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居摄的条件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道德、贤能、合法性，才可以摄政？人们凭什么支持他？他与皇帝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这些都不是权力的问题——王莽已经牢牢掌权——而是汉朝基本制度或者说“宪制”的问题，如果不能合适地予以解决，王莽就只能继续当安汉公，直到太皇太后和自己死去。
7．黄龙与土德
“黄龙”的祥瑞无声无息结束了，当地人再没有谁见到过黄龙。但王莽效仿周公的改革早在元始元年就一步步展开。这些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改革所效仿的正是周公的“德行”。
所谓儒家理想，说起来很复杂，若是按照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君主论”，落实在行动中，就是君主要讲道德，行仁政，敬鬼神；若是按照时兴的古文经学的看法，那就是要把道德原则注入社会上上下下的礼乐制度里，君主不能空谈，得按照《周礼》的要求制礼作乐。
王莽把这两种都考虑到了。
举其大端，一个是“兴灭继绝”。
元始元年，王莽的权力刚刚稳固，就给皇族普施了一次福利：他封汉宣帝的三十六个远房后裔为列侯；允许已经绝嗣的诸侯王、列侯、关内侯可以寻找旁支继嗣，避免“国除”的厄运；他又让曾因犯罪被剥夺身份的宗室成员恢复属籍；到了元始二年，还对已经“国除”的功臣如周勃、樊哙、张敖、霍光等的后代恢复了爵位。
封地和爵位从天而降，令这些受益者们欢呼雀跃，归心王莽。王莽应有笼络人心的动机，但这也确实在实践儒家的孝治。在儒家看来，后代最大的孝，就是保证祖先祭祀的香火不灭，所以，儒家讲究“兴灭国，继绝世”，把消亡的国重新恢复，把断绝的祭祀再续香火。王莽恢复了许多失爵的封国爵位，降低了继承爵位的标准，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祭祀祖先以尽孝。
第二是意味深长的“《春秋》讥二名”。
元始二年，王莽把皇帝刘箕子的名字改为刘衎，理由是“箕子”是个日常器物的名字，而且不是单名。自先秦到西汉，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别说“箕子”这样的“器物”，《左传》里晋成公名“黑臀”之类的都很多；至于字数，很多人都是双名，比如郦食其、周亚夫、霍去病、张安世，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是“讥二名”的，虽然“讥二名”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
大概也是这个缘故，王莽把儿子王宇所生的长孙王会宗，改名为王宗，倒也是以身作则。
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如果不是一种共识，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说明“讥二名”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也并不荒谬，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
三是广施仁政。
王莽这一时期施行的很多新政，向来都被看作收买人心，这种动机不能说没有，但在当时看来，也确实属于遵照儒家原则施行的仁政。
元始二年夏天，青州刺史部下面的几个郡国发生大旱，熟悉农业的人知道，大水之后多瘟疫，大旱之后多蝗灾，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蝗灾还是一种灾异，王莽对此特别关注，他下令免去灾区租税，带头捐款百万、田三十顷以赈灾；两百三十名公卿群起效仿，捐资济民。在灾区，官府收购百姓捕捉的蝗虫，对饿死的家庭发放丧葬补贴，使得这次旱灾和蝗灾基本上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
此外还有很多。对官员，允许“比二千石”（比，比照、参考，略低于郡守级别）的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来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金；对平民，把安定郡一处放马的皇家马场“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允许老百姓定居生活，还免费提供房屋土地家具，由官家借给耕牛粮种；对贫民，则在长安城里划出方圆五里的地块盖了两百套房子，让贫民居住；对罪犯，则下诏把其中的妇女、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除特别的大罪之外放出监狱；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确属仁政，而且覆盖面很宽，考虑到现实性和财政情况，未必能够完全兑现，可总有一部分是能实现的，不然王莽的人气不会因此空前高涨。
当然作秀也是有的，比如王莽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吃素，王政君听说后特意下诏，命令王莽为了身体偶尔可以吃一点肉，姑侄二人“一唱一和”，颇觉讽刺。总之，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他无疑很把“民意”当成大事，愿意收买民心，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有目的的儒家性质的改革，加上广泛的仁政，使得王莽与周公在“德行”上的距离逐渐被拉近了。
8．宰衡是什么官儿？
元始三年，安汉公正在操心女儿嫁给皇帝的婚事，一时顾不上其他。
但他的心腹们顾得上。廷议皇帝婚事时，信乡侯刘佟曾提出给王莽增加封邑的建议，虽然被王莽婉拒，却给了大司徒司直陈崇启发。
陈崇是大司徒孔光的属官，算不上重臣，但也是二千石的高官，和九卿差不多。他是王莽小圈子里的活跃分子，比孔光更得信任，他担任大司徒司直，可能是王莽特意安排以掌控外朝动向的。陈崇与宣元时期名臣张敞的孙子张竦关系很好，张竦继承祖父的博学通雅，在陈崇的授意下，替他写了一封奏疏，对王莽的生平功业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梳理。这封奏疏引经据典极为丰赡，赞美颂扬极为直白，情感极为充沛，把王莽塑造成与大禹、周公并列的圣人，是一篇漂亮、高明、肉麻的文章。如果阿谀奉承是一门学问，那这篇奏疏就是上乘的教材。
班固把这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疏全文收录在《汉书》中，后人不免猜测其目的，是警醒后世文人勿要曲学阿世，还是侧面反映出王莽的确收获了如此人望？
但历史地看，王莽十分需要这么一篇奏疏。因为在儒家的话语里，周公是有功业的，那王莽的功业呢？这篇奏疏的功用，就是表述王莽的功业，并基于这些功业提出新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直面汉朝的“宪制”并予以突破，撕开汉朝合法性的一道口子。所以，这篇奏疏实际上是王莽的合法性证明、行动纲领、路径图。
陈崇和张竦到底摆出了哪些功业？不妨盘点一下：
其一，讨伐淳于长，这是堪比“周公诛管蔡”的功劳；其二，汉哀帝时期，敢于和傅、丁叫板，被赶回封邑，这是堪比伍子胥、屈原被流放的荣誉；其三，哀帝死后，一夜之间罢斥董贤，并迅速选立新皇帝，使动荡的朝局稳定下来，这是堪比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的功绩；其四，被赐号安汉公时，女儿被纳入选后范围时，谦虚不受赏赐，这是堪比舜帝、申包胥、晏婴“功成不受赏”的品德；其五，赐号安汉公以来，勤俭节约，发展教育，兴灭继绝，赈济贫穷，还亲自掌管选人用人之大事，堪比古往今来的名臣贤相……
奏疏深情地感慨道，安汉公一个人就集尧舜禹三代的功绩，简直是奇迹。如此宏伟的业绩，不比周公逊色，却没有得到和周公一样的赏赐，这不是国家之福，不是臣民之幸，也对不起千秋万代啊！
奏疏读到这里，陈崇的建议呼之欲出：王莽就是当代的周公，所以应该享受周公的待遇，那周公的待遇有哪些？
是故成王之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非特止此，六子皆封 5 。
这一段不太好理解，关键处很简单，就是周朝对周公：第一，封邑突破了“公侯百里”的限制，达到七百里，而且鲁国的国君被赋予一项非同寻常的特权，即“郊望”，郊祀上帝和祭祀山川，而郊祀上帝是天子之礼；第二，周公受过隆重的赏锡，超过九锡；第三，鲁国是周朝货真价实的“自治”侯国，不是汉朝有名无实的诸侯国。
周公如此，安汉公也应如此。但这会不会违反了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祖训呢？奏疏对这个敏感问题首次做了清晰的回应，尝试突破这一“宪制”：
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 6
就是说，刘邦自己就没有遵守这一约定，汉初保留长沙王吴芮，传了五代，到汉文帝时才绝嗣。这期间汉廷多次下诏褒扬长沙王忠诚，还通过法令维护长沙国建制。这就说明制度是可以变通的。
怎么变通？
很简单，就是把安汉公扩充为建制完备的公国，为安汉公设计礼仪、赐九锡，并仿效伯禽，册立安汉公国的公子。
比起几年之后的王莽称帝，这篇奏疏的想象力还不够大胆，但这是首次实质突破汉朝现有制度，鼓吹安汉公不仅是尊号，还需有实打实的建制。
奏疏一上，还没讨论实施，恰好吕宽案爆发了。待到吕宽案渐渐平息，已经是一年后的元始四年春，王莽的女儿也正式嫁作皇后。吕宽案里，王莽杀叔叔王立、堂兄弟王仁、长子王宇，充实了“诛管蔡”的名目，还整顿了上层社会，引导了民间思想，他的功业更加完备了。女儿成为皇后，皇帝对“国丈”要“尊而不臣”的说法又冒了出来，这是把陈崇的奏疏变为现实的极好机会。
此时群臣再次审视陈崇的奏疏，不禁发现他的建议十分可行。王莽的心腹兄弟、太保王舜率先上奏，说王莽兼具“立德、立功、立言”，堪比伊尹、周公。在他的带动下，据说有八千多人上书赞同陈崇的奏疏。在西汉，八千人是什么概念呢？恰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元始二年的长安城人口和户口数——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也就是说，整个长安城里大概每三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上书，考虑到识字率，排除掉妇孺幼儿，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在组织动员较为低下的古代，即使出于王莽的授意，若没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覆盖面如此大的人力资源也很难调动。
于是，汉廷破天荒发明了一个新的官职：宰衡。
大概是上书里伊尹和周公的名字出现得太多，伊尹官“阿衡”，周公官“太宰”。取阿衡之“衡”和太宰之“宰”合二为一，即为宰衡。据说，始皇帝在发明“皇帝”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 7 宰衡的发明，可谓有样学样。
宰衡，究竟是个什么官儿呢？
第一，宰衡是个外朝官职，属于“加官”的范畴，本质上仍是官僚制度的一员。王莽的外朝身份原是太傅，太傅“在三公上”，但当时还有太师孔光、太保王舜，三人名义上并列。只有宰衡真正超越了三公，是“政府首脑”，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 ” 8 。三公向宰衡汇报工作，抬头要写“敢言之”，就是斗胆报告、冒昧进言的意思。对比给皇帝上书时抬头写的“冒死”“昧死”之类，这种待遇可以说很尊显了。
第二，宰衡的位秩是“上公”。西汉的位、爵制度很复杂，爵指的是从王、列侯到民间的二十等爵；位就是《汉书》里常见的“公卿大夫” 9 ，有点类似后世的“行政级别”，其中最高的是“上公”。“上公”最多封侯，不会超越诸侯王。王莽此时的爵仍然是列侯，宰衡属于“上公”之“位”。
第三，宰衡享受特殊的礼仪待遇。出门时，前后各有大车十乘，值班的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都得随从护卫；母亲赐号功显君，两个儿子王安、王临分别赐爵褒新侯、赏都侯。宣布王莽为宰衡当天，太皇太后亲自来到未央宫前殿行拜官礼。王莽模仿周公跪在前，两个儿子跪在后。这些待遇可谓殊厚。
第四，宰衡不可世袭。依王莽的性格和做派，他对宰衡的待遇再三推辞、谦虚礼让。太师孔光劝服太皇太后不要理会王莽的推辞，直接赏赐就完事儿，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宰衡之官不可世及 ” 10 ，言外之意就是说宰衡虽然权力大，但不是世袭官职，所以不必担心擅权。孔光向王政君说这番话，怎么看都像是与虎谋皮，但也不排除对汉朝忠心耿耿但又无力制衡王莽的孔光，是希望限制王莽的权力。
王莽最终辞让了给自己增加的封邑、儿子的封爵和女儿补充的聘金，只把宰衡这个官职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把所兼的大司马、太傅以及宰衡刻成一个官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以更牢固地掌握权力。
总之，如果说“安汉公”的尊号模仿的是儒家理想里的周公，那么“宰衡”的官位可以看作模仿汉家传统的“相国”，也就是汉初萧何的地位，是“总理大臣”。
不久之后，太保王舜就报告了一则祥瑞：
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怍而退，虽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报告天下。 11
相传周文王还只是商朝诸侯之时，临近的虞国、芮国之君争田，谁也不服谁，听说文王有德，就一同去找周文王评理。进入周的国境，发现“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大家都相互谦让，就面面相觑道：“咱俩都是小人啊，没有资格踏进君子之庭。”于是不再找文王评理，也不再争田地了。
这个神圣的故事竟然在王莽的时代复现了！蜀郡的老百姓路建等人本来在打官司，看到宰衡的功绩之后，就感到惭愧而终止了诉讼。是真的吗？考虑到西汉臣民的道德观念，这类“事例”未必是假的，但这个“事例”能够被高居庙堂之上的太保王舜所知悉，那么作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它的关键在于对圣人圣治的模仿，从而呼应臣民对儒家理想的赞美与想象。
9．赐九锡是什么事儿？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天气尚寒。
长安南郊新落成的明堂里，却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汉朝的王侯贵族，包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以及九百多宗室子孙。这些人全都身着祭服，有的恭恭敬敬地站着，不发一言；有的交头接耳，谈论着不久前那场把长安城东门的楼瓦几乎全部掀干净的大风 12 ；有的则担任祭祀的执事，紧张而热情地等待着祭祀的开始。
终于，在众人的目光里，宰衡、太傅、大司马、安汉公王莽盛装祭服，陪同皇帝驾临。
这是王莽建立明堂后举行的第一场祫祭。
前面曾说过 13 ，祫祭是帝国用来确认皇朝统治源流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新落成的明堂里举行，意味着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酝酿的将宗庙祭祀纳入儒家礼仪的设想，到此终于实现。即使后来王莽身死国灭，这套祭祀的礼仪仍然被后汉袭用。
王莽特意在正月举行祫祭，并征召如此多的贵族、宗室来助祭，且祭祀结束后有的增加封邑，有的赐爵，其意图并不是赏赐。而是自元始元年以来，王莽持续不断模仿周公，并依照儒家理想“制礼作乐”的举动，终于接近大功告成。
他已经为汉朝建立了常满仓制度；为儒家“六经”里失传的“乐经”立了博士；征召了数千名通经之人到长安；特别是明堂、辟雍、灵台，失传千年，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何功用，连儒家内部尚未达成一致，但也都在刘歆的帮助下按照古文经学的记载建造了。王莽制礼作乐，长安人才济济，朝廷制度毕备，汉家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与几年前成、哀之时惶恐不安的气氛大不相同。
而祫祭，就是王莽制礼作乐的高潮。
在这高潮中，也有一股暗流。前来助祭的宗室成员里有一位叫刘崇，他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的后代，曾是安众侯，后来失爵，在这次助祭中重新封爵。但他似乎不领王莽这个情，对同属长沙定王后代的舂陵侯刘敞嘀咕道：“安汉公擅权，刘氏的社稷看来将要倾覆了。”刘敞没有接话，但心里未必不同意 14 。
当然，绝大多数汉朝臣民认为王莽近乎完成了周公的政绩，“制作毕成，群公以闻 ” 15 。这种政绩是区区宰衡所不能包的，群臣于是上奏提出，要在宰衡之上再增加赏赐：
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 16
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汉臣第一次提出宰衡的地位要在诸侯王之上，也就是绕过了“非刘氏不王”的“宪制”约定。
至于怎么体现宰衡的地位呢？靠赏赐。
当然不会是普通的赏赐，而是九锡，意思就是“九赐”。但九锡具体是什么？在此之前，只有《周礼》有周公“九仪之命”的记载，以及汉武帝时期有官员曾在上奏时提到过这个名词。其实，就算周公本人，到底有没有受过九锡也说不清楚。《周礼》所说的“九仪之命”，只是说从“一命”到“九命”有不同的等级职位，可没说过九锡 17 ，况且《周礼》还是古文经书，今文经学未必认的。
草创礼仪本就是王莽和他小圈子的强项，在王莽授意下，不久之后，众多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共902人上奏，正式奏请朝廷为王莽赐九锡。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张纯。因为班固特意记下这次上奏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 ” 18 ，这么多人物，为何偏偏要记下张纯呢？
张纯的父亲就是当年陪汉成帝微服出游的宠臣张放，在汉成帝崩殂之后悲伤哭泣而死。与父亲的放荡痴情不同，张纯为人谨慎、审时度势。他参与“赐九锡”，主要因为他笃信儒学，对这类制礼作乐的盛事很着迷，只要能“做业务”，“领导”是谁不重要。因此，多年以后王莽覆灭，张纯先是留在更始帝的宫廷里，又在更始帝败亡后迅速投到刘秀麾下。他忠于职守，为刘秀制定宗庙仪礼、祭祀制度，建立东汉明堂、辟雍，促使刘秀泰山封禅，因此得到重用，不仅做到东汉的大司空，还得以恢复西汉的爵位，改封武始侯。要知道，东汉初年执行的是“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 ” 19 的政策，不承认西汉及新朝的封爵。张纯是罕见的将爵位从西汉传到东汉的列侯。
在张纯等人的呼吁下，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公元5年6月22日），王政君亲自到未央宫前殿，把王莽召到面前，下诏“加九命之锡”。王莽这番欣然接受 20 。
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赏赐，但具体是哪些，先前并没有明文记载，王莽所受的九锡可能是参照了儒经和《左传》里的一些记载拼凑所成。到汉末给曹操赐九锡时，九锡才算定型。但拼凑就是一种“原创”，王莽之所以如此重视九锡，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九锡意味着王莽自此可以合法使用天子的某些礼仪，行使天子的某些职责。像其中的“衮冕”是古代帝王的衣帽，“鸾路乘马”和“戎路乘马”分别是天子春秋巡时乘坐的车马，“朱户”也是天子之礼；“弓矢”则意味着有专征伐的特权；“宗、祝、卜、史官”是负责祭祀的人员，虎贲是侍卫亲兵。 21
太皇太后的策书里有一句话：
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九锡的颁赐，已经把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征伐权力都赐给了王莽，换言之，九锡所赐予的不是器物，而是权力。
其次，通过赐九锡，原本初具框架的安汉公国得到了扩充。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公。……以楚王邸为安汉公第，大缮治，通周卫。祖祢庙及寝皆为朱户纳陛。 22
安汉公国配置了宗、祝、卜、史官，还“皆置啬夫 ”，也就是说，负责王莽的家庙祭祀、记录王莽言行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建制的服务机构。安汉公的宅邸曾是萧何旧居，赐九锡之后改居楚王旧宅，宅邸被大规模改造，装修均是“朱户”的天子之制。可以推断，楚王的王府一定比萧何的相府更大，规格更高，隐含着安汉公所对标的不再是“相国”，而是“在诸侯王上”了。至于封邑的户数，那就更多了，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而萧何只有万户，卫青、霍光大概是三万户。 23
刘邦约定的“皇族宪制”，至此彻底作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执行且有据可考的赐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1 《汉书·平帝纪》应劭注，第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