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形象转化与创新（出版书）》
作者：张高评
简介：
王昭君和亲故事，以《汉书》为原始基型。经《琴操》、《西京杂记》、《后汉书》等缘饰附会，踵事增华，而蔚为民族故事。其中留存若干空白和未定性，提供历代文家填补、杜撰、渲染、展衍之余地。本书研究文本，以《全宋诗》题咏昭君为核心，上究史传、小说，下探杂剧、清诗，以王昭君形象之转化为脉络，考察其遗妍开发，凸显其独到创新。文学作品传承继往之道，创新开拓之方，此中有具体而微之演示。
王昭君形象之转化与创新
——史传、小说、诗歌、杂剧之流变
锦貂裘生改尽汉家妆
——序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转化与创新》
王昭君被公认是历史上的大美人，她“锦貂裘生改尽汉家妆”，怀抱琵琶，幽幽怨怨的远嫁匈奴，一曲《昭君怨》，令人不觉心怀恻恻；一出《汉明妃》，更令人引发不少同情。而其实王昭君不一定美丽，王昭君一嫁再嫁不一定悲怨，她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民间造型，历千百年而犹然脍炙人口,乃因为“王昭君故事” 的发展是依循着民族故事的轨迹，终于广远的流播民间。
“民族故事”这一词是我所创，简要而言，凡能够传达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思想、情感、意识、文化，而其流播空间遍全国，时间逾千年的民间故事，就是民族故事。在众多民间故事中，牛郎织女、孟姜女、梁祝、白蛇、西施、王昭君、杨妃、关公与包公这九个故事，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尤富有深广的民族文化意义，因此最具代表性。
若论“民族故事”的形成，不外乎有个根源，由此而生枝长叶而蔚成大树，这就是“基型”、“发展”、“成熟”的三个过程。
“民族故事”的基型,大抵都非常的“简陋”，如果拿来和成熟的“典型”相比，那么其间的差别，往往不止十万八千里，甚至于会使人觉得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再仔细考察，则“基型”之中，都含藏着易于联想的“基因”，这种“基因”，经由人们的“触发”，便会孳乳，由是再“缘饰”、再“附会”，便会更滋长、更蔓延。所以民族故事的孳乳展延，有如一滴泪到后来滚成一个大雪球一样,居然“惊天动地”；有如星星之火逐渐燎遍草原一般，毕竟“光耀寰宇”。而我们若考察其孳乳展延的因素，则大抵有两个来源和四条线索。两个来源是：文人学士的赋咏和议论，庶民百姓的说唱和夸饰；四条线索是：民族的共同性、时代的意识、地方的色彩、文学间的感染与合流。
简说如下：
先说两个来源，第一,文人的赋咏议论：当然见诸他们的作品，高文如经史，下俚如词曲，都是他们的“工具”。他们往往具有“权威性”，擅长作“坐实”的功夫。第二，庶民的说唱夸饰：一般百姓读书无几，他们的知识多半口耳相传，往往得诸娱乐性的俚歌俗曲和说唱戏剧。而这些“俗文学”的作者，他们对于故事的“基型”，触发联想的能力是更丰富的,附会夸饰的本事是更自由的。文人喜欢对历史故事“加料添椒”，庶民则喜欢对传说故事“画手装脚”。
次说四条线索。这四条线索,可以说是文人赋咏议论或庶民说唱夸饰时，对于民族故事的孳乳展延，无形中所采取的四种方法。
第一，民族的共同性。共同性的内容是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这是使得故事能更丰富、更多彩多姿，流传更久、更远的基本因素，也就是说它真正可以“囊括”人们的整个心灵。
第二，时代的意识。任何一个时代，或由于国势兴衰强弱，或由于学术冲激变迁，都自然地会形成一种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也很自然而容易地感染在发展中的民族故事。
第三，地域色彩。中国幅员辽阔，古代交通不便，自然因山川风俗而形成地方性色彩。民间故事到处传布，流至一地，也自然会多少加入该地的特色。
第四，文学间的感染与合流。对于民族故事的歌咏或描述，有些彼此之间本来是不相干的，但由于蛛丝马迹的类似，便可以连类相及，逐渐感染而终致合流。
大抵说来，触发、联想、附会，是其发展的原动力，而民族意识、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是其主要内容。如果以此来观察王昭君故事的发展历程，那么《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是它的“基型”，由此可知元帝竟宁元年（33B.C.）王昭君奉帝命嫁来朝之匈奴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生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子复株絫若鞮单于继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为须卜居次、当于居次。 颜师古注谓“居次”犹言“公主”，“须卜”与“当于”为所嫁夫姓。王昭君之名作“樯”或作“墙”，其身分或谓“待诏掖庭”，或谓“后宫良家子”。班固《汉书》不言昭君美丽，亦不言心怀悲怨。但人们却认为她一定幽怨，一定美丽。说她悲怨的，始于西晋石崇（249—300）《王明君辞并序》；说她美丽的，以东晋孔衍 （268—320）（琴操怨旷思惟歌》为先。其后东晋•葛洪（250 —330 ）《西京杂记》又有画工图形“貌为后宫第一”之说，刘宋•范晔（398—445）《后汉书•南匈奴传》更明白记载“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至此谁敢再怀疑王昭君是千古一大美人！唐代以后，王昭君形象的发展有两方面，其一她越往后越贞节；其二她的妆扮服饰慢慢定型化。
从唐代《王昭君变文》可见民间造就了两个人物，其一是昭君的人格，眷恋故国，忧思生病而死。将一嫁再嫁，生儿养女的史实抹煞，硬要她虽有嫁而无“嫁”之实，“保持名节”而死；但也同时塑造呼韩邪单于的形象，使他成为义夫的模范。但止于此而已，往后呼韩邪就成了横兵夺爱的番王了。
到了元代马致远《汉宫秋》，乃集故事大成，别有生发。谓汉元帝以毛延寿搜求美女，由毛延寿一一绘图，按图临幸。王昭君不肯行贿，美人图被点上破绽，因而打入冷宫。一夜，王昭君弹奏琵琶遣怀，被元帝发现惊其美丽，因而宠幸封为明妃，并下令责杀毛延寿。毛延寿逃往匈奴，单于乃大军压境索取昭君，元帝 责备文武大臣，无奈遣送明妃。明妃与元帝惨恻离别，至番汉交界处，黑江边自沉而死。单于亦将毛延寿解回汉朝处决。元帝于汉宫梧桐秋夜雨，闻雁啼长门，思念明妃不已。
《汉宫秋》使元帝与昭君邂逅发生恋情，并册封为明妃，因此于番汉交界出塞之际，就必须投黑江殉情。由此而美化了昭君与元帝，也提高了昭君的人格,只是更加丑化毛延寿。此剧之所以采取石崇《王昭君辞并序》“匈奴盛”之说，乃因为马致远的元代与石崇的晋代，同样处于北方强敌压境乃至蹂躏中原的时代环境。至于将“黑江”作“黑龙江”，那是后人不学的可笑现象。
明代文学有无名氏传奇《和戎记》与《青冢记》，前者有“富春堂刊本”，分卅六折，图像十七幅；后者仅存《送昭》、《出塞》二出，见《缀白裘》之中。《和戎记》谓昭君怀死解救社稷，到了雁门关，要求单于三事：一要降书，二要金箱玉印，三要杀毛延寿。在遣其弟王龙送回书印，杀了毛延寿之后，又修血书托孤雁寄与汉王，乃自投“乌江”而死，死后托梦汉王，请封其妹王秀真为正宫。其思想固然陈腐，情节亦可笑。但王昭君人格又因临时三条件而大大提升，也许这就是庶民原始的“愿望”吧！
至于王昭君的妆扮，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阎立本图昭君妃虏，戴帷帽以据鞍。”《汉宫秋》二折写昭君妆扮《乌夜啼》云：“翠羽冠、香罗绶，都做了锦蒙头，暖帽珠络缝貂裘。”《和戎记》于昭君出塞时《蛮牌令》写道：“毡笠子罩乌云，红衲袄绣罗裙，凤鞋凤鞋踏玉铠。”这大概也是我们现在在舞台上所看到的昭君形象。
由以上可知，《汉书》中“原型”的王昭君很简单，只说她被汉元帝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单于欢喜，为他生一子。呼韩邪死，她从胡俗再嫁雕陶莫皋单于，生二女。根本不说她美丽，也不说她悲怨。但是自孔子著《春秋》严夷夏之辨，加上汉族贞节烈女的观念，终使得王昭君在人格上必须合乎平民百姓的要求，于是她最后不得不轰轰烈烈的为国牺牲。又屈原之后，香草美人的观念，每被失意的文人所寄托，昭君的远嫁，何异于谴谪投荒的士大夫，于是昭君既为象征的“美人”，则焉能不美丽起来？而西晋胡乱局势已成，宋明两朝皆亡于北方异族，则时代感染，焉能不“盛称夷势”？总而言之，昭君故事的发展，同样是循着民族故事发展的规律在孳乳展延的。
关于王昭君故事的演化和昭君形象的流变，自宋代以来，学者已作了不少的探讨，但诚如吾友张高评教授所说的，因为“诸论著，或侧重讨论昭君形象之演变，或鸟瞰昭君悲剧之大凡，或泛谈综说，或专题探索，或顺带略及，研究主题大多有所轻重，不赅不徧，未能见唐宋诗流变之大凡、宋诗对典范之挑战，以及 对创意之研发。”所以他选择“两宋诗中《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为核心视点,考察唐宋诗人对昭君故事之接受或误读元杂剧、清诗歌对昭君形象之转化与创新，以探讨昭君诗中典范挑战与创意研发。”撰成《王昭君形象之转化与创新》一书,考察王昭君形象之转化，文学作品之创新，分章依次探讨王昭君故事之五大 原型、唐宋昭君诗形象之主题类型、遗妍开发、接受与误读、反思与资鉴、异化与深化、创意研发、创造性思维、变异与创新、流变与定调、转化与创新等十一个论题，其间还用伊瑟尔之读者接受论，顾颉刚之层累演化说，安海姆格式塔心理学之完形、空白、否定结构论，以及本人之孳乳展延论，作为诠释解读之参考与借镜。全书之研究撰著，前后长达十年，可见其用力之勤助，思虑之镇密，以故其创发性之见解独多。
如果说1926年顾颉刚三万余言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开启了“民族故事”学术研究的先河，那么张高评兄的这部二十八万言大著，就可以说以最丰富的数据，运用最科学的方法，为民族故事主题学建立了一个崭新的里程碑。不止可供初学津梁，亦可供学者治学的典范，是极具学术的意义和价值的。
2012年2月9日曾永义序于台湾大学长兴街宿舍
经典之转化与文学之创新（自序）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曾称：“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 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肯定宋诗成就，可与唐诗分庭抗礼，各有特色。明袁中道《宋元诗序》亦推崇宋诗,承三唐之后，弹工极巧：“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 死前人语下。”宋诗面对困境，处穷必变，往往化危机为转机；学古通变，虽不唐法而因唐而有法。宋诗所以能新变代雄，自成一家者，以此。
咏史诗之作，贵在识见高远，有别识心裁。南宋费衮《梁鸡漫志》卷七提示：“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且以为：“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由此观之，咏史诗最能体现宋诗特色，无论学古通变、自得成家；或别生眼目，创意造语，要在开发遗妍，期许转化与创新。为论证上述观点，十年前遂以“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风之异同”为题，执行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NSC88—2411—H —006—004 ），撰写完成三篇论文：《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风之异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唐宋昭君诗的文献学意义——以昭君和亲的反思为例》、《南宋昭君诗之接受与误读》，分别发表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型之文艺现象》、四川大学《新国学》、彰化师大《第五届中国诗学会议论文集——宋代诗学》。
十年来,除持续研究宋诗、探讨宋代诗学外，又兼治《春秋》《左传》学。先后出版《会通化成与宋代诗学》、《自成一家与宋诗宗风》、《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苕溪渔隐丛话与宋代诗学典范》、《诗人玉屑与宋代诗学》六书，分别从会通化成、自成一家、印刷传媒、创意造语、诗学典范、诗法诗艺六大层面，论证宋诗宋调之特征与风格。又出版《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春秋书法与左传史笔》二书，就《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发扬斯学之幽微。其中,《春秋》书法之修辞观，华夷之界防，内外之分际,多所讨论。宋代诗学、《春秋》书法之探论既略有所得，厚积而薄发，从事跨领域、跨学科之整合研究，进而考察王昭君形象在历代之流变,遂更加顺理成章,机缘和合。
于是董理旧业，就前修未密处，思作精益求精之拓展。因而申请国科会专书写作计划，执行“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诗分唐宋 ——兼论《汉宫秋》杂剧之传承与创发”课题（NSC98—2410—H —006—103）。计划结案，完成八篇论文：《<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以王昭君之“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为例》，载台湾师大《中国学术年刊》第29期（2007.3）；《明妃曲》之唱和与创造性思维：以宋诗题咏画图妍媸、红颜祸福为例》，发表于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诗歌传统与文本研究”国际论坛（2010.12）；《王昭君和亲主题之异化与深化——以《全宋诗》为例》，载北京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合刊，《中国文学学报》创刊 号（2010.12）；《清人题咏昭君与琵琶写怨——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定调》，刊高雄师大《国文学报》第14期（2011.6）；《清代王昭君题咏之转化与创新——以和亲是非之主题为例》，刊《彰化师大国文学志》第22期(2011.6)；《《汉宫秋》本事之变异与创新——从唐宋诗到元杂剧》，刊广州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文化遗产》2011第3期(2011.7)；《王昭君和亲故事与宋诗之创造思维》，刊台湾师大《国文学报》第50期(2011.12) 。
今集结前后两件国科会计划，稍作增订润色，为之立章分节，成为一部专书，命名为《王昭君形象之转化与创新——史传、小说诗歌、杂剧之流变》，都27万余言。以唐宋诗为主要研究文献，不但横跨史传、小说、诗歌、戏曲诸文类，而且借镜《春秋》书法、史家笔法、理学思潮，以解读文本；参考顾颉刚层累演进说，曾永义孳乳展延论，以及西洋之接受反应论，格式塔心理美学论，以诠释历代作家叙写王昭君形象之流变。尝试跨学科、跨领域之整合研究，较能生发无限。或梳理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勾勒昭君形象之主题类型；或探讨宋诗中和亲主题之异化、深化，论说清人题写之转化与创新。相对于唐人歌咏昭君，两宋诗如何开拓遗妍？如何创意发想？如何进行创造性思维如何反思与资鉴？如何接受与误读？昭君故事至《汉宫秋》如何转化与创新？琵琶写怨，至清人题咏，又是如何传承与定调？本书皆设立专章，详加论证申说之。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渊流，有启发作用；对于提炼文学艺术之创造性思维，亦有参考价值；对于产品开发，文化创意，亦自有借镜之意义。
本书之顺利完成，首先感谢国家科学委员会，两次经费补助，对于发表论文，推动研究，有玉成之功。台湾大学前讲座教授曾永义老师，为民俗学研究大家，于王昭君故事素有探论，拨冗惠赐书序，揭示民俗学之研究心得，谨申谢忱。其次，感谢内人郭芳龄女士,结婚三十多年来，任劳任怨,总理内外杂务；又亲司打字搜寻琐事，无役不与,令我无忧后顾，可以一心向前。其次，屡蒙里仁书局徐秀荣董事长雅意，出版学术论著多种，热情赞襄，令人感佩。
另外，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为笔者学界益友，曾告以呼和浩特已成立“昭君文化研究会”,经由居中联系,获得内蒙古大学马骥教授赠送《昭君文化丛书》一套五种：《昭君文化研究》、《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昭君论文选》、《昭君图册》，网罗丰富，琳琅满目,善用之，有利于问题意识之形成， 以及学术原创之提出，在此一并致谢。出版在即，爰志数语如上，是为序。
成功大学中文系张高评 二〇一二、一、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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