似。西汉自立国之初就有释放奴婢的先例，到了王莽的时代，主人擅杀奴婢甚至奴婢死因不明，都会被法律追究，即使贵为丞相高官也在所不免。
事实上，因为失去土地或是逃避徭役，有些农民甚至主动逃到达官贵人的羽翼之下充当奴婢。所以，奴婢在身份上当然低人一等，缺乏人身自由，被主人颐指气使、打骂呵斥可谓家常便饭，但主人并不敢随意杀死。特殊情况下，个别主人还会把身后财产留给奴婢，像卫青这样由皇室成员蓄养的奴婢，甚至机缘巧合成为大将军。
总之，列侯或是高官杀死奴婢必属犯罪，会受到处罚，更会受到舆论谴责，但还不至于偿命。在这种氛围里，王获杀死奴婢被王莽严厉切责是很自然的，但王获为此自杀又显得小题大做。
虽是自杀，谁都看得出，这是王莽逼的。
王莽有四个儿子，可从人情考虑，哪一个儿子不是心头肉呢？
王获之死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议论。
大多数人对此极为赞赏。不仅因为王莽大义灭亲，更在于奴婢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热点，是儒家关注的重要伦理议题。儒家对此态度鲜明，“仁者，爱人 ”，如何对待奴婢，是苛刻还是宽容，显示着一位士大夫的德性高低。王莽为了一个奴婢不惜逼死儿子，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
但也有一部分人大为惊骇。因为按照儒家的另一个原则，父子关系至为亲密，态度也很明确，不是什么伦理上的疑难杂症。孔子有个故事人尽皆知：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6
故事很简单：叶公告诉孔子，自己的故乡楚国有位父亲偷了羊，儿子去告发他，这是合乎道德的。孔子却说，我们家乡的风俗不同，如果有类似的事情，父亲帮儿子隐瞒，儿子帮父亲隐瞒，这才是道德。
这就叫作“父子相隐” 27 。在西汉的司法实践中，这种亲人之间的相互容隐而不是相互举报被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儿子告发父亲犯罪，不仅不会被看作“大义灭亲”，还会被认为是违背道德底线的恶行而被处死。
汉宣帝在位时期曾下诏，把这个原则说得明明白白：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28
意思很感人：父子、夫妇之情都是天性，要彼此诚爱，虽死不渝。因此，如果儿子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都不要追究包庇者的责任；倒过来，长辈包庇晚辈也是如此，除非罪犯是“殊死”的大罪比如谋反之类，但这也需要请示中央司法部门定夺。
从孔子所主张的“父子相隐”观念过渡到“亲亲相隐”的司法实践，在西汉已经是朝野共识，违背这个原则会被看作不道德的。
无独有偶，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古希腊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个叫作游叙弗伦（Euthyphro）的人，他的父亲无意间杀死了一个佣人，他就去城邦的法庭控告父亲。路遇苏格拉底，被截住聊了很久，聊的话题也很相似：你控告你父亲这件事虔敬吗？ 29
古希腊的事情这里就不深究了，总之“亲亲相隐”是古代东西方都非常重视且态度相似的伦理难题。王莽作为儒学中人，逼死儿子，岂不是违反了容隐的大原则？
这件事，亦当是孔休对王莽彻底幻灭的重要事件。当然，王获是自杀的，并不是王莽将其送至司法部门。换言之，是王莽严厉的人格促使了王获之死，这似乎并不违反“容隐”原则。进一步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也不是王莽“大义灭亲”，而是父亲以“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迫使儿子羞愧自杀，是对亲人的道德救赎。这就不是对儒学的违背，而是忠实的实践 30 。
在这种视野里，除了了解王莽的人，多数人不认为王莽是在沽名钓誉，而更加认为朝廷把王莽斥逐出长安是一桩冤案，以至于“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 。 31
王莽在新都国的三年，刘欣也已经完成独掌朝政的目标。
此时，董贤已经成为刘欣的宠臣，大司马虽由丁氏家族的丁明担任，受宠远不及董贤，外戚权势不出后宫。刘欣已基本恢复了武、宣二帝的权力，外戚无论姓傅还是姓丁，姓赵还是姓王，都对自己没有威胁。
引起刘欣警惕的是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的一次灾异。与那些常见的天地异象不同，这次灾异是帝国民众的大规模流动。这年正月，从关东地区开始，平民们开始相互传递一种叫作“行诏筹” 的东西，这玩意儿用木片、竹竿之类制作，传递的人你给我，我给你，多的时候仅仅在路上就能聚起千人，集体迷狂里，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赤脚暴走，有的驾车狂奔，居然遍及二十六个郡国。这种传递诏筹的行为，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颇流行的“连锁信”，一封信抄录若干份分发出去，每一封都要求收到信的人再抄录分发若干份，照着做的会发生好事，否则就会遭灾 32 。
传到长安后，这些流民在里巷仟佰里聚集，唱歌跳舞，行巫术，念咒语，集体祭祀一个叫作“西王母”的神灵，据说可以长生不老，这一“群体性事件”直到秋天才渐渐平息，持续了好几个月。
此事完全脱离了帝国的掌控，很多官员也投入其中，刘欣得知后感到非常恐惧。因为这场灾异散发着末世气息，渗透着汉朝气数已尽、天下即将大乱的隐秘含义。
至于原因，有的大臣认为是大旱导致了流民，有的如杜邺则认为是傅、丁两家权势过盛。
又过几个月，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出现了一次日食。
日食是重要的灾异，刘欣不敢怠慢，循例下诏称此次日食“厥咎不远，在余一人 ”，有罪己之意，并大赦天下，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 ” 33 ，为他解说此次日食蕴含的天意。
“举贤良方正”是西汉常见的荐举措施，自汉文帝时期施行。天下有事的时候，皇帝亲自听取贤良方正们的直言谏议。说到皇帝心坎上的，会被直接授予官职，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名臣都是通过贤良方正进入中央朝廷的。
这次所举的贤良周護、宋崇给刘欣上书，借日食为王莽鸣不平，要求把王莽请回来。
就在这个当口，王莽最大的仇敌、不可一世的傅太后去世了。
刘欣一边审视着这封奏疏，一边翻阅从新都国乃至全国送上的关于给王莽恢复名誉的“请愿书”，觉得王莽可能没太大威胁。一个失势的外戚、书呆子，召回长安，既能消除灾异的影响，又能为自己赢得声誉，还给了王政君面子，何乐而不为？
刘欣很快就下诏征王莽回到长安，一并被召回的还有平阿侯王仁，理由都是照顾日益衰老的王政君，也就没给王莽安排职务和待遇，但已经令许多人满意了。
千里之外 34 的新都国，王莽从面色肃然的孔休手中接过诏令，感慨涕零，匆忙收拾一番，连夜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此情此景，正如七百年之后的李太白所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注释：
1 按照天文学推算，这个月并未发生“荧惑守心”，见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黄一农认为，翟方进可能是被卷入了政治阴谋。刘次沅认为，这个月的天象是“荧惑守太微，犯东上相”，同样属于对天子不利的凶象，见《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4期。后文对这一事件还将详细叙述。
2 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可能是脑溢血。
3 确有个别观点认为汉成帝是自杀，因为史书记载他身体很好，却在立太子、内廷任用王莽为大司马、外廷任孔光为丞相后去世，时间上仓促，行为上却很从容，所以怀疑是自杀。但缺乏史料支持，聊备一说。
4 此处及以下关于刘欣即位的礼仪安排，参考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5 《汉书·哀帝纪》第345页赞语：“睹孝成世禄去王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这个评价被有的学者认为是粉饰虚夸，但从汉哀帝的行为来看，这个评价应是当时人的看法，符合实际，不宜以成败和后世眼光来评判。
6 这里使用“外戚传统”而较少使用“外戚制度”，因为外戚是基于情感、礼仪的亲亲关系，平民也有外戚，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感情的纠葛和爱恨，不宜使用生硬冰冷的“制度”来将其抽象。这一点，在外戚与皇帝的关系上最为明显。
7 后面又增加一位列侯。
8 《汉书·五行志》，第1450页。
9 以上两引俱见《汉书·王莽传》第4042页。
10 例如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事件，一脉相承。
11 《汉书·外戚传》，第4002页。
12 《汉书·王莽传》在描述这件事情时，紧跟着董宏上书一事，说“后日”云云。但据《汉书》，董宏上书在尊定陶恭王为“恭皇”之前，而《哀帝纪》明言此事在四月，因此董宏上书及被免一事亦应在四月；同时，王莽被免大司马是在七月丁卯，且紧承未央宫宴会事件。所以，《王莽传》里的“后日”云云，并非“后天”，而是“后来”之意。
13 《汉书·王莽传》，第4042页。
14 校尉是武职的名称。
15 《汉书》等皆称之为司隶校尉，其实这个官职是司隶。
16 王去疾在刘欣为太子时就为侍臣，所以关系不错。王闳是后来才进入内廷的。
17 《汉书·外戚传》，第4006页。
18 《汉书·师丹传》，第3509页。
19 汉成帝绥和改制，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汉哀帝刘欣在建平二年又改回御史大夫，这段政事恰好发生在改名期间。四年后，刘欣又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
20 《汉书·朱博传》，第3400页。
21 今山东菏泽一带。
22 邢义田：《秦汉皇帝与圣人》，见氏著《天下一家》，中华书局，2011。
23 《汉书·王莽传》，第4043页。
24 “神经症人格”是一个现代心理学术语，不是疾病“神经病”，而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性格中的焦虑、脆弱、偏执、强迫、冲动、追求完美或极度自卑等表现。显然，我们无法对王莽进行临床诊断，只能通过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
25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第4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6 《论语·子路》。
27 对此论题的研究，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集大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8 《汉书·宣帝纪》，第251页。
29 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
30 这应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班固在《汉书》中重述了这个事件，将其引导为王莽的虚伪残忍，缺乏人性，这是基于王莽败亡之后的追溯，应与这个事件发生时的舆论不太一样。
31 《汉书·王莽传》，第4043页。
32 连锁信的案例，见吕宗力：《汉代的谣言》，第27页，注3，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3 《汉书·哀帝纪》，第343页。
34 自长安至新都，约500公里。
四、拨乱反正
18．王莽四处碰壁
王莽与长安暌违三年，进城后，形容枯槁但仪礼齐备地拜见了姑妈王政君。其情其景史书无载，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人伦隔绝一向是大悲大痛之事，家庭成员的某一次远离很大概率就是死别，所以不难想象姑侄二人重见之时的悲欣交集。
王政君可能会安慰王莽：你人能回来就好，过几天平阿侯王仁也会回来 1 。如今王氏家族虽然百事凋零，但人丁还算兴旺，不管怎样天下是刘氏的，王氏只要努力维系住富贵的局面，能善终就行，不必再折腾了。
王莽知道，现在王氏家族里还能出入禁省的，只有担任侍中的堂弟成都侯王邑，以及王谭的儿子王闳、王去疾，后面这两位和王莽关系一般。
与在新都国时一样，回到长安的王莽仍然闭门不出。他已四十五岁，在汉朝已属老人；刘欣才二十几岁，年富力强。以当时情形推测，王莽会死在刘欣前面，重返政坛的希望渺茫。因此，很难想象此时王莽有当天子的念想。
侍中、成都侯王邑则频频造访堂兄王莽的宅邸，他是汉成帝时期大司马王商的儿子，为人果断，富于冒险精神，也有些军事才干。此外，王邑还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极为服膺王莽，甚至是崇拜。多年以后，王邑将成为新朝的顶梁柱，数次挽救王莽于危亡之中；也将在昆阳大战中败给刘秀，最终与王莽一同死于非命。
王邑分析，王莽出仕的障碍主要是没有重量级人物的举荐，虽然有一批儒学人士和朝野名流极力呼吁王莽复出，但这类舆论只会增加皇帝对王莽的疑窦。因此唯一能借助的力量就是王政君，这个面子刘欣总是会给。但王政君已经表示过王氏家族的目标是善终，王莽很扎眼，不必再出仕。所以，她不太可能为王莽求情。
身为侍中，王邑发现刘欣与王政君之间几乎没什么直接往来。除了重大礼仪的需要甚至很少见面。他自告奋勇，对刘欣谎称是转达太皇太后的意图，希望王莽能恢复特进、给事中的职位待遇，从而可以列席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并有资格出入禁中。
班固后来记录说：
哀帝复请之，事发觉。太后为谢，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千户。 2
王邑敢假冒王政君的名义向皇帝为王莽求官，有两个条件：一是确信王政君不会帮忙，因为王政君如果能帮忙，王邑断不会走这步险棋；二是确信刘欣不会怀疑和追问，但事实相反，刘欣听说后，专程去见了王政君表示同意，王政君却说对此毫不知情。
所以，刘欣应是识破了王邑的意图，故意告诉王政君，让她自己处理。亲侄子假冒自己的旨意，令王政君陷入两难，不处理是徇私枉法，处理又于心不忍，只得屈尊向刘欣道歉，请求宽恕王邑。王邑矫旨欺君是可以视作谋反的，如果刘欣就此杀了他，能显示帝国法制的威严，但赦免他却更能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刘欣要的本不是王邑和王莽的性命，而是借此让王政君难堪，彰显自己的权力，所以他赦免了王邑，没有剥夺其爵位，只是将他逐出禁省，贬谪到西部边境做了属国都尉，这是一个职能与郡太守相似的官职，主要负责管理边境的少数民族事务，是个苦差事。
王邑被逐，说明刘欣不想起用王莽，但王莽依然幻想着重返政坛。他或许认为，这件事情主要坏在王邑“矫旨”上，而且索要的是恢复特进和给事中的待遇。如果能光明正大地担任普通的公卿职位，皇帝未必不会答应。
等了很久，王莽终于等到一个机会。他担任大司马时期的大司空、泛乡侯何武，在刘欣即位后一度被免，但在董贤的举荐下，近来重新担任了御史大夫。此时，恰好太常一职空了出来。太常掌管宗庙祭祀、典礼，管理博士，犹如现代的教育部和文化部，是尊贵的清要之职，被视为九卿之首。王莽觉得这个职位太适合自己不过了，论资历，自己是列侯、前任大司马；论素质，自己少年时治过礼经，是儒学学者。他私下里去找何武，请何武举荐自己担任太常。
何武自汉宣帝时入仕，以谨慎守法著称，他曾被刘欣下诏策免，刚刚通过董贤的关系重返政坛，对这位少年天子翻云覆雨的手腕有所领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皇帝对王氏家族的极端不信任，人尽皆知，何武决不会举荐王莽以贾祸，于是果断拒绝。
王莽不能理解何武的顾忌，对这位旧日同僚十分失望，甚至心存嫉恨。毋庸讳言，王莽对重返仕途极度饥渴，甚至到了看不清局势的地步。但这恰恰说明，在当时，王莽应该还没有当周公当皇帝的深谋远虑，反而有些政治不成熟；说明他已经接受了刘欣，愿意被刘欣所用。
他只想要一个契合自己身份、志向的位置，而不是取而代之。
几个月后，刘欣晏驾了。
19．王莽重掌权力
刘欣之死造成汉廷中枢的权力真空，王政君成为礼仪上的至尊，这几年里，朝野尊重她，怀念她，盼望她，所以才会支持她对王莽的支持。王莽重返汉廷，迅速处置已成死棋的董贤，稳定了未央宫，一举成为汉朝事实上的掌权者。
王莽的回京和刘欣的暴死太过戏剧性，总有人猜测王莽是不是私下里暗害了刘欣 3 。但史料并没有明确线索，而且从王莽请托何武来看，并不可能，这只是一次巧合。
王莽可能就是从这一刻对自己产生了新的期许，萌发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上天不惜让皇帝死去，是要告诉我什么答案？
直接的答案，就是皇帝做错了。
因此，王莽决定拨乱反正，一举扭转刘欣在位期间的“倒行逆施”。从刘欣晏驾到九月箕子即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王莽有条不紊但迅速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事业，赢得了崭新的政治资本。
第一，逼迫董贤自杀，将董贤家人流放。董贤的德不配位使得王莽赢得了朝廷内外的赞许，被视为拨乱反正的首要事务。
第二，荡平赵氏、傅氏、丁氏等外戚势力。
刘欣死后，外戚们迎来新一轮动荡。刘欣生前没有给予傅、丁两家的男性外戚以足够大的权力，只给了他们爵位的尊荣。王莽迅速接管朝廷后，宫廷内外的赵、傅、丁三家外戚权力化为乌有，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皇太后赵飞燕首当其冲，她是王政君的儿媳妇。汉成帝期间，赵飞燕与王政君还谈不上是政敌。但汉哀帝对赵氏家族又拉又打，将赵飞燕的兄弟从列侯废为庶人并流放到辽西，同时尊赵飞燕为皇太后，使得赵飞燕不得不站在皇帝和傅、丁一边，成了王氏家族的敌人。
因此，王莽重提赵氏姐妹残害汉成帝子嗣的旧事，由王政君下诏说她“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 ”，褫去皇太后尊号，称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这个惩罚乍看不太重，实则是废除赵飞燕名义上汉哀帝母亲的资格，好比剥夺她的一部分“政治权利”。
如果赵飞燕就此自杀，或许尚能以汉成帝皇后的名义下葬。但赵飞燕默默接受了这一切，也没有自杀，于是一个月后，王莽再次推动王政君下诏，把赵飞燕和汉成帝的夫妻关系也否定了：“皇后……失妇道，无共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今废皇后为庶人，就其园 。” 4 赵飞燕被废为庶人。
赵飞燕接到诏令就自杀了，赵氏家族覆灭。
与此同时，傅、丁氏家族已预料到大祸临头。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太太后傅氏、帝太后丁氏前番已经死去，死人备极哀荣，活人日子就难了。王莽先是推动司法部门举奏傅、丁两家的种种不法之事，借此把两家男性成员的官爵一律免去，丁氏家族被逐回原籍；继而褫夺傅太后和丁太后的尊号，分别贬为“定陶共王母”和“丁姬”，这意味着她们降回了诸侯外戚的身份，不再属于皇族。活着的人里，一度颇有权势且打击过王莽的孔乡侯傅晏一家被流放，其他宗族成员也被逐回原籍。傅晏的女儿、汉哀帝的皇后傅氏，作为傅氏家族剩余具有皇族身份的女性，当然免不了祸端，她在王莽刚刚重掌政权后就被王政君下诏退居桂宫，实则等候发落，最终与赵飞燕同时被废为庶人，也同时自杀。
此外，傅、丁两太后虽被褫夺尊号，却是怀抱着“皇太太后”“帝太后”印绶下葬的，傅太后还以“孝元傅皇后”的名义和汉元帝合葬在渭陵。在人人相信神鬼、相信生与死的世界没太大区别的汉朝人看来，“拨乱反正”还没能泽及地下世界。
五年后的一天，王莽提出必须掘开两太后的坟墓，取出不合礼法及身份的印绶销毁；傅太后须迁葬定陶，本来就葬在定陶的丁太后应重新下葬，回归其定陶恭王母亲和夫人的名分。
王政君一开始觉得这个建议有些骇然，毕竟人已经死了。王莽坚持认为极有必要，王政君勉强同意，就交代迁葬时在旧棺上新做一套椁，用太牢这样隆重的祭品来祭祀，敬重鬼神，以免作祟。
得了应允，王莽马上派人去渭陵和定陶挖坟，去掉高规格的梓宫，改为普通的木棺；去掉金缕玉衣，改为诸侯妻妾的衣服，二十天就把两座山给平了。王莽还在原址围上荆棘，以为后世警戒。打开傅太后棺椁的时候，据说臭味蔓延数里，史书特意记下来这个味道，仿佛表达对傅太后生前跋扈的不满和嘲笑。
丁太后生前没怎么作恶，这次被傅太后连累，班固似乎略觉哀婉，在他笔下，丁太后的墓被平后，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 ” 5 。
数千只燕子飞来，遮天蔽日，衔土填在丁太后被平的旧坟上，不知是一场灾异还是祥瑞……
傅、丁两家彻底败落，硕果仅存的是前任大司马、曾经回护过王莽且被傅太后和汉哀帝都不太信任的高武侯傅喜。王莽对待傅喜，犹如昔年汉哀帝对待赵飞燕，一面打击其家族，一面宽恕其本人，王莽对傅喜的评价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当时傅喜还在封国。王莽将他召回长安，赐以特进、奉朝请，也就是给予列席中央廷议的待遇。董贤的旧居被赏赐给傅喜居住，更具有拨乱反正的味道。从王莽对傅喜的称赞不难看出，他的褒扬固然有惺惺作态之处，也确实有真心赏识、愿意拉拢的意图。只是傅喜眼见自己家族沦落为王氏家族的附庸，与其战战兢兢地在王莽羽翼下苟活，不如早些退出旋涡避祸。经过多次请求，傅喜最终平安返回封地，寂寞而终。
至于当时阿附傅、丁两家的大臣，比如最早主张给傅太后上尊号的高昌侯董宏，虽然人死了，但他袭爵的儿子董武被夺爵废为庶人；后来主张给傅太后上尊号的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统统被流放到合浦海边；还有太师、大司徒、扶德侯马宫，曾以光禄勋的身份支持傅太后议谥，虽是王莽好友，照样被免去太师、大司徒官职，“遣就第”，闭门思过。
彻底的拨乱反正为王莽赢得了荣誉，但是笃信鬼神的人们从王莽“挖寡妇坟”的行为里隐隐觉得，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他是不是性格过于激烈和绝对？他这么做，距离圣人更近了吗，还是反而缺少了一丝人情味？
第三件事，为冯太后平反。
为死人平反，是政治成本低但收效佳的行为。冯太后被傅太后污蔑致死，但她的孙子箕子已经成了新皇帝，平反昭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过，冯氏家族在上次的灾难中死了十七个人，没剩什么人了，平反对冯家意义不大。
但是可以惩治那些逢迎傅太后助纣为虐的官员。污蔑冯太后的张由，现在是关内侯；逼死冯太后的史立，现在是中太仆；参与此事的丁玄，现在是泰山太守，这三个人是小人。而著名的贤能之臣毋将隆，因为当时担任冀州牧对辖内的中山国有监察之权，所以依例在上报案件时署了名，也在被惩治之列。他们全部被免官、流放合浦。班固曾交代过毋将隆和王莽的一段隐情：
王莽少时，慕与隆交，隆不甚附。 6
意思是说王莽因为早年毋将隆对他不甚热络，所以现在公报私仇。这种细腻绵密确乎是王莽的性格。但与王莽关系深厚的马宫也被王莽劾奏，说明毋将隆之事未必如班固的诛心。在冯太后一案上，毋将隆身为州牧号称贤臣，却从未如孙宝、唐林那般仗义执言，说起来难辞其咎。
事实上，对自己的亲人、熟人，处置起来一样毫不手软，才是王莽赢得荣誉的常见手法，何况他人？
值得一提的是，箕子的母亲卫后虽然被王莽和王政君责令不得至长安，但在为冯太后平反的过程中，卫氏与王氏家族逐渐熟悉。王莽的儿子王宇与卫后的兄弟也就是箕子的舅舅卫宝交好，两人书信不断，宛如蜜月期。而这却为日后的另一桩大案埋下了隐患。
第四，清除王氏家族里名誉较差或桀骜难驯的内部成员。
红阳侯王立是当年声名赫赫的“五侯”之一，不过他在王政君的几个兄弟里资质最差，行为毫不检点，抢占民田，奢侈糜烂，贪财苛酷，不一而足。在《汉书》许多人的传记里，时不时就能看到王立的不法行为。特别是王莽与淳于长争夺大司马，王立见钱眼开，反复无常，毫无政治头脑，更令王莽对这位叔父印象深刻。
眼下，王立也已经从封地返回长安，王氏再度掌权，他故态复萌，蠢蠢欲动，常常去长乐宫找姐姐闲聊。王政君与他本不算亲，但现在他是仅剩的弟弟了，感情慢慢加深。
王莽对此有些警惕，因为他既了解王政君心慈耳顺，又知道王立喜欢胡说八道，所以怕王立发挥坏影响。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王氏家族好不容易摆脱了灾异的笼罩，成为拨乱反正的功臣，可不能让王立把这大好局面给破坏掉。朝臣看到王立，会不会又想起汉成帝的旧事？万一此时再来一次日食、地震，会不会又引起经师博士们上书言说王氏家族势力过大？
王莽决议把王立撵回封国。他安排孔光向皇帝上奏，指出王立有两大罪状：
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 7
这封奏疏耐人寻味。第一个罪状还好，是王立与淳于长勾结的旧事；关键是第二桩罪状透露了一个隐情：汉哀帝死后，王立曾经主张，未央宫里有个宫女叫杨寄，为汉哀帝生了个私生子，应该把这个孩子立为太子继位。
汉廷后宫，秘帷重重，皇帝是唯一生理意义上的男性，宫女怀孕生子，理论上肯定是皇帝的。这个杨寄不知道何时被临幸过，所以生了个儿子。但是汉廷并没有私生子合法继位的先例。当年汉惠帝刘盈生前所立的太子即位后被吕后废掉，吕后找出宫女所生的一个私生子扶上帝位，后人称之为“少帝”。司马迁所谓吕后“本纪”，其实是这两位小皇帝在君临天下。后来吕氏败落，大臣们说少帝并非刘盈的亲儿子，将其杀害，再由大臣遴选诸侯王即位。王立的建议和少帝的情况相似。有此不成功、不合法的先例，王立的建议看来是被当场否决了。
但王莽对此很恼火，他极为痛恨刘欣，如果让刘欣的儿子即位，将来皇帝长大了，岂不是又要来一轮新的“拨乱反正”，也让王莽失去了拥立之功。这两点对王莽、对王氏家族都没有什么好处。王立的建议，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孔光的奏疏一上，王政君不同意，不想让硕果仅存的弟弟离开长安。王莽劝告她说，现在天下是您代理幼主执政，形势既微妙又危险，人言可畏，努力向天下表示公正，尚且担心天下人不从，现在顾念姐弟私情，不听大臣建议，万一引起群臣议论怎么办？王立形象不好，何必让他在长安招惹是非？而且不过是让他回封国嘛，权宜之计，将来有机会再召回来就是了。这才说服了王政君。
从王立的行为和王莽的担心来看，王莽这番话确实是老成人之言，未必像班固所评价的“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 8 ， 就是说王莽害怕王立通过王政君阻挠自己随心所欲。王立又不是什么公忠体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担心他闯祸，还能有什么呢？
同样被班固认为是“素刚直”、使王莽忌惮的堂兄弟平阿侯王仁，也被遣就国。史料中没有记录原因，但王仁一门的确都是刚直仗义之士，与王莽不甚同心，王莽当是顾忌王仁桀骜难驯，故而将他遣就国。
多年以后，王立、王仁都被王莽逼迫自杀，但至少在目前，王莽只需要将他们撵出长安。这是王氏家族自我清洗、重塑形象的努力。在朝野看来，王氏家族敢于剜自己身上的肉，实在是大公无私，哪个外戚能比呢？
从汉元帝初年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到汉成帝时期王凤当大司马，再到王莽成为权势远超王凤的“安汉公”、摄皇帝，历时近五十年，除了汉哀帝的短暂崛起，王氏家族已彻底压倒刘氏皇族，刘氏再无实力夺回政权。
但是，王氏家族的胜利首先是西汉外戚传统的胜利，若没有外戚辅佐皇帝执政的合法制度性安排和惯例，而是如后世宋、明、清那样刻意防止外戚掌权，王政君活得再久，王氏家族的胜利也非常渺茫。
西汉的特殊还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时段的中央集权王朝，在第一个试图以外戚身份取代皇族的人出现之前，没有外戚敢想象这种可能，开国皇后吕雉不敢，长寿之星王政君也不敢，他们更愿意依附在皇室身上。就权势而言，王凤、王莽并不比吕后、霍光强大，而且外戚们有来有去，能上能下，汉哀帝轻而易举夺回皇权，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只有在外戚传统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可能，譬如“居摄”，才能最终将王氏家族推向权力的极致。这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头脑风暴，而是在西汉中后期一浪又一浪的灾异推动下，在经学的精密论证下，朝野诸人对“汉朝往何处去”的共同想象。
注释：
1 平阿，在今江苏高邮与安徽天长交界一带，距离长安较王莽的封地远，所以理应比王莽晚到。
2 《汉书·何武传》，第3487页。
3 侯旭东说：“哀帝暴亡是否与王莽有关，不无疑问。”见氏著《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第9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 《汉书·外戚传》，第3999页，所引诏书有删减。
5 《汉书·外戚传》，第4004页。
6 《汉书·毋将隆传》，第3265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45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