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去，王氏持
天下安宁乐可喜
井田平贫广其志
——新莽时期镜铭
一、驯服君主
1．新朝四友
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们有过期许，叫作孔门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在后世的今文经学家眼中，这体现了素王孔子培养弟子以建立理想政治的心愿。说得直白些，就是让弟子们组织理想政府——德行，就是孔子的继承者，下一任圣王，比如颜渊；言语，负责外交，比如子贡；政事，相当于丞相，比如冉有；文学，负责教化，比如子游、子夏。
新朝也有四位“朋友”，考虑到他们的行迹，差可比拟：德行，即王莽；言语，即桓谭；政事，即刘歆；文学，即扬雄。
始建国元年，王莽甫登帝位，国师刘歆已经着手设计新朝的改革。他俩共同的老朋友，六十二岁的扬雄，终于不再担任黄门郎这个低级侍从职务，成为新朝的中散大夫。在汉朝，黄门郎是无数贵戚子弟、有为青年仕途的起点，王莽也曾在这个职位上“过渡”过几个月，扬雄却待了半辈子。现在，他虽然成了中散大夫，但“散”字说明他没有固定职责，仍然像从前一样，既不去“侍从”或“顾问”皇帝，也不在意仕途升迁，照例去天禄阁读书校书。
昔日的朋友一个当了皇帝，一个成了国师，扬雄就很少和他们见面了，不过他收了刘歆的儿子刘棻当弟子，教他“文字学” 1 ；另外，他们另一个共同好友桓谭，还常常写信辩难或是登门拜访，这足以宽慰本就对人事比较豁达的扬雄。
桓谭是王莽、刘歆和扬雄的“小兄弟”，到始建国元年也已四十五岁，从汉朝的谏大夫升任新朝九卿之一“典乐” 2 的属官典乐大夫，继承了他父亲在汉朝担任太乐令的衣钵。世事变迁，往往如此，故人老去，新人又来，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弟弟班稚，也曾是王莽的好友，但他在担任绣衣使者为王莽“采风”时拒绝收集祥瑞，已经退出王莽的圈子，不过，他七岁的儿子班彪时常来找扬雄和桓谭玩。
多年以后，班彪的儿子班固说，儒者选择出仕或是不出，各能获得“道”之一部分，《易》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所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 3 。
班固说的就是儒者的品质，也即“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儒者不能一味追求归隐，浪费掉一身道术；也不能贪恋禄位，忘记儒者的本分。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选择入仕，什么时候选择出世？这种判断力体现着儒者的品质。
古人说君子如玉，儒者的品质就像玉的光泽，需要在特定的政治状况下才能折射出来。如果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是决断力，那么儒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判断力。
当时，汉新交替并不纯粹是权力的更迭，而是彻底抛弃秦政，纯用周政的历史抉择，是关乎华夏文明走向、“天下向何处去”的政治时刻。自汉元帝始，朝廷上到高官，下到属吏，儒者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些是精通儒学、师法明确的经师，也有些不以儒者自居但具有儒学素养的官员，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选择。
同样是现任的儒家官员，有的如治严氏《春秋》的马宫，以及死在新朝成立前夕的孔光，都当过宰相，因为位高权重而被尊为“儒宗”，是王莽的坚定支持者；有的如汉哀帝的大司空彭宣、光禄大夫龚胜、丞相司直郭钦、兖州刺史蒋诩等，见王莽执政，或是辞官，或是称病，纷纷回归乡里。
同样是儒家名士，有的如琅琊郡的纪逡、沛郡的唐林和唐尊，都出仕王莽，两唐后来还在新朝封侯，居公卿位；有的如齐国的栗融、北海郡的禽庆、苏章以及山阳郡的曹竟，则不仕新朝。
还有一部分人则像桓谭，先为王莽效力，后来主动疏远，最终转入刘秀旗下；而王莽信任的侍中杜林，最后官至东汉大司空。
王莽当然尊崇儒学，他仿照周文王和孔子的“四友”，为太子配置了“四师”“四友”“九祭酒”。“四师”是前任大司徒马宫、原汉少府宗伯凤、博士袁圣、京兆尹王嘉；“四友”是尚书令唐林、博士李充、谏大夫赵襄、中郎将廉丹。这八人主要是具有儒家背景的高官、当世名士或名师，他们既充任太子官署的官员，也是太子的“导师团”“交际圈”；
“九祭酒”则是九位“任课教师”，其中六经祭酒均是一时名儒、谶纬名家，主要是今文经学经师，包括“讲《春秋》祭酒”左咸、“讲《诗》祭酒”满昌、“讲《易》祭酒”国由、“讲《书》祭酒”唐昌、“讲《礼》祭酒”陈咸、“讲乐祭酒”崔发 4 。此外还有“师友祭酒”，相当于“班主任”，王莽很重视人选，特意派谒者持印绶带着专车去延请已经辞官的龚胜，龚胜婉拒不成，绝食而死。剩下的“侍中祭酒”“谏议祭酒”，应该是“辅导员”一类，史书未载人选，但也当是儒生。
由此可见，尽管王莽明确尊崇儒家，且获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个行动一致的“儒家集团”，儒者们各有立场、各有选择。出仕的，有人真心相信王莽，愿意跟随他开万世太平；有人未必相信，但愿意投机，做一番事业或是博得禄位。不出仕的，有人是与新朝改革的设计师刘歆早有过节，如龚胜；有人是忠于汉室，要当伯夷叔齐，如薛广；有人不相信王莽是圣王，不愿意跟随；还有人预判将来会天下大乱，不如远走避祸。
谁的判断力是正当的？
历史终会证明，并检验他们作为儒者的品质的成色。
现在，新朝显示了宏大的儒家开国气象，连皇帝都是儒者。儒者的至高理想就是由圣人当王，这颇似苏格拉底所说的“由懂得统治的人统治”，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就政治哲学的这一理想模式而言，的确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面对满朝儒冠博带，从国师刘歆到太学里某个默默无闻的博士员弟子，是否有人会想起当年高皇帝向儒者帽子里撒尿的事？是否有人会想起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公孙弘、夏侯胜、贡禹、萧望之等汉朝儒臣？是感到欣慰、喜悦，还是懊悔、惶恐，抑或虚无、荒诞？
2．儒宗叔孙通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趁项羽远在齐国作战，纠集诸侯一举攻破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叔孙通此时正带着一百多名儒生弟子留在城中，有点像后代的“教团”。他本是秦二世任命的秦博士，见二世无道，秦朝将亡，就逃回老家鲁地薛县，当时薛县是陈胜的地盘；不久陈胜被杀，他就依附占领薛县的项梁；项梁一死，他归属楚怀王熊心；楚怀王被项羽“暗杀”后，他又归附项羽，留在彭城。
叔孙通换了这么多君主，见刘邦入彭城，毫无意外投降了刘邦。不仅如此，他听说刘邦讨厌儒生，又迅速脱下儒袍，换上楚制短衣，以取悦刘邦，刘邦为此很高兴。
师傅如此，那一百多名弟子也如此。弟子们总是提醒叔孙通，要尽快把他们推荐给刘邦做官。但当时楚汉相争正炽，叔孙通告诫弟子们先忍着，别着急“变现”，相反，为了在刘邦面前显示自己有用，叔孙通把这些年结识的各路壮士、流氓、游侠之类推荐给刘邦卖命，这再一次博得刘邦的好感。于是刘邦也拜叔孙通为博士，封为“稷嗣君”，就是“继承儒家稷下先生传统”的意思。
终于熬到刘邦战胜项羽，在定陶称帝。叔孙通发现，刘邦的功臣们极其粗鲁，不知礼仪为何物，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有时候还会谈起刘邦微末时的往事。刘邦对此很是不安，叔孙通于是自告奋勇说：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5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尽管叔孙通来自儒学的圣地鲁，也曾亲见秦朝的宫廷礼仪，还能带领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货真价实、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这一百多弟子竟然没有能力为汉朝设计礼仪，仍需要去鲁征召新的儒生！这就说明，直到汉初，儒家尚不拥有一套比较成熟或者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
叔孙通显示出他过人的魄力，他认为，儒家未必要因循旧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应该参酌三代，参考秦朝，结合当下的人情习惯来制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 6 。叔孙通使用儒学的这种理念，对汉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定陶到鲁没有多少路，叔孙通很快就到了。
鲁，实在是对中国关系太大的一个地方。孔子在鲁发展了儒学，强调“述而不作”，以传承整理为主，不另起炉灶来创造。用清代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7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 8 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 9 ，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这次回到鲁地，叔孙通准备征发能帮他设计礼仪的三十多名儒生，绝大多数应征了，但有两位坚决不肯走，理由有两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 10
第一，叔孙通人品太差，靠阿谀奉承爬到高位。这是不认同叔孙通有资格成为儒学转型的领导者。第二，天下刚刚安定，还不到制礼作乐的时候，礼乐不是靠人为设计的，而是当社会达到某个道德水平之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叔孙通现在就想制礼作乐，是非常恶劣虚伪的行为。这个理由，实际上代表了反对转型以适应专制君主的儒家的看法。
比起“异教”，宗教往往更痛恨内部的“异端”。儒家也相似，这两名儒生对叔孙通破口大骂：“公往矣，无污我！” 就是说“你滚吧，别脏了我！”叔孙通没有回骂，反而笑了，“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 11 就是说“你们这些没见识的儒生，根本不懂得变通。”
有了征召的儒生，再加上跟随的弟子，叔孙通的人手够了。礼仪设计出来，反复操练，多次修改，到汉七年（约公元前200年），刘邦准备在十月岁首于长乐宫举行盛大的朝岁仪式，以皇帝的身份接受诸侯百官公卿的朝见。
叔孙通设计的礼仪，正式派上了用场。
朝见当日，天蒙蒙亮，谒者就领着诸侯百官依次进入前殿大门，门内院子里旗帜猎猎，车骑步兵警卫战甲赫赫，威风凛凛；殿前的台阶上，几百名侍从郎官整齐而恭敬地站着，进来的官员们一下子就被这盛大的阵势所震慑。礼官们一个接一个传达命令，当听到一声“趋 ”，诸侯百官们连忙按照排练的要求，低头小步快走。功臣、列侯、将军等贵族和内朝官员站在殿前西侧，文官、丞相等外朝官员站在东侧。站定之后，刘邦的御辇才缓缓出来。朝见正式开始，诸侯官员们按照尊卑依次奉贺，朝见完毕后奉酒。整个过程中，行礼不够标准的会被御史直接请下去，那些曾经喝酒后拔剑击柱的功臣们，别说还有机会喝醉了，声都不敢吭。
刘邦满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为了表彰叔孙通，刘邦拜他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顺势请求皇帝一并给他的弟子们赐官。刘邦任命这些儒生为郎，虽然是低级官员，但毕竟都在汉廷做官了。
叔孙通出来之后，连刘邦赐的五百金也全部分给大家。这些儒生弟子们得了官还赚了钱，都喜不自禁，说叔孙通实在是当代圣人，“知当世之要务” 12 。
“知当世之要务” ，这句话从叔孙通弟子口中说出，当然是赞美。后来，司马迁评价叔孙通，称他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13 ，这“儒宗”二字是赞美还是讽刺呢？再后来，《汉书》在评价叔孙通时，就没有用这个词，而是很平淡地说“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 14 。
司马迁绝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对叔孙通应语含讥讽，但仍然承认他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稷嗣君 ”就是汉廷对这一定位的确认。开启汉帝国的刘邦是“流氓”，开启汉家儒学之路的叔孙通也难免“猥琐”，这是历史常见的戏码。对比来看，班固就颇引以为耻，认为叔孙通为汉帝国初定礼仪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3．董仲舒之惑（一）
叔孙通之后若干年，有董仲舒。
太常博士董仲舒已到知天命之年。这段时间，汉朝最大的事情就是皇帝崩殂，十五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并为先帝议谥为“孝景”。新皇帝是延续父祖的“文景之治”还是另起炉灶，目前有许多猜测，据说新皇帝十分依仗他的舅舅田蚡，而田蚡好儒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汉兴已经一个甲子，儒学渐渐适应了帝国的存在，慕名投到董仲舒这位《春秋》名儒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精力有限，只能为最器重的学生授课，然后再令这些学生转相授受给其他人。有些学生他甚至只知其名，未见本人。这使董仲舒意识到，儒学可能真的在复兴。
这因而引出了董仲舒最深刻的关注：帝国时代，儒学怎么继续曾经的政治理想？怎么约束从秦朝继承的苛酷法制？怎么教化皇帝遵循儒家这一“普世价值”？
果然，如多数大臣所预料，刘彻即位仅两个月，田蚡就以外戚的身份被封为武安侯，逐渐染指朝政。朝廷内外弥漫着新的空气，又过几个月是十月岁首，皇帝正式改元，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丞相、建陵侯卫绾上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15
皇帝同意了。
举贤良，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一条重要渠道。新皇帝的第一道改革政令，把举贤良设定为儒生入仕的专属渠道 1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申韩刑名纵横之术的人就无法入仕，汉朝的入仕途径还有很多，但释放的信号是清晰的。董仲舒与卫绾同朝为官多年，清楚地知道卫绾与时任御史大夫、塞侯直不疑都是汉景帝旧臣，既不通儒学，又是出了名的谨慎长者，当无魄力做这种出头露面的改革。想来，应是武安侯使的力。
不久，各郡国新举的贤良陆续抵达长安，皇帝亲自对策。董仲舒是太常博士，负责举贤良事宜的就是他的上司太常卿、柏至侯许昌，因此，董仲舒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通过许昌认识了一名新来的博士，淄川人士，名叫公孙弘。
董仲舒是在任博士，公孙弘是新进博士，两人同习《春秋》，董仲舒或许没听说过公孙弘，但公孙弘一定了解董仲舒，因为公孙弘的老师是著名的《春秋》学名儒、齐人胡毋生。胡毋生与董仲舒又都是景帝时的博士，彼此相处颇为融洽。胡毋生自汉朝返回齐国后，教授了颇多弟子，公孙弘就是其中之一。
公孙弘学律法出身，年轻时极为潦倒，沦落到在海边为人放猪。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在四十多岁时突然转向儒学，而今他已经六十岁了。
看来，即使是遥远如齐国海边的潦倒之人，也嗅到了儒学将兴的味道。这位公孙弘先生，究竟是求道还是投机，现在难以辨明。但他在六十岁高龄远赴长安，举为博士，想必有雄心远志。
不久，公孙弘被刘彻委派出使匈奴，两位老博士暂时分开了。
形势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快，在田蚡支持下，皇帝任用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一名弟子、刘彻的老师王臧担任郎中令，还把身在鲁国、已经耄耋之年的申培公本人以四匹马拉的车接到长安。皇帝指示，要以蒲草包裹车轮，以免路遥颠簸，这叫“安车蒲轮”，是很高规格的待遇。见到新皇帝如此敬重申培公，他的弟子们都很受鼓舞。
把申培公接到长安，是请他主持一项最重要的儒家改革——建立明堂，并担任皇帝儒家改革的顾问。
在儒家的理想里，明堂是君主和大臣乃至平民共同议政的地方，因此建立明堂并不只是修建建筑，还寓有政治理想。
在儒学这波强劲的进取势头里，董仲舒并没有躬逢其盛。这是因为，一来主导此事的窦婴、田蚡均是外戚列侯，位于上流阶层，与董仲舒这样的小官来往不多；二来，申培公师生属于儒学中的鲁学，而董仲舒、公孙弘属于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刘彻选择鲁学，主要是受王臧影响，觉得鲁学最为正统纯粹，其实并未深入了解儒学内部的派别和主张。
因此，申培公及其弟子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皇帝在邀请申培公的同时还征辟了梁孝王的门客枚乘，也赐予了安车蒲轮的待遇。这说明皇帝对申培公的期待和对枚乘的期待略同。枚乘是何许人也？他是大名鼎鼎的梁园文学侍从之一，天下最优秀的辞赋家。刘彻读过枚乘的作品，了解那种丰腴瑰丽、夸饰铺张的风格，他既然偏爱枚乘的辞采张扬，那么严谨保守的申培公会是他要依仗的儒学领袖吗？
果然，当申培公千里迢迢抵达未央宫，刘彻在前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治乱之事 ”。“治乱”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更没有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可见皇帝的心思已经急迫到何种程度，又对儒学怀有何等不切实际的期望。
申培公久离长安，昧于时局，虽然做了一些奏对的准备，但委实没有理解这位少年皇帝的意图，出于谨慎，他答道：
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17
大意就是“少说话，多做事”。
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听到这句正确的废话，即刻沉默了。
又一个十月很快就到，岁首是极重要的日子，但就在这个月，朝廷突然发生事变。正在筹划修建明堂、制定巡狩、封禅、服色制度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被下大理议罪。据内廷传出的消息，原因是太皇太后窦氏前日从东宫也就是长乐宫来到未央宫，向皇帝举证赵绾、王臧有贪赃枉法之事，皇帝迫于无奈只得诏令查办。同日，丞相魏其侯、太尉武安侯皆被免职，明堂停止修建，申培公罢免驱逐。这场改革只持续了四个月。
汉景帝母亲窦太后向来喜欢黄老之术，不喜欢儒学，但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 ” 18 ，就是赵绾奏请日常事务不必请示窦后，撇开窦太后的意图太过明显。赵绾、王臧随即自杀，恐怕也是为了避免牵连皇帝本人。至于贪赃的罪名嘛，因政治路线或权力斗争获罪者，以贪赃枉法被治罪，并不稀奇。
但是，刘彻对赵绾、王臧两位昔日宠臣竟没有营救的举动。揣测刘彻内心，可能与申培公师生令他失望有关，这批鲁学的儒生虽然自诩得到孔子真传，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而且外廷也没有几个儒家官员，没有人为赵、王说话。
大概是这个时候，去年出使匈奴的公孙弘回来了，刘彻认为他有辱使命，褫去博士职位，逐回淄川。
4．董仲舒之惑（二）
赵绾等人的倒台，使得明堂、巡狩、历法等儒家制度设计一概停摆，朝廷里没人敢再提。但是，刘彻登基时颁行的举贤良的政令并没有废止，而且几年后（建元五年 19 ）刘彻设置了“五经博士”，这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虽然不高，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汉朝的最高学术顾问团，为朝廷设计礼乐制度，时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解读祥瑞灾异。以前，汉朝虽然也有儒学博士，比如董仲舒自己，还有去世的申培公，走了的胡毋生，以及被召回来的辕固生，但他们都不是五经博士，换句话说，那时候儒学博士只是太常里众多博士之一。因此，设立五经博士，就意味着博士已经以儒生为主体，儒学融入帝国制度的程度加深了。
董仲舒当上五经博士的第二年春，汉朝有两处重要的宗庙发生火灾，这在当时是很要紧的事。先是二月，辽东郡高皇帝的宗庙起火，接着是四月，高皇帝长陵陵园的寝殿又起火。刘彻十分惊惧，换上素服，并诏令董仲舒奏对。
董仲舒如临大敌，思来想去怎么奏对。火灾这种灾异，他很熟悉，就是阳气太盛引起的。而“阳”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皇帝。
在奏对的草稿中，董仲舒写下：“阳失节，火灾出。 ” 20
最后，他又取出一份新的竹简，备好刀笔，誊写清稿。他考虑再三，不敢写皇帝失节，而是把笔墨花在解释为什么火灾会发生在高皇帝庙这个地点上，以及怎么消除灾异。
奏对送到皇帝手中时，刘彻的素服已经穿了五天，他内心惊惧未消，不敢除服，徐徐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细读，赫然一句话映入眼帘：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21
原来，董仲舒把火灾归咎于外有不法的诸侯王，内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须将其诛杀。这是间接点出皇帝的责任，但皇帝并没有注意到这层意思，反而觉得，儒学竟然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果然博大精深，与当年申培公那句“少说话，多做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三个月后，太皇太后窦氏崩殂。不到一个月，皇帝就以丧事办理得不好为由，将丞相和御史大夫同时罢免。不出所料，原太尉、武安侯田蚡拜相，而曾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的韩安国被拜为御史大夫。到了冬十月，已经即位六年的刘彻第一次改元，几个月后，他又下诏举行了汉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贤良对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贤良对策出了两个颇受皇帝瞩目的人，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公孙弘 22 。
公孙弘回来了，齐学的势力增强了，这对董仲舒应是一个好消息。
公孙弘被赶回齐地，本来已经绝了入仕之念，无他，年龄已过花甲矣，他大概有寿则多辱的感触吧。但淄川郡坚持举荐他参加贤良对策，他只好再次西行，跋涉至长安，又来到太常寺。他和董仲舒都知道，此次对策是皇帝真正掌权、大举推行儒学的准备工作，皇帝到底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尊崇儒术，都将在此次对策后见结果。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 23 ，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而且不要务虚，不想听大道理，要听“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案”，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董仲舒偏偏讲的就是大道理，他一方面并不畏惧皇帝，直言“天人感应”的道理，陈说君主必须畏惧天命，自省而行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不是尧舜的道不对，是桀纣无德，不是复古没用，是没有真正复古。所以，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形势不同。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是因为没有养士，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
皇帝听了这些话，并不满意，于是在第三次册问中不禁冷嘲热讽：你怎么说得既不条理也没有重点，是想故意迷惑朕吗？你要把治乱的本质说清楚！
董仲舒这才讲述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并说了一句话：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4
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罢黜百家”是东汉班固总结的，“独尊儒术”也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
但刘彻对董仲舒的建议不太感冒，他登基时举贤良只举儒生，设立“五经博士”以抬举儒学，目的是“广道术 ”，是拓宽人才的来源 25 。因为下一步他要干的许多大事——封禅泰山、开疆拓土、讨伐匈奴、抑制诸侯等等，需要广泛且丰富的人才，要“五湖四海”，只用儒家怎么行呢？至于天人感应、君主要行道的话，刘彻听了只会不快。
刘彻也以类似问题册问了公孙弘：如何能够达到上古的大治？
公孙弘的对策同样收录在《汉书》中，但名声为“天人三策”所掩。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务实得多，他先讲了一番儒家的大道理，随即提出“治民八本”，拐到了刑名之术，落脚在“赏罚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义、礼、术”，落脚在法家推崇的“术”上，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势”，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法、术、势”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
奏对结束，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 26 ，给江都王当王国相。公孙弘则被留下，成为太常博士。从俸禄看，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是提拔了；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但用法不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所以留在身边；而董仲舒，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
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一人在外，一人在内；一人在皇宫，一人在王廷，声气相通，勉力合作，振奋儒学，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平。
5．董仲舒之惑（三）
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所以，刘彻的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父偃也是中年时转向学《春秋》，但他打动刘彻的却是早年所学的纵横家术。他和公孙弘相似，年轻时也有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经历。被刘彻任命为郎中时，年龄想必也不小了。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董仲舒的影响力最微弱。江都是吴国故地，离皇帝太远，江都王是刘彻的兄长里最骄横的一位，十五岁就在七国之乱平叛中当过将军，汉景帝为此赐过他天子旌旗，此事成为他毕生荣耀。即使在刘彻即位之后，他仍然恃帝兄之威，时不时怀想旌旗十万攻城略地。
刘彻派董仲舒来当相，用意很明显了，倘若董仲舒能够以礼义降伏这位骄王，那就证明董仲舒治国是有一套的，将来从王廷重返汉廷，扶摇直上，也不是不可能。庆幸的是，江都王对董仲舒还算敬重，据说董仲舒在江都推说阴阳，搞“天气预报”很有一套，求雨止雨，无不灵验。
公孙弘的影响力则持续增长，博士做了很短的时间就升迁为左内史，就是后来的左冯翊，是治理长安及周边皇陵京畿的显宦。虽然与董仲舒同为二千石，分量可是完全不同。他有时候也会向刘彻进谏，例如刘彻要打通与西南诸国的联系，公孙弘就认为此举耗费民力而无所用，向刘彻力谏，刘彻根本不听。但这些没有影响皇帝对他的敬爱，因为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 ”，也就是诙谐博学，很容易相处，他从来不与刘彻过分争执，即使在廷议前与同僚商量好的事情，到了刘彻面前，他察言观色，会顺着刘彻的意思改口。以至于名臣汲黯曾当着公孙弘的面向刘彻告状说公孙弘“不忠”。
“不忠”，从汲黯这个忠直刚正的人嘴里说出来，就是佞臣的意思了。但是，公孙弘自认并非佞臣，他向刘彻表达心迹，说了一句让后世更认为他是佞臣的话：
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27
“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忠臣，不了解我的才以为我不忠”，这似乎是一句拙劣的狡辩，但史书却记载，精明无比的刘彻对这句话非常欣赏，以至于越是有人诋毁公孙弘，刘彻越是欣赏他。因为，这句话确实不是狡辩，公孙弘劝谏皇帝珍惜民力，不要好大喜功，是符合儒家之道的；他不与皇帝当面争执，也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他在廷议时“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 ”，能针对问题拿出几套方案让皇帝定夺；而且“其行慎厚，辩论有余” ，能分析出道理，举止却很厚道，这说明公孙弘确有才能，不是一味奉承，虽小节有亏，绝非佞臣。刘彻天天看在眼里，怎么会觉得他不忠。
但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公孙弘，眼下都比不上如日中天的主父偃。
主父偃提出“推恩令”，解除了三代帝王的心头之患，被刘彻大加赞扬。主父偃也自恃受宠，大胆涉入内外朝诸多大事，他上书支持立卫子夫为皇后，令皇帝、卫青都倍感欣慰；他揭发燕王刘定国淫乱王廷，致燕王自杀，燕国绝嗣而废除，一时朝野震动，诸侯王更是听到主父偃的名字都会害怕。这些都是皇帝家事，一般的大臣避之尚恐不及，以免惹上祸端，主父偃却毫不惧怕，还把伍子胥的名言挂在嘴上：“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
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人都是刘彻亲自提拔，既不属于前朝旧勋，也不是外戚贵胄，可以判断刘彻对他们是有期望的。
不久，江都王刘非突然给刘彻上了一封奏书，请求赋予他兵权，他要北上帮助皇帝去攻打匈奴。此事令正在大力削藩的刘彻不太高兴，他当然拒绝了刘非的请求，可能也认为董仲舒的相国不太称职，就把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
被召回的董仲舒，成了一个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不仅废相的名声不好听，品秩也从真二千石降到比二千石。当董仲舒以中大夫的身份进入郎中令官署时，中大夫主父偃、朱买臣等皆以复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同僚。
回到汉廷的董仲舒，渐渐看到一个与当年不一样的、更真实的公孙弘。这是一个与叔孙通很相似，以儒学取媚帝王、缺乏刚毅之气的公孙弘，是被九十多岁的齐学宿儒辕固生斥为“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 28 的公孙弘，也是一个被朝中公认的贤臣如汲黯所排斥的公孙弘，他身为皇帝宠臣，却对皇帝那些有违君德的言行很少规劝，也没有建议皇帝更化改制。
另一方面，主父偃也把董仲舒视为敌手。他没有料到，一个失职的废相，回到中央后竟然频频被皇帝召见，又是问前年夏天的下霜、五月的地震，又是问去年七月的大风，又是问今年夏天的大旱和蝗灾。皇帝最近宠爱的一位棋友，叫吾丘寿王，还有太史令的儿子司马迁，皇帝竟然令他们都跟随董仲舒问学。
主父偃可能更担心董仲舒与公孙弘都是儒家，一旦联成声气，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去董仲舒家，趁主人还没来的时机，刻意翻找书案，窃取了董仲舒的《灾异说》，书中记录的正是董仲舒当年任太常博士时向刘彻奏对辽东高庙和高祖便殿起火时的原稿，其中“阳失节，火灾出 ”等文字历历在册。
主父偃将此书奏明皇帝，刘彻御览后，脸色不是很好看。因为“阳失节”就是说，那两次起火的原因在于皇帝。刘彻相信灾异，但对借灾异批评皇帝是高度警惕的，他召集太常博士和弟子们都来讨论。儒生们到了未央宫，主父偃把简册给博士和弟子传阅。董仲舒的得意门生吕步舒是朝廷里说灾异的后起之秀，对此颇有发言权，他指出简册里有“阳失节”的话，尤为大逆不道，认为说灾异者当死。主父偃对吕步舒称道了一番，又听了其他人的意见，召见就结束了。
几天后，廷尉的虎狼之士闯进董仲舒宅邸，将董仲舒逮入廷尉狱。一头雾水的董仲舒在狱中颇受了些苦，直到吕步舒哭着来探监，董仲舒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觉得这次难逃一死。
一个人在死前会想什么呢？董仲舒或许会认识到：自己离权力中心其实很远，根本没有机会推动朝廷的更化改制。他虽然在“天人三策”里提出一整套方案，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也没有其他的大臣支持，更不必说驯服君王了。在牢狱之灾中，更能深味儒生在权力斗争中的无力。
廷尉尚未审理董仲舒的案子，一道诏令下来，董仲舒免死，不知道是刘彻的恩赐还是公孙弘的相助。董仲舒回家后，来不及给自己压惊，第一件事是把书案上所有言说灾异的简帛拿到庭院里一把火烧了。
阴阳灾异，确属天道，泄露天道，性命难保，今后还是只在心中说灾异吧。
劫后余生的董仲舒彻底沉寂了，公孙弘却可能在主父偃对董仲舒的陷害里，觉察到自身的危险。公孙弘深知更化改制绝非一代人之功，眼下最要紧的是防范主父偃。换言之，先清除掉敌人，且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谈得上下一步的事情。
这下一步，就是人，要有一大批且源源不断的儒生进入朝廷做官。虽然朝廷举贤良已经十几年，但举贤良并不是稳定和常态的入仕渠道，人数也不多。没有人，无论是清除政敌还是劝谏皇帝，都难以成功。昔年赵绾王臧之败，今日主父偃之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很快，公孙弘就听到皇帝拜主父偃为齐王国相的消息。主父偃就是临淄人，他这些年刻意收集了不少齐王淫秽失节的内幕，可能是有什么前因要报复，把这些内幕一股脑捅到刘彻那里，刘彻这才拜他为齐国相。如果他在齐国再次掀起大案，比照当年处理燕王的案子，回来后很可能升任御史大夫。到那时，公孙弘就将屈居主父偃之下，性命或将难保。所以，公孙弘要加快升迁的脚步。
主父偃离开长安之前，也颇做了些准备，他授意同僚中大夫朱买臣，两人一内一外，勠力维持局面。到了齐国，主父偃先是羞辱亲朋故旧，以报复当年他们对自己的蔑视、忽视、鄙视。不几日，又让手下人试探齐王。“先问问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主父偃吩咐，他的想法是循序渐进，先让手下人从一件事问起，让齐王摸不清虚实多寡，自己再去和齐王理论，如此一进一退，不怕齐王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