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11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填，镇的通假字。
12 《汉书·王莽传》，第4079页。
13 《汉书·王莽传》，第4080页。
14 见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见《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15 假皇帝和摄皇帝的区分，见下一章。
五、皇太子：刘婴的身份
14．永远无法即位的刘婴
居摄元年春（公元6年2月），王莽以天子之礼，依次在南郊祭祀天帝，在东郊迎春，在明堂行大射礼。完成这一系列祭祀礼仪之后，王莽设置了“柱下五史”，效仿先秦时君主的御史，侍奉一旁记录自己的言行。
又过了整整三个月，刘婴正式被立为皇太子。
皇太子这个身份极其微妙，意味着刘婴没有登基，还只是汉平帝刘衎的皇太子。但此时刘衎已死，王莽只是“假皇帝”和“摄皇帝”，那么“皇帝”是谁呢？
没有。此时的天下没有皇帝。
不是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吗？天下竟然没有皇帝？
这在后世看来相当惊世骇俗，但在当时却没有引起朝野的震动。为什么？
汉朝的皇帝即位之时，不仅要祭天，还要告庙祭祖。当年昌邑王被霍光所废，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昌邑王还没有祭拜高皇帝庙，因此被舆论认为尚不是合法皇帝。
刘婴既没有祭天，也没有祭祖，只是被选为继嗣时在宗庙中占卜过；王莽是王氏，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祭祀刘姓的宗庙，但他却在南郊祭天，这就透露了王莽摄政的真义所在：
“祭祀天帝”，意味着王莽从上天那里获得了天子的受命，成为实质上的“真天子”；但此时统治天下土地兆民的还是刘氏皇族。换言之，“天子”和“皇帝”是两个身份，受天命而做天子，祭祖庙而为皇帝。一代代刘氏皇族通过祭祀高皇帝庙来获得统治权，成为皇帝，刘婴虽然只是皇太子，但将来是要当皇帝的，所以王莽只能是摄政，是“摄皇帝”。
天子和皇帝，后人往往不加以区分，这也难怪，皇帝和天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人的两个身份。但是，西汉毕竟是早期的帝制皇朝，这个时候天子和皇帝并不能完全等同。
西汉后期，皇帝和天子有不同的玉玺，其中皇帝有三玺：皇帝行玺，用来任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来为诸侯王赐书；皇帝信玺，用来调发郡国军队。而天子也有三玺：天子行玺，用来赐给外国君主官爵；天子之玺，用来祭祀天地；天子信玺，用来调动附属国军队。用《孝经纬》的说法就是：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 1
“天子”是一个来自周朝的旧称，皇帝是秦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天子意味着神权，源于天命；皇帝意味着治权，好比商周时期的王，源于祖先；天子是今文经学里的一个“爵位”，皇帝则是世俗称号。
所以，王莽在主持祭祀等面对“天”的活动时，称“假皇帝”，是向天强调自己的“代理”身份；在处理政务、面对臣民时，称“摄皇帝”，因为治民是皇帝的职权，强调的是“摄政”之义。换言之，“假”代理的是地位，而“摄”取的只是职权，两者不仅有区分，而且“假皇帝”的身份高于“摄皇帝”。打个比方，“假皇帝”好比副处长提拔为正处级，代理处长职位；而“摄皇帝”是副处长主持工作。
这正是王莽的措意所在：天下虽然没有皇帝，但是有“真天子”担任未来的皇帝——皇太子的摄政。所以天下并非群龙无首。
在王莽的描述里，周公当年也是这么做的。周公曾经向周的祖先祭祷，获得王命摄政称王。这也透露了时人对儒家的信仰相当稳固，普遍相信“周公践祚称王”是信史。
当然，其中的隐情在于，周公与周成王是同姓，周公的权力仍留在周王室之内，是家族内部权力的临时分配，不涉及天命，周成王照样是天子 2 。但王莽是异姓外戚，他没有途径从刘姓那里获得“王命”当皇帝，所以只能依靠天命的转移来当天子。
那么，昭示天命转移的是什么呢？
灾异与祥瑞。
汉室的灾异，王氏的祥瑞。
一个甲子以来，在层出不穷的灾异中，刘姓天命终结、新王继起的传言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元、成、哀诸帝并不是无动于衷，在祭祀、制度等许多方面尝试改制以避免天命终结，不仅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对传言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下，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为汉室制礼作乐，效果显著，祥瑞迭出，就是在挽救汉室的天命。
但事到如今，祥瑞越来越多，王莽已经祭天了，皇帝还是刘氏的，将来怎么办？
如果王氏归政于刘氏，岂不是违逆了天命？
如果王氏当皇帝，合法性从何而来？
假如刘婴是一个成年人，在这个家族、世系、血统、天命的关口，他一定会有所作为，至少也会有所言说。可惜，他只有两岁，他的声音在历史舞台上是沉默的。
这种沉默中显现的，是儒经对历史的阐释。
作为经学的儒学，不仅应许未来，而且能够阐释历史。经与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阐释权尤为重要。王莽逐渐掌握了对周公、尧舜的阐释权，也掌握了对刘婴身份的阐释权。
他是皇太子，但被赐号为——孺子。
皇太子本身就是称号，为何还要另外赐号？
简单来说，还是因为王莽对周公的模仿。《尚书》曾载，周公东征的时候，管蔡诸叔放出流言：
公将不利于孺子。
“孺子”就是周成王，王莽不会放过这个细节，称刘婴为“孺子”，既是对他年龄幼小的描述 3 ，也是给刘婴的“官方称呼”，从而提醒世人，刘婴“就是”周成王，周公如何对待周成王，王莽就会怎样对待刘婴。
此真可谓“孺子可教”也。
15．刘崇起义
三月立刘婴为皇太子，四月消息已传遍天下。
各地的刘姓宗室，算起来有十多万人 4 ，无论是有爵位的，还是已经沦为普通臣民的，无不惊讶于天下没有皇帝这一制度安排，但绝大多数保持了沉默。他们的态度可能在暗暗分化，有人紧张观望，有人不问世事，有人唯恐失去禄位，当然也有人忧心忡忡、悲观不已。
宗室的众多分支里，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世系流长，子孙众多，在这同一个世系下，既有起兵反莽又有请求王莽称帝的宗室成员，建立东汉的刘秀也属于这一世系，可谓集汉末宗室之大成。
安众侯刘崇是长沙定王世系之一，封地位于南阳郡。有趣的是，刘崇的封地安众侯国、王莽最初的封地新都侯国，以及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国，三地相去并不遥远。安众国与新都国几乎挨着，在王莽赐九锡之后，新都国拓展了边境，与安众国可能接壤。这种现实压力，或许是刘崇对王莽摄政反应极为激烈的原因之一。
刘崇本人没有实权，就把安众国实际的主政者、国相张绍喊来商议。
张绍的从弟恰恰就是为王莽制定“路线图”的张竦，这兄弟俩看起来早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所以刘崇才敢把张绍招来密谋大事。刘崇的态度非常明确：王莽摄政，刘氏必危。
但是，天下包括宗室几乎没有反对王莽的声音。刘崇对此不以为然，他分析认为，大多数宗室是在沉默中等待爆发，只是没人敢带头，因此：
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 5
在刘婴成为傀儡储君之后，刘氏皇族其实是知耻的，刘崇的心态在宗室中应该并不鲜见。昔年刘邦把刘氏子孙分封到各地，目的就是皇室受到威胁时，诸侯能够起兵勤王。
刘崇和张绍的策略是首先攻下南阳郡的首府宛城，宛城是富庶的中原大都，属于当时的“一线城市”，如果能以宛城为据点，则大事可期。所以，他和张绍只带了一百多人就起兵了，这个规模在当时恐怕与山贼差不多，他们原以为从安众国到宛城的路上，各处刘姓诸侯一定应者云集，队伍会迅速壮大，但不幸的是，刘崇猜中了宗室“知耻”的心态，却高估了宗室“后勇”的决心。
南阳郡没有任何其他刘姓王侯响应，包括同属长沙定王世系的舂陵侯家族。这一年，舂陵侯家族支属里有个十岁左右的名叫刘秀的孩童，还在认真读书，准备有朝一日到长安太学学习。刘崇的壮烈之举，似乎对这个家族没有影响。
刘崇带着一百多人攻打宛城，其结果可想而知。宛城位于盆地，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又是郡守治所，戒备森严，兵力充足。刘崇等人连宛城的大门都没攻进去就遭诛灭，刘崇、张绍等人全部死难。
不仅如此，他们的家族也迅速遭遇灭顶之灾，据说“百岁之母，孩提之子，同时断斩，悬头竿杪，珠珥在耳，首饰犹存 ” 6 ，上到百岁老人，下到懵懂孩童，一律被斩首示众，连头上耳畔的首饰都没来得及取下，其状极惨。
近亲遭际如此，远亲也惶惶不可终日。这毕竟是王莽掌权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诸侯叛乱，影响很大。舂陵侯刘敞虽然没直接牵连，但与安众侯同属长沙定王世系，而且前几年参加王莽主持的祫祭时和刘崇很谈得来，所以感到很恐惧。他思来想去，觉得已故前任丞相翟方进的长子、高陵侯翟宣通经明义，沉稳谨慎，是个君子 7 ，将来不会惹麻烦，就想方设法为儿子娶了翟宣的女儿翟习为媳妇，心里这才安定下来。
刘崇的族叔刘嘉、张绍的从弟张竦，也吓得魂飞魄散。为了保命，刘嘉和张竦马上求见王莽，以自首的名义请罪，王莽赦免了他们。都知道张竦是文章高手，那篇劝王莽当周公的文章尤其壮丽，刘嘉于是恳求张竦再来一篇，为自己卷入这场震怖天下的谋反案进行辩白。
这又是一篇极为成功的奏文，张竦一个人就有两篇文章因王莽而“流传千古”，简直可以称为王莽的知己了。班固将全文录在史书中，目的当是羞辱和批判。但不得不说，这篇奏文的确言说了汉末广大沉默的宗室的另一种心声，不能一概斥之为阿谀奉承。
张竦奏文其实就写了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颂扬王莽“存亡续废”。认为王莽恢复了大量绝嗣或被废的刘氏王侯的爵位，因此是在扶植刘氏宗室，是对汉廷中央自文景以来不断打压宗室支脉的反拨。“凡以为天下，厚刘氏也。臣无愚智，民无男女，皆谕至意。 ” 8 天下是个人都知道王莽恢复了那么多刘氏家族的财产地位，你竟然还谋反？
第二件事，批判刘崇不识好歹，是大祸害，罪不容诛。张竦在这里用了一串最严重的词汇来描绘刘崇：
臣子之仇，宗室之雠，国家之贼，天下之害也。
是我个人的仇人，刘氏宗亲的仇人，国家的叛逆者，天下的大祸害。因此，不能只是批判就完事儿，张竦建议还要铲平刘崇的宫殿房屋，将其挖成大坑，灌满污水，以起到诅咒镇压的作用。
这一颂一批，王莽极为高兴。这篇奏疏是以刘嘉的名义呈递的，所以王莽觉得刘嘉如此大公无私，不顾刘姓私亲，与自己同仇敌忾，实属“应合古制，忠孝著焉 ”，就封刘嘉为帅礼侯，刘嘉的七个儿子赐爵关内侯。张竦连着写下两篇“好文章”，到此终于被封为淑德侯。这两个爵号都是“令称”，不知道食邑在哪里。此外，南阳郡派去毁坏刘崇宫室灌上污水的官吏百姓，也受到封赏。以至于长安市民特意作了两句歌谣来讽刺：
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 9
伯松是张竦的字。长安市民难以理解，“文字材料”写得好，不仅自己能封侯，连被捉刀的人都能封侯。
王莽每扩大一步权力，都会留意刘氏宗室的反应，刘嘉无疑为观望的宗室做了表率，而张竦提出的“毁房子、挖池子、灌脏水”的做法合乎王莽一贯的口味，王莽相信这种方式能够恐吓到蠢蠢欲动的宗室。所以，他下令今后凡是造反的一概这么做。给刘嘉、张竦封侯的考量就在于此。
刘崇的叛乱虽然规模小得可怜，却给了王莽极好的借口，群臣向太皇太后提出，刘崇之所以敢起兵，是因为王莽权力还太轻。五月，王政君下诏允许王莽朝见自己时也可以称“假皇帝”，而在以前王莽面对她要执臣下之礼。这意味着他的代理身份更加牢固。
16．翟义起义
居摄二年（公元7年），前任南郡太守、高陵侯翟宣在长安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教授学生上，毕竟他是经学家、前任丞相翟方进的儿子，素有家学，主要治《春秋穀梁传》和《左氏传》。
前几日，舂陵侯刘敞遣人为子求婚，给他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事务。他已经答应了这桩婚事。
不过，近来几天颇不平静，晚上他常常听到奇怪的哭声，若是凝神细听，又辨别不出哭声从哪里传来。这一天，翟宣又像往常一样在家中堂屋授徒，忽然觉察到中庭院子里养的雁——古人说的雁，其实就是鹅 10 ——受惊而起，他和几名学生赶忙去看，大惊失色，原来是不知从哪里钻来的野狗，已经把数十只大鹅的头都咬掉了，而狗早就跑出大门，不知所踪。
联想到近来奇怪的夜哭，又看到院子里血肉模糊的断头鹅尸，翟宣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告诉后母说，弟弟东郡太守翟义一向倜傥不羁，恐怕要闯祸，这几天的灾异就是征兆，请太夫人回娘家，与翟家断绝关系，躲避不可预测的灾害。
太夫人不听，这倒不是她不相信灾异，而是她在翟家多年，又是丞相夫人，岂能自己避害而舍弃亲人呢。
过了几个月，翟宣与刘敞两家的婚事热热闹闹办完了，女儿翟习也欢天喜地地嫁入刘家，大家似乎忘记了家中的怪事。
但仅仅二十几天后，一个震惊的消息同时传到翟宣和刘敞的耳朵里：东郡太守翟义在关东起兵反莽，并且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拜东平王刘匡的师傅苏隆为丞相，东平国中尉皋丹为御史大夫，俨然已经自立朝廷。大军集结十万，浩浩荡荡西进。
和消息几乎同时到来的是士兵，留在长安的翟宣和后母及家族近亲二十四人、刘敞刚过门的儿媳妇翟习，以及刘敞的儿子、刘信的儿子都迅速被捉拿系狱。原本想寻找依托避祸的刘敞，竟卷入了比刘崇更严重的叛乱中。
翟义虽然不是宗室，但与宗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一年前王莽刚刚居摄时，他就认为王莽必然代汉，但“宗室衰弱，外无强蕃 ”，而自己是丞相之子，世受汉恩，所以有义务讨伐王莽。
从翟义以往做事的风格和翟宣对他的评价看，他确实是一个手段凌厉、敢想敢做、有侠义之风的人。此次起兵，他酝酿已久。东郡 11 位于关东，治所在濮阳，辖内有严乡侯国、武平侯国，隔壁是东平王国。这几个国的王侯都属东平王世系。前任东平王刘云在汉哀帝时，被哀帝从宗室里“抓典型”给杀了。现在的严乡侯刘信、武平侯刘璜都是刘云的儿子，现在的东平王刘匡是刘信的儿子，总之，这几位王侯同样激愤于王莽居摄，又与翟义同在一个地区，关系密切，所以此次起兵其实是东平王世系宗室的反莽，如果成功，东平王世系就有可能入主汉廷。
起兵之前，翟义和刘信等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密使频繁往来于濮阳和东平国的无盐 12 ；东郡人王孙庆有勇有谋，通兵法，但此时人在长安。翟义以东郡太守的名义，说王孙庆犯了重罪，将其“捉”回东郡，委以重任。在王孙庆的参谋下，起兵之日定在了居摄二年九月“都试日”当天。
都试日，就是上级给下级考核政绩的日子。翟义召集了东郡辖内各县长令、侯国相。等这些官员一到齐，翟义就宣布了起兵的消息。
史书并没有记载当时的场景，但班固却记下了“斩观令 ” 13 的事，可知当天东郡的这些下级官吏们并不都愿意跟随翟义起兵，而观县的县令很可能站出来反对，所以被翟义斩杀。其他官吏见此，无论内心怎么想，也就不得不跟着起兵了。
翟义立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文臣武将多是东郡和东平国的官吏和中尉，军官主要来自两地的官兵车骑，士兵还包括临时招募的勇毅之士。翟义撰写了一篇檄文，送至天下郡国，历数王莽篡位之罪，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两年前，汉平帝是被王莽毒死的。
这个消息未必可信，但在当时不啻为惊天大事，同情刘氏的、反对王莽的、存有异想的各色人等，纷纷加入翟义的大军。从东平国南下到相邻的山阳郡，已聚集了十万人。
翟义和刘信能够迅速纠集一只庞大的军队，除了他有组织有谋划，还与西汉的地理格局、与西汉前期的历史有关。在两汉，关东和关中之间的矛盾一直比较显著，汉初是关东的异姓诸侯和关中刘氏汉廷的矛盾；清除异姓诸侯之后，又变成关东的刘姓宗室与关中皇室的矛盾，所以诛灭诸吕时，是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和他同属齐悼王世系的刘章、刘兴居起了关键作用。因此翟义也是循此先例，与关东诸侯西进叩关。
王莽听说后，大为惊惧，这不同于刘崇的乌合之众，而是由宗室和勋贵联手，举关东兵力试图复现诛灭诸吕旧事的军事叛乱。所以，他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迎战，一面模仿周公，抱着刘婴主持廷议，显出一副为刘氏操劳国事的姿态。
王莽的军事调遣还是很有水平的，他兵分两类。前一类由七位将军统领，火速集结，主动攻击翟义。这七位将军的组成也颇有意思，其中有“四辅”之一、担当“爪牙”的孙建，有王氏家族成员，还有刘氏宗室刘宏。七将军的兵员组成也颇有意思：
凡七人，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 14
令七将军自己任命关西人为军官，统率关东士卒，这说明刘信和翟义的起兵确有关东和关中矛盾的因素。
后一类则是防守兵力，王莽抓的几个点也比较内行，分别是关中的咽喉函谷关、关中和东南部的锁钥武关，这两处算是防守的前线；随后在关中层层设防，包括长安附近的霸上和平乐观，最后是长安城自身的设防。
此外，王莽还令王舜、甄丰昼夜在殿中巡逻，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其实，函谷关在汉武帝时期向东移过，已经不是当年齐王刘襄叩关的旧关。这使得关中更具纵深优势，关东更难取胜。完成了军事布置，王莽怀抱刘婴，感到周公“诛管蔡”的历史复现了——周公摄政，管蔡挟持武庚叛乱，现在翟义同样挟持刘信作乱，周公当年都十分担心，何况我王莽呢？
即使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这种“历史复现”的希冀也很常见。例如欧洲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奥国、俄国组成的联盟几乎要把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灭亡了，结果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病逝，继位者彼得三世亲普鲁士，而且是腓特烈大帝的“粉丝”，于是退出战争，导致联盟解体，腓特烈大帝奇迹逃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已经躲在地下室里，得知罗斯福病逝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奇迹将会在自己身上重现。
今人如此，何况古人？周公“圣史”的逼真复现令王莽在忧惧中获得了强大的自信。他模仿《周书》作了一篇《大诰》，承诺将来一定会“复子明辟”，就是还政给刘婴的意思，也是“复辟”一词的本义。《大诰》由大夫桓谭等人向天下颁行谕告，这等于是向天下重申不会取刘氏而代之的承诺，效果应该不错，因为此后没有宗室响应刘信。
七将军的“闪电战”也十分凌厉。翟义九月份起兵，队伍达到十万，但却迁延迟钝，始终没有西进，而是停留在东郡南部的陈留郡一带，不断消耗着粮草辎重和将士们一鼓作气的劲头。结果，七将军迅速出函谷关，直接找到翟义和刘信的主力进行决战，在陈留郡的菑县 15 ，也就是当年成就齐桓公霸业的“葵丘之盟”的葵丘，一战击破翟义军队，武平侯刘璜被斩首，刘信的两个儿子谷乡侯刘章、德广侯刘鲔被捕杀，翟义、刘信等人率领残兵向西南方向退守淮阳国的圉县 16 。
图4.2 翟义军与王莽军交战简图
七将军大捷的消息被火速报告给王莽，王莽心中石头已然落地。他放下怀中的刘婴，也放下了最开始的宽容——在翟义、刘信起兵之初，王莽抓了他们的亲人，但只是关在监狱而没有加害。现在，见大局已定，他下令将翟义的母亲、翟宣和女儿翟习以及亲属二十四人在长安闹市十字路口全部处以磔刑，即分尸，并将尸块暴于街头。
行刑那天，天气和煦，层层叠叠围观的人群里，不时传来受难者的惨叫。临死时，翟宣终于明白，几个月前家中那恐怖的夜哭之声就是自己亲人的哭泣，而那被野狗咬掉的数十只大鹅的脑袋，就是自己亲人的首级。
王莽在实施酷刑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他在给七将军的诏书里饶有兴趣地描述了行刑的经过，并掩饰不住喜悦地说：“天气和清，可谓当矣 ” 17 。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将士封了五十五个列侯，并大赦天下。
受到激励，七将军的军队对翟义和刘信紧追不舍，在十二月将圉城团团包围，很快攻破。翟义与刘信丢下残兵，“化妆”逃亡。在圉城往南不远的淮阳国固始县，翟义被捕，并很快在淮阳国的治所陈县被处以磔刑，分尸后暴尸。而刘信始终没有被抓到，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他可能死于乱军，即使侥幸逃脱也应该没有活到东汉。另一位叛乱高层王孙庆也没有抓到。
一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叛乱竟然只用了三个月、打了两场较大的战役就失败了。史书没有记载翟义和刘信为何在关外迁延日久，其原因已经随着叛乱高层领导人的死难而成了秘密。若以事后之明看，要么是在西进路线上发生分歧，要么是缺少军事经验，未能制定并执行稳妥而迅猛的战略。
但不管怎样，王莽代汉之前最大的一场叛乱就此平息。
不久之后，王莽按照刘崇的先例，将翟义的宅邸毁坏、挖坑、灌上污水；把翟义的父亲翟方进及翟氏先祖在汝南郡的坟墓扒开，焚烧棺椁，夷灭三族，一般夷三族是不杀孩子的，但翟氏家族则被斩草除根，不留子孙。全部斩首后，尸体被推到一个大坑里，放上断肠草等毒物，以诅咒其灵魂也不得安宁 18 。
这次胜利刺激了王莽的自信，使得他和他的心腹们更加坚信天命已经转移，天不再护佑刘氏，从而加快了由假皇帝向真皇帝的跃进。
宗室们则基本上断绝了扭转这一趋势的残念，有些宗室甚至比一般的谄媚者表现得更加忠诚，格外懂得抓住时机，在一些关键时刻站出来为王莽摇旗呐喊。
比如舂陵侯刘敞庆幸自己被王莽当成安抚刘氏宗室的典型，虽然牵扯进翟义的叛乱，但不仅全身而退，把儿子刘祉也从监狱里救了回来。父子俩本就以忠厚谨慎著称，自此更加战战兢兢。
比如清河纲王世系的新乡侯刘佟，在王莽嫁女时站出来请求增加王莽的封邑。王莽大为感动，即位之后将刘佟赐姓为王。
泉陵侯 19 刘庆，封地位于荒蛮的零陵郡，刘崇和他同属长沙定王世系，只是刘崇的祖辈迁到富庶的南阳，从此两家就渐行渐远了。刘庆在汉宣帝末年嗣爵，如今年龄不小，阅尽沧桑，在王莽赐九锡时第一个公开主张王莽居摄，可惜他死得早，王莽即位后断绝了刘庆之子继承的爵位。
此外，广饶侯刘京、讨伐刘信的七将军之一的刘宏，也都抓住了好机会，在王莽即位前夕向王莽报祥瑞，请求王莽即位为真皇帝。还有被王莽安排给汉平帝父亲为继嗣的中山王刘成都、郚乡侯刘闵、明德侯刘龚 20 ，以及找张竦捉刀的刘嘉，先后上书颂扬王莽，都被赐姓为王。
宗室尚且如此，何况大臣？后世王朝覆灭后屡见不鲜的“遗民”“殉国”现象，在西汉末年几乎没有。由此可见王莽之感召，人心之更替，天命之转移，殆非无权无势无兵无财的宗室所能撼动。
至少在这一时期，后世所谓的“人心思汉”是不存在的。 21
翟义、刘信失败后一年……
这一年里，凡是往来于濮阳、无盐、圉等城市的人，都会在大路旁看到极其可怕的景象：用翟义和刘信叛军尸体堆成的塔山，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京观”。京的意思是大，京观就是“大观”。这些尸体已经白骨化，成为恐怖的尸山。路人所见是骷髅的幽深眼窝和骨殖的惨白颜色，所嗅是血腥腐臭的气味。王莽还令人对其封土，“方六丈，高六尺 ”，再覆盖上荆棘，旁边竖起一块高一丈六尺的表木，上书“反虏逆贼鲸鲵 ” 22 。“鲸鲵”是古代作恶的大鱼，在这里和反虏、逆贼并列。
之所以在这三个城市，是因为翟义和刘信等人在无盐密谋，从濮阳起兵，在圉城失败。制作恐怖的京观，就是要恐吓这几个城市的士民，也恐吓其他的宗室。
筑京观，的确古已有之，《左传》中就有记载。王莽主张复古，似乎有理由这么做。但京观更多的是上古祭祀与战争风俗的残酷遗存，并不是主张仁义的儒家题中应有之义。王莽儒生出身，却筑起中土久未出现的京观，在当时所产生的威慑效应，可想而知。
王莽的形象，在微妙、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他那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性格，亦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愈演愈烈，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渐渐暴露出他在服膺儒学、敬天重礼的姿态下还有另一张面孔。
难道说，儒家还有这样一副面孔吗？
注释：
1 天子三玺和皇帝三玺的详细解说，见西嶋定生：《秦汉帝国》，第365页。
2 通过考察《尚书·金縢》篇的微言大义，区分周公面对上天和祖先的不同，以解释“周公称王”问题，见刘伟：《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其他讨论见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一书。
3 王慎行认为，《尚书》里把周成王称为“孺子”，未必意味着年幼，把“孺子”等同为襁褓婴孩，是后人的过度解读。见氏著《周公摄政称王质疑》“成王年幼辨”，载郭伟川编《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但是，显然王莽就是把孺子当作婴孩来使用的。
4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第二版）》，第18页。
5 《汉书·王莽传》，第4082页。
6 《汉书·王莽传》，第4084页，张竦替刘嘉写的奏书。
7 《汉书·翟方进传》，第3424页，翟宣“明经笃行，君子人也”。
8 奏章见《汉书·王莽传》，第4083—4085页。
9 《汉书·王莽传》，第4086页。
10 《汉书·翟方进传》，第3438页：“群雁数十”；案《说文解字》：“雁，鹅也”。
11 郡治在今天河南濮阳一带，辖区还包括今山东聊城一带。
12 《汉书·翟义传》，第3439页：“信、义等始发自濮阳，结奸无盐。”
13 《汉书·翟义传》，第3426页。
14 《汉书·翟义传》，第3427页。
15 今河南民权县一带。
16 今河南杞县一带。
17 《汉书·翟义传》，第3436页。
18 传说有一首诗《平陵东》是纪念翟义的，但难以详考，也无法断定诗歌是否为翟义之死的隐喻。姑且录在此处备读者参考：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19 也称众陵侯。
20 据沈展如《新莽全书》，此人疑刘立改名。
21 吕思勉说，“人心思汉者，乃班氏父子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此言恰当；但吕思勉为证成此言，强调“翟义非正人，其起兵非必为汉”，却并无根据。见《秦汉史》，第202页。
22 《汉书·翟义传》，第34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