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今扬州。
27 《汉书·公孙弘传》，第2619页。
28 《汉书·儒林传》，第3612页。
29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2页。
30 也有认为董仲舒指的是田蚡和淮南王，但这可能是后人知道田蚡之死，淮南王谋反的后见。
31 《汉书·景十三王传》，第2419页。
32 《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见《董胶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33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5页：“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只是“发之”，具体实施，董子并无权力。
34 《汉书·艺文志》，《西京杂记》卷三，第27页。
35 刘义庆：《幽明录》；此虽为小说家言，亦可见董子之形象。
36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第43页。
二、今古之争
7．盖宽饶之死
董仲舒最后以寿终，家族滋繁茂盛，还得到迁徙茂陵的礼遇。如今长安附近的卫星城已经是繁华富贵的辐辏之地，聚集了许多达官贵人，迁徙帝陵不再是汉廷消除关东巨族势力的举措，倒像是对臣子的褒赏，当然这并不全是董仲舒的声誉所致，而是他的子孙因为修习儒学都当了大官，这要拜公孙弘所赐。
魏郡的盖宽饶也是如此，他受益于公孙弘为儒生划定的轨道，先因为明习儒经在魏郡任“郡文学”，主要负责一郡的教育工作；又通过举孝廉、举方正，在汉宣帝时期升迁到汉朝中央担任郎中令的属官谏大夫，负责宫门事宜。盖宽饶为人刻板刚正，特别擅长用儒学的原则来处理行政问题，是那种敢把本本上的“规章制度”甩到顶头上司面前、坚决不给上司干私活的人。汉宣帝倒是欣赏他，人尽其才，把他提拔到司隶校尉的位置上，查举弹劾官员和王侯外戚。
董仲舒指明了方向，公孙弘铺好了路，要想当官，就要修习儒学，所以夏侯胜告诉他的学生，只要儒学水平高，当官就跟从地上拾草一样容易。但是，要想当大官，还得平衡和皇帝的关系，不能太执着儒家的理想。因为在汉宣帝的时代，汉朝秉承的是“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盖宽饶不太听这一套，他觉得自己只要廉洁奉公，别人就无可指摘，因此他当司隶校尉期间，长安内外的大小官员贵戚都怕他，长安风气为之一清。汉宣帝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并非弄权之臣，在汉宣帝微末时有恩于皇帝，因此备受尊崇信任。有一次，许广汉搬新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等一众官员都来庆贺，但盖宽饶就不去。
许广汉屈尊请他，他才去。一到许家，许广汉亲自斟酒敬他，盖宽饶说了一句很扫兴的话：
无多酌我，我乃酒狂。
少给我倒酒，我喝了会耍酒疯——丞相魏相听见后笑着说：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1
次公是盖宽饶的字。您不喝酒都像疯子，何必靠酒？——魏相和盖宽饶的人生轨迹相似，他是凭通晓《易》经，亦先在郡内做官，再通过举贤良进入汉朝。魏相既通儒经，又擅长以律法治理地方，还特别重视汉朝的传统，治政时有意收集整理了汉朝名臣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的言论，给汉宣帝作参考。他这种既有儒学素养又重视汉朝传统的风格，很得汉宣帝欣赏。
魏相此话一出，在座的趋炎附势之徒立刻把鄙夷的目光投向盖宽饶，以示“划清界限”。酒喝得差不多了，音乐歌舞起来了，主管长信宫事务的长信少府，名叫檀长卿，步入舞池，模仿猴子逗起狗来，大家都笑了。盖宽饶十分不悦，仰头看着新房叹气说：“真漂亮啊！可是富贵无常，一不小心就易手，这样的房子再美，和人来人往的宾馆有何不同呢？”说完离席而去，走了还不算，马上弹劾长信少府学猴子跳舞，失礼不敬。
此事令汉宣帝很不高兴，许广汉亲自赔罪，过了很久才算过去。
汉廷里，类似盖宽饶这种轨迹的官员不少，他们都是儒生出身，但并不担任博士之类的“教职”，而是在朝廷的各个岗位上凭着儒家的原则做实际工作。汉宣帝时，“五经博士”已经增加到十数家，他们继续担当皇帝的顾问，负责汉朝的文化教育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博士之职也是通往九卿、御史大夫甚至丞相等顶级高官的道路之一。
一边是儒生出身的行政司法官员，一边是看似学术纯粹但实际上官方化的经学博士，两者在政治的维度上既有重叠，也逐渐有了龃龉。
言其重叠，是因为经学博士的“王官之学”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
因此，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据，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为贯彻落实……批示”之类。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作“引经决事”，顾名思义，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清末的皮锡瑞对此说了四句话 2 ：
“以《禹贡》治河。” 《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记载了大禹治水、古代的山川河流等内容。汉廷讨论治水，《禹贡》是最高纲领。平晏之父平当，在汉哀帝时期就讨论过；王莽也主持过一次治水的“专题会议”，大臣们都是以《禹贡》为范例，韩牧呼吁道，要按照《禹贡》里记录的九条河流来疏通，哪怕疏通不了九条，能通四五条也不错呀！ 3
“以《洪范》察变。 ”说的是夏侯胜根据《洪范五行》，通过天不下雨推测昌邑王要遭遇政变那类事。
“以《春秋》决狱。 ”说的是董仲舒和他的后来者们，根据《春秋》的原则来断案，类似儒家对秦汉的律令进行“司法解释”，既然无法取消承秦以来的律令制度，那就重新解释。前面曾说，法家的观念基础是“刑名”，以律法维护名实相符。《春秋》决狱就是把儒家的道理插入名实之间 4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的郑玄，影响甚至达于21世纪。
比如说，董仲舒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乙、丙两个人打架斗殴，丙抽出佩剑去刺乙，乙的儿子甲一看父亲要挨刀，情急之下举起棍棒去打丙，结果不小心打到自己父亲身上，把父亲打伤了。按照汉朝的律令，即使是误伤，也属于儿子殴打父亲，要判枭首。
但董仲舒不同意，他举了个儒经里的“判例”：春秋时期许悼公（名买）生病，太子（名止）进药，结果许悼公服药后去世了，太子很伤心，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几年后郁郁而终。《春秋》经文说“许世子弑其君买 ”，虽然用了一个“弑”字，但《公羊传》在解释这句经文时，认为太子的错误不在于进药给父亲，而在于进药过于草率，动机是好的，所以不算有罪。董仲舒所学的是公羊学，所以他平决这个斗殴的案子，就认为和许国这件事的道理一样，儿子的本心是救父，只是措施不够精准，因此判儿子无罪。
在这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君子原心。
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
儒家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观念，是非且先不论，直到今天仍然有回响。
“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说的是王式用《诗经》劝谏过昌邑王刘贺。霍光废昌邑王，以没有尽责为由屠杀昌邑王旧臣，却认为王式已经尽责，将其赦免。
因此，至昭宣时代，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务之中，虽然距离儒家“制礼作乐”“圣人为君”的理想还远，但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即使和后世比起来，也称得上光辉灿烂，与宋明那种“尊德性”“道问学”的心性儒学、个人实践儒学不同，与清朝那种“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雠目录”的考据儒学也不一样，与20世纪以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哲学化儒学更有本质不同。
促成这一切的，既有经学博士们掌握儒家经义解释权的因素，也有儒家化的官僚们在治政治事上的实践和努力。当然，还有皇帝的因素：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汉宣帝请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在未央宫前殿北边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会议。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因为藏书所以得防火，图书馆周围就用石头造了一道水渠，风景独特。这地方距离前殿很近，藏书又多，是当时博士和儒臣们常常光临的宝地。
开会，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这次会议却可以视作汉朝以儒家立法的标志性事件。
原来，这次会议邀请的全部五经博士，都是公羊学大儒。但汉宣帝因为祖父刘据爱好穀梁学，登基后格外重视穀梁学，于是又邀请了多家重要的穀梁学大儒。石渠阁内一时云集了帝国最权威、最重要、最有名的大儒们。
召集这次会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现了皇帝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学者的亲切关心”，这是儒者们乐于看到的。不过，汉宣帝的真正意图，是抬高他所推崇的穀梁学。当然，并不是说他要打压公羊学，而是令两者并驾齐驱，扩大博士的范围和数量。比起谈论灾异五行、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穀梁学更注重礼制尊卑、伦理教化。
穀梁学被抬高，就会与公羊学出现学理上的分歧。两者现在都是官方儒学，遇到矛盾分歧，谁正确？
皇帝正确。
这次会议上，汉宣帝以帝王之尊，对此类儒学内部的争论进行裁决。这就意味着，皇帝依然凌驾于学术之上，而将公羊学、穀梁学都建为博士，还说明皇帝对经学的控制范围扩大了。
因此，儒学就在这期间慢慢分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经学有许多种定义，此处定义为官方儒学，因为唯有官方儒学，才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个帝国所要追求的气质与德性。
与此同时，那些虽然不是经学博士，也未必是什么儒学大师的人，包括在野的学者、在朝的士大夫，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石渠阁会议，但有不少却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该批判时政就批判，该谏议皇帝就谏议，仿佛儒学另有一套价值观似的。
换言之，经学是儒学，但儒学未必是经学。
打个比方，今天“西方国家”的“经学”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不只是“经学”，还是大学里的研究课题，是一些个人秉持的价值观，等等。
汉朝虽然从汉武帝开始逐渐推崇儒学，但目的是建立帝国自身的王官学、经学，而不是纯粹尊崇作为一门私家学问、个体思想、批判理论的儒学。
所以，至少在汉宣帝的时代，“独尊儒术”是不可能的，只能勉强说“尊经”。
在盖宽饶看来，汉宣帝的这种“尊经”很虚伪，他看到的是皇帝更重视刑法，更信任宦官，并有意把儒学压制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于是，他给汉宣帝上书说：
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 5
“儒术不行”，才是昭宣时期儒家地位的准确写照。在盖宽饶这类士大夫眼里，儒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那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6
不管是有意无意，盖宽饶透露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心里话：要实现选贤任能的“官天下”，而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一个人不具有统治才能，就没有资格当统治者。
汉宣帝何许人也？来自民间、深晓“民气”的他马上意识到，这封奏疏不是普通的讽谏，而是会动摇汉朝刘氏家族统治根基的“激进思想”，已经严重越过“王霸之道杂之”的底线。他令中二千石以上官员讨论这封奏疏，果然，有大臣直白地指出，盖宽饶这是要让汉帝禅让，是大逆不道！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汉朝“禅让”曾经不是多么令人不安的词语。当年汉文帝立太子，还专门下诏说，自己没有禅让给贤人而是传给儿子，心里觉得不安。汉文帝肯定是故作姿态，但至少“禅让”两个字不扎眼。
大逆不道的罪名落到了盖宽饶头上，虽然有其他大臣上书求情，但无济于事，汉宣帝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笃信灾异、祥瑞，内心也知道刘氏不可能永远拥有天下。但至少在他这里，要努力维系皇室的权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他下令逮捕盖宽饶。
盖宽饶并没有被捕，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在未央宫北阙之下拔刀自杀。
8．萧望之之死
汉宣帝死时，给儿子汉元帝留下一个足以平衡势力，又能帮助儿子治理天下的班底。他临终前提拔了三位大臣，让他们同领尚书事，出入禁中，担当辅政之职。
其中，乐陵侯史高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他是外戚。
曾协助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的太子太傅萧望之，被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他是当时的大儒，夏侯胜的学生；太子少傅周堪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他俩都是帝师。
此时，儒臣、名相于定国是丞相，统筹外朝事务。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辅政班底主要承担顾问、导师的职能，不同于霍光那种权臣。再加上汉宣帝留下的宦官——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形成了一个儒臣、外戚和宦官平衡的朝局。
王政君的家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但势力还很微弱，与辅政无缘。
弘恭和石显虽然是宦官，但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他俩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熟悉汉家律令法度，实际上代表的并非宦官势力，而是与儒臣相对的文法吏。文法吏从汉初以来，一直担当着各级机构的“经办”，与后来身居高位、掌握话语权但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儒臣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有冲突。
因此，这个辅政班底很快就分化了。
前面曾说，汉元帝是刘氏皇族第一个真正受过全面儒家教导且热爱笃信儒学的皇帝，他宽宏大量、勤俭节约、温文尔雅，至少在萧望之、周堪的眼里，这是一个已经造就，具有“圣王”资质的年轻帝王。
假如汉元帝真的成为儒家“圣王”，后面可能就没有王莽的机会了。
萧望之、周堪特意选拔了通经的宗室成员、散骑谏大夫刘向加官“给事中”，顾问皇帝左右。早在石渠阁会议期间，萧望之就注意到当时仅为“待诏”的刘向，特意安排他参加会议。汉武帝宠臣金日磾的侄孙金敞当时担任侍中，也加入萧望之的阵营。四人同声连气，大胆劝谏皇帝按照儒家的理想治理天下，一时声望煊赫，势力大增。
这就触犯了弘恭、石显的利益，也令原本领衔辅佐的史高很是不满。史高于是与弘恭、石显结为同盟，互为表里。萧望之不是按照儒家原则来辅佐皇帝吗？史高等人就拿汉朝的传统做法来告诫皇帝，刻意与萧望之对抗。
萧望之对此心知肚明，决定要拔掉弘恭、石显这两枚钉子，把中书令换成儒家士大夫。
但汉元帝不仅没有斥退弘恭、石显，反而把刘向调离禁中，改任宗正。宗正是负责皇室内部事务的官员，刘向从谏大夫升为宗正，当然是提拔，但也失去了“给事中”的加官。萧望之的努力换来的，是自己阵营的被打压。
班固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愿意在用人机制上动作太大。但合理猜测，汉宣帝知道儿子好儒、柔弱，会给儿子传授心法，教导过他中书令等职位要用信得过的宦官，不能让儒臣把控。毕竟宦官位卑，纯然是皇帝的附属物，便于控制。若内外朝均由儒臣担任，那“霸王道杂之”的格局就被打破了。
这件事情并没有挫败萧望之的努力，他们继续从年轻人中选拔人才。会稽郡的郑朋此时冒了出来，这个小人物人品不佳，但很有眼光，趁机上疏批评史高等外戚之罪过，就此进入萧望之和周堪的视野。一经接交，郑朋极力吹捧萧望之是当代的周公，天下人心向往之；又提醒说萧望之已经年逾六十，再不有所作为就来不及了。
但处事严正的萧望之不久后发现，郑朋此人行为不端，搬弄是非，于是不再搭理。郑朋果然是小人，立刻投靠到史高的阵营，反过来向史高说萧望之、周堪的不是，至于前面批评史高的事情，郑朋说：“那都是周堪、刘向教我说的，我一个关东人，哪里知道这些（关内的）事情嘛。”
原本是暗流涌动、并未激化的矛盾，被区区一个郑朋搅成你死我活的敌友政治。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看，郑朋的政治水平不低。总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史高、弘恭、石显也就不再敷衍，先行下手，让郑朋向汉元帝告发萧望之等人，皇帝大概不知道弘恭在里面的角色，按照程序让弘恭去调查，萧望之掉进了圈套。
问完之后，弘恭、石显正式报告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为朋党、诬陷大臣、离间外戚、专制擅权，实属有罪，建议“请谒者召致廷尉 ” 7 。
这里有个细节，史书说，汉元帝刚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 ”就是下狱的意思，于是准奏。后来有事召周堪、刘向来见，才被告知他们都被关到监狱里了，于是惊讶地问：“不是说只让廷尉询问吗？赶紧把人放出来！”
但是，汉元帝久为太子，父亲又是一个极重教育的人，怎么可能连“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都不知道？这个细节颇为奇怪。
而且，萧望之等人虽被放了出来，并没有说罪名是错的。对萧望之，是赦免其罪，罢免前将军、光禄勋；周堪、刘向则被免为庶人。那个小人郑朋被任命为黄门郎，进入了汉朝仕途的车道。
更奇怪的是，过了几个月，汉元帝赐爵萧望之为关内侯，重新给了“给事中”的加官和其他待遇，史书说，这是“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 ” 8 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让萧望之当丞相。听起来不错，但同时发生了一件事：
萧望之的儿子给皇帝上书为父亲鸣冤。
鸣冤这种事很正常，但汉元帝却将此事下有司，由相关部门讨论，假如他真的要任命萧望之为丞相，对这封上书应该低调处理，他反而小题大做，这是很奇怪的。果然，讨论的结果就是萧望之身为大臣，不思悔改，还教唆儿子上书鸣冤，这是不敬，提请逮捕萧望之。
汉元帝就问弘恭、石显，“萧太傅为人刚正，恐怕不肯折辱吧。”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真的逮捕，萧望之可能会自杀。
弘恭等人安慰说：“人命最重，萧太傅的罪都是言语上的小罪，他肯定不会做傻事。”
汉元帝于是批准了逮捕萧望之的命令。
身为中书令，弘恭、石显马上起草敕令，并命令执金吾即刻发骑兵，火速赶赴京外杜陵，包围萧望之的宅邸，一副气势汹汹、要办大案的样子。果然，萧望之见此情景，就觉得要完，起意自杀。他的夫人劝阻了一番，觉得皇帝不至于此；但他的学生朱云恰在宅中，他是一个比萧望之更刚直的人，反过来劝老师自裁。朱云说了什么史书未载，猜测朱云可能认为，皇帝三番五次折辱老师，那么自杀是最好的选择，这不仅是表明帝师、儒者的尊严，也是向皇帝宣示对他的失望。
在骑兵的包围里，萧望之服毒自杀。这距离汉元帝即位才两年。
消息传到汉元帝那里，正是饭点，皇帝大惊失色，连忙挥手不吃饭，拍着手哭个不停：“我就说过萧太傅不会进牢狱，你们果然杀了我的贤傅！”场面极为哀恸。
在班固的笔下，汉元帝是一个稀里糊涂、优柔寡断，不小心让老师死于非命的角色。但千载之下，我们不妨猜测更可能的真相：汉元帝先是假装不知道“召致廷尉 ”是下狱的意思，从而将萧望之免职；又故意放风说任命他为丞相，接着就他儿子的上书大做文章，将其下狱，言外之意是他咎由自取；下狱之前，又假装爱护询问，对宦官调兵这样的大事假装不知道，直到人死之后，又假装怪罪身边人，怪罪之后却不惩罚；尘埃落定，对萧望之上书的儿子不仅没有处理，反而令其承爵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萧望之的坟墓拜祭，以笼络人心。种种操作，是一套清除政敌的组合拳，精明无比，哪里有一丝糊涂？班固所记，可能的确发生过，那就得承认汉元帝太会演戏了，不枉班彪评价他“多才艺，善史书 ” 9 。
汉元帝即位才两年就杀了老师、辅臣、儒者萧望之，此事影响极大。
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一度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这种期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制礼作乐，推动礼制改革，等等许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汉元帝很快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换句话说，汉元帝就此失去了圣君的资格，儒家只能另选哲人王。后来的汉成帝、汉哀帝比汉元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不过，汉元帝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成为儒家的圣君。他的确笃信儒学，但毕竟也是汉宣帝的儿子，承袭的是汉宣帝留下的政治格局。以往，史家会特别强调汉宣帝“乱我家法者，太子也”的故事，但汉宣帝既然还是将帝位传给了他，那么一定会从多方面对儿子进行教导、传授、安排，尽可能消弭元帝的性格弱点。
既笃信儒学，宽容节俭，又遵循父教，信任文法宦官 10 ，这种撕裂或许是汉元帝给后人留下“牵制文义，优游不断 ” 11 印象的原因。而儒学，也就在皇帝的这种优柔寡断中折向了新的方向。
9．翟方进之死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萧望之的死是皇权尚未衰微、“汉道”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表现。到了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霸王道杂之”的格局渐渐不复存在，儒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独尊儒术”，一系列礼乐制度改革在儒家推动下徐徐展开。
长安城无恙，未央宫无恙，但汉廷内外的气氛悄然改变。
表面来看，儒学已经接近胜利，十四家经学博士法度森严，牢固把控着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央地方的高级官员几乎没有不是儒家出身的，丞相基本都是大儒，连外戚王氏家族也好儒养士；整个社会向着礼乐制度的终极理想前进，就等着圣人出来实现天下太平。
但经学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
首先，那些官方的经学博士们日益僵化，他们一代传一代，老师传弟子，父亲传儿子，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儒经做出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解释。几个字的“经”，会有“章句、传、记、说”等不同体裁的诠释，字数越来越多，有位叫作秦延君的经师，解释《尚书·尧典》，光“尧典”这个题目，就解了十万字；其中“曰若稽古”一句，解释到三万字。
多年以后，执政的王莽下令修订删减这些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在删减时，因为工作量太大，不幸累死在灯下。
文本的烦琐复杂，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使得今文经学日益成为小圈子里的文字游戏。纵然皇帝信任他们，即使俸禄不会减少，但他们对思想与学术的贡献已经不如从前，对后学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
但与此同时，今文经学作为博取名利、仕途升迁的通道却始终通畅。修习经学依然是儒生们趋之若鹜的康庄大道，于是被选拔出的儒臣，有许多儒学素质很高，道德水准却堪忧。
前文曾提到，汉成帝的丞相匡衡，父祖都是农夫，幼年“凿壁借光”勤奋读书，很是励志。他专精《诗经》，入仕之后当过经学博士、太子少傅，直至封为乐安侯，成为丞相。
匡衡不愧为《诗经》大师，流传后世的奏章处处以《诗经》为准则，告诫皇帝要遵守教化，维系道德，为民父母，不可耽溺情欲。这些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匡衡自己在面对石显等人的权势时，反而闭口不言。更奇葩的是，他所封的乐安侯国一开始边界不清，把临近郡的土地也划了进来。匡衡明知有错，但隐瞒贪占了这部分土地及其租税，直至被人告发，丢掉丞相大位，被免为庶人。
尽管如此，匡衡的许多子孙依然凭借经学家法，继续充任博士职位，逍遥于仕途。
匡衡之败是不够“谨慎”，安昌侯张禹就精明得多。张禹也是博士出身，专治《论语》，位至丞相。在张禹的时代，《论语》的地位虽然不如“五经”，但也渐渐重要起来，当时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张禹凭借自己出色的经学素养，对《论语》进行比勘修订，搞出一个定本，人称“张侯论”，风靡后世 12 ，也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版本，而其他版本渐渐亡佚，张禹的水平可见一斑。
政治上，张禹却缺乏丞相的担当，不敢与外戚王凤争锋；私下里做生意、买田产，凭丞相之尊搞了不少泾河与渭河岸边的肥沃土地。他深居简出，庭院深深，喜欢一个人在院子深处鼓弄丝竹，尽享音乐之美。如此这般，比起匡衡的“晚节不保”，同样“腐朽堕落”的张禹反而得以善终。
匡衡、张禹都是当世大儒、学术领袖、一代经师，他们尚且如此，那些遍布朝廷和郡县的儒生官员就可想而知，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今文经学的声誉和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高陵侯翟方进也担任汉成帝的丞相，就颇能做到廉洁克己、赏罚分明。翟方进自幼失去父亲，少年时在汝南郡当小吏，备受太守摧折，一气之下来到长安学习儒学谋求上进，他的后母很疼爱他，跟着在长安“陪读”，给别人织鞋子挣钱供他读书。
多年以后，翟方进成了治《春秋》的大儒，当了博士，尤其精通《穀梁传》，还爱好《左传》，刘歆就在他门下学《左传》。
翟方进为人和盖宽饶相似，史书称他“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 ”。 13 越是对高官，他越苛刻，深文周纳打击他们，奏免京兆尹、右扶风等二千石以上高官二十多位，政敌陈咸被他打击到忧愤而死。显然，这种做派得罪了不少官员，但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和皇帝的信任，最终一路当上丞相。
这一当就是九年，也是汉成帝越发奢侈荒淫、宠爱飞燕合德的九年。绥和二年（约公元前7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震惊内外的灾异。翟方进接到下属报告，说是天上出现了可怕的“荧惑守心”。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之内，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
在《汉书》的记录里，秦始皇和汉高帝崩殂之前，都出现过荧惑守心的天象。
翟方进精通天文星历，知道“荧惑守心”的含义，不禁惊慌失措。消息传来，有人上书认为，要想消弭皇帝的灾祸，得选择大臣来厌胜。大臣的位置越高，效力就越强。翟方进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皇帝果然召见了他，所谈何事，后人不得而知。但他回来之后已经打算自杀，人还没死，皇帝的策书火速送到，措辞极为严厉，斥责他为相九年、灾异频出、未能称职。翟方进见策后自杀。
有汉以来，灾异影响政治并不鲜见，但像这样直接迫使丞相自杀还是第一次，足以说明此时的汉家天下，官民对灾异的信仰何等之深。但此事亦有颇多蹊跷之处：
一来，后世的天文学者推断出，这个月并没有发生“荧惑守心”！ 14 实际发生的是“荧惑入太微”，这也是对天子不利的凶相。二来，翟方进精通星历，“荧惑守心”并不是流星那类刹那间消失的天象，能延续一两个月，他为什么没有辩白，而是很快自杀？三来，这一时期，王莽已经除掉淳于长，当上了大司马，而翟方进与淳于长关系密切，又是丞相，和担任大司马的王莽分庭抗礼。此事和王莽有无干系？四来，翟方进死后，皇帝却“祕之 ”，就是秘密、低调处理这件事，没有公开，但给了翟方进超规格的葬礼，多次亲自凭吊，这种待遇之高，以至于多年后翟方进的儿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时还念念不忘。
因此，这次所谓“荧惑守心”的灾异，很可能出于一次未经记录的宫廷政变。翟方进担任丞相时间太久，树敌又多，与王氏家族关系不佳，王莽新晋，两人成为政坛上的对手 15 。因此，翟方进的反对派们利用这次灾异，将其夸张或解读为最凶险的“荧惑守心”，推动汉成帝有了令丞相自杀以代自己的想法。汉成帝召见翟方进，可能是要求甚至恳求翟方进自杀，那封措辞严厉的策书，只不过是程序，并非真的斥责。所以汉成帝才会赐予高规格的葬礼，以表示由衷的谢意甚至歉意。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是翟方进的儿子翟义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以及王莽为何对翟氏家族斩草除根，连儿童也不放过。
但这更说明了，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但经学的文本是敞开的，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解说，“灵活”借助灾异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其实，早在翟方进之前已经不乏先例——儒者谷永依附王氏家族，当别人以灾异批评王氏家族时，他却说灾异来自汉成帝无辜的许皇后，致使许皇后被废。总之，到了元、成之际，灾异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学的公信力颇为降低。
尽管丞相以生命“厌胜”天象，但几个月后，汉成帝还是晏驾了。
10．今古之争
刘歆，恰恰是翟方进的学生，他自幼跟随父亲刘向修习今文经学，对诸子、术数、诗赋、方技都很有兴趣，又是宗室，少年之时就有了些许名气。汉成帝召见他，原本要任他为中常侍留在身旁，但被大司马王凤否了，只好让他先去当黄门郎。
巧合的是，大概不到两年，二十四岁的王莽也被拜为黄门郎。
两个人年龄相仿 16 ，一个是刘氏宗室，一个是王氏外戚，他们长达一生的友谊虽然隙末凶终，但此时都还年轻，一起共事当有志同道合之感，他们会谈论天下大事，诸如儒学怎么发展，汉家怎么改制，经学有何种弊端，怎么以儒学来说灾异 17 ，国家有哪些问题，等等，和后世的“有志青年”应该没有什么两样。
他俩也会去找黄门待诏扬雄聊天，扬雄比他们大十多岁，从蜀郡来到长安，被时任大司马王音召在门下，又推荐在黄门待诏，从此入仕；所谓待诏，就是等待皇帝下诏给个正式的官做，一般情况下，短则数月，长不过几年，都能得到机会。可惜王音很快去世，扬雄又是一个毫无官瘾、不求上进的人，所以他一直待诏，已近十载 18 。
好在扬雄志不在此，他口吃，内向，不爱说话，对今文章句之学也没有兴趣，喜好博览群书，有机会就去天禄阁读书。刘歆也曾跟随父亲在天禄阁校书，彼此就熟悉了。
小兄弟桓谭也加入了。他是太乐令之子，若以今天比照，是个喜欢“玩音乐”的“官二代”，尤其热爱被儒家所诋毁的“淫乐”。他对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也不感冒，倒是愿意学习古文学。
扬雄和桓谭可能不太会深度参与刘歆和王莽关于“天下往何处去”之类的论辩，但在对经学的态度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
那就是关于今文经学和古文学的看法。
所谓今文经学，简单来说，因为儒经最初主要是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的战乱、秦朝的《挟书令》，很多经书的简帛文本没有流传下来。直到汉朝，学者们才通过记忆默写下这些经书，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犹如今天人们使用简体字来抄写古代的书。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保护着藏了起来，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例如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儿子鲁恭王在扩建宫殿的时候，偶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些儒经，都是用先秦的文字所写，于是大家称之为“古文”，犹如今天人们得到一本古书，上面印着繁体字。
因此，今文学、古文学最初只是文字或文献上的区别。当然，在人们默写、传播、抄录的过程中，儒经在文字、篇目、字数上会有不同，有些差别甚至还很关键，以至于后来“今文”和“古文”的内涵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派” 19 。当然，此类问题到了后世才变得重要，在汉朝，刘歆和王莽的时代，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
是否被立为学官。
立在汉廷学官，由博士所掌的，无论是齐学、鲁学，公羊学、穀梁学，《诗经》《尚书》《周易》，都是今文经学。也就是说，今文经学是官方儒学，有完备的教育体制，明确的家法师法传承，而且伴随着汉朝的统治，积累了大量关于政治的解释，拥有一套政治哲学，与司法行政关系密切。
例如，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就是说有王者的德性却没有天子的位置；认为明堂是议政之所，包含着君臣同堂议政的意思；主张“天子一爵”，就是天子尽管地位很高，但也是爵位之一种，因此可以褫夺；主张“讥世卿”，就是反对官僚世袭；主张“大一统”，强调天下要有“一王大法”，要“尊王”，从而抑制封君，这里需要点明的是，所谓“尊王”并不是“忠君”，而是要通过尊天下的王来抑制地方的君……这也就是为什么晚清的大臣郭嵩焘出任驻外大使，看到君主立宪国的议会、选举、总统轮换，会联想到儒家的“三代之治”，虽说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有那么点儿相似之处。
当然，今文经学的这些政治哲学并没有多少被付诸实践，大都是政治理想，但这至少是今文经学的显著特点。
而古文学就不同了，没有被立在学官，特别是古文学特有的《左传》《周礼》，尤其不被今文经学承认，因此严格地说古文学还不是经学，与现实政治也距离较远。
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经师的阐释来实现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引经决事”之类；但古文学因为没有立在学官，又和利禄不挂钩，所以传习的人就少，也较少关乎时政，对灾异、图谶、纬书也较少涉足，多是对经文做字面上的解读、训诂，更像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古文学特有的主张，比如强调孔子是先师，推崇《周礼》的制度设计，等等，也与今文经学不同。
总而言之，今文经学和古文学具有不同的品质，虽然同属儒学，但像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
这个时候，古文学显示出生机。
一方面，恰恰因为古文学与做官无关，所以更纯粹，更能吸引真心好学的人。一种思想如果在野，就总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如果在朝成为官方理论，就免不了功利化、“政治正确”化。所以，今文经学的那些弊端，如秦延君说《尧典》到十万字、匡衡和张禹身为儒宗却迷恋功名利禄、翟方进死于灾异等等，在古文学这里尚不存在。所以，古文学的出现，为儒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另一方面，古文学还有一大优点。自汉元帝即位以来，儒家的士大夫已经不满足于以灾异、图谶、纬书来介入帝国政治，他们逐渐兴起了实现儒家复古理想，为天下制礼作乐，建立三代之治的念头。前面曾说过的“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 ”，就是从这个阶段渐渐成为儒家的新主张。用钱穆的话说就是，汉武帝、汉宣帝用文饰修辞的方法搞儒学，汉元帝、汉成帝是“言礼制，追古昔 ”。 20
于是问题来了，今文经学虽然有一套政治哲学，却没有发展出付诸实践的具体办法，没有制礼作乐的“说明书”。这个问题早在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就已存在。皇帝都急眼了，儒生们还在吵仪式到底怎么搞，汉武帝一怒之下干脆照着自己的办法上山封禅了。
到了刘歆，这个问题更加急迫。
而古文经学比如《周官》，恰恰有关于儒家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左传》中也有一些春秋时期的史实，这些制度和史实，比起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显得更实在，不那么“务虚”。
也正因此，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王莽之所以在后来要当汉朝的周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因此，利用古文学来实现儒家理想，就成了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尤其对“有想法”的年轻儒生，比如刘歆、桓谭，包括王莽，更有吸引力 21 。
刘歆陪父亲在天禄阁校书时，偶然发现一套古文书写的《左传》，不禁欣喜若狂。《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
在此之前，刘歆主要跟父亲学《穀梁传》，已经烂熟于胸。发现古文《左氏春秋》后，他爱不释手，听说丞相翟方进通《左氏春秋》，就赶忙去拜师学习。
翟方进是通今文经学的，怎么也通《左氏春秋》呢？这要从汉初说起。张苍、贾谊等从前人那里传习了《左氏春秋》，又一代代直传到一个叫作尹更始的人。尹更始传给了儿子、翟方进和另一个叫作胡常的人。
胡常有个徒孙叫陈钦，王莽又跟着陈钦学《左氏春秋》。
当然，不能说刘歆是王莽的祖师叔，因为这种传习是你跟着我学，我跟着你学，大家同一时期各自在学。真正重要的是，由贾谊传下来的《左氏春秋》，几经传抄，应该是用汉代的“今文”书写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今文经学、古文学虽然名称源于文字书写，但这两个名称确立后，关键的问题就不再是文字，而是看是否立于学官，是否属于官方儒学，以及不同的经学品质了。
这也就是刘歆见到古文的《左氏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他可以论证这部书的可靠和古老。他一边仔细研读，一边把《左氏春秋》里记录的历史，一条条插在《春秋》相关的经文下面。这样，原本独立的一部史书，就变成了对儒经《春秋》的“传”了。
《左氏春秋》也就变成了《左传》，古文学要开始发力了。
当时，汉廷有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
刘歆手上有了他精心阐释过的《左传》，就想切开汉廷旧的经学体系，鼓吹将古文学立在学官，从而为汉家开辟制礼作乐的新路。当然，打破旧体系，自己也就有机会后来居上，飞黄腾达。因此他虽然今古经学都通，但格外看重古文学。
其他的“小伙伴”呢？
扬雄给汉成帝写下气势恢宏的《羽猎赋》，被拔擢为黄门郎，终于不必再“待诏”了。不过扬雄却希望“停薪留职三年”，专心看书，研究方言。汉成帝很通达，不仅允许他读书搞研究，而且俸禄照发。扬雄热爱求知，对待学术今古兼收。
王莽早已高升，仕途通达，担任大司马，成为帝国的要人。王莽既希望借助古文学特别是尊周公来制礼作乐，实现儒家理想，又希望继续保持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关切，深信灾异、祥瑞、谶纬，对两派学术也都不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