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
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
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
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新莽时期铜嘉量铭
一、从周公到尧舜的22天
1．服丧风波
居摄三年（公元8年）。
这年一开始就地震，不过，摄皇帝王莽并不以为然。因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翟义叛乱即将结束。年前，他刚刚收到宠臣南乡侯、司威 1 、前线监军陈崇的一封上书，不仅告诉他消灭翟义军队的好消息，而且看起来翟义叛乱像是一场天命已定的祥瑞。这封信写得很有意思：
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膺受元命 ，豫知成败 ，感应兆占，是谓配天。配天之主，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施则成化。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 ，而反虏仍破 ；诏文始书 ，反虏大败 ；制书始下 ，反虏毕斩 。众将未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其愚虑，而事已决矣。
陈崇对王莽的称呼，说明摄皇帝可以被称为“陛下”。这封信透露了王莽受命的意义：居摄元年王莽祭天，昭示天命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从此王莽就能够和天命互动感应了。他思考，能影响天地之气；他说话，能改变天地物理；他施政，能实现王化。所以，陈崇把王莽讨翟义的诏书出炉的时间和翟义叛乱被镇压的时间一对比，“神奇地”发现，王莽还在构思诏书时，翟义已经露出败象；诏书写好之日，正是翟义兵败之时；收到诏书的时候，翟义就被杀了。
所以，平叛这件事压根不是我等官兵之力，而是陛下一个人的功劳！翟义之乱并不见得是坏事，而是王莽能够和上天同呼吸共命运的祥瑞啊！
陈崇受宠不是没有原因的，从早期为王莽设计上位“路线图”，到说出这样一番天人感应的肺腑之言，谁心里不美滋滋的。
不久，陈崇和将士们凯旋长安，围观的市民可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目睹汉军的胜利归来。
王莽在未央宫白虎殿置酒劳军 2 ，将士们欢饮庆贺，期待着朝廷的褒赏。
陈崇是监军，了解战事经过，就被要求考定军功，以便行赏。论功行赏本属常事，不过这次不太一样。王莽借此事正式推行了“五等爵制”，也就是公侯伯子男的爵制。
在王莽等人看来，汉朝延续秦朝施行的二十等爵制以及诸侯王制都是不合乎礼的，作为儒家改制的一部分，应该取消 3 ，改为周朝的五等爵制 4 。
其实周代爵制十分复杂，但当时王莽和他的一些儒学顾问认为周朝施行的是五等爵制。早在汉成帝时期，汉廷就已经封殷（孔子）、周的后裔为公，所以仿照周朝进行爵制改革是朝野共识，王莽只是继续推行而已。这些将士们功高的封为侯、伯，次等的封为子、男，而不再称列侯，二十等爵制里的关内侯也改称“附城”，取附庸之意。
五等爵制的实施，意外惹出一个问题：王莽的宗法身份。
王莽是摄皇帝、假皇帝，那么他原来的新都侯爵位如何处理？安汉公的公国又该怎么安排？
安汉公是尊称，与摄皇帝倒不妨碍，就好比周公称“假王”，也仍然是“公”。新都侯的爵位就不同了，这是王莽从父亲王曼手中继承的，意味着王莽是新都侯国社稷的继承者。但他现在又是汉家社稷的看护者，一个人同时为两种规格、两个姓氏的两个社稷行使宗法权，很怪异也很别扭。
况且，五等爵制的施行，让王莽的两个儿子都从原来的列侯进位成了公爵，侄子王光也被封为侯爵。王莽怎么还能当新都侯爵呢？
幸好有周公的先例！周公封鲁，长子伯禽到鲁国当国君。鲁国是侯国，但不妨碍周公的身份。
所以，王莽把长孙搬了出来，就是在吕宽大案里死于非命的王宇和吕焉之子王宗，继承新都侯爵位。这就意味着，王莽退出了新都侯国的宗法义务，让王宗成为王曼这一支的继承人。王莽的儿子则是自己宗法上的继承人。
这个问题刚应付过去，王莽的母亲又去世了。老问题再次被提出来：王莽怎么为母亲服丧？
服制是丧礼最重要的部分。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博爱，而是等差之爱，一个人如果自称爱父母和爱陌生人等同，那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是虚伪，甚至是“禽兽” 5 。正常人会更爱与自己亲缘更近的人。所以，服制的不同是基于人之本性的流露，关系越近，爱得越多，哀伤也就越重，在服制上也就各有等差。
父母去世，乃人事之至哀，孝子要服最重的丧服，这本没有什么疑问。但班固在这里给了王莽一个看似平常、实则极为致命的描述：
（王莽）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 6
说王莽的心思不在表达哀痛，而是忙于令群臣讨论他服丧的服制。
儒家丧服礼仪俱在，难道说为父母服丧的服制还需要讨论吗？
对王莽来说，需要！就像他刚刚把新都侯的爵位让给了长孙，说明他在宗法上不把自己当作王曼的儿子，所以也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给母亲服丧。
当然，这与王莽是否真的悲伤是两回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外人未必深知。阮籍母亲去世，在人前他依旧喝酒吃肉，以致被闲人向皇帝“举报”为不孝，可他在无人之处悲痛呕血，难以自持。所以，班固说王莽“意不在哀 ”，未可全信。
但班固的指责，至少说明王莽要通过服制来重新定义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明确自己作为摄皇帝，和汉家、王氏在宗法上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周公不曾遇到的问题，因为周公本身就是周王室成员，而王莽是外戚。
几年前，王莽曾因“为人后”的伦理大义，诛灭了汉平帝的母家卫氏家族；新城侯金钦只是说了几句有违“为人后”之义的话，就被斥责为“乱国、不孝、大不敬”，最终自杀了结。
如今轮到王莽自己了。一方面，他应该是愿意承汉室之后的，这意味着他离真皇帝更近；但另一方面，若为汉室之后，按照“为人后”之义，他就不能为自己的母亲服孝子之丧，但他早年是凭孝敬母嫂才声名鹊起，如果操作不好，将会人格破产，名誉扫地。
孝敬之名声和奉祀之礼仪，令王莽陷入了矛盾。
而且，王莽凭什么算作刘姓的“为人后”呢？有什么依据呢？
刘歆站了出来。
刘歆与众多博士儒生讨论了王莽的服丧之礼，证明王莽确实有资格承汉室之后。其中关节是：王莽是按照太皇太后的诏令居摄，太皇太后是汉室的“天下母”，有资格让王莽“奉汉大宗之后 ” 7 ；王莽虽是王政君的侄子，但宗法上要“奉共养太皇太后” 8 ， 这就构成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宗法关系。
按照《仪礼》，父亲去世，孝子要服最重的“斩衰”。父在，母亲去世，要服次一等的“齐衰”一年；若父亲先已去世，母亲又去世，服“齐衰”可以到三年。假如一户人家有正妻生的嫡子，有妾生的庶子：嫡子死了，庶子继承家业。当庶子的生母去世，因为庶子宗法上的母亲是正妻，庶子只能为生母服亲戚里最轻的“缌麻”。
“缌麻”有多轻？一个人为外孙、外甥服丧就服“缌麻”。比“缌麻”还轻一等的只剩下给去世的朋友所服的“麻”。
如果王莽是普通士大夫，为母亲服三年“齐衰”并无疑问。但王莽既然奉了汉室的大宗，那就不同了。照刘歆的看法，王莽不能顾及“私亲”为生母服丧，因为他母亲是级别等同于列侯的封君“功显君”，应当按照《周礼》中天子为诸侯服丧的礼仪来操作，服“缌缞”，非常之轻。而前不久继承新都侯爵位的王宗，则要作为宗子为曾祖母服丧三年。
王莽的道德就体现在这种为了公义而不顾私亲的行为上，类似于后世那些为公事而不顾家庭的“榜样”“楷模”。无独有偶，就在王莽母亲的葬礼刚刚结束不久，王莽的侄子、衍功侯王光请托执金吾窦况，让窦况帮助他杀人。此事被陈崇查实，凭陈崇和王莽的密切关系，陈崇大概先向王莽请示并征得了同意，然后才公诸天下。案子一经公开，王光、窦况非常恐惧，王光的母亲也就是王莽的寡嫂，对王光说了一番话：
汝自视孰与长孙、中孙？ 9
意思是，王光啊，你觉得你和王莽的两个儿子比起来，谁与王莽更亲？
王莽当年侍奉寡嫂，照顾侄子，为王光娶亲，赢得了时人的赞赏。可王光母亲的这句话极为冰冷绝望，可知这些年来，王莽的家人对他的习惯、心态已经心知肚明，知道王莽一定会为了公义、正义的外在形象而不惜牺牲家人。
王光母子随即自杀。
当年的寡母、寡嫂、侄子，如今都在王莽公义的外表下，或是礼仪被放弃，或是生命被牺牲。人情毕竟是人情，王莽为母亲只服最低的丧服，逼死寡嫂侄子，朝野之人对此必定会有腹诽，王莽也应该有所感觉：
以王氏的身份为刘氏奉祀，再怎么弥缝也无法调和龃龉。王莽只有占据皇帝之位，开创自己的皇朝，祭祀自己的祖先，将汉家扫入历史，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以来，王莽效仿“周公”走到了居摄的位置，但恰恰是周公阻止他迈出最后一步。周公毕竟“复 子明辟 ”，归政于成王，如果王莽想更进一步，那就必须绕过周公、扬弃周公，另寻途径！
2．与皇帝一步之遥
翟义叛乱平息后，长安和京畿一带平静了许多。
和七国之乱、汉武帝开边战争比起来，这次叛乱的规模其实并不大，帝国的社会经济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地方上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也并不直接影响天下辐辏的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不多时，进出长安的人流又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官员、商贾、使者、平民、太学生们络绎不绝，向天下展示着帝国承平百年的繁华，也显露出将要开万世之太平的新气象。
只是，这繁华与汉室几乎无关。这是汉室的末世，也是帝国的涅槃。
各地的祥瑞多如牛毛，报祥瑞的使者接踵而至，诸如灵芝、珍禽、奇树之类，未央宫里负责记录的官员已经见怪不怪，多数也不再向上司报告，整理后直接归档。其中有些竹简的下一次面世，将是两千年以后。
但有些祥瑞，准确地说是符命，则会被官员小心翼翼地呈送到摄皇帝面前。祥瑞，主要指自然现象，而符命则体现了神灵不可测的意志。
齐郡境内有个广饶侯国，广饶 10 侯刘京是宗室，他的一封上书引起了王莽的兴趣。他的名字在《汉书·王子侯表》中不载，可能是元始五年明堂刚刚落成、王莽主持首次明堂祫祭时大封的诸侯之一 11 ，因此对王莽心存感激。在举国献祥瑞之时，刘京也呈上了一则极为直白的符命。
刘京在上书中说，居摄三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字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一样的梦，梦中有一人，自称是天公的使者，特意来告诉辛当一句话：
摄皇帝当为真。 12
还说，你若是不相信，“此亭中当有新井 ”。第二天，辛当一早起来就下楼 13 去看，果然发现亭楼下有一个百尺深的井。
临淄县的亭长梦见符命，为什么不通过上级齐郡的长官，反而通过隔壁的广饶侯传递到王莽呢？这说明此事极有可能是刘京所策划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刘氏宗室向王莽献出祥瑞，其动机毋庸多言。
但刘京所献的符命是梦话，空口无凭，唯一的证据——那口显然是提前挖好的井——又无法移动，所以这个符命是比较拙劣的，之所以被王莽看重是明确说出了“为真 ”这两个字。幸好，还有车骑将军的属员扈云，奏说巴郡宕渠 14 县出了一个石牛；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奏说扶风的雍县出了一块有图案的黑石 15 。这两件事就证据确凿，王莽决定要亲自迎接这些符命。
居摄三年冬至那天，是十一月初九壬子 16 ，巴郡宕渠发现的石牛被送到未央宫前殿；过了六天，是戊午日，雍县黑石上的图案也被抄送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与堂兄弟、太保王舜亲自去验看，忽然天上刮起大风，尘土飞扬，什么也看不清。待到风停，王莽和王舜赫然发现有一块铜制的符和一张帛书落在石牛之前，上面写着几行字：
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17
这些刮风降符之事，证人只有王莽、王舜，以及升职为骑都尉的王莽心腹崔发。就唯物的常识来说，这铜符、帛书都是作伪。但汉人本来就普遍笃信鬼神，也相信天降符命，所以此事在当时几乎无人提出疑问。
又六天后的甲子日，王莽向王政君正式报告。已经快八十岁的她，看惯了王莽每隔几年就搞出一些类似的符命、祥瑞。这次看到这道符命，心里会怎么想呢？
她可能会想：这个符命只说“承天命”，却没说天命到底是什么，怎么承。
王莽的解释是，符命的意义是让他当彻底的“假皇帝”。从前，周公“居摄称王”，《春秋》鲁隐公 18 摄政称君，这两件事情都为儒经所赞许。也就是说，周公、鲁隐公都是摄政，但儒经并没有称之为“摄王”或“摄公”“摄君”之类，《春秋》是把鲁隐公作为正儿八经的君主记录的。所以，王莽建议去掉“摄皇帝”里的“摄”字，任何情形下都称为“假皇帝”。
前面已经说过，“摄皇帝”意味着代理职权、主持工作，而“假皇帝”是代理职位，“假皇帝”高于“摄皇帝”。王莽这次又向前进了一步。
但这一步迈得实在太小了。又是新井，又是石牛，又是铜符帛书，王莽费了很大力气，却仅仅去掉了“摄”字，仍然没能突破“假”的范围。这其实说明，王莽仍然没能找到扬弃“周公”模式的好办法，因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横亘在他的面前：
要走怎样的合法程序，才能让王姓的假皇帝取代刘姓的皇权，成为真皇帝？
我们不妨帮王莽捋一捋：
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吊民伐罪”，以有道推翻无道。汉家“诛暴秦”而立国，勉强可以纳入其类。但王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汉家承平日久，即使“德衰”，却谈不上罪，汉帝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纣”。而且汉家有安汉公辅佐，朝廷一直宣称汉家已“安”。“汤武革命”这条路不可能。
一种是尧舜的禅让。比起真刀真枪的“汤武革命”，“禅”显得复杂而邈远。其实，先秦儒家并不特别推崇禅让，儒家虽然赞美尧舜，但儒家以西周礼乐为基础，所以更支持宗法继承，对禅让没兴趣，特别是荀子还反对禅让。法家就更厌恶禅让了，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竹书纪年》里还说尧是舜逼迫退位的。最推崇禅让的是墨家，而墨家又是先秦儒家的大敌。
禅让这种观念的复兴，主要是在战国。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就要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袭，主张“选贤与能”，而君主的禅让是选举贤能的最高级形式，这才有秦孝公曾想禅让给商鞅、燕王哙禅让给国相这样的事。其实，从战国后期到汉朝，选举贤能是很多君主帝王认可的理想。刘歆的父亲刘向在《说苑》里讲了个故事，始皇帝说：“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在司马迁笔下，汉文帝立太子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19
汉文帝当然不会真的要选贤而禅让，这只是他立太子时的谦辞。但他毕竟出生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后战国”时代，离战国不远，对禅让是不避讳的。
到后来，禅让一度变得敏感。汉宣帝的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了讽谏汉宣帝不要重用宦官，在封事中语气激愤地说了些和禅让沾边的话，就被迫自杀了。再后来，随着五德终始之说的流行，人们开始坚信天命转移、易姓换代，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独有，禅让这才不那么敏感。
所以，王莽应该早就考虑过禅让的方式。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禅让需要由一个帝王来让，而此时汉家并没有皇帝，只有一个尚未告庙的皇太子刘婴，所以即使汉家要禅让给王莽，谁来禅呢？
按照五德相生来推演，汉家德衰，天命已经转移，但终究需要一个合法的仪式或者说动作来实现人间权力的更替。
王莽决定采取的动作是改元。他令人去兰台查阅汉哀帝几年前改元“太初元将”时候的档案，找到夏贺良等人当年为汉室“再受命”时制作的谶书，决定仿照汉哀帝的做法，改元为“初始”，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万物更始、源本复初的纪元，强调今后再无“摄皇帝”，而是“假皇帝”的时代了。
这表明，王莽至此没有找到“即真”的办法，离“真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但无论如何就是跨不过去。
王莽已经技穷。
表6.1 王莽代汉前夕日程表
3．河出图，洛出书
汉朝这次改元“初始”，并不是说从下一年才开始，而是把已经到了十一月二十一号的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也就是说改元的第二天就已经是初始元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了。
就在这一日，负责宫廷警卫的武官期门郎张充和其他六人，决意要劫持王莽。但在举事之前被发觉，六人随即被杀。据说张充他们打算立汉宣帝的曾孙楚王刘纡为帝。楚王这一支的确有些特殊，刘纡的父亲刘衍有三兄弟，分别是大宗刘文和刘衍、刘勋。刘勋被封为广戚侯，而皇太子刘婴就是刘勋的孙子。也就是说，刘纡是皇太子刘婴的堂叔。所以，张充等人预谋劫持王莽，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所考虑的。
这件案子的蹊跷之处在于，以往王莽会抓住一丝端倪就大做文章，穷治到底。这次却不同，他只是处死了张充，没有继续追究楚王。当然，刘纡远在楚国，应该没有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但更大的可能是，这几天王莽非常忙碌，心思都在“即真”上，对这件事也就顾不上了。
也是在这一日，朝廷正式颁布改元初始的法令。长安的士民近水楼台，最早知晓了这一消息。
广汉郡梓潼县人哀章，这一天也在长安，他很可能是太学生或是博士弟子，对儒经、符命、谶纬等都很熟悉。和他一起“学问长安 ” 20 的人里，哀章是一个格外热衷言说五德终始、天下大势，颇有些预言家风范的人。
这样的人也擅长投机。
早在三年前王莽刚刚“居摄”时，哀章就窥破了王莽的心事。他精心制作了两个铜匮，也就是铜匣子，一个里面放了“图”，一个放了“书”，这是模仿《周易系辞》里说的“河出图，洛出书”。这些“图”“书”应是写在木简上，放在铜匮之中，还按照汉朝当时书信的格式加上盖子，用绳子捆结实，填上封泥，最后在封泥上盖上书检 21 。在一般的书信邮寄中，书检就相当于信封，上面印着寄信人的印章等署名信息。
哀章所作的铜匮封检，大抵也会遵循这种惯例。其中，放“图”的那个封检，署了一句话：
天帝行玺金匮图。
放“书”的那个封检署的是：
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 22
这两个封检署名，细究大有深意。
首先，两个封检都是“行玺”。在汉朝特别是中后期，皇帝有六玺，其中“皇帝行玺”是用在任命诸侯王的场合。那么，天帝行玺、赤帝行玺，也就是比照人间皇帝分封诸侯，以天帝的身份任命人间的帝王。这证明哀章对汉朝的玺章制度比较了解。
其次，汉朝奠基最重要的事之一是“赤帝之子斩白蛇起义”，“书”的封检明确说，“赤帝”通过给刘邦“行玺”，给“黄帝”以策书，也就是刘邦以赤帝之子的身份给黄帝的后代转达册封之书，这就描述了禅让的逻辑。
哀章制作好铜匮之后，并没有急于拿出来，而是等待、观望。一年又一年，哀章看着王莽制礼作乐卓有成效，又多次平叛牢固掌权，统治基础一天天坚实起来。他相信王莽迟早有称帝的一天。
于是，当哀章听说齐郡神井、巴郡石牛等祥瑞和符命的时候，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初始”年号颁布后，哀章当机立断，抓紧时间做了些准备。在新年号颁布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丙寅日黄昏时分，他终于走出家门。
行人多半会注意到，这个人身穿形制奇特的黄色衣服，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铜匣子，顺着安门大街向南走。走到长乐宫的西南方向，那里坐落着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宗庙，也就是高庙 23 。
高庙是宫廷重地，守备森严。哀章虽然有备而来，还是被挡在了外面。他告诉守卫，此番来到高庙，是要代天帝和赤帝传递符命。
守卫连忙向长官高庙仆射报告，仆射不敢怠慢，亲自出门拜接铜匮，先请哀章在庙中等待，然后火速去未央宫禀报王莽。
王莽正在接见侍郎王盱 24 。据王盱所说，他刚刚在未央宫前殿大门外，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白色单衣，方形领子上挂着红色装饰，头戴小冠，站在前殿外面对他说：“今日上天同其颜色，将天下人民托付给皇帝。”王盱觉得奇怪，紧走十几步要去看个究竟，结果那白衣人倏而不见了。
这件祥瑞与广饶侯刘京所转述的亭长辛当的梦话都是孤证，空口无凭，很可能是王盱自己的行为。
正在此时，高庙仆射赶到了。王莽听说这两只铜匮是由黄衣人送到高庙，封检上的文字又是如此震撼，马上召集近臣前来拆封。众目睽睽之下，铜匮的封检被打开，一“图”一“书”，至此大白：
那“图”，绘制的是尧后火德、舜后土德的五德循环和汉朝“三七之厄”的术数推演 25 ；那“书”则明说王莽当为真天子，皇太后也要遵循此天命：
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 26
这句话至为重要，是汉高帝刘邦根据天帝和赤帝的运命，将国家禅让给新朝皇帝。如此，王莽所纠结的难题迎刃而解——不一定非得是活着的人禅让，死去的人也可以。而且，请刘氏的高皇帝亲自禅让，说服力更强。
在汉朝人的观念里，鬼神的世界本就是真实存在的。例如汉墓，特别富有生活气息，有的墓里连马桶都有。刘邦的肉身虽然湮灭，但神灵依然活在人间。祭祀刘邦的高帝庙，每个月都由礼官把刘邦生前的衣冠从庙寝请出来，巡游一番，送到庙里，仿佛刘邦仍在享受人间的风景。所以，请刘邦禅让给王莽，说得过去。
此外，“图”“书”中还说王莽有大臣十一人，除了现在高高在位的八个人外，还有哀章自己，以及王兴、王盛。这两个名字既有“王氏兴盛”的彩头，又是当时极为普通的人名，相当于20世纪末的王伟、王军之类，查访的余地很大。
上天的符命已经说得如此清楚明白，王莽仍然按部就班地表示，兹事体大，需要廷议，现在天色已晚，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另外，为表示诚惶诚恐，王莽决定从现在开始不吃不睡，直到此事完结。
4．王莽受禅！
次日，初始元年十一月廿四，丁卯日。
丁卯不是个普通的日子。
丁，属火，汉是火德；卯，“劉”姓中有一个卯字。王莽一宿没睡，这天一早就举行廷议，特意请了汉宗室、忠孝侯刘宏召集公卿来讨论。同时，王莽还将“图”“书”送至王政君面前。
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仅仅在十五天之前，巴郡的石牛才运到；仅仅在三天前，王莽还承诺将来还政给子婴，现在就要在前朝和后宫同时摊牌，讨论禅让的大事了。而上一次禅让天下，是发生在舜帝禅让给大禹之时。 27
未央宫前殿人声鼎沸，公卿们聚集在前不久巴郡运来的石牛旁边各抒己见。他们虽然对这一天有所准备，但真要决策议定了，反而出现了议而不决的胶着局面。
另一边，王政君见到符命后，大惊失色，特别是策书里明说皇太后也要执行，简直像是特意告诉她似的。她三天前刚批准了改元的建议，以为自己八十老朽可以过几年安稳日子，万没想到目睹这样的符命。
她告诉王莽的使者，坚决不同意汉家禅位，自己是汉家的太皇太后，不会允许汉家在自己手中终结。
此时哀章可能仍然留在高庙中，耐心地倾听刻漏滴答，等待着天命的告白。
一个千古疑问——这件事，是哀章自己独立所为，还是王莽的授意安排？
若说是王莽授意，不是没有可能：其一，丁卯日意味着汉朝天命的终结，第二天王莽就受禅了，说明这个日子先已定好，王莽提前安排的可能性很大。其二，策书明确说出“新皇帝”三个字，但此时王莽还没有建立“新朝”，哀章如何事先得知？其三，策书里还格外提出皇太后也要执行，说明有人告诉哀章，王政君虽然支持王莽居摄，但却是称帝的最大障碍，所以要以符命来辖制。因此，说王莽授意哀章是有可能的。
不过，哀章独立所为的可能性更大。哀章既然能自制符命，对丁卯这样的日子保持敏感很自然；而“新朝”的名称和皇太后的意图，在当时恐怕已不是秘密，王莽崛起于新都侯，儒家强调“新命”，已经在汉家天下流传了很多年。
而且，王莽始终没有主动提出禅让的方案，也没有解决皇帝缺位的汉朝怎么禅让的难题，一直在“假皇帝”的身份上绕圈，还从兰台里寻找汉哀帝“再受命”的旧档。从改元“初始”到哀章献符，前后只有几天的时间，如此仓促，实在不像是早有授意和预谋。此外，哀章在策书中窜入自己和王盛、王兴的名字，是哀章自己打的小算盘。因此，此事由哀章独立所为的可能性极大。 28
既然是哀章的个人行为，这件事就棘手了：倘若王莽早有安排，那么公卿廷议不会迟迟不决。这种胶着令王莽感到焦虑。他既担心公卿们的迟疑演变成普遍反对，也害怕王政君突然出面阻止。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又一件不可思议的祥瑞发生了——那巴郡石牛突然说起了人话：
趣（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 29
就是说，赶紧催促新皇帝到高帝庙受命，别耽误了！
决断，是最重要的政治能力之一。石牛说人话太过荒诞，一定是王莽所造，但这证明了王莽要在丁卯这天彻底解决问题的决断。丁卯是王莽认定的受命之日，决不能更改。他下令侍从做好准备，吩咐刘歆等人马上商定礼仪，起草诏书，确定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事项，明日他将正式到高帝庙受禅。
第二天，戊辰日。
王莽又是一宿没睡，也没有进食，但他神采奕奕，看不出憔悴的样子。当然，他也不会喜形于色，而是庄重严肃的修治仪仗，登上马车，缓缓来到高庙。高庙的诸多礼官以及哀章都已在等候。
高庙礼官已提前拿到图和策书。
高庙的大殿里、汉太祖的灵位前，清庙之乐，钟鸣铿锵。从前，汉家皇帝登基，都要来这里拜谒高帝之灵，寓意继承祖先的祖产，从高帝手中获得统治天下的许可。
今日不同了。礼官以高帝之灵的名义，将图和策书正式交付给王莽，表示高帝刘邦已亲自禅位给他，标志着汉朝落下帷幕。最后，礼官又给王莽加上帝王冠冕，表示王莽接受了禅让。
禅让大礼尽管十分庄重，但很仓促。禅让完成后，王莽从高庙先去了长乐宫拜谒王政君，他要去拿汉朝的传国玉玺。
当年刘邦率军初入咸阳，屯兵霸上。已经去了帝号的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并奉上始皇帝的玉玺。刘邦一直保留着这块玺，既没有上交给当时的楚怀王，也没有给后来的西楚霸王，即位后，就将始皇玺作为汉的传国玺世世留存。后人有言传国玺是由著名的和氏璧所雕凿，此言不确，因为“璧”的形制是圆形中孔的薄片，无法凿成厚重的玉玺。汉朝的传国玺应是秦皇所制。汉平帝崩，刘婴为皇太子，汉朝没有皇帝，传国玺就被保管在王政君手里。
王莽索要传国玺，被王政君断然拒绝。
王政君此时应该还没有从禅让的巨大冲击中缓过来，她可能会想起刚给汉宣帝当儿媳妇的时候，汉朝还如日中天，坚不可摧，甚至是永恒的。而现在，终结这个伟大皇朝的竟然是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侄子。她深知王莽的崛起离不开自己的支持，而且是主动支持，但在这最后时刻，她又颇觉后悔。这种掌握着政治大权但缺乏政治品质和决断力之人的心态，大概就是班彪所说的“妇人之仁” 30 吧。
既然被拒绝，姑侄二人此番见面应是不欢而散，王政君不愿分享王莽称帝的喜悦。王莽也暂时顾不上安抚姑妈，因为他马上要赶回未央宫前殿，发布他受禅后的第一道诏书，为新皇朝拉开帷幕。
丁卯受命，戊辰受禅，这两个日子都是特意选取的。丁卯寓意着刘氏天命终结；戊辰这天恰逢“直定” 31 ，是祭祀的吉日 32 。
就在这一天，据说天宫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如来佛反手为“五行山”，将一只大闹天宫的神猴压在了山下的一个“石匣”里。 33
严格来说，这一天仍然是初始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莽服帝王冠冕，把刘歆等人连夜拟定的诏书通告天下：
去掉汉号，天下定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改正朔，新朝以十二月为正月，汉武帝在太初元年确定的以一月为正月的正朔不再使用；四天以后的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将成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四天以后，王莽就要开国了。
注释：
1 观风俗归来后，陈崇被从大司徒司直提拔为司威，封列侯。
2 参加的将士也包括这时期讨伐西海羌及镇压其他叛乱的人员。
3 但普通百姓的民爵没有取消，出土的新莽时期简牍里，仍然有不少民人拥有爵位。见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第5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4 后世一般认为，周朝并未实行过整齐的五等爵制，而是一种复杂的“内外服制”。简单地说，外服是周王畿之外的侯、甸、男、卫、邦伯等名号，负责在周王畿之外特别是边疆拱卫王室，侯的地位最高，如齐侯、晋侯、鲁侯、卫侯等。内服则是王畿之内的贵族，其中的公，是王室执政大臣或年长者的尊称，如周公；伯，主要是王室低一规格的执政卿士或家族的嫡长子，如郑伯。此外，前朝王者的后代也称公，如商的后代宋公、夏的后代杞公。子，则一般是族长、宗子，如楚国是蛮夷，其君长虽然自称王，但被周称为楚子、荆子。这些名号并不都是爵位。
同时，这些名号还分为内称和外称、生称和死称、自称和他称等等，复杂得很。周公被称为“公”，是因为他是周王的执政且在内服有采邑，但他的封地鲁国属于外服，所以鲁国的君主称“鲁侯”，但鲁国人会尊称鲁侯为公，《春秋》里从鲁隐公到鲁哀公都是“公”，诸侯死了也常被称为公。诸如此类。
春秋时期，周王迁都，礼崩乐坏，内外服的体系被打破，这些原来性质各自不同的贵族名号就被时代挟裹，渐渐混为一谈：外服的诸侯，内服的王室贵族，蛮夷的君主，夏商的后代，都顶着原本不同内涵的公侯伯子男的称号在中原纵横驰骋。后人难以搞清这些称号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些都是爵位，就构建起一套爵制。到了战国，连孟子也会讲“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不得不承认“其详不可得闻也”。历史之晦暗难明，孟子尚且不免，何况王莽？参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见《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及其他现代考古学成果。
5 孟子爱用禽兽这个词，但并不是后世骂人的话，而是强调非人、不合乎人性。
6 《汉书·王莽传》，第4090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091页。
8 《汉书·王莽传》，第4091页。
9 《汉书·王莽传》，第4093页。
10 广饶，今山东东营广饶一带。
11 《汉书·王子侯表》里没有“广饶侯刘京”，叫刘京的有蒲领侯、武陶侯，广饶侯的世系里没有记录刘京。《王子侯表》序言写道：“元始之际，王莽擅朝，伪褒宗室，侯及王之孙焉；居摄而愈多，非其正，故弗录。”因此，这个广饶侯刘京应是王莽所立，所以班书未载。
12 《汉书·王莽传》，第4093页。
13 《说文解字》：“亭有楼。”根据当时的亭制，猜测亭长应该住在亭的楼上，楼下可能是办事场所。
14 今四川渠县一带。
15 始建国元年秋，王莽令人在全国颁布符命，有“福应十二”，其中“九以玄龙石”，应该就是雍石。因为据《汉书》“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的记载，雍县的这块石头是没有被运到长安的，到未央宫前殿的是石头上的“文”。“文”如果指文字的话，《汉书》当有记载，但没有记载，所以可能是图案。
16 见表6.1，从冬至迎石牛到王莽正式称帝，仅有17天，到始建国元年仅有22天。
17 《汉书·王莽传》，第4094页。
18 鲁隐公摄政，后为鲁桓公所杀，所以才称之为“隐”。
19 《汉书·文帝纪》，第111页。
20 《汉书·王莽传》，第4095页：“哀章学问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