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可贵，在于向不同的读者和不同的时代显示了不同的意义。文本完成后，必须依赖人的解读和阐释，才能生成意义。文本的空白愈大、未定点愈多、叙述的跨度愈大，故事主角越是圆形人物,就越能吸引读者兴味,深入而自由参与再创作1。王昭君故事的原型，以《汉书》、《后汉书》为文本，正有此种特质。
六朝、唐、宋文学对昭君和亲的歌咏，正是各个时代文人“期待视野”（ErwaHungshorizont）之体现，更是作家道德观念、审美趣味、意识形态、人生观感的心理定势2。因此，时代不同，反映也就不一。宋型文化既与唐型文化有别，故唐宋诗人同咏昭君，作品风格也就各呈异采。就解读文本而言，接受主体（作家）的心理定势不外两种：其一，证同，多表现为认同、归属、传承、接受。其二，趋异，多表现为跳脱窠臼、豪迈不羁、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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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龙协涛：《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8）， 第一章《文本对象与接受主体》，页3246。
2参考同上，“期待视野”，犹言“心理定势”，第六章《文学阅读的心理定势》， 页214—217；德国HR 姚斯，美国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走向接受美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五章《阅读视野嬗变中的诗歌本文》，页175—229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VI，《文学创作论：追随“潜在的读者”》， 页 191—230。
追新求奇方面？3这是就文学之接受而言。若就文本或作品之效果论，则有纵向的历时影响，也有横向的共时交互影响4。有时，所谓影响，并不全是历时的传承，或共时的接受，而是对前人或时人之“误读”、修正、改造，甚至于批判5。昭君故事文本具在，作品流传又成果丰硕，今研讨唐宋诗人咏昭君，拟分“接受”与“误读”二者，以考察唐宋诗之异同，以探究宋诗之传承与开拓，进而凸显宋诗之价值与地位。北宋昭君诗对唐人之接受，已别立专章讨论，今只论述南宋昭君诗对前人之接受，大抵分证同和趋异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