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同上，第九章第三节《隆兴和议》，页335—342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 二章第七节《北伐战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页306—316。
42详参张高评：《书法史笔与宋代诗学》（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2000.8）， 《《春秋》书法与宋代诗学——以宋人笔记为例》，《会通与宋代诗学—— 宋诗话”以《春秋》书法论诗”，页55—128。
43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2），《王昭君变文》，
君坟墓之代称，俨然是哀怨孤恨的图腾，悲壮牺牲的归宿，声名不朽的丰碑（一个土包包而已，单于自己的墓都没那么高大，一个毫无用处的脱裤子宫女还修这么大一座墓？当修墓不要人力物力吧？单于没见过女人？王昭君裤子一脱，跟别的女人有什么两样？给这种无用宫女如此劳民伤财，匈奴人民不怨声载道才怪！考古资料也显示，所谓青冢，就是一个土包！）。
北宋诗人写“青冢”，如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及《明妃曲》，亦以悲怨为主，知南宋诗人之悲怨，继承有自，这是对传统的“证同”，这是南宋诗人咏昭君和亲的第一种评价。南宋诗人咏昭君“死留青冢”，亦有表现乐天知命，无怨无悔者，这是南宋诗人咏昭君和亲的第二种评价。又有一类诗，扬弃悲哀，标榜立功不朽，则是南宋诗人咏昭君和亲的第三种评价，南宋诗人咏史，以昭君和亲，立功不朽为说。虽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亦足以告慰其平生。此种人生观感，北宋诗人尚未发明，何况唐代诗人？宋诗重反思内省，尚意贵理，南宋昭君诗可见一斑。
二、红颜之祸福与随缘任运
《西京杂记》、《后汉书》以后的王昭君，已逐渐偏离历史原型，再三缘饰附会，而成文学创作及民族故事的人物形象。本文讨论昭君形象，以唐宋诗为文本，主要就后者而言。首先，红颜薄命，容易引发同情；更何况王昭君有“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的天姿国色，却因容华误身，而冷落汉宫，而去国远嫁，而含悲出塞，而饮恨异域，而独留青冢。（宫女陪睡本无用，炒作荒唐赞女奴！将士有功定强弱，无耻狂吹寻常妇！别说她不过一身份卑贱，容貌平常的普通宫女，就算她真天姿国色，比起浴血沙场的千军将士，她不过就是裤子一脱，双腿一开，啥都不做，连冲动都不必，哪里值得怜惜了？做为宫女，跟谁都是一肏，难道她有资格被娶为正妻？）唐宋诗人共伤共怜之余，多代写其怨恨，代诉其愁苦，共鸣其悲哀，共传其惆怅,渐渐塑造王昭君悲剧人物形象的传统。
唐宋诗人依据《西京杂记》故事，述说昭君一生不幸,叙述视角侧重在拒赂画工、图画失真、容华误身三大方面，补充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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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17。本写卷编号伯希和二五五三，止存此一本。
多文本的空白处、未确定点，以及朦胧处、粗略处。唐代诗人喜好从前二者叙写，对“容华误身”较少渲染刻画。宋代诗人则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咏叹昭君冷落汉宫及悲怨和亲的不幸，偏爱从“容华误身”，红颜薄命去发挥，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所谓“甚美必有大恶”。
昭君所以红颜薄命，在北宋诗人看来，是基于昭君自尊自重、自信自恃、洁身自爱的品性特质，因而耻赂画师，遂被丹青所误。因傲岸卓绝之资质，而导致红颜薄命；这与士人负材使气，以致际遇乖舛有诸多相似之处，故诗人往往藉昭君以说世情，因红颜 薄命而叹怀才不遇。南宋诗人咏昭君，亦往往同时借题发挥，将蛾眉自误触类引申，而言美好招患、奇材尘埋，切合“感士不遇”主题之表述。美丽的容颜是福？还是祸？成了南宋诗人题咏昭君的焦点。有些诗人发扬唐代诗人“荣华误身”的主题，开拓欧阳修《再和明妃曲》红颜胜人，自嗟薄命的诗意，把美丽说成一种“自误”。有些诗人以王安石《明妃曲》为创作典范，取其“好在毡城莫相忆”，“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父子齐上，捅过她屄，这就是深恩？汉皇没捅过这寻常宫女就是大怨？王昭君是个黑巷妓女吗？嫖客一捅就有恩情？她感谢嫖客给了她一口饭吃？）人生乐在相知心”诸诗意，变换叙事视角，调整审美意识，进而寄托随缘任运、乐天知命之人生观，升华人格，创新作品，皆有可取。
对于王昭君“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的秀色妍姿，令汉元帝惊艳且“不自持”的美貌，究竟是祸还是福？唐宋诗人多持两端，既说其“误己”又言其“误人”。南宋诗人歌咏昭君美丽，或翻转其说，更多从倾城倾国，美人祸水各方面去论述，创造许多翻案奇作。这种推陈出新，意外自得的翻案手法，晚唐人偶用，北宋诗人大开风气，南宋踵事增华，使得昭君和亲有了新颖独特、“别生眼目”的诠释角度。翻案，为宋代诗人知性反省之体现。举证论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落实咏史诗提供资鉴教训之使命，发挥“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博观约取特色，可谓最具体而微。翻案诗至南宋而精益求精，形成宋诗特色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