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3
刘秀还真不算篡位，在古代的历史叙述里，刘秀是复兴汉朝的中兴之主；两汉虽有东京西京、前汉后汉之分，事实上是两个王朝，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闰位”，不作数。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从血统上说，东汉当然是西汉的延续，但延续不等于复制，经历过新朝这几年，一切彻底变了。虽然后世会评说刘秀“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8 ，但不管刘秀是否意识到，他和他的皇朝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王莽烙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刘秀才六岁，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他是新朝的太学生，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图谶、纬书，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作为儒生的刘秀非常热爱读书，喜欢钻研思考儒家学问。他每次出去打仗，总能带回一些书并且倍加珍惜，好好收藏。他入主洛阳时，光书就拉了好几车。即使当了皇帝，他也特别爱和老朋友们彻夜谈论儒家经典，分析经学义理，毫无倦意，这与王莽登基后整日和大臣们聊经义礼乐，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浸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 9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
春秋时期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这是因为，在儒家今文经学的话语里，孔子是素王，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大立法者”。他虽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
如果以一个西汉人的视角看历史，会发现孔子死后只有秦，但秦是法家立国，所以说“孔子为后世立法”时，就是“孔子为汉制法”。这就好比说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美国立法，只是一种修辞。但是，经历了新朝，又不同了。东汉皇室需要强调汉朝是儒家命定的唯一圣朝，就把这句话解读为，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预言汉朝将实现他的理想，而证据就是大量的谶纬，比如《孝经援神契》里有“丘制命，帝卯行” ，丘是孔丘，卯是刘姓。
谶纬，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一个新局。
正如王莽受禅基于符命，刘秀的称帝也基于谶纬。这倒不稀奇，刘秀所信奉的谶语并不新鲜，那年头称帝称天子的人里面，谁还没有个谶呢？
真定王刘扬有“赤九之后，瘿扬为主 ” 10 ，因为他是汉高帝九世孙，又长了个“大脖子”。土匪张满本来只是打家劫舍，也打出要当王的旗号，被杀之前感叹说“谶文误我” 11 。
四川的公孙述有“废昌帝，立公孙” 12 ，刘秀知道后，像书呆子一样专门写信给公孙述，辩论这里的“立公孙”不是指他公孙述，而是汉宣帝，还在信的最后署名“公孙皇帝”。虽然公孙述最后败于刘秀，但刘秀写信争论谶语这件事，和王莽指着甄丰的手纹辩说“天子”是“一六子”，行为上没啥区别。
当然，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对谶语就深信不疑。当年王莽以符命任命哀章、王兴等人为高官，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其实刘秀同样如此，因为纬书《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 ”之语，“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他就把一个叫王梁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还有一则谶语“孙咸征狄 ”，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咸提拔为大司马，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前面曾说过，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谶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有一次，刘秀询问博学多闻的新朝旧臣桓谭，要建立灵台，用谶来确定其位置怎么样。桓谭此时已经老朽，沉默良久，说，“臣不读谶。 ” 13 刘秀问他原因，桓谭大谈谶纬不合儒经。刘秀大怒，要斩杀桓谭。桓谭叩头不止，鲜血直流，过了好一会儿刘秀才压下怒火，饶了他一命，将他外放为六安郡丞，远远打发他。桓谭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路上就病死了。
倒是班彪的好友尹敏比桓谭聪明，刘秀派他去校订图谶，删掉新朝时崔发为王莽所作的谶语符命。尹敏对刘秀说，谶语俚俗，一看就是当代人而非圣人所作，怕是贻误后人。刘秀不听。后来，刘秀看到尹敏校订之后的谶语里有一句很奇怪：
君无口，为汉辅。 14
“君”字没有下边的口，就是“尹”字，那么这则谶语说的是一个姓尹的人为汉朝之辅，而这恰恰又是尹敏校订的。刘秀就招他来问。尹敏大约心中非常得意，说：我发现啊，前人都很随意在谶语里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话啊，所以我也加了这句，万一您信了，不就给我个大官做了？
刘秀听了，被堵得哭笑不得，没有怪罪他，但心里老大不高兴。尹敏从此仕途最高止于谏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王莽按照符命“定帝德，都洛阳” ，一度要迁都洛阳，但始终没有成行。刘秀也信任类似的谶语，实现了王莽未竟的梦想。
犹如符命是新朝的“基本法”，谶纬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刘秀去世前夕，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并严禁后人篡改，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士大夫的墓碑看，有些士大夫甚至会把谶纬附会在自己身上。
礼乐，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二个新局。
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王莽青年时虽落魄，但身份地位并不低，刘秀则务农贩粮打官司，起于下层。因此，刘秀尽管也封禅泰山，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知道天下远没有到足以制礼作乐的程度，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但祭祀、宗庙、学校等礼乐制度，他认为必备，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
比如封禅。建武中元元年，经过大司空张纯的多次怂恿，刘秀终于赶赴泰山封禅，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张纯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年领头为王莽设计九锡礼仪的人！在张纯的安排下，刘秀按照王莽当年的礼仪封禅泰山，并在回来后建立明堂、辟雍、灵台。张纯本人则在从泰山返回洛阳途中病逝。
比如宗庙。刘秀严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为人后”之义，为了接续西汉，获得合法性，根据张纯的建议，刘秀按辈分以汉元帝为父、汉宣帝为祖，在洛阳太庙祭祀宣、元二帝，不祭祀亲生父祖；在长安的太庙祭祀成、哀、平诸帝；只在故乡舂陵 15 祭祀亲祖。若王莽在世，一定给刘秀点个大大的赞。王莽曾给汉宣帝、汉元帝等几位皇帝上庙号，刘秀非常认可汉宣帝的“中宗”庙号，予以沿用。
比如郊祀。西汉把郊祀的地点改来改去，好几十年都没定下来，是王莽确立了长安南北郊祀天地，以汉高帝配天、吕后配地的制度。东汉继续沿用这一南北郊祀制度。在研究以谁来配天时，刘秀最初主张尧，因为尧是刘氏的祖先。此时，曾给王莽设计九庙的杜林站了出来，主张应继续以汉高帝配天，被刘秀采纳。只是刘秀实在不喜欢吕后，就尊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为高皇后配地。
经学，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三个新局。
东汉建立不久，就按照西汉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王官学”，排斥王莽时期新晋的古文经学，延续了西汉经学的知识传承，而且和谶纬紧密结合。但是，经学自有发展的内在理路。王莽、刘歆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因此东汉的儒家对古文经学并不仇视，古文经学在民间大行其道，两者偶有冲突，大体和谐，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儒郑玄对两派予以“集大成”的构建。
除了上述三个新局，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例如，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当然，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还是后话。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 16 。
还有勤俭节约这件事，王莽一直标榜简朴，也要求别人简朴，但他本人却从未做到，修筑九庙极尽奢侈。刘秀却表现出罕见的节俭，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死后的帝陵，他的陵墓是两汉帝陵里最小的。
总而言之，王莽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儒家抛弃了西汉，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
作为一个地皇元年还在新朝打官司的人，刘秀对新朝没有那么深的不满。他的帝国起初继续使用新朝钱币，他也会拿出那枚写有“白水真人”的铜币感慨万分，迟迟不愿意让这个钱退出流通，直到后来才不得不恢复五铢钱。当然，王莽的钱铸造精美，在民间仍然流通，甚至流通到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大谈孔子为汉制法，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制法。新朝虽然灭亡，但有无数新朝的士大夫留在了刘秀的政府里，例如共工宋弘后为东汉大司空，绣衣执法浮湛、淮平大尹侯霸均为东汉大司徒，上谷大尹郭伋后为东汉太中大夫，等等，那些从新朝地方官摇身一变为东汉地方官的就更多了。
4
但王莽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在东汉一朝。
表面的影响，就是王莽开辟了一条“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以“尧舜”来受禅，穿插着赐九锡、建公国或王国等措施，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曹操建魏国、受九锡，儿子魏王曹丕受汉献帝禅让开始，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是王莽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处于历史的暗流，那就是民意。
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国，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当谶纬、符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祥瑞和灾异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表达着或隐晦或显白的民意。
但是，王莽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儒学自身。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设，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得不好就得禅位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代继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那么，帝制中国能否摆脱治乱模式，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循吏、学者。学术上，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习谶纬，也深研古文经学，还了解汉朝律令，力图将古文和今文经学由礼制统摄为一体，并注释汉律；士大夫们在道德上砥砺名节，他们《诗》《书》传家，涵养百年，孕育宗族，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名教中亦有风流。至魏晋六朝，才子名士们的谈玄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微言大义，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 17 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元、明之世，朱熹理学成为王官学，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但王阳明本人以“致良知”而发雷霆之力，戡乱平叛，其后学却等而下之。明清鼎革，刺激儒生们另开新路，务实求变，儒家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天文、地理、农工、军事之类的实学，但一入清朝，文网严密，对实学的追求扭曲为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的研究，虽然自称重返东汉，实际上不仅疏离于政教，亦不关乎心性。
直到清代中后期，学术理路内在转移，常州学派兴起，沿乾嘉之路继续上溯，号称重返西汉政治儒学，重提今文经学，但尚未积蓄政教实绩，已闻西洋炮舰之声，西洋政教挟枪炮之利侵入中土，时代已入第二个千年之大变局。
儒学还在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千年之大变局中跌跌撞撞，抬头已见改天换地。
随着清朝废科举，无论是哪一路儒学，再也没有王官学这一“体制内身份”的护持。而在学术领域，今文经学斥古文经学是新学伪经，古文经学讥今文经学为荒诞不经，从此两败俱伤，把腾出的位置让给了现代学术，现代学术则从汉代学术继续上溯，回到先秦诸子，回到商周彝器，将旧儒学视为未经科学审视的粗陋资料而非大经大法。此时生出的民国新儒家，将西洋政教理解为三代之治，以德国古典哲学改造儒家理学，力图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将儒学拉回政治的轨道，至今延续百年，但其踪迹多存乎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对大众而言，仿佛纸上谈兵。
至21世纪，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道术更进一步为天下裂。儒学又有锚定西汉政治儒学，以观照华夏当代乃至未来政制的学说。而孔子如何为当代立法，参与重塑当代伦理政教，似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但身体在哪里？
敢问，孔子应否并如何为当代立法？
敢问，王莽留给后人何种经验教训？
注释：
1 《后汉书·刘玄列传》，第470页。
2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11页注引《续汉志》。
3 今甘肃平凉泾县一带。
4 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
5 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一带。
6 《后汉书·刘盆子列传》，第484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194页。
8 《后汉书·循吏列传》。
9 《廿二史札记校证》，第90页。
10 《后汉书·耿纯列传》。瘿，大脖子。
11 《后汉书·祭遵列传》，第739页。
12 《后汉书·公孙述列传》，第538页。
13 《后汉书·桓谭列传》，第961页。
14 《后汉书·儒林列传》，第2558页。
15 此时已升格更名为章陵县。
16 吕思勉：《秦汉史》。
17 道家神符常常以“急急如律令”作为指挥神仙的常用语，这是汉朝政府公文的格式语，就像今天政府印发公文，通知里会有“特此通知”或“请遵照执行”之类的话。
本书涉及年号简表 1
帝号
姓名
年号及年数
起讫时间（公元）
备注
西汉
汉高帝
（汉太祖）
刘邦
元年—十二年
前206—前195
刘邦于五年即帝位
汉惠帝
刘盈
元年—七年
前194—前188
高后
（吕后）
吕雉
元年—八年
前187—前180
汉文帝
（汉太宗）
刘恒
元年—十六年
元年—七年
前179—前164
前163—前157
前163年改元，未有年号
汉景帝
刘启
元年—七年
元年—六年
元年—三年
前156—前150
前149—前144
前143—前141
前149、前143两次改元，未有年号
汉武帝
（汉世宗）
刘彻
建元元年—六年
元光元年—六年
元朔元年—六年
元狩元年—六年
元鼎元年—六年
元封元年—六年
太初元年—四年
天汉元年—四年
太始元年—四年
征和元年—四年
元年—二年
前140—前135
前134—前129
前128—前123
前122—前117
前116—前111
前110—前105
前104—前101
前100—前97
前96—前93
前92—前89
前88—前87
据辛德勇，汉武帝起初改元没有年号，至第五次改元之后，将之前的改元追记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第六次改元后不久追记为元封。前104年汉武帝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实行正式的年号制度，每四年一改元。晚年未及确定或追记年号即去世
汉昭帝
刘弗
陵
始元元年—七年
元凤元年—六年
元平元年
前86—前80
前80—前75
前74
元平元年，昭帝去世，昌邑王刘贺任27天皇帝后被废，汉宣帝即位
汉宣帝
（汉中宗）
刘询
（刘病
已）
本始元年—四年
地节元年—四年
元康元年—四年
神爵元年—四年
五凤元年—四年
甘露元年—四年
黄龙元年
前73—前70
前69—前66
前65—前62
前61—前58
前57—前54
前53—前50
前49
据辛德勇，本始年号一直使用到“本始六年”，霍光死后，宣帝亲政，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本始六年为地节二年
汉元帝
刘奭
初元元年—五年
永光元年—五年
建昭元年—五年
竟宁元年
前48—前44
前43—前39
前38—前34
前33
初元元年，王政君为皇后初元四年，王莽生
汉成帝
刘骜
建始元年—四年
河平元年—四年
阳朔元年—四年
鸿嘉元年—四年
永始元年—四年
元延元年—四年
绥和元年—二年
前32—前29
前28—前25
前24—前21
前20—前17
前16—前13
前12—前9
前8—前7
永始元年，王莽袭新都侯
绥和元年，王莽为大司马
汉哀帝
刘欣
建平元年—二年
太初元将元年
建平二年——四年
元寿元年—二年
前6—前5
前5
前5—前3
前2—前1
建平元年，刘秀生
建平二年，刘欣改元太初
元将，以求再受命。旋即废除，恢复建平二年
汉平帝
刘衎
元始元年—五年
1—5
刘欣死后王莽再任大司马
元始元年，王莽为安汉公元始四年，王莽为宰衡
皇太子
（孺子）
刘婴
居摄元年—三年
初始元年
6—8
8
刘衎死后王莽居摄
新莽
王莽
始建国元年—五年
始建国天凤元年——六年
始建国地皇元年——四年
9—13
14—19
20—23
王莽以十二月为岁首，始建国元年正月即初始元年十二月
地皇四年十月初三，王莽被杀
更始
刘玄
更始元年—三年
23—25
更始政权改正月为岁首，更始元年九月初三，王莽被杀
更始三年九月，刘玄退位
东汉
汉光武帝
（汉世祖）
刘秀
建武元年
25
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即位
注释：
1 本表主要根据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2001）；并采辛德勇《改订西汉新莽历史纪年表》成果，见氏著《建元与改元》第394页附录（中华书局，2013）。本书年号、年代、日期的古今对应，主要依据《公历和农历日期对照查询》（https://ytliu0.github.io/ChineseCalendar/index_simp.html）。
世系图
西汉皇室世系图（上）
注：×号指婚姻关系；带箭头的竖线指皇位的继承关系；不带箭头的竖线和折线指生育关系。 下 同。
西汉皇室世系图（下）
王氏家族世系图
注：
1．王逢时之子，《汉书·元后传》作“王买之”，《外戚恩泽侯表》作“王置”，疑为一人。
2．王舜之子王揖，《莽传》称王舜死后，“子延袭父爵，为安新公”。但《外戚恩泽侯表》又有“公摄嗣，更号和新公”，《莽传》又有“和新公王揖”，疑王摄、王揖是同一人。又据《莽传》，安新公王延投降更始政权后被杀，和新公王揖与王莽同死于渐台上，因此王延、王揖非同一人。至于王舜的爵位继承的矛盾，疑王延继承的是安新公爵位，王揖继承的是王舜原来的安阳侯爵位并改为和新公。
3．王莽私生女王捷的封号，据《莽传》为“睦逮任”；《匈奴传》载须卜当与云之子“奢”被封后安公，娶“陸逯任”，应即王捷，封号形近而误。
舂陵侯家族世系图
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家族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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