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题咏王昭君，同题竞作既多，普遍自觉“苟无新意，不必重作”，因此相当注重创造思考，与“遗妍开发”。本文选择唐诗6首、宋诗30首,考察其中“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之主题，大多着眼在“前修未密”的未定点和空白处，作“后出转精”的发挥；情节的大跨度、笔墨之外的情韵，亦多所在意和关注。就昭君和亲而言，确有许多“遗妍”值得开发。北宋诗人咏明妃冷落汉宫之不幸，大多移花接木，别辟溪径。其它，叙写昭君“出塞泪”、“异域恨”之北宋诗篇，在异化、深化主题，别具只眼方面，亦在追求“不经人道，古所未有”之诗境，弹精竭力留意于“遗妍之开发”。
《史记•伯夷列传》，虽伯夷叔齐并称，然单说伯夷，顺带夷齐，于是清初艾衲居士《豆棚闲话》开发“遗妍”，撰成《首阳山叔齐变节》一篇小说，亦“自出机杼，成一家言”。35《史记•项羽本纪》载西楚霸王四面楚歌一节，不过数十字，后世小说家编剧家开发其中之“遗妍”，而有《霸王别姬》诸多杂剧、传奇、戏曲、小说。36尤其演义小说，最擅长开发历史叙事中之“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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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清•艾衲居士撰：《首阳山叔齐变节》，故事情节颠覆传统，借古讽今，详《明清善本小说丛刊》，《豆棚闲活》，嘉庆3年宝宁堂刊本（台北：天一局，1974）。
36 杨燕起 、俞樟华：《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5），<和史记有关的戏剧小说>，列举戏文18种，杂剧100种 ，傅奇33，地方戏115，小说变文33种，共299，戏剧小
南宋题咏昭君诗，致力此一“遗妍”研发之意识，更加尽心于求变追新、精益求精。对于空白之补充、焦点之确立、跨度之联接，以及其它遗妍之开发，皆曾作许多拓展，对后世有关昭君故事之叙事，如戏曲、小说、话剧、电影之创作，启益良多。
昭君和亲，带来汉匈两国什么样的政经或文化效应，是一处未经开发的遗妍。和亲造成昭君愁怨不幸，历代诗人面对相同主题，写作上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不落俗套？北宋以前诗人鲜少提出对策。对于昭君的愁怨思归，南宋诗人选择从天理之大公，人生之价值去挥洒，便见和戎之有功，和亲之不朽，则是另类的观点。昭君和亲，呼韩邪单于册封为“宁胡阏氏”，先后生一子二女；滞留匈奴，直到老死，除思归愁怨外，岂无欢笑快乐可言？《汉书•匈奴传》所载“单于欢喜”之“欢喜”场面，是否也发生在身负和亲使命，而妻单于、生子女、远嫁塞外的昭君身上？（对啊，未到二十的小女孩，被六七十岁膻臭老大爷和同样膻臭的四五十岁老大叔异族父子同肏，她欢喜得很呢！不知道那些二三十岁的小青年，被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和四五十岁的大婶们强上，他们是不是也欢喜得很？）正是昭君题咏之遗妍。此一题咏，考察敦煌写本《王昭君变文》及唐诗宋诗，皆未有触及。唯南宋洪咨夔(H76—1236)《昭君行》，特写昭君和亲之“欢喜”场面。堪称乐观旷达，生面别开。至当代曹禺(1910—1996)创作《王昭君》舞台剧，乃高唱和亲之乐，实发韧于南宋诗人之题咏昭君。
郑思肖(1241—1318)《昭君叹》，则又开发另一种遗妍：若将昭君和亲，流落塞外之主题，善加引申发挥，遂成历代“陷番” 或“沦落异域”之母题。南北宋之交、宋元之际、明末清初之时，以及其它易代鼎革之世，多见此种遗妍之开发。有关昭君出塞时，出塞中有关人、事、时、地、物的空白，唐诗北宋诗发挥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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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史传叙事之“遗妍”开发，开示不少门径，页305—316。
仍有遗妍；尤其设身处地，为昭君代言拟言，其中可发掘者不少，唯两宋诗歌于此创发不多。宋初柳开(947—1000)作《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拟言代言，亦庄亦谐，颇有可观。37想象空间愈大，驰骋发挥处更宽，惜两宋诗人对柳开所揭示之遗妍，响应不多，其中尚有许多值得开发之处。
要之，遗妍之开发，宜有敏锐之眼光，创新求异之思维，针对文本之空白处、模糊处、粗略处、争议处、未定点、叙事情节之大跨度，笔墨之外的情韵，多作纵深开凿，横向发挥；或变换叙事视角，或调整人生观感，或转化审美意识，从大处着眼，作“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才学为诗”之铺陈之铺陈、渲染； 如此，将可以成功开发遗妍。其中，缘饰、附会、填补、翻转、杜撰、稼接、联想、组合、模拟、会通诸法，在在多可作为吾人开发创意之借镜与参考。由此观之，敦煌写本《王昭君变文》、元杂戏《汉宫秋》，于昭君故事，都是“遗妍开发”成功之作品。
本论文将后续论述者，尚有二节，其一，和亲是非与青冢不朽；其二，红颜祸福与随缘任运，由于篇幅所限，未暇举例论说，已别撰三文，参考本书第六章《王昭君和亲主题之异化与深化——以《全宋诗》为例》、第七章《王昭君和亲故事与宋诗之创意研发》、第八章《《明妃曲》之唱和与创造性思维——以宋诗题咏画图妍媸、红颜祸福为例》。今姑将撰述理念表述于下，以便读者得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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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三，曾枣庄主编：《全宋文》(成都：巴蜀书社，1989.1 )，第三册，卷115，《代王昭君谢汉帝疏》，页575—576。
一、和亲之是非与青冢之不朽
汉朝自武帝到元帝，由于国势富强，因此对匈奴、乌孙的和亲政策，大多采取主动积极，用意在安抚与羁縻。唐宋诗人咏昭君，传承《西京杂记》以来之成说，故意“误读”这段和亲之史实，错置时空，张冠李戴，把汉元帝时代安抚羁縻的和亲政策，硬说成“忍让屈辱”的“和番”使命。把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惧而归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误解为单于势强，侵逼中原，不得已而昭君出塞和亲兖。且以之论断是与非，批判其幸与不幸。北宋以前诗早已触及，南宋诗人借题发挥，往往最津津乐道。
宋代开国以来，外族侵逼，边患不断，宋朝向来采取妥协忍让的政策，宋辽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39、宋金绍兴和议（西元1137年）40、宋金隆兴和议（公元1164年）41，可为明证。（宋人窝囊，天下无双，它们认为汉人也这样吗？有无王昭君这个卑贱寻常的宫女，换上李昭君，张昭君，甚至不给宫女侍寝，单于照样规规矩矩！汉匈和平，是汉武大帝，卫霍的功劳，是千千万万汉军将士的功劳，跟王昭君这个卑贱无用的脱裤子女人，毫无一丝关系！她也就是一个客人来了，送去陪睡的女奴而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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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参考约翰•纽鲍尔：〈右史和文化的文学〉）。让•贝西耶〈小说误读与文化素材），载乐黛云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第二部分“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页122、页141—145。关于王昭君和亲之史实，除正史所载外，南宋陈普（1244—1315）〈王昭君五首自注》言之极鲜明，《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第六九册，卷三六五○，页43808—43809。
39参考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第7卷•陕振主编：《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期》，乙编综述，第三章第三节〈澶渊之盟），页 239—240；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册第四编，蔡美彪、朱瑞熙等著：《宋辽金元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第一章第三节，〈封辽夏的妥协〉，页11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