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桓谭，对父辈的今文经学没有什么兴趣，尤其厌恶图谶、纬书，他追求“真理”，因此更爱与官方儒学较远的古文学。但他相信王莽将会建立不世之功，一心一意跟随王莽。
他们的友谊不论多寡，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若即若离地维系着……
11．刘歆要“解放思想”
绥和二年，汉成帝猝死，哀帝刘欣即位，朝廷风气为之一变。
从汉成帝末年到汉哀帝初，王莽和刘歆虽然地位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两人关系始终密切，关于古文学的意见也颇为相投。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印绶还没戴习惯的王莽，敏锐地觉察到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了巩固地位，他向汉哀帝大力引荐好友刘歆。
汉哀帝正打算重用宗室以抑制外戚，就拜刘歆为太中大夫并加官侍中。汉代大夫执掌的事务很广泛，顾问谏议、拾遗补阙之类都有，员额也没有定制，所以单看这个职务本身看不出什么来。但刘歆得了侍中的加官，就可以出入禁省，这是皇帝的宠信。不久，刘歆再迁为骑都尉、奉车都尉，得以跟随皇帝出行，宠信更甚；还官光禄大夫 22 ，成为皇帝刻意蓄养的人才。
光禄大夫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宫内官，俸“比二千石”，虽然不是特别高，已是各类大夫里最尊贵的职务，而且很闲适。汉廷往往用大夫来安排三种人：一是病人；二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好安置的人，比如董贤当大司马，他的父亲在朝廷上总不能比儿子官小吧，而当光禄大夫，不属于外朝官员，就规避了这个问题；三是不适合案牍劳形的人 23 ，比如名儒龚胜，汉哀帝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上皇帝后就把龚胜征召而来，先拜谏大夫，后来见他是儒臣，不适合搞行政，就安排为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宠信甚至在刘歆之上。
刘歆也属于第三种，皇帝知道他儒学修养高，是宗室里难得的学问家，才把他放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让他有时间再次牵头整理汉廷藏书，继续刘向没有完成的志业。
和刘歆一起在天禄阁校书的，还有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这两位也颇受汉哀帝信任，也都有侍中的加官。论学术，刘歆更胜一筹，在刘歆的影响下，他俩也对刘歆整理后的《左传》产生了兴趣。
刘歆的备受信任和王莽的逐渐失宠形成了对照。三公里丞相是孔光，大司空是何武，何武也通古文学。汉哀帝即位后势必要调整三公，王莽首当其冲，不久被免大司马之职，接替王莽的是皇帝当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师丹。
师丹也是儒臣，博士出身，匡衡的学生，专治今文经学的《诗经》学，年纪已经很大了。令王莽稍显安慰的是，他与师丹关系不错。师丹任大司马辅政后，向皇帝提出一项重要的改革建议：三代之治的基础是井田制，汉朝承平日久，土地兼并严重，应该仿照井田制予以限制。
这项建议得到了汉哀帝的支持，他令孔光、何武等人一起讨论，最后下了“限田令”，要求达官贵人们所占的土地不能超过三十顷。
这是后来王莽实施王田制的先河，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汉哀帝意欲有所作为，在老师师丹的帮助下，主动限制土地兼并；一种是王莽在去职之前已经有了计划，被免之后，凭着与师丹关系不错，继续予以推进。不管是哪一种都说明了一点，就是限制土地兼并、防止贫富分化已经是朝野特别是儒家各派的共识。
说回刘歆。王莽被免职后，刘歆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但他并不气馁。恰好此时，博士左咸等人上书，提出新皇帝即位，按照元、成时期确定的宗庙迭毁制度，汉武帝对汉哀帝来说已经超出了五代，亲缘已尽，因此应废毁汉武帝的世宗庙。
“毁庙”不是破坏，而是不再祭祀的意思。
这条建议确实合乎儒家礼仪，也符合元、成二帝确立的制度，但实际上隐藏着儒家的一个态度：要否定汉武帝。
自从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力争不要给汉武帝立庙以来，儒家内部对汉武帝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他穷兵黩武，不爱惜民力，杀戮过甚。汉宣帝为了巩固帝位，刻意抬高汉武帝，令儒家有所不满。因此，废毁世宗庙是儒家要抓住新皇帝即位的契机，否定汉武帝的一次行动。
但汉哀帝恰恰要以汉武帝、汉宣帝为榜样来巩固皇权，并不愿意废毁，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时，刘歆站了出来，他综合使用今文经学和《左传》里的经义，凭借深厚的儒学素养，反驳了左咸的观点，强调汉武帝的功德空前绝后，因此有资格保留宗庙。
汉哀帝很高兴，同意刘歆的建议保留世宗庙，对刘歆的信任也加深了。
但刘歆也就得罪了儒生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后世，儒家对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始终保持警惕。刘歆对汉武帝的维护，一定程度上确与儒学的基本主张不符，连汉武帝这样的君主都歌颂，儒家还怎么讲仁政？西汉许多皇帝如汉景帝都没有资格拥有庙号，而东汉的皇帝无论多差劲都能有庙号，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刘歆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但现在刘歆要做的就是维护皇帝，争取皇帝的支持，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改革经学体制，把古文学抬到学官。
拐过年来是汉哀帝建平元年，这是汉哀帝的第一个年号。
刘歆很知趣地把名字改了，他要避哀帝名字刘欣的讳，改成什么好呢？
改成了刘秀。
据说，刘歆在改名时已经见到纬书《赤伏符》里的那句话：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是说一个叫刘秀的人将会在乱世中成就伟业。所以，有人猜测刘歆正是根据这个谶言才改名为刘秀，也就是说他包藏了称帝的野心。
不过这个猜测证据不足，刘歆是宗室旁支，论继承权他毫无可能得到，此时他颇受汉哀帝的宠信，哀帝又春秋正富，因此刘歆不可能有这种妄想。刘秀这个名字很普通，比如另一个刘秀恰好就在这一年出生，为了避免混淆，我们仍然称他为刘歆。
刘歆去见汉哀帝，恳请将《左传》和毛诗、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皇帝倒是不反对，就问经学博士们支持不支持，建议公开辩论一下。对皇帝来说，新立学官可以“广开道术” ，不是坏事，当年汉武帝建五经博士，汉宣帝开石渠会议，目的都是扩大进学渠道以招揽人才，不纯粹是支持儒家；但对博士们来说，刘歆的建议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众博士们“皆不对 ”，不是默认，也不反对，而是不表态，冷处理。
自古以来凡是冲破旧制度，发动大论辩以“解放思想”是前提。博士们不搭理刘歆，也就不给刘歆据理力争的舞台，这比下场博弈要安全和有效得多。
见博士们一声不吭，刘歆也不好催皇帝，只好去求丞相孔光。孔光是匡衡、张禹的继承者，当世儒宗，他对经学的现状比较满意：学官的十四博士，每一家传承都很清晰，主张也很明确，现任的博士们要么是前任的学生，要么是子侄，他们的地位是传承下来的；古文学没有清晰的传承，凭什么要立为学官？谁都知道，立了学官，就可以自成门派，创造出巨大的利益，凭什么刘歆一跃就能与积累数代的博士们并驾齐驱。
何况刘歆还力争保留汉武帝世宗庙，与众儒实属殊途。
孔光不同意。
刘歆慢慢发现，这件事难办得很，他琢磨，既然博士们想低调处理，那就偏要主动出击，偏把事情搞大。
房凤、王龚见此，决定帮刘歆一把。
刘歆领衔执笔，房凤、王龚同署，三人向朝野抛出一篇名震千古的雄文：《让太常博士书》。
这个题目是后人加的，意思就是：批判太常博士的公开信。
在公开信里，刘歆等人讲了三点：
第一，别看你们现在“学科建设”蔚为大观，但在汉初，经历了秦火和楚汉战争，书缺简脱，连一篇《秦誓》都需要众多博士集体研读才勉强弄懂。因此，从源头看，今文经学的基础并不牢靠，古文学不逊于今文经学。
第二，今文经学虽然师法家法明确，但最初都是口口相传，现在古文学连文献都找到了，文献难道不比口传更可靠？
第三，今文经学里，穀梁学和公羊学差别不小，也有矛盾之处，尚且都可以并立学官。凭什么说古文学就没有道理立在学官？
从后世角度看，今文经学近乎政治哲学，古文学近乎史学或文献学，两者的政治品质不同；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口传真有可能比文献更真实。但在当时，这封措辞严厉、毫不留情的批判书一出，朝野大惊。十四博士们震怒，桓谭等人为之雀跃，谁都没料到刘歆敢将对官方经学的不满予以公开化。说到底，刘歆这封信反对的并非今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垄断学官这件事，原本儒学内部的讨论，现在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事件。
丞相孔光就不必说了，此时已经迁任大司空的师丹为之大怒，斥责刘歆破坏汉家旧制，诋毁先帝；光禄大夫龚胜并非博士，也非朝官，但他凭着名儒的身份，也跳出来反对刘歆，龚胜刻意上书劾责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请求领罪退休。龚胜能有什么罪责？他说这样奇怪的话，无非是依仗“学术权威”的身份，摆出没有教育好下一代的姿态，故意不给年轻人脸面罢了。
汉哀帝料到反响会很强烈，就为刘歆开脱，试图平息舆论。皇帝发话，大家嘴上也就不说了。但是刘歆等三人彻底得罪了师丹、龚胜，以十四博士为首的儒生们当然与刘歆“割席”。原本在光禄大夫的位置上优哉游哉、每日进宫到天禄阁校书的刘歆，发现未央宫已经待不下去了。
他从这些人特别是权臣的眼神里，甚至感觉到了杀机。
出于恐惧，刘歆等三人向皇帝恳请离开长安躲避祸端，就像当年贾谊那样。皇帝同意了。
于是刘歆被外放为河内太守 24 ，西汉的河内郡靠近京畿，地位重要且经济发达，是一处不错的地方。结果，大臣们继续大做文章，说宗室不能在这样的战略要地担任太守，因为有谋反的可能；刘歆只好被迫去更远的地方，先任五原太守 25 ，这是与匈奴交界的北方边境；又任涿郡太守 26 ，也近乎边境。几年之内，刘歆颠沛流离，备受折磨，不得不称病免官回到长安。病愈之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被安排为安定属国都尉，安定属国是安置当时内迁或投降的外族的地方，也是边境，刘歆眼看就要绝望了。
房凤、王龚略好些。房凤任九江太守，王龚为弘农太守。
王莽眼睁睁看着刘歆黯然离开长安。扬雄呢，学术与文学的名声虽然越来越大，但依然只是黄门郎，置身时局之外；桓谭也因为支持刘歆而备受儒生排挤，只是他人微言轻，还够不上被刻意打压的资格，为了自保，桓谭与汉哀帝外戚傅氏、丁氏乃至后来的董贤主动结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久，王莽被遣就国，也离开了长安。
12．好朋友一辈子
王莽从新都国返回长安不到一年，汉哀帝刘欣崩殂，在六月的仓促之夜，王莽成为汉朝实际上的掌权者。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忙碌中，王莽没有忘记他的朋友。本来要出任安定属国都尉的刘歆，在王莽的建议下，被王政君留了下来，任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为中垒校尉。长安的卫戍部队主要是北军，北军里设有中垒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等武官，而中垒校尉除了自己带兵，还管着其他的校尉，可见王莽在初掌政权的过渡时期对刘歆的重视。
当然，刘歆的强项是学术。拐过年来，汉平帝即位，王莽的政敌也基本被铲除干净。王莽当上了安汉公，刘歆就被任命为羲和，这是王莽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文历法。此后刘歆继续升迁，兼任多个官职，全面加入王莽的核心集团，成为王莽制礼作乐、典章制度的设计者。
扬雄也注意到老同事王莽的归来，但他和从前一样，不主动交接奉承。他继续做着黄门郎的差事，而且，这几年他的两个孩子先后贫病而死，他不得不往来于长安和故乡蜀郡之间，跋山涉水，叹息哀痛，对朝廷的局势也更加置身事外。但是，他始终留意着王莽，在《法言》里留下了他对这一时期王莽的赞颂：“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 27
桓谭还担任着郎官，内心仍然坚定追慕着王莽。但是，哀帝在位这几年，他和王莽的死敌丁、傅两家以及董贤的良好关系，王莽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桓谭没有奢望能够像刘歆那样迅速飞黄腾达。他已经三十七岁，性格日渐沉稳，在和王莽的密切程度上，甚至不如那些已成为王莽核心圈子的后来者，比如追随父亲刘歆的刘棻、擅长解说符命的崔发、深具谋略的陈崇。
几位旧日朋友——如果能勉强称为朋友的话——道路渐渐不同，但关于儒家改制，对于致太平的愿望，却始终未变。而且，改制的希望也不约而同聚焦在王莽的身上。
什么是改制？
儒家的改制，不同于一般的改革或变法，而是建立理想国，建立“王制” 28 。
具体来说就是“太平世”：社会消除贫富分化、人人物质上均匀；政治秩序按照道德高低上下排序；最高统治者是德位合一的王者，统治阶层是以身作则、践行仁义的君子，被统治阶层是懵懂无知、遵循礼节的小人——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没有达到君子的人。
在王制里，“质”的层面是社会、民生、财富上的平等，“文”的层面就是礼乐制度，“王者”既是天下的君主，还是道德的圣人、君子的典范，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礼乐垂拱而治，德泽天下。
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可见，王制是儒家政治的终点，是儒家版本的“历史的终结”；改制则是儒家政治的起点。因此，早在王莽掌权之前，改制的呼声和探索已在汉廷里发轫。
“质”的方面，比如为了限制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分化，改变奴婢的人身依附造成的不平等，董仲舒早就向汉武帝发出过“富者 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 29 的感叹，还建议说即使井田制难以施行，那也得出台一些限制占田、释放奴婢的政策，当然汉武帝是不会听的。
比如西汉儒家认为，商业资本肆虐，商人太过富有，农民过于贫困的罪魁祸首是货币。汉元帝时贡禹就说，“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 30 ，建议废除货币，改成以物易物；汉成帝时期有人建议，即使不能废除货币，也要用上古的龟壳、贝壳来充当，而不应铸钱，铸钱是贫困的根源。
“文”的方面，比如建立明堂、辟雍，早在汉武帝初年就被赵绾、王臧提出来了；比如更改官名、按照儒经重新确定九州边界，其发端是汉成帝时期何武推行的“三公制”官制改革；比如宗庙、祭祀制度的改革，从文景时期就被提出，在元、成、哀时期成为儒家改制的重头戏……
按照历史逻辑，王制的实现当然要靠王者的自我奋斗，但是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要先取得消除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治井然有序等“质”的基础，才能启动“制礼作乐”，从而创制“文”的理想境界。
孔子早就说过：绘事后素。
但显而易见，比较而言，“质”的目标太过理想化，也很激进，其实是难以达到的，仅仅消除贫富分化这一点，就几乎是人类各大文明永恒的主题。倒是“文”的改制，看起来比较容易。
所以无论是踌躇满志的王莽，还是有心推动改制的刘歆、桓谭，都会不约而同地先把“文”的制度设计进行下去。像明堂、辟雍、封禅、巡狩、宗庙、祭祀等一系列制礼作乐的“公共议题”，实际上已经启动，有些甚至完成得差不多了。以往儒家常常为怎么建立明堂、怎么建立宗庙而争论，在《周礼》《左传》等新的古文学出来以后，也有明确标准和具体做法了。
他们可能还认为，先确立礼乐制度，社会民生才能越来越好。
于是，从王莽第二次出任大司马到他登基之间的日子里，刘歆等人在制礼作乐上帮了他大忙：
封周公的后代为褒鲁侯，封孔子的后代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重订车服、婚丧嫁娶、学校教育的礼仪，特别是刘歆为王莽嫁女设计的婚礼成为天子礼的典范；汉廷争论了三十多年的祭祀制度也在这期间得以确定，明堂、辟雍、灵台等儒家的神圣建筑纷纷开始修建；还有更定官名，重划九州，考定音律，作《三统历谱》，等等，这些“制礼作乐”的事情，背后都有刘歆等人的影子。
刘歆更为王莽议九锡之礼，加宰衡之号，立居摄之仪，直至为王莽制定最特殊的“摄皇帝为母服丧”礼等专属王莽的礼仪，可以说没有刘歆，王莽的进阶之路不会如此顺利。
当然，刘歆也终于能一吐哀帝时的怨气，光明正大地征召天下通经特别是治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以及其他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学术的人来到长安，前后有千余人，大有网罗天下学术的气魄，与几年前十四博士千方百计阻挠他将古文学立在学官的狭隘做法迥异。
这一番努力换来的，是刘歆被封为红休侯。
桓谭也愿意出力，他为王莽建立明堂、辟雍出谋划策 31 ，又被提拔为司空掾，参谋治河事宜。这些倒不算什么，翟义起兵之时，天下震动，连刘歆都被拜为扬武将军，率兵屯在宛城，一时军令如飞，剑拔弩张。
王莽作了《大诰》，抱着刘婴，向朝野极力辩解将来一定会返政给刘婴。为了让长安以外的郡国知道他的承诺，王莽令桓谭担任谏大夫，与其他人持《大诰》颁行天下。
这个任务有一定危险，假如翟义起兵得到四方响应，那么桓谭等人的脑袋就得被挂在城门上了。
桓谭不辱使命，在一片兵荒马乱里，向各地官民解释了王莽的承诺，稳定了民心，避免了翟义起兵引发连锁反应。待到桓谭返回长安，翟义的起兵已告平息，桓谭被封为“明告里附城”，这个爵位相当于汉朝的“关内侯”，没有土地的实封，“附城”就是附庸，“明告里”不是实指的地方，而是褒扬桓谭能够“明白告诉天下人”。
这也是桓谭与王莽关系最密切的时候。
连置身事外的扬雄也发挥着作用，他帮助王莽立了《乐经》博士，还在王莽变更官名、重订九州时，写下饱含赞美之词的《州箴》和《官箴》进行歌颂。
王莽和刘歆等人的努力，使得汉朝百年里积郁的儒家理想主义信念在几年内喷薄爆发，一项项改制措施变为现实，这无疑得到了众多儒生儒臣的赞美和支持，也推动王莽走到禅让的前夜。
但是，关于禅让这件事，从儒家角度看，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文质孰先孰后的问题。
王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了吗？消除贫富差距了吗？天下人都认可吗？如果都没有，怎么能开始制礼作乐？谁又来确认“制礼作乐”是否合法有效呢？
上天来确认。
准确地说，是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王莽的天命，通过灾异来确认汉朝的没落。
桓谭并不相信谶纬、符命，而那个叫崔发的小人物，最擅长解说符命，越发得到王莽的眷顾。
于是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有了符命的加持，王莽的制礼作乐就被盖上了“合法有效”的印鉴，王莽也就能走向帝王的神坛。刘歆等人或许对王莽并不是百分百满意，厌恶谶纬符命的桓谭也终于感受到与王莽的隔阂。但是，推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和平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位，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正是儒家所设想的理想图景。
除了王莽，没有第二个人。
禅让，是儒家一系列礼乐制度设计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禅让的实现，意味着天下终于回到唐尧虞舜的“三代”政治，政权可以和平更替，谁贤能帝位就让给谁，既不要“家天下”的世袭，也不要战国秦汉的比拼武力，最好连“汤武革命”也尽量避免，这就保证了政治永恒的和平稳定。
这是华夏历史上，首次在帝制时代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是空前的政治创新，令当时大部分儒家极度振奋，如果这条路成为常态，今后政权更迭这样的大事将摆脱暴力与阴谋。而在这个过程里，今文经学奉献了关于祥瑞、灾异和符命的微言大义，古文学贡献了制礼作乐的制度办法，今古文经学的“合作”远多于争议。
不知道当时是否有儒生经师们想到：王莽的天下能坐久吗？他万一失败了呢？如果他失败了，儒家这整套的政治理想还有第二次付诸实践的机会吗？
注释：
1 以上，《汉书·盖宽饶传》，第3245页。
2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90页，中华书局，1959。
3 《汉书·沟洫志》，第1697页。
4 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第94页。
5 《汉书·盖宽饶传》，第3247页。
6 《汉书·盖宽饶传》，第3247页。
7 《汉书·萧望之传》，第3286页。
8 《汉书·萧望之传》，第3287页。
9 《汉书·元帝纪》，第298页。
10 弘恭在萧望之死后不久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直至汉成帝即位后才失势。
11 《汉书·元帝纪》，第299页。
12 所以2015年海昏侯墓出土“张侯论”诞生之前的《论语》版本残简，就引起了强烈关注。
13 《汉书·翟方进传》，第3417页。
14 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
15 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载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第1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16 刘歆生卒年不详，从他活动的时间上下限看，与王莽年龄相仿。
17 陈侃理：班固《五行志序》全袭刘歆之说，后代《五行志》也相继沿用，影响深远。见《儒学、数术与政治》，第130页。
18 对扬雄到长安入仕的时间，史书记载前后矛盾，亦有错讹，历来各家争议颇多。鉴于可靠文献不足，这里采纪国泰之说，见《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
19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见《经学抉原》，巴蜀书社，1995。
20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9页。不过，古文经所倚重的《周礼》大概是战国时期形成，其对周代礼乐制度的设计是对战国时期新的官僚体制的反应，不是真正的周代礼制，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当然，对笃信古文的汉儒来说，《周礼》就是周代礼制。
21 儒家经学的今古文问题非常复杂，自古特别是近代以来，经过廖平、康有为、皮锡瑞、周予同等学者的努力，再加上百年来现代学术研究的积累，对相关问题有了很深的理解，但至今还不能说有“标准答案”。鉴此，限于本书的篇幅和目的，这里仅能对今古文经学的问题做极简、极笼统的描述。
22 《汉书·刘歆传》说他迁“奉车光禄大夫”，《房凤传》称“奉车都尉刘歆”，可能刘歆像当年霍光一样，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23 三种分类见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第2版）》，第12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4 今河南北部。
25 今内蒙古包头一带。
26 今河北衡水一带。
27 扬雄：《法言·孝至》，见《法言义疏》，第559页，中华书局，1987。
28 刘小枫主持译事，取《荀子》篇名，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为《王制》。
29 《汉书·食货志》，第1137页。
30 《汉书·贡禹传》，第3075页。
31 孙少华：《桓谭年谱》，第1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