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对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的很多理论都持批判态度，但对他们在婚姻权上所持的观点却没有异议。
他认为公民制度取决于丈夫对于妻子的权力，他认为这种权力产生于自然，产生于迥然不同的自然性别属性。
妇女的什么禀性使得她们必须被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对于这个问题卢梭比其他古典社会契约论者语焉更详。
他列举了一连串理由说明为什么“妇女从来都是或者顺从男人，或者顺从男人的判断”，为什么丈夫必须“终身都是主人”；我将在第四章再讨论卢梭的观点。
卢梭：《爱弥儿》，第370页和第404页。
在《政治义务问题》中，我认为卢梭的原始条约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契约”。
然而，卢梭却是原始性契约的主要理论家，原始性契约无疑是一个契约。
因此，我在这里称卢梭为一个“古典契约论者”，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解释（事实并不是这样）。
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在婚姻权和天赋自由平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理论策略存在着一些令人费解之处、不合常规之处和矛盾之处，对此我将在以下几章讨论。
也许最明显的令人费解之处就是有关婚姻权或性权的地位的问题；为什么自霍布斯以来极少有人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权力的实例？在公民社会里，一切绝对权力都是非法的（不文明的），因此，丈夫对妻子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他的权力是非政治性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公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只有国家行政被认为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实例。
其他“私人”社会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家庭领域，附属关系都是通过契约而形成的，公民附属关系被公认为是非政治性的。
有关婚姻权的起源还存在着其他问题。
古典契约论者的自然状态观试图把妇女排除在原始契约之外。
但是，婚姻契约怎么办？如果妇女已经被男人所征服，或者说，她们天生就不具备“个体”能力，那么她们也就不具备缔结契约所必须的地位和能力。
然而，社会契约论者还是坚持认为妇女能够并且必须缔结一个契约，这就是婚姻契约。
契约论者同时既否认又假定妇女能够制订契约。
例如，洛克不能解释，如果妇女被公认为是男人的天生附属品，那么为什么婚姻契约还是必要的。
一个男人及其自然附属品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结成一个联盟，但是洛克却舍弃其他而坚持它是通过契约形成的，但契约是两个平等者之间的一种协定。
即使婚姻契约已经签订，这些令人费解之处也不能烟消云散。
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大都认为婚姻是延续到公民社会的一种自然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姻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在自然状态下还存在着其他契约关系。
婚姻的奇怪之处是即使在公民社会里它仍然保留了一种自然地位。
原始契约一旦缔结，公民社会一旦产生，自然状态就留在过去，契约所确立的应该不是自然关系，而是公民关系。
但是婚姻毕竟不同于其他契约关系，因为缔结契约的不是两个“个体”，而是一个“个体”和一个附属品。
并且，一旦自然状态成为过去，“公民”社会的意义也就不能单独确定，还要参照“私人”领域，而婚姻又是私人领域的核心关系。
为了更好地在后面解释我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这里还需要对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契约”观念；第二，契约奴隶制或公民奴隶制。
第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把契约视为自由协定的典范。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从“个体”着手，在霍布斯的理论以及当代契约论中它被视为是天生自在完满的。
这也就是说，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界限分明，一个个体被刻画为与其他个体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个体的能力和属性与任何其他个体以及社会关系都毫不相干，他们都是孤立的。
契约论中的个体必然都是其本人及其属性的所有者，或者，用马克弗森（CB Macpherson）的名言来说，他是一个所有格个体。
个体拥有他的身体和能力，就像拥有一件件财产，就像拥有他自己的物质财产。
从这一角度来看，每一个个体都只能而且必须从如何最好保护其财产的主观评价的角度，或者用通常所说的话说，从他的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和其他个体。
在洛克对自然状态所作的并不彻底的个体主义描绘中，完全孤立的个体消失了，但是这个关键的假设还依然存在。
洛克写道：“每一个人都拥有对其本身的所有权。
这是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