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和亲之故事，源远流长。在历代流传的过程中，衍生许多文本与作品。其中，有历史记载，更多的是诗歌、小说、戏曲的创作。如果以《汉书•元帝本纪》、《汉书•匈奴传》，以及《后汉书•南匈奴传》诸史传作为昭君故事的文本原型，由此而滋生之《西京杂记》、《琴操》、《王昭君变文》，以及六朝、唐代、宋代 诸多昭君题咏，则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对文本原型进行认知、揣摩、联想、触发，往往别有会心，涉笔成趣。其中攸关文本的读解，和再创造问题；换言之，就是文本的理解接受和影响误读的问题34。
试考察当年西汉与匈奴之外交史，竟宁元年（B.C.33）西部郅支单于被杀，东匈奴呼韩邪单于心惧来朝，自愿婿汉和亲，汉元以王昭君嫁之。呼韩邪以正月来朝，二月偕昭君抵胡庭，五月而元帝驾崩。昭君远嫁匈奴时，呼韩邪已老，三年而死，昭君与之生一子。新王雕陶莫皋立，复妻昭君，生二女。昭君一生之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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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郭沫若：《王昭君》，《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3曹禺：《王昭君（五幕历史剧）》，《人民文学》1978年第11期，页37—111 °
34参阅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
遇与命运，大抵如此。唐宋诗歌，元明清戏剧、小说叙写昭君和亲本事35，大多与此悖离，甚或阙而不谈。可见文学创作，有意误读文本，扬弃丑陋的本质，颠覆历史的真相，形成指涉的不可靠性36。像唐宋人咏昭君，常以误读为主题，以误读为素材，运用悬搁、遮盖、隐匿、更改各种手法，来叙述故事、塑造形象、推动情节、造成冲突，于是造成文学虚构和历史事实的悖离。诗人对文本的误读，无宁是一种革新的尝试；这种创作方式最能提供崭新的视野，和创意的观察，最便于自由诠释，挥洒才情37。唐宋昭君诗，尤其是南宋诗人所咏，在接受与误读文本之际，最具此种特色。
信息文化的传播，从上古时代之甲骨简帛，演进到中古时代之写本，已经是很大的变革。到了宋代，发明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进入印本文化时期，信息传播迅速确实，知识爆炸达到空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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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其中较著者，元代有马致远《汉宫秋》之杂剧，明代有陈与郊《昭君出塞》、 无名氏《和戎记》、《青冢记》等传奇戏曲；清代则有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梦》杂剧，及周乐清《琵琶语》。章回长篇小说，则有依据《和戎记》渲染改编之《双凤奇缘传》，凡80回。
36参考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第二部分，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美国约翰纽鲍尔《历史和文化的文学“误读”》，页122。
37同上，法国，让贝西耶《小说误读与文化素材》，页141、144、145。
38参考程焕文编：《中国图书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8），四，印本文化：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赵万里《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张秀民《南宋刻书地域考》，页 164—236 。
宋代诗人对文献信息之掌握，自较唐人方便与全面。对宋代以前诗集文集之整理，私家或官方对史乘的编纂，乘时利便有了印本的传播，书院之讲学、科举之考试，经纶满腹，资书以为诗，自然语语有本，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39。史同理，蟠胸万卷，发为评论，自然实事求是，令人信服。印本信息传播之快速确实，影响诗歌创作和诗学批评的惯性，体现了尚思辨、重怀疑的宋型文化特色40。这种特色，表现于南宋诗人咏昭君，就出现两种趋势：其一，考证文本，匡谬正误；其二，回归原典，推陈出新。分论如下：
一、考证文本，匡谬正误
北宋诗人咏昭君，大抵传承唐人所咏昭君形象而恢廓创造，盖依据《西京杂记》为文本加以敷衍。只有王洋（1087？—1154 ）《明妃曲》41，接受《后汉书•南匈奴传》为文本；其它，则多采《西京杂记》等小说家言。至南宋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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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兼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台北：里仁书局，2008）。
40参考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
第三章第四节《宋学精神•二、怀疑精神）•页292—303；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大出版社，1996.4），下篇《情理冲突•宋元第五章•技进于道），二、通论：理学流行与诗学之转折，页157—164；周裕：《宋代诗学通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1），甲编第三章〈三、月印万川的理性精神》，页90—101。
41《全宋诗》卷1687，页18937。
王楙(1151—1213)《野客丛书》，始考察昭君故事有关史传与小说之出入，以及公主琵琶与明妃琵琶之纠葛。其言谓：
明妃事，《前汉匈奴传》所载甚略，但曰……，而《西京杂记》甚详。《后汉匈奴传》载此，与《记》小异。如《杂记》，则是昭君因不赂画工之故，致元帝误选己而行。如《后汉》所说，则是昭君因久不得见御，故发愤自 请而行。二说既不同，而《后汉》且不闻毛延寿之说。《乐府解题》所说，近《西京杂记》；《琴操》所说，近《后汉匈奴传》。然其间又自有不同。《琴操》谓单于遣使朝贺， 帝宴之，尽召后宫，问谁能行者？昭君盛饰请行。如《琴操》所言，则单于使者来朝，非单于来朝也。昭君在帝前 自请行，非因掖庭令请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汉》既略，当以《后汉》为正，其它纷纷，不足深据。(宋王楙《野客丛书》卷7《明妃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楙对昭君和亲故事的理解，经过史传与小说之对照，发现其中的详略出入，正误异同。这个理解，在宋代文献丰富，传播迅速，疑古精神盛行，崇尚思辨学风的氛围中，是一种自觉的发现，有意的考察。唐诗名家如李白《王昭君》其一称：“生乏黄金买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称：“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白居易《青冢》称：“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李商隐《王昭君》亦称：“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诸家所咏之昭君，大抵依据《西京杂记》等小说家言、误读文本的结果，造成对昭君故事原型的修正与改换42。与史传最明显的不同，为增添昭君不赂画工一节，甚至特书画工姓名为毛延寿云云。诸家于此，汉民族的优越感形成本位主义，于是形成集体潜意识，表现在诗中，遂以昭君之和亲为悲怨，为不幸，完全漠视和亲使命之神圣，对昭君和亲、生子、与再嫁，也未表达应有的关切。所以，唐代诗人笔下的王昭君，已经不完全是历史的原型。对事件情节的选择和扬弃，取决于诗人的心理定势，表现为“价值取向”和“期待视野” 43；宋型文化和唐型文化不同， 诗人的心理定势、价值取向、期待视野也就有所差异44。 琵琶，是唐宋以来诗、词、变文、小说、戏曲中，述说昭君不幸遭遇的主要媒介。唐宋文学有关昭君故事的情节，如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悲、青冢恨诸描写主题，琵琶作为道具，皆不可或缺。然翻检《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西京杂记》最原始之文本，皆未载昭君弹奏琵琶事。盖作俑于晋石崇《明君词》，唐宋人穿凿附会，踵事增华，而后人习焉不察，遂弥离其本。此种误读接受之情形，经南宋王楙、程大昌辩说，遂昭然若揭，如：
傅玄《琵琶赋序》曰：“故老言汉送乌孙公主嫁昆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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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参考朱立元、陈克明：《比较文学影响论——误读图未》（板桥：骆驼出版社，1992.11），<译者前言>，页6。
43参考龙协涛：《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第六章〈文学阅读的心理定势〉，页214—217。
44参考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载《汉唐史集》（台北：文化公司，1977.9），页339—382。
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马上奏之。”石崇《明君词》亦曰：“匈奴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则知弹琵琶者，乃从行之人，非行者自弹也。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词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鲁直《竹枝词》注引傅玄序，以谓“马上奏琵琶，乃乌孙公主事，以为明妃用，盖承前人误。”仆谓黄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词》故耳。（宋王楙《野客丛书》卷10，《明妃琵琶事》）
琵琶所作，为乌孙公主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之，姚令威辨以为误，是矣。然《玉台新咏》载石崇《明妃词序》 曰：“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声，故书之于纸。” 则崇之《明妃》诗尝以写诸琵琶矣。郭茂倩著为《乐府》，遂载崇此词，入之楚调中。楚调之器凡七，琵琶其一也。则谓明妃为琵琶词，亦无不可。（宋程大昌《演繁露》卷3，《明妃琵琶》，《儒学警悟》卷13）
王楙自觉地发现：“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词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试考唐宋以下之明妃图、明妃诗词、明妃故事，对昭君形象的描述，就接受的“心理定势”而言，确实如此。检索《全唐诗》之咏明妃，写其命薄、不遇、出塞、饮恨、怀乡、思归，卷十九“相和歌辞”载存二十四题二十九首，只有刘长卿《王昭君》、李商隐《王昭君》二诗，藉琵琶写怨。卷二十三”琴曲歌辞”，载存昭君诗四题四首，未尝言及琵琶。唐代其它诗人题咏昭君尚有26首，除杜甫《咏怀古迹》 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夸张明妃之怨恨，李成用《昭君》诗言：“千秋青冢骨，留怨在明琴”外，皆未以琵琶入诗，更未言昭君自弹琵琶。至北宋诗人咏明妃，受杜甫影响，选择琵琶作为形象，以挥洒其传恨与留怨之主题者遽增，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妃作》、韩维《和王昭君》、曾巩《明妃曲》其二、刘敞《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沈辽《昭君操》、黄裳《昭君行》诸名篇45，皆是五言、七言长篇古诗，多为咏明妃诗之翘楚，要皆以“琵琶”作 为传恨或留怨之媒介。其它诗人咏明妃，顺带略及琵琶者更所在多有。至南宋87首咏昭君诗中，藉琵琶之写怨传恨，塑造昭君哀怨不幸形象者，即有三十首，足见王楙之说信而有征。诗人咏昭君，所以弥离历史事实，缘于误读文本，积非成是，于是习焉不察、陈陈相因，因此有必要追源究本，考征求真。
王楙《野客丛书》援引傅玄《琵琶赋序》称：“弹琵琶者，乃（乌孙公主）从行之人，非行者（乌孙公主）自弹也”，辨说明确，信而有征。黄庭坚《竹枝词注》序称：“马上奏琵琶，乃乌孙公主事，以为明妃用，盖承前人之误”，已明示误读之所由来，足以匡谬正俗，端正视听。至于王楙批评黄庭坚此说：“是不考石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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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王安石、欧阳修、韩维、曾巩、刘敞、司马光、沈辽、黄裳诸家咏昭君，依序分见于《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5、1998）卷 541，页 6503 ；卷 289，页 3656 ；卷 420，页 5153 ；卷 457，页 5552 ；卷 478，页 5780 ；卷 499，页 6044 ；卷 717，页 8264 ；卷 939，页 11042。
妃词》”，则不免胶柱鼓瑟之见。关于石崇《明妃词》之考证“琵琶”来由，程大昌《演繁露》曾加以申说，其精义有二：一、追究弹奏琵琶，张冠李戴的错误，所谓“琵琶所作，为乌孙公主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之。”二、(乌孙)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有别，后人模拟联想，误合为一，所谓“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 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尔也”，以彼例此想当然 耳，是造成误读的主因之一。程大昌同时认为：石崇《明妃词》“写诸琵琶”，郭茂倩《乐府诗集》加载楚调，以此推论“明妃尝为琵琶词”：然昭君“为琵琶词”，与昭君“自鼓琵琶”，分明是二事，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南宋评论家，在唐宋昭君歌咏多达140余首，昭君形象塑造渐趋固定的情势下，追本究源，厘清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之异同，考察“误读”之原委。其中，自有宋文化重议论、尚怀疑、贵创造之意识在。
赵文(1239—1315 )《昭君词序》称：王安石(1021—1086)(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以为“用《琴操》本意，而读者往往不察”。其实，王安石《明妃曲》此二句诗意，未必坐实来自《琴操》。嘉佑二年(1059)十月间，王安石伴送契丹使臣到宋辽交界处，亲身经历宋辽战场和边防要地，有感而发，遂有此寄托之作46。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在徽钦北狩(1127)，北宋亡国之后，曾受到宋高宗(1107—1187)及其臣下肆意的污蔑，以为“背君父之恩”，“坏天下人心术”，可谓望文生义，集“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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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参考漆侠：〈王安石的〈明妃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总第23期，页67—70；又•张高评：<王安石<明妃曲>及其写作特色），《国文天地》15卷12期，页62—67。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冲对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数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佑。……”上又论王安石之奸曰：“至今仍有说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至直如此。”冲对曰：“昔程颐尝问臣：‘安石为害于天下者何事？’臣对以‘新法’，颐曰：‘不然！新法为害未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盖已坏了天下人心术，将不可变。’臣初未以为然，其后乃知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为无穷之恨。至于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只罪过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
范冲尝对高宗云：“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独王安石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之僭非其罪，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者也。”临江徐思叔（得之）亦尝病荆公此语，谓有卫律、李陵之风，乃反其意而为之，遂得诗名于时。其词云云。（赵与时《宾退录》卷2，《全宋诗》卷2234,页26837 ）
范冲（1067—1141）假借程颐一席话，对王安石《明妃曲》作断章取义，深文周纳的诠释，说昭君“以失身为无穷之恨”，更以“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如刘豫之流之罪过相影射，甚至 讥弹《明妃曲》为“坏天下人心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宋室南迁，高宗即位后，为开脱宋徽宗亡国的罪责，于是重拾杨时（1053—1135）攻讦新党的牙慧，把北宋亡国的罪责推卸给蔡京，又拐弯抹角归诸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47。王安石《明妃曲》惨遭扭曲误读，其中自有政治忌讳在48。由范冲对《明妃曲》的曲解，可见政治对文学的干扰。文学的误读，因缘多方，意识形态为其中一大来源49。赵与时（1172—1228）《宾退录》载徐得之《明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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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杨时指斥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云云，见《龟山集》卷1，《上钦宗皇帝》其七。类似之论，尚有崔鷃《上钦宗论王氏及元佑之学》，载《宋文鉴》卷62 ；李光《庄简集》卷8，《上钦宗论王氏及元佑之学》；详参南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83，《儒学门学术》，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古史研究中心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页 899—901。
48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为王安石《明妃曲》辨诬》，页45—49 。这种政治的成见和偏见，也影响到文集与文献的编选，如吕祖谦编选《皇朝文鉴》，赵汝愚编选《皇朝名臣奏议》即是显例，参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邓广铭《弁言》，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页 2—4。
49参考余英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再论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12,七刷），页53—122。
亦以“荆公此语，谓有卫律、李陵之风”为病，可见这种“曲解”、“误读”对文学批评与创作之影响。赵与号《娱书堂诗话》卷下 谓：“《明妃曲》，古今作者多矣，近时徐思叔得之所赋一篇，亦为时人脍炙”，积非成是，辗转误读，居然造成风行天下，则“误读”之影响，的确不可小觑。
二、回归原典，推陈出新
王昭君和亲之故事，历经四唐与北宋，诗人纷纷针对《汉书•匈奴传》及《后汉书•南匈奴传》原始文本作接受与诠释。由于文本的空白处大，未定点多，叙述的跨度宽广，于是提供作家许多创作的空间。如叙写昭君冷落汉宫，肇因于拒赂黄金，以致图画失真、容华误身。于是而有出塞泪、异域悲、琵琶怨、青冢恨诸不幸。种种曲解、误读，都跟骚人墨客的“期待视野”有关50。对于昭君诗之题咏，北宋诗人相对于唐代，无论故事情节、形象塑造、人生观感、审美意识，自有许多认同与传承，更有许多跳脱窠臼，及追新求奇之见。
唐宋诗人咏昭君，取材多方，八成以上从《西京杂记》等小说触发缘饰。间有回归原典，折衷于史传者。至南宋诗人咏昭君，除发扬唐诗悲怨的传统，误读昭君拒赂黄金、误信延寿图画失真外，往往有诗人运用思辨，考求信实，回归史传者。别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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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参考黄永武：《昭君不怨》，《珍珠船》（台北：洪范书店，1985.3），页1—15 ； 许钢：《咏史诗与中国泛历史主义》（台北：水牛出版社，1997.8），第二章《历史的道德化与象征化》，论述王昭君在道德化和象征化中，“有各种不同的形象”页81—95。
另辟溪径的自觉十分明显。由于印本文化的蓬勃发展，及史学的空前繁荣，加上宋学怀疑精神的发用刃，于是南宋诗论家及诗人，不约而同，对前人或时人之曲解、误读，提出修正、改造、创发，甚至批判的意见，往往回归原典，取证史书。考察南宋诗人之诗思，一则感叹“《琴操》最抵牾”，“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再 则痛斥诗人“多遗其事实”，三则遗憾“读者往往不察”，四则痛斥“沿袭之误”；以如是考辨求真之精神，加上不由故道的取径，转化为创作，自然扬弃陈俗，戛戛独造。其中有考证明白，见诸文字者；亦有依据正史，见于诗篇者。如：
《汉书》竟宁元年，呼韩邪来朝，言愿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字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复妻之，生二女。范晔书始言：“入宫久不见御，积怨掖庭，因请行。单于临辞大会，昭君丰容靓饰，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惊悔，欲复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晔不言呼韩邪愿婿，而言赐五宫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与前书皆不合。其言不愿妻其子，而诏使从胡俗。此自乌孙公主，非昭君也。《西京杂记》又言：“元帝使画工图宫人，宫人皆赂画工；而昭君独不赂，乃恶图之。既行，遂按诛毛延寿。”《琴操》又言：“本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穰以其有异，人求之不与。年十七进之，帝以地远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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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宋衍申：《宋代史学在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松辽学刊》1984年2期；吴怀琪：《宋代史学思想史》（合肥：黄山书社，1992.8）；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三章第四节《宋学精神》，二、怀疑精神，页292—303。
欲赐单于美人。墙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盖其事杂出，无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要之《琴操》最抵牴牾矣。（韩驹《题李伯时画昭君图序》，《全宋诗》卷1439,页16585 ）
昭君十七进御时，举步弄影台蛾眉。自怜窈窕出绝域，八年未许承丹墀。在家不省窥门户，岂知万里从胡虏？丰容靓饰亦何心，尚欲君王一回顾。君不见班姬奉养长信宫，又不见昭仪举袂前当熊？盛时宠幸只如此，分甘委弃匈奴中。春风汉殿弹丝手，持鞭却趁奚鞍走。莫道单于无厚情，一见纤腰为回首。含悲远嫁来天涯，不知夔州处女髽。寄语双鬟负薪女，炙面慎勿轻离家！（韩驹《题李伯时画昭君图》，《全宋诗》卷1439，页16585 ）
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汉书》卷96,《西域传》，页3903—3904 ）
试考《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公主刘细君和亲事，举凡单于年老、公主悲愁、自为作歌、天子令从胡俗、细君再嫁新王诸情事，与《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和亲事相较，足证《后汉书》之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实对《汉书》之误读接受而来。韩驹(1080—1135)《题李伯时画昭君图序》，比较《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琴操》四书记述昭君事迹之异同，总结称：“自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要之，《琴操》最抵悟矣！”韩驹《题李伯时画昭君图》，既不状写汉宫秋、出塞愁，也不铺叙异域泪、青冢恨，只勾勒昭君“自怜窈窕”、“丰容靓饰”，却委弃匈奴，远嫁天涯。由于故事情节大抵依据《汉书》、《后汉书》，而不取《西 京杂记》或《琴操》等小说家言，故叙写昭君，令人耳目一新。可见匡谬正俗，拾遗补阙，将有助于“奇特解会”与推陈出新，取材不同故也。又如：
石崇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亦然，非昭君自弹琵琶也。”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席上请行。单于得昭君，大喜。献白璧一双，骏马数疋而已。昭君留北地，作《怨思》之歌，传于汉，后为此辞者多遗其事实。(姚宽《昭君曲序》，四库本《江湖后集》卷9，册1357，页825 ；《全宋诗》卷1969，页22061 )
汉宫深锁千蛾眉，妒宠争妍君不知。昭君自恃色殊众，画师忍为黄金欺。当时望幸君不顾，泪湿花枝怨无主。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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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琴操》所载《怨旷思惟歌》，与《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公主刘细君“自为作歌”歌词内容大同小异；其它所谓“更娶”、“胡礼”云云，也都是对 《西域传》细君和亲之误读。
按图聘绝域，慷慨尊前为君去。萧萧车骑如流水，惨淡风沙千万里。昔年公主嫁乌孙，妾身况是良家子。自嗟薄命无归路，弱质安能事强主。可怜宫锦换辖裘，忍变故音作新语。马上琵琶送将远，行路闻之亦凄断。寄书空忆腐南飞，只有怨歌传入汉。汉家失计何所获，羽林射士空头白，白璧骏马无时无，倾国倾城难再得。(姚宽《昭君曲》，《全宋诗》卷1969，页22061 )
姚宽(1105—1162)《昭君曲序》并引石崇《明君词序》,及《琴操》所载《怨旷思惟歌》，除辨证昭君未尝自弹琵琶外，又质疑后人咏昭君“多遗其事实”。所谓“事实”，语意含糊，也许指后人歌咏昭君，多不采用《琴操》所载“事实”；然韩驹已指出《琴操》与他书相较“最牴牾”。要之，姚宽此作，极欲匡谬正误，夷考其实，犹沿用《西京杂记》所叙“黄金欺”、“丹青误”诸主题，仍是“误读”历史。姚氏所作《昭君曲》诗分三段：冷落汉宫时，渲染其“自恃色殊众”；出塞和亲，则铺写其“自嗟薄命”；评价和亲事件，则遗憾“倾国倾城难再得”，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至。不过，“画师忍为黄金欺”，仍然未能免俗，误读《西京杂记》之文本而不觉。
南宋诗人题咏昭君，作诗而不忘考证求真，回归原典，取证历史事实者，尚多有之，如：
自石季伦始赋昭君曲，以后作者浸多，不容措手。每恨沿袭之误，作汉初和亲意着咏，非也。又按竟宁元年，呼韩既婿汉氏。其年五月，宫车晏驾矣，因并除之。不惟袪词人之失，亦以解昭君于地下云。（黄文雷《昭君行序》，四库本《江湖小集》卷50，册1357，页380 ；《全宋诗》卷 3448，页 41083 ）
君不见未央前殿罗九宾，汉皇南面呼韩臣。无人作歌继大雅，至今遗恨悲昭君。丙殿春闲斗冯傅，掖庭新花隔烟雾。票姚枉夺燕支山，玉颜竟上毡车去。人生流落那得知，不应画史嫌蛾眉。痴心只共琵琶语，归梦空随鸿鸠飞。穹庐随分薄梳洗，世间祸福还相倚。上流厌人能几时，后来鹫啄皇孙死。野狐落中高台倾，宫人斜边曲池平。千秋万岁总如此，谁似青冢年年青。（黄文雷《昭君行》，《全宋诗》卷 3448，页 41083—41084 ）
黄文雷（ 1250年进士）《昭君行序》言：历代咏昭君之作极多，“每恨沿袭之误，作汉初和亲意着咏，非也”，故序言备列史实，用资考信。案：汉朝自武帝至元帝，对匈奴与乌孙的和亲政策，大抵采取主动积极，用意在安抚羁縻边疆少数民族。只有西汉初年，匈奴强大，威逼王朝，汉朝只得采取权宜妥协的政策， 忍让、屈辱、被动、消极跟匈奴和亲。但唐宋诗人题咏昭君和亲，却不管这些史实，甚至故意误读历史、错置时空，张冠李戴，将汉元帝时代安抚羁縻的和亲政策，硬说成“忍让屈辱”的“和番”使命。这种“误读”，其中自有唐宋诗人的“心理定势”和“期待视野”。再看黄文雷所作《昭君行》，咏昭君之和亲，虽不免沿袭 《西京杂记》情节，感慨“画史嫌蛾眉，痴心只共琵琶语”；而其创意，则在归结到“世间祸福还相倚”之主题，而盛赞青冢常青，和亲不朽，立论果然独具慧眼，未经人道。又如：
万里来朝拜宠归，琵琶下马册阏氏。虚传千古和戎话，不道当年虏自衰。（车若水《明妃》，《全宋诗》卷3397,页40427 ）
《琴操》载：昭君，夔王穰女，端正闲丽。穰献于元帝，帝不幸，积五六年，每游后宫，常怨不出。后单于遣使朝，帝宴之，召后宫，昭君盛饰至。帝问欲以一女使单于，能者往。昭君越席愿往。时单于使在旁，帝惊恨不及。昭君至，单于大悦，以汉厚我，报汉珍宝。昭君恨帝不见遇，作《怨歌》。单于死，子世达立。昭君谓之曰：“为胡者妻母，汉者更娶。”世达曰：“欲作胡。”昭君乃服药死。 荆公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盖用《琴操》本意，而读者往往不察。（赵文《昭君词序》，《全宋诗》卷3611，页43236 ）
蜀江洗妍姿，万里献君王。君王不我幸，弃置何怨伤。君王要宁胡，借问谁能行。女伴各惧怯，畏此道路长。慨然欲自往，诅忍别恩光。倘于国有益，尚胜死空房。行行涉沙漠，风霜落红妆。得为胡阏氏，揣分已过当。单于感汉恩，边境得安康。一朝所天死，掩泣涕沾裳。胡俗或妻母，何异豹与狼。仰天自引决，爱此夫妇纲。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可怜千古无人说，只道琵琶能断肠。（赵文《昭君词》，《全宋诗》卷3611，页43236—43237）
车若水（？—1275）《明妃》诗，除“琵琶”一词，误读乌孙公主琵琶，久借为昭君琵琶外，其余叙写，要皆切合历史事实。据《汉书•匈奴传》：竟宁元年，西部匈奴郅支单于被杀，东匈奴呼韩邪单于势孤力单，于是在“诚惶诚恐”、心存畏惧的心态下来朝，表明“婿汉和亲”，完全出于自愿；所以，车若水作诗断定“当年虏自衰”，是符合史实的。唐宋诗人咏昭君，或“以史为咏，正当于唱叹处写神理”，或“捣碎古今巨细，入其兴会”，或“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53，无论写神理，入兴会，生耳目，考其归趣，大多出于“误读”。黄文雷( 1250年进士)《昭君行序》已自觉认知，历代赋昭君“作汉初和亲着意咏”，为“沿袭之误”：车若水《明妃》诗所谓“虚传千古和戎话”者，亦指此种积非成是之“误读”而言。赵文《昭君词》，“得为胡阏氏”以下八句，所述大抵与《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事迹近似，是回归原典之作。然“仰天自引决”以下六句，援用《琴操》“宁死不再嫁”之主题，及唐代杜甫以“琵琶写怨”之诗旨，就原始文本《汉书》而言，亦难免乎误读。
《春秋》学发展至唐代中叶，往往破碎书法，变乱口义，甚至深文周讷，遇事曲解，韩愈遂提出“《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终究始”的主张。物极则必反，人穷则返本，昭君题咏亦然。唐宋咏昭君诗，无论接受或误读，既已琳琅满目，令人眼花撩乱。欲跳脱窠臼，创发新意，返本归宗，取证历史，可以生发无限，自是取径之一。南宋诗人咏昭君，取材多方，有考征史实，而回归原典者，以陈普(1244—1315)《王昭君五首》最具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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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语见清•王夫之《唐诗评选》卷2•李白《苏武》诗评；王夫之《明诗评
选》卷2；南宋费衮《梁谿漫志》卷7。
昭阳柘馆贮歌儿，恨杀陈汤斩郅支。胡草似人空好色， 春光不到二阏氏。
宁胡名号正当时，且有安栖得哺儿。胡草似人空好色， 青青合为故阏氏。
出嫁毡裘得几时，昭阳柘馆贮歌儿。蛾眉莫怨毛延寿， 好怨陈汤斩郅支。
呼韩骨冷复雕陶，夜夜穹庐朔月高。为问琵琶弦底话， 得无一语诉腥臊？
甫出车延玉座倾，黄金无复赎娉婷。骚人更望胡人返， 不识松楸拱渭陵。
（陈普《王昭君》五首，《全宋诗》卷3650， 页 43808—43809 ）
陈普《王昭君》诗五首，最长于遗妍之开发。陈氏题咏昭君，不沿袭前人取材《西京杂记》或《琴操》，所谓不由故道，“不向如来行处行”，特立独行，取材史书，故诗意不凡，生面别开。第一第二首，盛赞昭君姿色与胡妇美德；第三首，推究昭君远嫁缘由，在“陈汤斩郅支”；第四首，藉琵琶弦底，关心明妃再嫁之心情；第五首，叙写昭君一去不返，而渭陵墓木已拱，诚如杜甫《哀江头》所谓：“去住彼此无消息”，白居易《长恨歌》所谓：“一别音容两渺茫”。陈诗为五绝，每诗皆有自注，大抵述所作取证史事之原委，如第一首自注云：“元帝好德，不留心女色，故昭君隐掖庭不得见。成帝自为太子，以好色闻，即位，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卒废许后、班姬，宠赵飞燕姊妹，以绝继嗣，成王氏之篡。飞燕 本公主家歌者，帝见而悦之。昭君之嫁单于，则以陈汤、甘延寿斩郅支单于，呼韩邪心惧来朝，愿婿汉自亲，而以昭君予之。正月来朝，二月到胡庭，五月而元帝崩，其薄命盖在于此。机关枢纽之所发，以陈汤、甘延寿之故也。”第五首自注云：“王昭君诗人模写多矣，大率述其嫁胡之悲哀，而未及详当时之事也。暇日看史，见其本末，犹有可言”；由于叙事视角，取证史书，凭借既不同，故所作多能言人所未言。54宋人对“遗妍”之开发，弹精竭力，由此可见一斑。
